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人机交互原则:正视辛亥革命中的机会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11 17:12:05
——和陆建德先生《蜀道难》
作者：雪珥
来源：上海书评
来源日期：2011-10-16
在祛魅后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场景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普遍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 )。这种机会主义，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盛行于辛亥之前的晚清，畅销于辛亥之后的民国，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State of jungle)，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认为，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moral code)，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参阅《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2009年)。
涉及数千万投资散户的铁路基建，正是清政府“国家机会主义”的“重灾区”，无论在资金的筹措、企业的所有制、面对群体事件的处置等方面，政府基本采取机会主义手段，立场波动不已，导致官僚机器的反应机制完全失效，刺激了各种势力对利益的攫取欲望(参阅《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
这种机会主义蔓延到改革的全过程，导致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搭便车”现象，成为晚清主流。从设计初衷看堪称“仁政”、“善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经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异化成为“苛政”甚至“暴政”，宣统朝的上千件群体性事件(“民变”)，几乎都是如此。(参阅《国运1909》，陕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
在政治上，“国家机会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官方在确定了立宪政改的总目标及步骤之后，缺乏贯彻的信心、决心和恒心，不断摇摆，短期行为严重，释放出大量混乱无序的信号，导致权威资源被不可再生地浪费。如革除捐纳(出售官职),虽然最高层不断宣示和强调干部人事制度的关键作用，但在地方官员普遍的“哭穷”之下，继续保留捐纳的“下不为例”的特例比比皆是，以至媒体报道形容捐纳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到了宣统朝，捐纳收入干脆被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之前的堂皇禁令被弃之如敝屣。
在机会主义的思路指导下，官方的行政行为无原则可循、无规律可摸，令不行、禁不止，难以预测，其驾驭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的削弱，并给各级官僚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操作并进行寻租的空间。
保皇党方面，康有为从戊戌政变前后就一直以机会主义者的面貌亮相。其在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其流亡海外之后进行政治包装的产物。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康梁将戊戌变法的过程进行了精心的包装，主旨就是通过贬低慈禧、抬高光绪，以塑造康的“类帝师”形象。梁本人日后也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动听漂亮的“勤王”口号下，康党在海外发展了一个靠口号牟利的利益集团，康本人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被党内同志痛责为“妄自骄贵”。更甚者，为确保控制，康党联络黑道，对华侨社区实行高压管制，凡未经过他们认可并分享干股，任何人不得回国投资，否则就是“叛逆”、“入寇”，为此不惜动用杀手，被老同志们抨击为“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以至丘逢甲与康断交，并留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名言。
机会主义对革命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诱惑。
在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多条腿走路：一是与李鸿章谈判，要分割国土，建立“两广共和国”，推李鸿章当“总统”;二是与康梁一派协作，共同投资唐才常的“自立军”暴动;三是与日本军方合作，抓住日本强占厦门的机会，发动惠州暴动;四是为争取英法支持，答应“两广共和国”独立后将置于英国保护下，并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而在这一切都失败后，他依然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在辛亥革命中，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
革命党对于会党，采用完全的工具化手段，孙文曾说:“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文《革命原起》)革命胜利之后，这些会党大多遭到新政权的围剿。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在迅速腐化的同时，内讧激烈。如“首义三武”(张振武、孙武、蒋诩武)，分成三派，鼎足而立，不断发生血腥内讧。张振武一面批判新政府“尔虞我诈、胡越同舟、飞短流长……等国家如弁髦，视手足若仇雠”，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积极扩充势力，宣称“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不止”，将军队变成了私家卫队，甚至随意处决高级官员。吊诡的是，日后他在被袁世凯捕杀时，还痛骂袁“不经审判就夺人性命”。
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后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其美自称上海都督，光复会的李燮和就自称吴淞都督。当光复会的陶成章将司令部设到上海后，争夺人马饷银，陈其美干脆派蒋介石将其刺杀。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鹊起的重要资本。
即使在革命党的高层，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导致理念与行为的严重分裂。在究竟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时，孙文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认为内阁制下大总统成了“神圣赘疣”，他是“绝不肯徇诸人之意见”，去当这样的“赘疣”(《胡汉民自传》)。在孙的强势坚持下，党内只好统一意见，实行总统制。并不服气的宋教仁在之后的不同场合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还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如此坚定地奉行总统制的革命党，在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就彻底大转弯，坚定地推行内阁制，以确保袁只能当个“赘疣”。
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宗派斗争，不仅是其意识形态空洞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对这种“共和”极度失望的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
革命元勋蔡济民曾作诗一首，至今值得整个民族反思：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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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珥
来源：上海书评
来源日期：2011-10-16
在祛魅后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场景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普遍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 )。这种机会主义，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盛行于辛亥之前的晚清，畅销于辛亥之后的民国，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State of jungle)，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认为，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moral code)，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参阅《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2009年)。
涉及数千万投资散户的铁路基建，正是清政府“国家机会主义”的“重灾区”，无论在资金的筹措、企业的所有制、面对群体事件的处置等方面，政府基本采取机会主义手段，立场波动不已，导致官僚机器的反应机制完全失效，刺激了各种势力对利益的攫取欲望(参阅《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
这种机会主义蔓延到改革的全过程，导致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搭便车”现象，成为晚清主流。从设计初衷看堪称“仁政”、“善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经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异化成为“苛政”甚至“暴政”，宣统朝的上千件群体性事件(“民变”)，几乎都是如此。(参阅《国运1909》，陕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
在政治上，“国家机会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官方在确定了立宪政改的总目标及步骤之后，缺乏贯彻的信心、决心和恒心，不断摇摆，短期行为严重，释放出大量混乱无序的信号，导致权威资源被不可再生地浪费。如革除捐纳(出售官职),虽然最高层不断宣示和强调干部人事制度的关键作用，但在地方官员普遍的“哭穷”之下，继续保留捐纳的“下不为例”的特例比比皆是，以至媒体报道形容捐纳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到了宣统朝，捐纳收入干脆被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之前的堂皇禁令被弃之如敝屣。
在机会主义的思路指导下，官方的行政行为无原则可循、无规律可摸，令不行、禁不止，难以预测，其驾驭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的削弱，并给各级官僚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操作并进行寻租的空间。
保皇党方面，康有为从戊戌政变前后就一直以机会主义者的面貌亮相。其在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其流亡海外之后进行政治包装的产物。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康梁将戊戌变法的过程进行了精心的包装，主旨就是通过贬低慈禧、抬高光绪，以塑造康的“类帝师”形象。梁本人日后也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动听漂亮的“勤王”口号下，康党在海外发展了一个靠口号牟利的利益集团，康本人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被党内同志痛责为“妄自骄贵”。更甚者，为确保控制，康党联络黑道，对华侨社区实行高压管制，凡未经过他们认可并分享干股，任何人不得回国投资，否则就是“叛逆”、“入寇”，为此不惜动用杀手，被老同志们抨击为“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以至丘逢甲与康断交，并留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名言。
机会主义对革命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诱惑。
在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多条腿走路：一是与李鸿章谈判，要分割国土，建立“两广共和国”，推李鸿章当“总统”;二是与康梁一派协作，共同投资唐才常的“自立军”暴动;三是与日本军方合作，抓住日本强占厦门的机会，发动惠州暴动;四是为争取英法支持，答应“两广共和国”独立后将置于英国保护下，并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而在这一切都失败后，他依然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在辛亥革命中，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
革命党对于会党，采用完全的工具化手段，孙文曾说:“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文《革命原起》)革命胜利之后，这些会党大多遭到新政权的围剿。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在迅速腐化的同时，内讧激烈。如“首义三武”(张振武、孙武、蒋诩武)，分成三派，鼎足而立，不断发生血腥内讧。张振武一面批判新政府“尔虞我诈、胡越同舟、飞短流长……等国家如弁髦，视手足若仇雠”，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积极扩充势力，宣称“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不止”，将军队变成了私家卫队，甚至随意处决高级官员。吊诡的是，日后他在被袁世凯捕杀时，还痛骂袁“不经审判就夺人性命”。
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后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其美自称上海都督，光复会的李燮和就自称吴淞都督。当光复会的陶成章将司令部设到上海后，争夺人马饷银，陈其美干脆派蒋介石将其刺杀。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鹊起的重要资本。
即使在革命党的高层，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导致理念与行为的严重分裂。在究竟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时，孙文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认为内阁制下大总统成了“神圣赘疣”，他是“绝不肯徇诸人之意见”，去当这样的“赘疣”(《胡汉民自传》)。在孙的强势坚持下，党内只好统一意见，实行总统制。并不服气的宋教仁在之后的不同场合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还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如此坚定地奉行总统制的革命党，在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就彻底大转弯，坚定地推行内阁制，以确保袁只能当个“赘疣”。
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宗派斗争，不仅是其意识形态空洞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对这种“共和”极度失望的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
革命元勋蔡济民曾作诗一首，至今值得整个民族反思：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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