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桥长度排行榜:胡适：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核心提示：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就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使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那么，国人就必须摆脱奴隶地位，去掉奴隶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

本文摘自：《胡适研究通讯》2009年第2期（总第6期），作者：耿云志，原题：《五四新文化：继承与超越》

作者：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孙中山基金会理事等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近数十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多从肯定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有人或许以为他们不承认新文化运动有其负面的影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自然是从否定的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人们认为他们完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

上世纪晚期以来，有人提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这无疑是一个很不错的提法。但问题是在于如何继承？如何超越？

若论到如何继承，首先要明确继承什么。我想，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应当是科学与民主。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分子们，都把这两者看成是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一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先觉分子就追求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替代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过，清末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们心目中的民主制度，只是一套政治安排，一套政治架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议会的组织，以为有了议会，就有了民主制度。革命党人对此坚信不疑。立宪派的梁启超略有些迟疑。他觉得，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民素质，恐未必能运用好议会这种组织。民国成立后，有了议会；但议员们既没有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没有避免使自己堕落为“猪仔”议员，他们竟以自己神圣的投票权换取五千大洋去吃喝玩乐。于是人们对民主制度失望，有的转而倾向复旧，有的向往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极力提倡个性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的独立与解放。提倡个性，个人自由，在清末已有人讲过，如梁启超（见其《新民说》等），如鲁迅（见其《文化偏至论》等）等。然而，第一，那时人们没有对个性、个人自由等等给出清晰而圆满的界定。第二，那时没有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往往陷于不易摆脱的困惑之中。第三，那时，也没有人把个性与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讲清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例如，关于个性与个人自由的界定，他们指出，个性主义“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4从前，严复、梁启超们只是说个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界定个人自由。现在强调个人要对自己出之于自由意志的言论、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是从积极方面，更加客观，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自由的完整的意义。而且针对中国的国情与民众心理，这样讲，就澄清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的曲解和污蔑，也解除了一些好心人对自由的种种担心和误解。久处专制主义桎梏之下的人们常常误以为，个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人欲横流。实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既然是独立自主的，有自由意志的，那就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你危害到公共利益，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你就必须接受惩罚。这既是维护每个个人的自由所需要的，也是维护公共社会利益所必需的。

再如，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也给出了非常明晰的解答。他们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5这听起来或许不足以说服人。但仔细论起来，其间的道理也并不神秘。每个为国家民族的自由而慷慨赴义的人，都是首先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的痛苦或亲历到自己亲人的不幸，当他们走上斗争的前线的时候，他们所意会到的，自己的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还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唱过一首挽歌，其歌词说：“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在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你们英勇，你们英勇地抛弃了头颅。”我觉得，这个简短的歌词，生动地透显出，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紧密的关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6著名政治学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高一涵更明确地指出：“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人民，主也；国家，业也。所业之事，焉有不为所主者凭借利用之理？”7

从以上的论述就可明白，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心目中，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他们看来，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实在是民主制度的灵魂。若没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民主便只是一句口号，只是一套空架子。只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得到真实而充分的保障，民主政治才能落到实处。

继承五四，当然要继承五四的民主精神。五四时期，先觉者们所讲的民主，还只能是世界上已有的，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或如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这种民主，是指出它有其虚伪的一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奴隶制，工人们被束缚在现代企业的严格管理之下，流血流汗，仅仅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已。他们不可能享受到民主制度的充分保障。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要使民主制度变得更真实，更普遍。我们要超越五四，就应该努力建设一种真实的普遍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