微电子与智能医疗器械:例谈公文语言的错位倾向

例谈公文语言的错位倾向

    行政公文写作讲究语体特色，于平淡中见功力。张寿康先生在《实用语体的研究与教学问题》一文中指出，应用文体最重要的是探索使用的语言特色。公文语言既要合乎特定文体(公文种类)的要求，合乎社会语言环境的需要，又要合乎发文机关在行文关系中的地位。国务院2000年8月24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中第二十五条要求草拟公文应当做到“情况确实，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求简短。”而社会上一些行政公文在语言运用上经常出现错位现象，不符合公文语体的总体要求和风格，不符合明晰、准确、简朴、庄重的要求。其主要表现有口语化倾向、感情化倾向和散文化倾向：
　　一、口语化倾向　语言是文章的第一要素，是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不同文体的语言各具特色，在运用语言时必须考虑到文体的特点及要求，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失去了文体特色。如果在公文中大量使用口语化语言，必然失去了公文明晰、庄重等特色，甚至令人不知所云。公文中日语化倾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滥用方言。如广州人把自行车写成“单车”，把骑车载人写成“骑车搭人”，把红灯亮时越线写成“冲红灯”，甚至把处罚凭单写成“牛肉干”，把做好了写成“搞掂”。在公文写作中除了作为群众语言而少量引用外，一般不能滥用方言。滥用方言，必然会使语言轻巧虚浮，失去公文语言庄重、规范的特色。
　　(二)滥用口语。如下面病句：“错误列支的，务必纠正。今年的要纠正，去年的也不要放过。今后不论超产奖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奖那个奖，统统都得在利润中支付。”以上的“不要放过”、“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奖那个奖”、“统统”等全是口语，应改用规范的书面语“也要纠正”、“巧立名目的其它奖项”、“一律”等。
　　(三)滥用俗语俚语。如有一份批复，文中肯定下级机关增设便民信箱举措时，竟借用这句电影台词：“高，实在是高”。在公文中运用乡谚俗语、歇后语之类语言，近乎油腔滑调，失去了公文严肃庄重的文气，也失去了公文法定权威性的特点。
　　(四)滥用外来语。对一些已通用的外来语，如拖拉机、俱乐部、爱滋病等当然可以适当使用，而对未经规范化处理的外来语，如“的哥”、“阿蛇”、“密丝张”等内外夹生的词语，原则上不能搬上公文。这些内外夹杂的词语，不仅与公文语言规范庄重不符，而且与明晰、朴实的要求相悖。
　　(五)滥用缩略语。对一些尚未约定俗成的缩略语，在公文写作中应慎用，避免发生歧义。如在一份函中写着商购“黄白芝麻”品种，这里是指黄色和白色的两种芝麻，还是指黄白相间的一种芝麻，只有发函者知道了。类似这样的缩略或简称，原则上应先用全称或作补充说明；而在规范性公文写作中，一般不宜使用。
　　二、感情化倾向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若修辞与题旨情境相脱离，必然造成语体错位，轻则闹出笑话，重则给工作带来损害。在公文中就常见滥用修辞手法，以致出现感情化倾向，其中包括：
　　(—)在上行文中滥用比喻，过分谦恭。例如，把上级的正确领导比喻为“阳光雨露”，把上级的有力支持比喻为“及时雨”等，这是文学作品的常见修辞方法，但出现在一份报告或请示中就是一种错位现象。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必然趋向感情化，这样的修辞，就与公文的主旨、语境不相适应，也与公文语言的简朴平实风格不相符。
　　(二)在下行文中滥用讽刺，变相训斥。例如某上级单位认为下级单位申报开发项目贪大求全，本来应在批复中指出其条件不成熟等原因，因而暂不可行即可，但撰稿者却在批复中写上“火鸡学孔雀，越学越走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字样，进行讥讽挖苦。这种错位语言，把公文写成杂文，失去了公文严肃庄重的特色。
　　(三)在平行文中滥用夸张，开战对骂。如广州某宾馆的芳邻某小学在函告对方厨房排出油烟气味时，夸大其辞：“铺天盖地而来，形同谋杀”；而对方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在复函中说，“贵校尽污蔑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又如某工厂因没有及时收到向某大学预订的教材，便给该大学发函查询，函中竟写上“我们怀疑这里有无贪污、挪用的可能，或其他什么伎俩，一些所谓教育人民的人，打着名人专家的旗号，干着欺骗工人群众的勾当”。于是彼此唇枪舌剑，不可收拾。这些攻击谩骂的语言，可谓文革时期恶劣文风的翻版，与准确庄重的公文语言相去甚远，与措词得体、以礼相待的函的语言相距十万八千里。
　　(四)在函中滥用敬语，近乎肉麻。函属平行文，行文时应不亢不卑，平等待人。但不少撰稿者为了尊重对方，以求办事顺当，常常滥用敬语雅语，恭维逢迎。其中搜罗什么“如同再生父母”、“大恩大德，没齿不忘，永将图报”之类词语，还有“如获恩准，可谓雪中送炭，我们如久旱逢甘露”，“将为我单位作出极其伟大的贡献”等等。这些近乎庸俗肉麻的语言，与准确、简朴、庄重的公文语言格格不入。
　　三、散文化倾向　叶圣陶先生曾指出：“为节省看公文的人的精力和时间，公文就应该写得简而得要。”(《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在公文写作中，应字约而文丰，即以较少的语言载体，传达较大的信息量。曾巩在《南齐书目序》申说：“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投，其言至约，其体之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这里把公文语言的简约和体裁结构的完备结合起来，阐明公文语体特色。但一些公文却反其道而行，出现散文化倾问，其中包括：
　　(一)滥用描写性语言，轻浮花哨。在公文写作中，有些人为追求形象生动而堆砌修饰词语，以致损害了公文语言的庄重性。如在一份公函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在这金光灿灿、步履辉辉的改革年代……鸟瞰三江情报……”这样的形容和渲染，只能给人以卖弄词藻、华而不实的感觉。公文推崇质朴明白的语言，不求词藻华丽。如老子所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华而不实，装腔作势是公文语言的大忌。
　　(二)滥用抒情性语言，不伦不类。在通报、报告等陈述性较强的公文中，不时发现一些抒情性的语言。如在一份表扬性通报中，撰稿者在对先进事迹作简要评析时，用抒情代替议论：“他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文明的赞歌，多么嘹亮，多么优美！”、“他就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那样鲜艳，那样夺目！”这些诗化的词句虽然感情洋溢，扣动人心，却破坏了公文简朴庄重的特色。公文也讲究文采，那是纯朴自然的文采，具体表现在其语言高度精练、典雅庄重等方面，诸如习惯语、敬语、雅语、四宇格古语、介词结构和“的”字结构等，真正要在平淡中见功力。
　　(三)滥用复句，不会分条例列。例如在一份通告中，顺列下面几个同类型结构的句子：“无证驾驶机动车者予以罚款500元；酒后驾驶机动车者予以罚款500元，驾驶无牌证机动车者予以罚款500元”。这些多次重复的语言，貌似加重强调，实则啰嗦拖沓，与明晰、简朴的公文语言相去甚远。这里应用例列法，将同类型句子中的主语例列于后：
　　下列违章者，一律处以罚款500元：
　　1.无证驾驶机动车者；
　　2.酒后驾驶机动车者；
　　3.驾驶无牌证机动车孝。
　　(四)滥用提行，以致无端跳跃。如有份会议通知，把会议名称、宗旨、时间、地点、与会者、报到事项、准备材料、会议议程等内容，分成十多个自然段，结构零散，缺乏纲目，使人难以卒读。会议通知的正文，一般在概述会议宗旨、名称等之后，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过渡句承上启下，然后把通知内容分条列出。《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要求草拟公文应当做到“结构严谨，条理清楚”，要求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这里强调内容较复杂的公文，其层次结构一般应分条分项，列出明确观点，而不能像散文跳跃式提行，由读者去品味、补充。
　　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说： “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文洁才能事明，文繁必然事隐。行政公文写作，实话实说，简洁明白，多用直叙、概述，不用倒叙、插叙；只用直笔，不用曲笔；只作简要说明，直接议论，不用描写、抒情和旁征博引。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明晰、准确、简朴、庄重的公文语言总体要求，体现出公文语体特色。等陈述性较强的公文中，不时发现一些抒情性的语言。如在一份表扬性通报中，撰稿者在对先进事迹作简要评析时，用抒情代替议论：“他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文明的赞歌，多么嘹亮，多么优美！”、“他就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那样鲜艳，那样夺目！”这些诗化的词句虽然感情洋溢，扣动人心，却破坏了公文简朴庄重的特色。公文也讲究文采，那是纯朴自然的文采，具体表现在其语言高度精练、典雅庄重等方面，诸如习惯语、敬语、雅语、四字格古语、介词结构和“的”字结构等，真正要在平淡中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