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这篇文章我是在南方新闻网上看到的，标题是“西安事变人物解析：火爆蒋介石与率性张学良”。老实说，这一篇文章写得真还不错，一看就知道是大家手笔，而且是出自学者之手。他从分析老蒋和张学良的性格入手去揭示西安事变的动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唐德刚先生说:“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史实发现，如此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违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苦笑之余，也不免令人长叹。
我读完这篇文章，给长沙那位读者的感觉一样：西安事变与其说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不如直接说是一个小混混和一个老流氓打架的结果。当然，对《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我不能说长道短，但对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一历史事件，做这样的分析，我不能苟同。我认为这有些过分贬低张学良。
李国庆：张学良还用贬么？我认为这篇文章说得非常精辟，张学良就是一十足的公子哥儿，文中说他搞女人，抽鸦片，什么都干过，我看一点都不过分。说白了，如果不是西安事变，他的名声恐怕连张自忠都当不到。我看过史料，张学良后来自己也说过：当初东北的不抵抗并非老蒋给他写过什么手令，而是他自己决定的。
张林：你不能翻别人过去的老帐嘛，再说不管他过去干过什么，他发动了西安事变，把老蒋抓了，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局面。
李国庆：那又怎么样？那就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
周散木：话不能这样讲，把西安事变归结为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这种说法本身就荒唐。历史不能这样简单来评价。首先，我们知道，蒋介石他是一个集团利益的代表者，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先“剿共”，而张学良则坚决要求抗日，反对“剿共”，这完全是两种政治主张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双方都有各自的底牌，老蒋的底牌是，你不“剿共”就把你拿下，我自己来剿；张学良的底牌是你不同意我抗日，我就把你关起来。西安事变就是这两种政治主张冲突的结果，怎么能说成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呢？
张林：我赞成周兄的说法。当时的张学良己没有选择，要么同意老蒋去“剿共”，要么坐以待毙，等老蒋来收拾他。前些天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这么一个细节，说西安事变的起因是一个交际花的作用。大意是这样，说西安一个著名的交际花从国民党一关键人物那里看到一份密件，老蒋要收拾张学良。这个交际花很喜欢张少帅，就把这消息密报了他，于是就引发了西安事变。这个说法的真伪我们先不管它，但有一点，张学良如果不去“剿共”，老蒋一定是要收拾他的。所以，他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只能选择后者。
周散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举动同他当年处决东北权势熏天的杨宇霆、常荫槐时非常相似。也是被逼得没有选择。杨宇霆、常萌槐勾结日本人，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强迫他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让常荫愧为公署督办。张学良如果不处决这二人，他就会被架空。我们总不能说当年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是三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吧。
还有，大家知道，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一个草莽英雄，是军阀。张学良子承父业，身上多少打有那个时代固有的烙印。那个年代的中国，有枪就是大哥，而且动不动就是刀枪说话。比如，首次提出扣蒋的就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我在《炎黄春秋》上就看到这样的记载：
1936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 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主持人：前几年的确有不少媒体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后来又有人说西安事变策划者是王炳南？
张林：这是张学良自己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一书中说的：“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 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张说，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他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我研究过这段历史，杨虎城向张学良进言的背景是这样：当时，东北军第57军109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 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周散木：从公开的史料看，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影响是有的。但张学良在到了西北后，自身思想上也有转变，这一点很重要。东北军在西北损兵折将，将士们又看着老家在日本侵略下受苦受难，就不愿意再和红军打仗，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他们当年轻易地丢失了东北、热河的地盘，这时候才觉悟到失去故土的痛苦，该爱国了。张学良也开始和共产党秘密往来，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正是蒋介石是最害怕的，当他听说东北军要联共抗日，自由行动，就十分震怒。
我认为这才是西安事变的真正起因。
李国庆：说西安事变策划者是王炳南，这话也是张学良说的。他认杨虎城出身草莽，没多少文化，“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他不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他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党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主持人：西安事变距今己有60多年了，谁是事变的主角谁是陪衬、什么原因引发，在今天看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发生对当时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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