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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知识分子 保罗·伯曼著 吴万伟 译

吴万伟译　刊发时间：2010-06-05 02:57:08　光明网-光明观察=========================================================

监狱知识分子

保罗·伯曼 著吴万伟 译

    I.

　　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开头几页读起来令人恐怖。作者用了几句话的篇幅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神秘的宏大的哲学主题之一揽入怀中，用他娴熟的诗歌技巧把他的宏大主题简化浓缩成几个简单的形象：

　  牢门在 罗贝修福身后呯的一声关上了。

　 他仍然靠着墙呆了几秒钟，点上香烟。在他右手边的床上有两个比较干净的毯子，稻草床垫看起来是新铺的。左手边的洗脸池有塞子，不过水龙头还管用。水池旁边的盒子刚刚消过毒，并没有发出难闻的气味。两边的墙壁都是坚硬的砖头，可吸收水龙头的声音，在暖气和排水管穿透的地方，被灰泥抹得非常好，能够发出回声。而且，暖气管本身似乎能传递噪音。窗户就在眼睛平视的高度。罗贝修福抬眼透过窗户栅栏向外观看：白雪、明月、银河、正步走的哨兵、电灯的黄色光线。

　　你记得罗贝修福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坚定战士。从前作为高级党代表，为了苏联的利益，他总要求世界各地的党员干部执行共产党的纪律。如今自己的同志指控罗贝修福犯下各种荒谬的罪行，并把他押上法庭审判，虽然他真正的罪行是对我们所知的斯大林这个一号人物的不满，拥有一些谨慎的、有道理的保留意见而已。凯斯特勒描述罗贝修福最终屈服。在监狱被审讯的过程中，出于对党的纪律和信仰的忠诚,他应该承认针对他的每一项荒谬指控，应该公开忏悔。他应该欢迎我们都知道的不可避免的处决，正如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其他早期布尔什维克领袖在1930年代后期在莫斯科审判时遭遇的一样，令全世界震惊。凯斯特勒用经典的简洁笔法描述了整个神秘事件的发展过程。罗贝修福被准时枪决，他临终前的一些思想反映了他的困惑，自己究竟是被斯大林还是被希特勒下令处决的。

　　但是本书开头的形象贯穿始终。凯斯特勒不断回顾这个情景，每次都有些许变化。在小说的第200页前后，罗贝修福来到监狱中用来锻炼身体的院子，地上覆盖着雪，天色阴沉，小鸟在机关枪塔楼上空飞翔。考虑到死囚区的情景，《中午的黑暗》的这些简单的形象不仅令人恐怖，让人觉得奇怪的是竟然看起来很美。这种美连绵不断，有很多话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比1940年还多。凯斯特勒最终完成了初稿，安排人从维希政权时代的法国偷送到英国，并在第二年出版。

　　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写的精彩传记告诉我们凯斯特勒读过海明威的作品，这太正常不过了。凯斯特勒作为年轻的记者前往报道西班牙内战，表面上看，他是英国报纸独立的自由派记者，实际上在那时候他已经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秘密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海明威也去了西班牙，并根据这个经历写了小说是《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他自己对20世纪专制主义的思考和斗争策略。该书1940年出版，凯斯特勒的小说本来也应该是这种模式。

　　海明威小说中坚定不移的战士是左翼美国军队志愿者罗伯特·约旦（Robert Jordan）,他来到西班牙加入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和凯斯特勒的罗贝修福不同,在本书的开头几行，罗伯特·约旦看到了残酷的场景，那是一片松树林，沥青路，阳光下闪着白光的瀑布，看到的每个物体都有军事用途。但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马上认识到描述这些细节的叙述者的声音：一个忠诚的美国人受到破碎的心和时代悲剧的折磨而变得说话异常简短精炼，是对自己能摆脱多愁善感而感到自豪的多愁善感者。结果，这个寡言者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1940年的海明威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自己时代的巨大复杂性，这使得本书在当今时代难以卒读，实际上还令人尴尬。虽然如此，《丧钟为谁而鸣》的声音，它对西班牙的愚蠢的感情正如海明威小说中总是具有的特征一样确实还有一些魅力。

　　但是《中午的黑暗》开头几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一点都不清楚，肯定不是凯斯特勒本人的声音。他是匈牙利犹太人，小时候在家里说德语，在学校说匈牙利语。到了写作《中午的黑暗》时，他已经在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巴勒斯坦（他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修正派，虽然他的伟大成就是发明了希伯来语的猜字谜）、俄国（放弃犹太复国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西班牙（主要经历是在法西斯几个监狱服刑，等待随时可能的处决）、法国（在巴黎担任记者，然后再次被关进监狱，这次是维希政府的集中营，他在这里为《中午的黑暗》做了很多准备）呆过很长时间。他也采取了几个临时性措施朝着未来的英语作家的职业生涯迈进。他在西班牙监狱里学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

　　什么样的文学人物---那些奢侈的、精通多种语言的、拥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经历的人加起来构成书中可以听得见声音的人物性格呢？某种巴洛克式的中欧国际主义者，当然。或者后来成为一个具有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泛欧洲身份认同的人。不管怎样，众多的经历加起来构成对各种多愁善感极端厌恶反感的特征。这些使得他偏爱抽象思维和偶尔沉溺于形而上学幻想中。

　　斯卡迈尔引用了凯斯特勒1952年的自传《空中飞箭》的开头一段。其中，凯斯特勒解释了他总是对"命运语言"感到着迷。他写到，"星相学是建立在人是由空间环境形成的信念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相信这两个说法都是真实的。"星相学马克思主义或许成为走的太远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但是显然，凯斯特勒就是这样想的：坚信命中注定的事物，极端的决定论。这是《中午的黑暗》开头几句话的意思。稻草床垫、洗脸池、厕所、排水管---这些都是人类最基本需要的迹象和现实。低俗的马克思主义。透过装有栅栏的窗户往外看，银河和月亮是最高贵的宇宙命运的迹象。物质和星空。让人感到震惊的星相学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语言"结果成为凯斯特勒小说的风景。

　　《中午的黑暗》的整个剧本包括在凯斯特勒的英雄尽最大努力地与命运的星相和物质力量做斗争。这种斗争在开头几句就已经开始。到了第六句，罗贝修福已经明白，他可以通过敲打水管与其他囚犯交流，像囚犯的"二次函数符号系统"，无论住在隔壁牢房里的人是谁。我们认识到罗贝修福的战场将是巨大的和算计好的，真正英雄的斗争具有敏锐的智慧、高超的适应性、以及依靠自己的惊人力量。而且，在第一页结束前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凯斯特勒已经创作了普通心理小说或社会小说或政治小说所没有的东西。他讲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一个具有反抗能力和无尽意志的男子汉的故事，他将与绝对命运的宇宙和非宇宙力量进行大无畏地斗争。

　　II.

　　1930年代一群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热心于普罗米修斯神话，冲动的核心是美国。在那里，这群人把共产主义运动放在普罗米修斯及其斗争的背景下描述。埃德蒙顿·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代表作《到芬兰车站》就是围绕普罗米修斯主展开的。顺便说一下，这本书也是在1940年出版的。威尔逊的书提出了过去几个世纪社会科学观点的历史，能够发现和优化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和后来的观点，即通过强有力地干预历史事件，那些认识到这些规律的英雄和哲学领袖可能运用这些规律。哲学上能干的领袖能够把人类推向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

　　威尔逊通过回顾17世纪和维柯（Vico）开始他的历史，然后他开始跳跃性地奔向马克思。在威尔逊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发现证明是关键的，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本人就是普罗米修斯，是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为了人类的利益，最终为人类盗取了火的秘密。但是，正如威尔逊看到的，即使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突破也包含着缺陷，可能导致不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落入陷入宿命论的陷阱，因此需要再一次的普罗米修斯反抗。这次反抗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更倾向于行动和意志。威尔逊显示列宁在马克思发现的基础上是如何领导这种反抗的。这种反抗让被动的社会民主充满力量，变成超级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行动和意志。列宁1917年乘火车来到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后，经过自己改进把马克思的发现应用在革命实践中。在这个模式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威尔逊开始写这本书时依依不舍仍然怀抱着的人类最后解放的希望。

　　到了威尔逊完成手稿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这种失败归咎于马克思19世纪的哲学错误。马克思曾经欠考虑地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一丝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氛围把马克思的运动从清醒地追求进步的社会科学行动转变成宗教性的陶醉。宗教性狂迷产生妄自尊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妄自尊大导致了独裁，导致了罪恶，故意把道德考虑抛到一边，最后导致了人道主义的非人化。

　　这就是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中提出的论点。这就是转变成悲剧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反抗和反反抗的故事。自由及自由的背叛，攻击和自我牺牲，火与自我献身。威尔逊的哲学导师是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和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同一年，这些厉害的思想家每人都提出了同一种解释的不同版本。伊斯特曼在《读者文摘》的文章中（后来收录在他《反思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中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940年在美国，悲剧性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不仅是论点，而且是一种思想流派。

　　在某种程度上，凯斯特勒在美国同事难以经历的欧洲情景下构思的小说得出了大致相同的解释。只不过，不是把他的解释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来（比如威尔逊）或者作为对话体的哲学（如胡克）或者大众杂志说明文（伊斯特曼），凯斯特勒用小说对话的形式体现了出来。罗贝修福还是党代表的时候的任务使得他在纳粹专制初期来到德国。在那里，罗贝修福秘密会见了遭到毁灭如今转入地下的德国共产党的幸存者和同情者。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战士和无私的英雄一直在散发传单，在墙上贴标语。但是共产党向罗贝修福解释，他最好散发自己论证严密的传单而不是党的领袖下发的自暴自弃的蠢传单。

　　在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级干部都不应该对领袖表示怀疑。罗贝修福告诉自己"党永远不会犯错误，"因此有神秘的永不犯错原则。罗贝修福说"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体现者。"而且，"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仰的人不配做党员。"在吟诵了这些教条后，罗贝修福庄严地驱逐了错误的德国同志。罗贝修福非常清楚这个可怜的人很快将成为纳粹的抓捕对象。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残酷行为，而且是道德上的罪恶。

　　这正是威尔逊、伊斯特曼、胡克在1940年代的作品中用自己的方式辨认出的那种恐怖---被剥夺了道德考虑后变得丑陋的普罗米修斯英雄主义，更不要提反作用了。凯斯特勒只是在一个方面超越美国思想家，那就是对罗贝修福的描述。美国作家刻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后代的历史，就好像整个故事被卡尔·马克思这样受到大学教育在利物浦图书馆里钻研文件的的哲学家所主宰。这种人的生活中最糟糕最具破坏力的错误是学了太多的黑格尔而不是康德。这是胡克对马克思的解释：马克思是个被德国哲学传统的模糊性毁掉了的杰出思想家。

　　但是，凯斯特勒通过《中午的黑暗》的第二句向我们显示另外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罗贝修福是正宗的知识分子，但他接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你能在图书馆学到的东西。通过敲打牢房墙壁和水管，检查装有栅栏的窗户找到与其他囚犯交流的方式，被抓进监狱后的这些即刻反应来自独特的次文化。罗贝修福对这种次文化的掌握和精明给悲剧性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增加了额外的小扭曲，这些是凯斯特勒的美国同行的作品中所没有的。

　　迈克尔·斯卡梅尔告诉我们，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长大的凯斯特勒阅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詹姆斯·芬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现在连孩子都不再读他的作品了。库柏为文学世界引进了一流的神秘原型：皮袜子（美国开拓者）。皮袜子是一种超人，他掌握了森林秘密和莫希干人幸存者的智慧。这给予他一般白人都不可能具备的高度警惕性和大无畏的创造力。皮袜子非常勇猛，是出现在世界文学中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物。

　　我们不认为库伯对文学或思想的历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提出不同观点。巴尔扎克喜欢库伯，他引用了皮袜子，让精明的读者认识到森林的迹象，并把他移植到巴黎社会生活的丛林中。然后，巴尔扎克又进一步，在他塑造的人物伏脱冷（Vautrin）身上增加了库柏发明的另一变化，即把牢房英雄变成了犯罪团伙的冷酷老板。他隐藏的智慧不是来自蛮荒之地的莫希干人甚至不是来自巴黎沙龙里的世故，而是来自监狱。这里产生了新的文学原型人物，邪恶的新类别：巴尔扎克的伏脱冷，罪犯操纵者。

　　只需要俄国人把这个思想转变成最终的版本---皮袜子那样的超人，因为多年的牢狱生活而变得冷酷和狡诈，因为监狱文化的神秘智慧而更加精明，因为彻底和高墙外的社会和世界脱离关系而成为另外的物种。现在只不过不是作为拓荒者而是作为犯罪团伙的头目遭遇牢房外的世界。他成为有教养的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充满了对正义和未来更美好世界的强烈渴望，即革命左派。伏脱冷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携带有详细论证过的社会进步方案的囚犯，同时具有敏感和冷酷两种性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左派乌托邦小说，严格来说是傅立叶主义者的作品，但它也是监狱小说，赞颂了颠覆性的革命超人概念。涅恰耶夫（Nechayev）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也像监狱作品，是连接到沙皇监狱墙壁上的文学后果。

　　形形色色的监狱作品成为俄罗斯文学的支柱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支柱之一。俄国文学甚至还产生了美国后代，美国文学的次要经典(或许我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甚至凯斯特勒的遗产)如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监狱回忆录》。这是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出版社1912年出版的书。伯克曼是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1892年曾出于俄罗斯革命思想试图暗杀钢铁大王享利·克雷·弗利克（Henry Clay Frick）。这使得伯克曼在此后的14年里一直被关在匹兹堡附近的监狱里。

　　伯克曼对监狱生活的描述充满了宾夕法尼亚细节，但该书也引人注目地赞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传统随处可见。为了大写C的事业愿意自我牺牲的传统刺激人们消除人类情感，吸收监狱囚犯的规范和团结。当然，伯克曼希望像他自己这样经历监狱考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不断壮大和繁荣。监狱将产生像他自己这样的钢铁巨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和其他俄国作家塑造的理想人物都是那种无政府主义者，带来革命的人物。他们有清醒认识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骄傲，在特定情形下也是从监狱中锻炼出来的强人。

　　在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监狱回忆录》中，伯克曼写到：

　　还有什么比为一个伟大、高尚的事业而献身更高贵的事业呢？啊，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中除了为他热爱的人民做出牺牲没有别的目的，没有别的意义。还有什么比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更伟大的事呢？除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外，一个既没有个人利益也没有个人欲望的人，一个从凡人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人。他已经超越了凡人的需要，达到了排除所有怀疑和所有遗憾的信仰高度，简而言之，他是一个从内心深处在各方面都把革命者放在优先于人性地位的人。

　　当然，正如伯克曼希望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运动确实繁荣了一段时间。它产生了一些英雄人物和一流的文学作品，如克鲁泡特金的《革命者回忆录：克鲁泡特金》和《在俄国和法国的监狱里》。他是一个讲究人道的，科学素养很高的人，文笔优美，政治观点深刻，虽然他的主张并不总是指向实用方向。不过，最熟练地抓住监狱左派精神的政治运动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运动，而是具有怪异俄国变体的马克思主义。那是建立在具有钢铁般意志，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生活甚至生命的革命者理想基础上的强调行动和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只要服务于忠诚的革命事业，他们可以把法律和道德考虑一概抛诸脑后。这些崇拜像伯克曼这样的钢铁战士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自己看作已经死亡或者将近死亡的人，因此能够做出不同寻常的行动。这是一种用监狱文化带动的马克思主义，是威尔逊、胡克、伊斯特曼倾向于忽略或者故意轻描淡写的思想史的一些细节，虽然这些美国观察家很聪明。

　　抓住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转变为怪异罪恶的错乱源头是沙皇监狱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德国哲学传统的模糊性。它是从彼得保罗要塞流出来的污水，是德国哲学和沙皇监狱文化的不协调的混合体。用巴枯宁的话就是"皮鞭日耳曼人"，用伯克曼的话是需要做出"革命第一生命第二"的决定，一个让自己成为某个事业的狂热者的决定，不仅仅是严格的教条主义者或者无情的战士，而且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超人。简单地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错乱是这种人开展的政治运动，他们成立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当然也不像卡尔·马克思自己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反，那是一种人肉坦克旅，一句话，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III.

　　这是凯斯特勒在《中午的黑暗》第一句中抓住的东西---把革命激情和监狱文化结合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混合体，一起与命运的无情力量抗争。开头段落读起来激动人心是因为凯斯特勒用几个形象刻画出命运的力量，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家所能创造出来的与命运做斗争的最伟大力量：刚强的监狱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对被压迫者的深刻同情而充满力量，因为接受过哲学训练而具有深刻的分析洞察力，因为监狱囚犯神秘知识的砥砺而成为具有钢铁意志的人，一个既是生者又是死者的人。他们是监狱文化的捍卫者。

　　但是，为什么凯斯特勒的罗贝修福坦承认荒唐的罪行呢？进一步延伸，为什么像布哈林这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审判的法庭上忏悔呢？凯斯特勒向我们显示了罗贝修福思想意识的另一面以及他与审讯者你来我往的辩论。这些审讯者不可避免地引导他得出按要求进行忏悔是最好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午的黑暗》是思想小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在是完全成功的。

　　1947年,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写了一本名叫《人道主义与恐怖》的书，就是要显示或试图显示凯斯特勒光欣赏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还应该认真考虑历史规律没有发挥作用的事实。总的来说,正如梅洛·庞蒂看到的，凯斯特勒没有能承认斯大林论证的思想力量。梅洛·庞蒂对苏联现实的无知使得他的指责在今天看起来值得同情。但是10年后，厌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对苏联有些了解的欧文·豪（Irving Howe）在《政治和小说》中再次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从豪的观点来看，凯斯特勒对马克思主义者推理的描述缺乏托洛茨基在《背叛了革命》中分析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政策时表现出来的细腻，里面不仅有哲学真理和错误的分析而且有对社会力量的分析。

　　豪的批评在今天看来好像缺乏同情。凯斯特勒在用异常简单的方式展现大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但他并不总是有兴趣对稍微复杂些的东西进行论述。他撰写文章武断地谈论政治目的和手段，这些文章都倾向于过分简单了，像麦克斯·伊斯特曼的文章一样目标针对的是读者大众，没有试图达到伊斯特曼的深刻和老练。凯斯特勒的1940年代唯一最著名的文章"瑜伽修行者和党代表"发表在1942年英格兰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地平线》杂志上，总体上是挑衅性的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并没有发人深思之处。凯斯特勒认为，为了实现社会进步，我们需要政治人表现出瑜伽修行者的品质---圣洁、非暴力、关心内在灵魂，但同时也要表现出党代表的品质---在所有人身上无情推行社会改革的意志，必要的时不惜使用武力。这两种政治永远不可能结合。这是有些意义的观点，但康诺利说得更透彻。

　　凯斯特勒在1940年代撰写过苏联议题的文章，这是任何试图定义苏联社会本质，试图解释俄国革命的人都会写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苏联话题文章是值得尊敬的，但几十年后再读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在这些文章中，凯斯特勒甚至试图提出与《中午的黑暗》观点相反的观点。他在共产主义的大错误的文章中说，错误不是把宗教品质纳入进来而是没有纳入宗教品质。

　　所以欧文·豪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很大（豪本人多年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政治与小说》修订版的序言中评论说，他自己"摇晃的成见"来自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和反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历）。因为即使罗贝修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凯斯特勒呈现的）缺乏托洛茨基的细腻，这个表现已经很好了，足以说服我们相信罗贝修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认真地反复地思考历史规律和无产阶级命运的人。凯斯特勒对罗贝修福稍纵即逝的反思的刻画非常好，足以向我们显示虽然罗贝修福崇拜布尔什维克的非人性，但他具有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党性与道德的紧张关系的本能。《中午的黑暗》真正狂野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他地方，这就是凯斯特勒告诉我们的罗贝修福这个人而不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特征。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回首1947年当梅洛庞蒂出版他顺便对《中午的黑暗》的评论时，在1957年当豪出版他的反同路人观察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两者都没有考虑小说的风景。但在没有什么比一部以"牢房的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得一声关上了" 这样的句子开头的小说更能显示风景的重要性了。凯斯特勒从一开始就想告诉读者，就像在新大陆拓荒的皮袜子，罗贝修福是在牢房和铁窗中才感到自在的人，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精明能干、公而忘私、决不相信命运的人。如果罗贝修福是监狱中人，他所做的任何事就都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不考虑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一个愿意受苦，愿意为他人利益忍受可怕痛苦的人，一个崇尚自我牺牲，绝对忠诚他人的人，这就是监狱文化本身。

　　我敢肯定，美国现有的监狱包含犯罪团伙成员或者黑社会成员，他们能够赢得法院一丝同情或者甚至能逃出去，如果他们脱口说出团伙成员或者老板的真实道白。但是这些人并不因为破坏他人生活而遭受良心的谴责，也不后悔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能继续表现的就是对自己珍视的原则的持久忠诚，对团伙及其头目的无限忠诚。监狱文化与黑帮文化在这点上是重叠的。那么，罗贝修福这个人是谁？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读过很多书熟悉历史哲学的人。但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个囚犯，一个了解监狱行话，展现囚犯坚强不屈的性格的人，愿意为了地下党其他同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这里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凯斯特勒的特别创新之处,他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俄国文学以及受俄国影响的左翼监狱文学的杰出贡献是向我们展现了经典的革命囚犯。不是19世纪俄国的囚犯---沙皇的笨蛋或者监狱长，而是愿意逐条与囚犯辩论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更真实更真诚的左翼革命者。审讯者甚至被认为是这个事业的更优秀的代表，他们更优秀是因为来自低层阶级，而罗贝修福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一个在艺术博物馆举行秘密革命会议的人。梅洛庞蒂抓住了凯斯特勒小说人物的不同阶级出身，作为证据显示罗贝修福实际上是反革命，而现实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领导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并不完美。

　　但是，如果你接受从前19世纪知识分子的英雄观念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为既定的概念，如果你接受这个英雄概念的俄国监狱变体，那么罗贝修福这个受到良好教育囚禁在牢房里的智慧之人就成为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的英雄。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赫梅托夫（Rakhmetov），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监狱回忆录》中的克鲁泡特金，是涅恰耶夫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的理想革命者，也是《监狱回忆录》中的伯克曼。问题不在于罗贝修福的具体政治立场正确与否，而在于内在个性。他是普罗米修斯的理想，从沙皇的地牢中爬出来的受苦者形象。在写出"牢房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得一声关上了"后，凯斯特勒让读者遭遇了确切无疑的大难题。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文学和文化尤其是在左翼领域的任何一个思想高尚的传统都指导我们崇拜罗贝修福，敬重他绝不屈服的顽强和对事业的忠诚，即使凯斯特勒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党在一号人物领导下如何严重地破坏了这个事业。但是，在我们敬佩罗贝修福的同时,我们也想谴责把他毁灭的共产主义体制。我们将不得不认识到反沙皇革命运动的伟大英雄结果却被囚禁在布尔什维克的反沙皇监狱中。导致我们崇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9世纪普罗米修斯英雄崇拜的逻辑犹豫不决地带领我们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越是欣赏革命的美德，我们诅咒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愿望就越强烈。没有办法逃出这个两难困境。苏联的监狱生活故事不可能导致其他的可能性，苏联监狱生活的故事不可避免。

　　这绝不是凯斯特勒的微小洞察力，这是问题的关键。早在1940年代，他的读者，至少一部分读者在书刚一出版就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虽然正如斯卡梅尔告诉我们的，这本书在不同国家出版的时间不同，被读者接受度也不同。在英国静悄悄的没有多少热情；在美国引起轰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在法国因为纳粹占领和战争而推迟出版，出版后产生巨大的热情并带来重大政治后果；在德国推迟到战争后出版，因为英国担心激怒苏联；在匈牙利在198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出版) 但是凯斯特勒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发明显。在《中午的黑暗》出版几十年后在共产主义的祖国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和揭露到底是什么？曾经是文学和思想高尚的知识分子的世界的共产主义怎么了？

　　IV.

　　我要通过回顾亚历山大·伯克曼和他在1906年从匹兹堡监狱释放以后的命运提出一个答案。伯克曼是犹太人工会组织"工人圈"（the Workmen's Circle）的组织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意第绪兄弟会成员。他写了监狱回忆录。按照历史学家保罗·阿维里奇（Paul Avrich）的说法，他或许仍然保持着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的阴谋。考虑到他的兄弟会组织和自传式文笔，他在旧金山出版了不是非常反暴力的言辞激烈的无政府主义杂志《风暴》（The Blast），这很容易令人相信。在1919年的最后几天，伯克曼被驱逐出美国，连同埃玛·戈德曼和几百个无政府主义者好战分子和美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成员一起来到刚刚革命的俄罗斯。他在俄国得到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在遥远的资本主义美国居留期间，严格按照传统的俄国革命理想指导下生活。

　　俄国革命已经转向布尔什维克方向。布尔什维克政府即将两岁，当时还没有成功地摧毁其他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左派社会革命者、右派社会革命者、犹太社会主义者等等，其中有些人在苏联的不同角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但列宁已经下令大肆枪杀和逮捕他们了。左翼政党开始抗议，他们把革命的名声带进自己的抗议活动中。克鲁泡特金这时已经上了年纪，处于晚年阶段，但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地位仍然是崇高的。在沙皇被推翻后，他从流放地返回时六万人出来迎接他。他最后的政治活动是撰写了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广泛批评，私下里送给列宁，后来还公开发表：严厉地谴责布尔什维克，确立了革命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并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如果列宁想创造苏联的光明未来，就应该鼓励自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暴政。克鲁泡特金甚至建议列宁模仿美国的一些美德，不要继续像列宁那样假设美国的财富和力量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暴力掠夺的结果，这清楚地显示在克鲁泡特金的晚年，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已经倾向于自由主义。

　　从1921年克鲁泡特金去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在莫斯科的葬礼是苏联发生的最后一个合法的反布尔什维克群众性政治运动。亚历山大·伯克曼在无政府主义哲学问题上是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考虑到他的地位，他在组织葬礼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也向列宁提出了抗议。随着苏联发展方向的逐步清晰，亚历山大·伯克曼逃往柏林，后来到法国。他返回到沙皇时代极端左派的传统活动之一，就是动员左翼力量支持俄国被囚禁的革命家，俄国监狱和集中营的受害者。只有这时被处决和抓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而不是沙皇的受害者。亚历山大·伯克曼成立了一个资助囚犯的组织"俄罗斯援助基金"。该机构给受到迫害的同志送包裹，试图记录他们的情形，向世界公布他们的命运，但关注的人并不很多。虽然如此，亚历山大·伯克曼在世界各地都有崇拜者。

　　伯克曼1936年去世，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而自杀。他的一些同志继续从事他的事业，其中最有劲头的一个人是莫斯科克鲁泡特金葬礼委员会年轻的成员，名叫马斯莫夫（G.P. Maximoff）-这个人曾经在1917年最初的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帮助创办了无政府主义者报纸。因为反对新的专制，最后他自己也被关进监狱。马斯莫夫逃往柏林，后来到芝加哥，靠办墙报谋生。在有空的时候，继续从事文件收集整理工作，用系统的方式编辑调查，最终出版了长达624页的书。马斯莫夫把他的书称为《绞刑架在工作：俄罗斯恐怖的20年》(数据与文件)。该书出版于1940年，正好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胡克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以及伊斯特曼的《读者文摘》文章发表的同一年。也是凯斯特勒完成《中午的黑暗》的同一年。

　　马斯莫夫在出版自己著作时处于相对的劣势。从他的芝加哥蓝领工人难民之家，他知道如何呼吁美国劳工运动中坚定的左翼反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但这些人往往也是移民、流放者或像他一样的普通工人。他不知道如何接触到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知识分子。或者，作为崇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马斯莫夫并不急于与他人接触。所以他不寻常的书是被自己的盟友被称为伯克曼基金会芝加哥分会的小委员会出版的。该组织的支持主要来自伯克曼从前的兄弟会"工人圈"、"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这里无政府主义者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和美国分散的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我认为在美国劳工运动的几个角落，马斯莫夫的厚书可能发挥了作用，是促成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某些人的反专制理想主义的另一个因素。我并不清楚他的书是否引起了大众报刊或者主流知识分子的兴趣。该书前半部分在最近一些年一直被众多无政府主义组织重新印刷，但自从巴枯宁或者克鲁泡特金的学生在美国劳工运动内发挥哪怕最轻微的影响力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几代人了。马斯莫夫著作的下半部分包括了关键的文件，除了少数图书馆和个别旧书商那里以外如今完全无法搞到。《新共和》的读者中有少数人听说过这本书，我会感到吃惊。

　　既便如此，在我已经讨论过的1940年以来的众多著作中，马斯莫夫的《绞刑架在工作》可能是从感情上说最强大，从思想上说最有有说服力，从道德上说，最可怕的。该书把列宁描述为进行最大规模的屠杀和恐怖压迫的魔鬼。该书记录了一些画面。该书以年为单位回顾了列宁政策的几个阶段，从1918年4月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被镇压开始。该书解释了列宁政策的群众性后果，早在1921年就出现的政治运动造成的饥荒。该书回顾了苏联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提出了一些统计学证据。

　　在马斯莫夫的分析中，"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实验除了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破坏和灾难外，还使得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失掉生命，"虽然他认为他的数字是低估了的。该书还做出了文化判断，"俄国文学，从来没有向任何专制低头的，代表最高道德水平的大胆、反抗、启蒙的俄罗斯文学，现在成了充满恐惧的，把人民变成奴隶和阉人的工具，""拥有文学那样的地位的艺术和音乐不得不屈服于占据高位的傻蛋。"因此，现在没有一个看起来愚蠢或者过分。

　　但是《绞刑架在工作》最令人恐怖的方面在于第二部分，也就是最后的三百页。那里面记录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犯下的错误是在俄国革命早期与布尔什维克人合作，这个错误马斯莫夫似乎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接着，正如马斯莫夫显示的，在列宁巩固了权力后，布尔什维克人开始系统地毁灭从前的盟友。马斯莫夫记录了每一个事件，有时候引用苏联官方出版物，有时候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或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片段，还有最令人胆寒的是很多人的走私信件和个人证言。

　　看不见的书写

　　章节的标题和副标题讲述了故事："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的处决"，"革命者在哈尔科夫（Kharkov）被枪决"，"大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处决"，"一封来自里亚赞（Riazan）监狱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塔甘卡（Taganka）监狱的上诉"(其中很多人宣称他们几乎饿死)，"4号牢房绝食抗议"。一个针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宣言解释说"来自俄国的最新消息让我们深感忧虑：布尔什维克决定杀掉监狱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绝食抗议"，"把所有政治犯都转移到索洛韦茨基群岛"，"两位同志消失"，"索洛韦茨基修道院" ("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对囚犯的持续的残酷虐待难以用语言描述，这个非人之地的囚犯稍微违反规则就被痛打一顿，被迫脱去衣服在气温低于零度的时候赤身裸体站在黑暗的牢房里。现在两个囚犯科列斯耶夫（Klysiev）和扎普钦（Zapechin）就躺在那里，手和脚已经被冻掉了正等待死亡，这是他们结束痛苦的唯一解脱。")"驱使政治犯自杀" ("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政治禁闭室的条件可以被更好地想象而不是描述，政治孤立者，农民无政府主义者格里戈尔耶夫（Grigoryev）试图自杀而被活活烧死")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姓名清单，有时候还有照片，同时有关该同志特征的描述："在勒夫托夫（Lefortov）监狱" "很可能死了" ，"在西伯利亚乌拉尔斯克（Uralsk）区奥多斯克（Obdorsk）流放"，"流放到西伯利亚纳里木（Narim）区"，"处于完全孤立中"，更不要提伤寒和毒打等。

　　300页这样的东西占很大的篇幅，即使除了前面几百页有关列宁目标和思想风格的话题。马斯莫夫的信息确实可以理解。你认识到你在阅读由一个疯子和他的追随者在做的毁灭群众运动的纪录片历史。毁灭运动正好包括在19世纪起来反抗沙皇的那些人，那些经受监狱洗礼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胜于珍视自己的生命。

　　你也许认识到了，阅读马斯莫夫的《绞刑架在工作》好像是在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初稿。索尔仁尼琴知道马斯莫夫的伟大著作吗？索尔仁尼琴肯定了解一些被抓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小说里，他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命运的克鲁泡特金的同情者，但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马斯莫夫。迈克尔·斯卡梅尔是索尔仁尼琴和凯斯特勒的传记作者，虽然他的索尔仁尼琴传记篇幅很大(凯斯特勒的传记也一样), 马斯莫夫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管怎样，很难想象索尔仁尼琴怎么能阅读到马斯莫夫的厚书。马斯莫夫用俄语写作，但亚历山大·伯克曼基金会芝加哥分会出版的是英译本。

　　不用说，《绞刑架在工作》缺乏《古拉格群岛》的修辞力量。既便如此，马斯莫夫也是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在读他的书时，你已经开始瞥见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著作所能掀起的巨大能量。这里，从思想上说，1940年的《绞刑架在工作》已经是彻底毁灭, 亚历山大·伯克曼在他的"布尔什维克神话"的小册子中所说的"彻底毁灭"，因为它从根子上摧毁了共产主义观点。它的基础是什么？这里值得定义一下。

　　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资本论》中写到贫困、剥削、饥荒和阶级不平等的种种恐怖事情。马斯莫夫写了类似的东西，但马斯莫夫的杰作主要集中在禁闭的恐怖。《绞刑架在工作》和《古拉格群岛》在这点上是相同的。这些是关于监狱的书而不是有关工资的书，有关囚禁而不是有关剥削的书，有关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和莫斯科塔甘卡监狱而不是有关工厂和农场的书。这些书揭露了共产主义下的监狱体系，沙皇监狱不是萎缩而是发扬光大了。共产主义监狱摧毁从前俄罗斯英雄的整体-不仅是克鲁泡特金的忠诚的读者和追随者而且是孟什维克、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读者、社会革命者和其他任何人的那些英雄的整个运动。这是彻底击垮共产主义脊梁的消息---共产主义下的监狱信息，不是揭露无产阶级没有获得幸福生活，即使它是真实的，在共产主义下，无产阶级也不能繁荣。

　　那么，《中午的黑暗》是什么呢？它是个揭露了这个现实的优美的简单化的寓言。它讲述了一个经典的俄罗斯监狱英雄，在罗贝修福的案例中是在他自己许可的情况下被共产主义者毁掉了。自我毁灭是问题的核心。凯斯特勒给故事塞满了惊人准确的细节。或者至少在阅读《中午的黑暗》时我们本能地相信他确实这么做了。我们读者这样想是正确的。《中午的黑暗》的开头段落，罗贝修福开始估量他的牢房，"牢房门在罗贝修福身后呯得一声关上了"等导致了罗贝修福询问他的牢房邻居的政治罪行的时刻-这些段落表现出独特的可以辨认出来的味道。

　　在《绞刑架在工作》的426页，马斯莫夫记录了他自己进入布尔什维克监狱的经历：

　　钥匙扭动后，我被带进小牢房。钥匙再一扭动，生活就被留在外边了。我静静地站在门边，不知所措地发呆。

　　牢房是只有一个窗户的小屋，位于地下室，窗户上有铁栅栏。窗子对着一个院子，对面是一些神秘的仓库。在从门到窗户的墙边是大通铺，上面四对眼睛盯着我看。其中一个属于承受痛苦的，缩成一团的人，呆呆地蜷缩在床板上。看见他让我身体打个寒颤。

　　"你为什么被捕？"其中一个问到，

　　"因为我在军队的时候拒绝执行警察的命令，提交了书面声明。"

　　"啊，..." 其中一个慢吞吞地说"你倒了霉了。你是什么人，孟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

　　"不，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 ... 他惊讶地说出一句话。"你们这种人也被捕了？"

　　"好像是的"我回答说。

　　第二个又问"你说，因为你拒绝，啊，那么，你就完蛋了。"

　　可以说，凯斯特勒的每个细节都是正确的。

　　V.

　　凯斯特勒的大细节也都是正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中午的黑暗》,我们肯定注意到监狱文化和恶魔般的专制主义运动的一些接触在沙皇帝国之外的地区确实增加了。最近，我在阅读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巴纳（Hassan Al Banna）的追随者的一些作品，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文学中监狱文化和监狱世界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们时代的瑞士伊斯兰哲学家塔里格·拉玛丹（Tariq Ramadan）是哈桑·巴纳的孙子，他写了一本主要是献给他爷爷的书《穆斯林复兴的根源》（Aux sources du renouveau musulman）。其中他指出在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独裁统治下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大肆逮捕和监狱经历，描述了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恐怖主义趋势。在拉马丹看来，是埃及的监狱创造了伊斯兰运动中的恐怖主义潮流，他注意到这可以追溯到哈桑·巴纳本人的主张，但拉玛丹的论点没有说服我。

　　大肆抓人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构成很容易接受的政治化伊斯兰的反常措施。不管怎样，拉玛丹让读者注意比他自己更大的哈桑·巴纳专家，就是拉玛丹尊敬的谢赫·阿尔卡拉达维（Sheikh Yusuf Al Qaradawi）。我发现谢赫·阿尔卡拉达维用不同的角度看待监狱对伊斯兰运动的贡献。谢赫·阿尔卡拉达维写了一本书，题目是《伊斯兰教育和哈桑·巴纳》，其中他定义伊斯兰运动的最高目标是教育，即塑造新人，伊斯兰意义上的完人。这个理想新人最可能在什么地方产生呢？阿尔卡拉达维写到"监狱牢房看到相互帮助和牺牲的行动，限于篇幅我无法把那些内容写下来。" 他回忆起自己亲身经历的监狱生活，对被抓起来的穆斯林兄弟的痛苦感同身受："许多年轻人没有力量和意志承受监狱的折磨。我就是想让这些兄弟出去，他们都有大家庭，或者不堪忍受这种极端的折磨。"

　　正如阿尔卡拉达维可能认为的，监狱是穆斯林兄弟会最伟大胜利的地点。接着阿尔卡拉达维的《伊斯兰教育和哈桑·巴纳》在1984年出版了英文译本，在此后的一些年，伊斯兰运动发展出获得无私美德和自我牺牲或者阿尔卡拉达维说的"爱"的更好办法。这是自杀式恐怖主义-其中阿尔卡拉达维是逊尼派伊斯兰的主流神学理论家。自杀恐怖袭击如果不是获得完美无私-绝对牺牲，承担别人的痛苦的成功方法，是什么呢？

　　同时阅读凯斯特勒和伊斯兰作家让我思考不仅是拉玛丹和阿尔卡拉达维让我们想到的埃及监狱，而且也想到了伊朗监狱。革命前沙国王的监狱产生了很多无私的监狱伊斯兰分子，那些拥有崇高美德的英雄。现在伊斯兰监狱包含了他们自己的无私伊斯兰分子，他们可能成为崇高美德的英雄，凯斯特勒在《中午的黑暗》中如此流畅和简单地描述的难题---具有美德的英雄被其他拥有美德的英雄迫害的画面，他们在争吵谁最有美德。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不仅仅是寓言而且成为外交政策问题。

　　在我看来，凯斯特勒非常有趣的生活中最有趣的阶段持续了15年，从导致他写伟大小说的背叛共产主义开始。在更早时期，当他是修正版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他知道要追求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当他1930年代早期成为共产党员后，进入了同样简单的世界，即支持共产主义者，反对反共产主义者。但在《中午的黑暗》的作者生活在复杂的世界后，他发现里面有他反对的共产主义者，还有更加紧迫地反对的敌人---共产主义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者。在那些年，他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就是说他站在反对派一边，反对似乎可能产生贫困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

　　所以，他的敌人没完没了，但他确实知道如何给敌人排序，法西斯主义者是头号敌人，共产主义者是第二位的敌人，资本主义者是名单中更靠后的敌人。他也知道在微妙的秩序中如何接受友谊和盟友。如果保守派具有民主思想，他不排斥与他们结盟，虽然他本来非常厌恶保守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话"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用半个真理来反对整个谎言。"虽然细微差别似乎从来没有让他丧气。在战后他也没有丧失区分这些的能力。他是欧洲社会主义者，在冷战的最糟糕日子他明白反社会主义的美国是欧洲的最佳希望。

　　凯斯特勒不可避免地发觉自己持有并不受欢迎的立场，或者至少难以解释的政治立场。但他是天才的记者，这意味着不管他的论证多么困难和微妙，他都知道如何用相对简单的术语，用幽默的语言把思想呈现给大众。在记者看来，这些技巧或许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关键。他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的快乐似乎给予他足够的力量，对付面前总是出现的攻击。但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迈克尔·斯卡梅尔明智而审慎地描述凯斯特勒的组织活动和争论。

　　凯斯特勒在1948年访问了美国，虽然考虑到他的共产党背景他很难获得签证（这并不是暗示每个非美国作家在进入美国时遭遇签证问题都应该被看作凯斯特勒)。他和《党派评论》周围的一帮纽约知识分子建立起关系，正如迈克尔·斯卡梅尔观察到的，这些作家在国际政策问题上比当时的欧洲同行往往更精明一些。迈克尔·斯卡梅尔提供了《党派评论》知识分子的一些精彩的特征描述(虽然在描述悉尼胡克是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时犯了非典型错误)。迈克尔·斯卡梅尔回顾，凯斯特勒和纽约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组织了可观的战役，代表自由思想反对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影响下的观点。

　　迈克尔·斯卡梅尔对凯斯特勒感受到明显的敬佩，这是该传记的魅力之一，在他的热情中，他把很大一部分灵感归功于凯斯特勒本人。我认为他低估了胡克的影响。早在1939年，胡克就已经组织了文化自由委员会，他也低估了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美国工会的传统，尤其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正是这个工会资助了马斯莫夫的《绞刑架在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克的文化自由委员会变成了国际组织"文化自由大会"，得到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更多资助，和工会国际局的煽动(虽然最终它也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那是劳工和知识分子联盟的光荣日子，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联合起与左右两派的专制主义做斗争。

　　但是迈克尔·斯卡梅尔在强调凯斯特勒在50年代前后在文化自由国际大会以及相关委员会和活动中的积极和有效的角色上是正确的。从1950年著名的反共知识分子柏林会议到建立欧洲自由电台和其他跨越铁幕进入苏联地区的努力等活动，不仅是军事威胁和核武器的均衡而且是观点和新闻的争夺。在说服欧洲非共产主义地区的知识分子保持非共产党身份方面，文化自由国际大会及其相关团体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些工程组成凯斯特勒在他的前共产党模式下喜欢说的"去除信息（Deminform）"。这是文字游戏，"Cominform"指的是共产党信息局,不管怎样，吸取了他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作为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共党宣传机构成员的个人经历。这是以火攻火的例子-在知识分子中间用自由派思想对抗共产党宣传，不是宣传而是真实的和真诚的论证。正如我们现在有理由知道的，几十年后，追求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确实有很大差异。

　　阅读迈克尔·斯卡梅尔的描述，我开始对文化自由大会的重大成就后几代人，我们自己时代的知识分子场景感到愤怒。非常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像文化自由国际大会这样的组织。一场巨大的知识分子辩论正在世界很多地方展开，一边是伊斯兰分子，另一边是反对专制的众多自由派，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但是迈克尔·斯卡梅尔描述的自由派大会或者活动从来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地出现过。我们有人权组织，但我们不再维持代表在那些比如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国家里受迫害的自由派讲话。我们甚至没有那种允许来自不同国家的操不同语言的自由思想的作家聚会讨论各自经验和思想的大会或者会议。我们也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持久合作的努力把书籍和文章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者胡克、凯斯特勒和他法国同志曼尼斯·施佩贝尔（Manès Sperber）以及1940年代的众多同事走在我们前面。

　　VI.

　　凯斯特勒是奥威尔和加缪的好朋友，考虑到在1940年代这三个人是世界上探讨专制问题的最伟大作家，这是不同寻常的。他们有理由对其他两位感到怀疑，更不要提凯斯特勒和加缪之间竞争和怀疑的其他理由了，那就是爱上了同一个女人玛曼因·配吉特（Mamaine Paget）。这个女人成为凯斯特勒的妻子，却和加缪有私情（同时还被爱德蒙·威尔逊热烈追求，她拒绝了让·保罗·萨特的调情，所以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女人）。奥威尔和加缪在40多岁就死掉了（玛曼因·配吉特死时只有30多岁），迈克尔·斯卡梅尔纳闷如果凯斯特勒年轻时就死掉，他如今的名声是否会更大些。

　　在我看来，这是可能的。凯斯特勒总是问各种神秘问题，有关灵魂，有关宇宙意义之类，神秘问题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厚重感。但在他的生涯的后期，他试图给出答案时犯下了错误。他开始批评达尔文的科学，追求一种半科学的或者准科学的灵魂学（parapsychology）概念、致幻药品和各种神秘猜测。其中有些作品仍然具有其神奇的魅力，它们或许甚至拥有迈克尔·斯卡梅尔归结为某些段落上的伟大品质。但正如迈克尔·斯卡梅尔悲哀地承认的，灵魂学和其他议题的探索即使在那时看起来就令人怀疑，此后也没有得到更坚实的支持。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凯斯特勒的科学和半科学作品模糊了我们对凯斯特勒本人的印象。

　　一个伟大作家的最伟大创造肯定是他本人，一个似乎掌握了独特智慧或者特别魔力的叙述者，我们可以从一本又一本书中跟随的他的故事和解释，愉快地相信获得了罕见的令人愉快的东西。奥威尔能够创造我们知道的"奥威尔"这样的人物，就像加缪创造了"加缪"这样的人物。但凯斯特勒开始弄不清"凯斯特勒"是谁了。他或许是自己最可靠才华的牺牲品, 他的记者才华是受到大众欢迎的说明。他知道如何认定自己的读者，如何讨好他们，如何关注他们关心的问题和想法，如何找到适当的口吻。这意味着当他为《地平线》或者《伦敦论坛》写稿时，他表现出自己实际上是英国人，当他为《纽约时报杂志》写稿时，他表现出自己实际上是美国人。迈克尔·斯卡梅尔告诉我们凯斯特勒在心态上采用的是英国风格，但他从来没有学会发出"w"音。

　　他从来不能达到稳定地认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一本小说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姑姑及其家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捕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的事。但这个事件就像系列类似事件中的一个突出事件一样一晃而过，只是在100页左右之后谈到有关犹太教是否种族主义的令人困惑的思考。在犹太人问题上，凯斯特勒游移不定地改变方向，从指导亚博廷斯基（Jabotinsky）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中欧小型民族主义到在他主要著作的最后一本《第13个部落》中指导他拥有涉及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历史的荒谬的反民族主义，最终认为犹太性本身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对这种误解的消除只能通过犹太人自己拒绝成为犹太人来解决。

　　我并不是想说凯斯特勒没有能报道纳粹消息或者没有做出可敬的反应。相反，他的反应是别人学习的典范。他把自己最好的文章之一"论不可思议的罪恶"寄给《纽约时报杂志》在1944年发表。用精彩的典型的简洁方式描述了试图把令人恐怖的消息传递给充满怀疑的大众所遇到的困难，"呐喊者"的困境。考虑到当时的现实，他认为呐喊是合适的，但是谁知道那种呐喊可能引起不明真相的读者更大的怀疑。他写到"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降低了认识的强度，重要性同样如此。17是个数字，我觉得亲密地像个朋友，但500亿不过是个声音。汽车碾死了一条狗可能打破我的感情平衡，甚至让我们难受地吃不下饭，但波兰三百万犹太人被杀引起的情绪不过是稍微不自在而已。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认识来拥抱整个过程，我们只能集中在现实的微小一部分上。"

　　只不过我怀疑，为了说明这个论点，凯斯特勒不得不集中所有精力试图同情地想象无知美国读者的困境。他们是与被杀者在空间上相距很远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没有精力同情地理解自己的困境了。"论不可思议的罪恶"仍然是伟大的文章，但如果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作者"这个呐喊者"是个不会发'w'音的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这可怕的事就发生在自己家里或像他家人一样的人身上"，它将是更伟大的文章。

　　他对哲学和科学的观点同样迅速和极端地转变，建立在他自己是科学家的愉快幻想基础上。他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为了让自己看着前后一致和有趣，他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正宗的中欧知识分子-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确实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本能。这群人早在沙皇时期，就充满敬佩地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监狱殉道者。但中欧知识分子从来不存在于英语国家中，而凯斯特勒更愿意生活在这种国家。世界战争刚一结束，中欧知识分子就从中欧消失了，正如知识分子大部分从苏联消失一样。凯斯特勒本来可能把自己看作最后的莫希干人(这个术语是他本人喜欢用的，他从前喜欢读库柏的作品)但他更喜欢继续陶醉在自己是英国绅士作家是科学家的幻想中。

　　那么，凯斯特勒是谁？他的读者一直有理由感到怀疑。必须进一步承认的是，最终关于这个人还有比怪异更糟糕的事：他有令人震惊的故事。他在1983年77岁时自杀，这行为背后有一个逻辑。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遭受严重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刚刚被诊断出第二个绝症。他还没有开始承受这双重不幸的真正可怕的后果，他的医生不能预测他还能维持身体功能多长时间，但仍然可以明白的是处于这样状况的人如何更愿意马上终结生命而不是等待漫长的可怕的衰竭。

　　但是，他妻子也自杀了，在这个事件上根本没有逻辑可以为这行为辩护。她当时55岁，身体健康，即使她不采取新的激烈措施，本来能够继续追求有趣的有社交的职业，作为凯斯特勒的遗孀经营他的作品并与出版商斗争。为什么辛西娅·凯斯特勒（Cynthia Koestler）和丈夫一样自杀呢？迈克尔·斯卡梅尔在这个话题上让人感到纳闷地保持沉默。这是事实传记，不能瞎猜。斯卡梅尔带领我们假设，虽然辛西娅·凯斯特勒部分因为她和丈夫早就进入支配和依赖的特殊关系，是性关系但不仅仅是性关系。而且，我能想象（虽然迈克尔·斯卡梅尔就此问题说得非常少，除了注意到凯斯特勒自杀遗书上奇怪的词"自我解脱"外) 凯斯特勒提出了他自己的自杀观点。到这时，他已经痴迷于科学骗局。在事实和科学问题上，这个人身上已经不剩下一盎司常识。

　　迈克尔·斯卡梅尔的传记开头是两人自杀，这是荒诞恐怖的开头。但他还要做什么？作为记者的凯斯特勒肯定非常清楚他妻子的自杀说不清楚，不像他自己的自杀那样容易理解。肯定引起人们对他最后时刻一切行为的怪异的令人不安的怀疑。这两人自杀的事件注定破坏在他漫长的总体上令人钦佩的生涯上残存的一丝英雄品质。但是，一个作家为什么非要为了英雄主义维持自己的名声呢？作家应该是英雄的观念是19世纪的另一个遗产，是浪漫知识分子的想法，在俄国，正是这个想法导致了人们对反沙皇监狱知识分子的崇拜。但是凯斯特勒似乎被这种英雄主义毁掉了。在我们自己假装谦虚的时代，被英雄主义毁掉似乎是个美德，虽然它不是美德。这是对自己文学家生涯的犯罪。那么，我们从凯斯特勒身上能得到什么呢？甚至很好地讲述了这个巨大的、一丝不苟的、拥有无穷智慧的书的迈克尔·斯卡梅尔也不知道。

　　译自：The Prisoner Intellectuals Paul Berman

　　作者简介：

　　保罗·伯曼（Paul Berman）纽约大学住校作家，著有《知识分子的逃逸》(Melville House)

　　本文讨论的书：

　　迈克尔·斯卡梅尔《凯斯特勒：一位二十世纪怀疑者的文学历程与政治历程》Koestler: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Odyssey of a Twentieth Century Skeptic By Michael Scammell(Random House, 689 pp., $40)

　　http://www.tnr.com/article/books-and-arts/the-prisoner-intellectuals?passthru=YjViYjY3ZWUxNWUyNmMwZTkyOGRmZjM3NGJlY2MxZ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