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工作汇报发言稿:赵汀阳：我们都有神经病.

精神分析大师卡伦·霍妮（一向都译“霍妮”，这回译为“霍尔奈”，感觉有点别扭）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文版，上海文艺）这样一本好书才印了3000册，多少有些令人吃惊。自从弗洛伊德以来，人们基本上已经相信，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病（心理障碍）所以生活总是不太快乐，因此精神分析方面的书普遍受到欢迎。不过现在好象只有那些简易的心理治疗通俗读本（有时候被称作“心理励志”类读物）才真正受欢迎，更多的人没有耐心去读正规的心理学著作，而希望有一些给出行为简易指导的书。可是有些种类的书如果“简易”就多半可能“简陋”。对于心理治疗来说，简单化的治疗很有可能反而加重病症，既然生理病不能乱治，那么心理病同样不能乱治。事实上假如心理治疗能够被简单化为一些一学就会的自我鼓励和自我调节行为，那么心理病就只不过是像感冒一样的小病了，而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活得不痛快，自己反思发现有10个心理毛病，为了治疗而读了数十本通俗心理治疗读物，发现变成了有205个心理毛病，毛病如此之多，以至于无从下手治疗，平添了烦恼，结果更加不快乐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肤浅化并不仅仅是心理读物的问题，而是现在整个文化的运动。肤浅的文化塑造着肤浅的生活，有趣的是，肤浅的生活方式在霍妮看来正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病结果。霍妮引了一首诗说明肤浅生活：“给我一个家\在那里百万富翁漫步\娇艳小美人戏耍\那里总也听不到\一句有意义的话\我们整天就把美圆花。”霍妮还说，这并不限于有闲阶级，穷人一样过肤浅生活，只不过不是在鸡尾酒会上而是在家里打牌，区别只是“花钱多花钱少的问题”。

为什么得神经症？

弗洛伊德天才地研究了神经症问题，但却给出错误的解释。弗洛伊德相信神经症是文明压抑本能的结果，这一假设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悲观的医生。在他看来，要生存就不得不发展文明，要发展文明就不得不压抑本能，于是我们或者毁灭或者痛苦地生存，生存和快乐无法兼得，换个角度说，在文明社会中生活，人们或者折磨自己，或者折磨别人，这两种罪恶必取其一。所谓恰当的“升华”并不是真正的治疗，而只不过是试图把自己糊弄过去。对于霍妮来说，本能是相对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永远在梦想自己完美无缺、样样伟大、事事比人强，凡是文明里可能的成功都是每个人想得到的并且最好别人得不到，于是，人就无法正确对待自己，因为人对“真正的自我”不感兴趣，而只想要“理想化的自我”；同时，人就不能正确对待别人，因为别人被认为应该为自己提供一切服务而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霍妮的说法，“神经症是个人与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开始是感觉到世界充满敌意而产生焦虑，这种焦虑使人没有信心和耐心去谋求正常的发展，而试图寻找立杆见影的一揽子解决，我们知道，像中六合彩那样的好运气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事实上指望不上，所以许多人走向自我欺骗，典型的做法是虚构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把自己解释为天才、领袖、圣徒和伟大的情人，从此就看不到事实——事实都是对自己的否定，心情也就永不平静。

于是周围无数人都是神经病。性格强的人便只会按照成功和失败这两个概念去思考问题，他们不关心做什么事情对发展自己的潜力最有利，不关心什么事情能使自己的生活最有意义，他们不在乎做什么事情，他们不择手段，而只关心抽象的成功，于是一会儿做学问，一会儿搞政治，一会儿做生意，不管做什么都仅仅是为了压倒别人；性格弱的人则事事指望得到特殊照顾，永远被例外对待，永远可以撒娇，如果做了坏事错事，则永远要别人“多一份理解”，同时自己有权利不理会别人的需要。这两种非份之想都是无边无际的，于是我们观察到，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和许多得到各种优待的人仍然永远不快乐。

谁能治好神经症？

没有人能够真正治好真正的神经症。弗洛伊德不能，容格不能，阿德勒不能，霍妮也不能。心理学家的工作主要是让人知道问题在哪里。但知道问题在哪里不等于解决了问题。大家都知道，心理学家总是诊断强于治疗。治疗神经症总要靠自己去完成，而“自我”是一个自己肯定控制不好的存在，这就是困难之所在。

看来心理治疗对于神经症并不是充分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和社会，我们总会忍不住地产生神经症。可以想象，神经症的治疗最后要求的是综合性的文化治疗，不仅包括心理治疗，也包括道德和社会制度的建设，还包括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思想治疗，等等，也就是要求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合作。不过仍然有悖论：人的问题要靠健康的文化和社会去解决，而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又要靠健康的人去解决。也许，人的存在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而且，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有事情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