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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彭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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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国家精神
2008-12-22
摘要：宗教是一种“既定社会存在”，是社会稳定器，构成国家精神的一部分。中国主流宗教观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转变是巨大进步，这个转变推动了社会和谐。在全球化视野下，把宗教看作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宗教观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题词：宗教、宗教观、国家精神、软实力
一、问题的缘起
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导的，尽管当前已经没有极左时期的口号和教条，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仍然左右着作为国家管理者代表的各级官员。尽管在如某某大学等高等学府时常可以见到穿着僧袍、道服的出家人和神职人员在学习和研究，但普通社会层面上，尤其是公开的正式层面，人们对宗教的误解还是很深的，曾经有这样的案例，某大的宗教学博士到某大学任教，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发表那么多宗教文章不好，应多写正面的文章。
这个例子里“宗教文章不好”与“正面文章”形成了一种文字、语义的对比和反差，凸显了主流显性层面的意识形态对宗教的误解还是很深的。如何理解、认识和推进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进而认识到宗教在全球化视野下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要素也就是如何沟通曾经作为隐性意识形态的宗教和当前中国主流显性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仍然有很大的探讨余地。
二、宗教的国家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相对“和谐”的局面，其中，宗教对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尤其自唐代以来，宗教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起到重大作用。借鉴古代的治国经验，借鉴传统的力量来构建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治国方略之一。
汤因比说“国家精神可以定义为使人们在感觉、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会的一部分都视为该社会总体的一种精神” 宗教作为既定社会的一部分，在其没有走进消亡并且在基层社会公民心理普遍存在时无疑是应该善加利用的社会稳定力量，假如我们自己不加以利用，那么宗教就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力量手段，恰如在近些年的国际交往中，西方始终以宗教为借口利用达赖集团所表现的一样。
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宗教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可以激发社会成员产生凝聚力量，引导树立社会道德规范，为广大信众确立终极信仰。
在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对中国已经作为“既定社会存在”的儒释、道三教积极加以利用并给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在所着的《三教论》中说：“于斯三教，惟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 ，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 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主流意识形态积极评价与应用宗教做为“既定社会存在”从而稳定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素质。
或许仍然有人认为，朱元璋不过是封建的、落后社会的代表，不足以彰显宗教的社会价值，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必定让位于科学和主义，进而宗教本身仍将走向消亡。
其实这样的观念是现代社会自大的一种表现。几乎所有的时代社会都认为自己超越了前人、超越了历史。这固然是一种对自身进步的自信，但自信发展到消灭社会和人类心理“既定存在”的地步那就不是自信而是狂妄了。
2002年，美国和德国的两个研究小组通过对陨石碎片与地球岩石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中铪128和钨128两种元素的含量比例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地球年龄比过去预想的要多出2000万年。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仅仅科学计算的估计，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年龄就可以提高2000万年，而对于仅有5000年文明史的人类而言随意宣说某种“既定存在”消亡是明显欠妥的。我们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必须恰当估价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着名宗教社会学专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经过对美国宗教长期研究，提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宗教市场论”。
他认为：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有极高的相似性，在“宗教市场”上，在没有宗教垄断的条件下，会出现宗教的竞争和多元化，而宗教竞争会造成某些具体教会或兴或衰，但从总体上会促进宗教繁荣；竞争能促进宗教提供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宗教“产品”；宗教信众作为宗教“产品”的消费者，在选择宗教“产品”时具有理性判断即趋向于选择“收益大于付出成本”的宗教。
专业人士评论说斯达克理论认为他提出“宗教市场论”有其所生活的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背景。这一评论对我们中国来说，在市场经济建设刚刚取得成就的中国“宗教市场论”的借鉴意义就更大了。这个理论表明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了宗教就消亡了，相反，宗教的选择性需要更加强化了。因为人们面对的经济、道德、伦理、生存、生活的冲突也同样更加强化了。
这一观念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在民国初期章太炎提出过“俱生进化论”。他的观念也许更具有参考价值。“俱生进化论”的含义就是相反相成的两个东西和势力共同发展。
就宗教这一“既定社会存在”而言，人们创造宗教是因为人类社会有需要，而在人类的需要没有消亡之前，宗教作为一种“需求”也不会消亡。宗教的诞生根植于“需要”，由“需要”而产生“需求”，由“需求”而产生“供给”，“需求”和“供给”共同构成“市场要素”。
假如我们人为地切断“供给”，那么“需求”就处于一种饥渴状态，而这种饥渴状态恰恰会把一切可以满足需要的替代品当作本来的消费品，从而产生盲目的“宗教化政治情结”而引发新的造神运动和“类宗教狂热”。
这种“类宗教狂热”会打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秩序失衡，必然造成社会痛苦。假如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历史，那么我们不难联想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象——一个错误的观念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灾难。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宗教作为一种“既定社会存在”，进而恰当地疏导它、引导它，让它为它本来应该“在”的社会服务。宗教正是这样的“既定社会存在”之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将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生存空间之内发生作用，其重要性也会更为彰显。
三、成绩和不足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曾经是重大的研究课题，成果也很丰富，相关的研究成也很多，诸如方立天教授《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代表性着作，该文发表于2005年4月期《中国社会科学》，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制定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在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引导之下，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应该说给了宗教一个发展机会，同时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但这一理论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我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宗教”是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需要加以引导和“再教化”。在这样的语境下，必然出现本文开头的案例。这样的案例不发生是偶然，发生才是必然。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我们仍然认为宗教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既然是负面那么莫如“敬鬼神而远之”为上策。这样一来且不说宗教信众心理的感受如何，单是宗教研究的力量就十分薄弱，相比其他国家我们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显得十分稀少。
2008年10月，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基地成功举办了第三次中日佛教会议，在会议上，日本学者的论文所表现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明显要强一些。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宗教研究不仅是关乎宗教本身的一种东西，而是关乎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标杆，是一个国家软势力和软实力的表征。借用“宗教市场论”的观念而言，宗教水平的高低、文明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广告。合理而又理性的宗教信仰足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的文明修养程度，是“国家精神”的一种展现。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代表的“适应论”还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状况来看待宗教的理论和现象，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给宗教重新定位应该是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因此，适当增加投入，强化宗教研究，把宗教这一“既定社会存在”看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说明朝太祖朱元璋能意识到宗教对国家和国家精神的助益而对宗教给予正面评价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借鉴，那么我们比朱元璋更大的难题在于我们如何把宗教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看待。因为在朱元璋那里，他没有国家实力和形象的担忧，但我们却有这样的担忧。因为我们是在全球化条件下面对十分庞大而又发展充分的西方宗教社会。七国集团不仅是强大的市场经济体，也是强大的文化和精神的宗教体。
如果我们不能在精神领域同样崛起，那么我们在精神上也同样会受制于人，领受恰如我们在物质上受制于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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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国家精神2008-12-22
摘要：宗教是一种“既定社会存在”，是社会稳定器，构成国家精神的一部分。中国主流宗教观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转变是巨大进步，这个转变推动了社会和谐。在全球化视野下，把宗教看作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宗教观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题词：宗教、宗教观、国家精神、软实力
一、问题的缘起
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导的，尽管当前已经没有极左时期的口号和教条，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仍然左右着作为国家管理者代表的各级官员。尽管在如某某大学等高等学府时常可以见到穿着僧袍、道服的出家人和神职人员在学习和研究，但普通社会层面上，尤其是公开的正式层面，人们对宗教的误解还是很深的，曾经有这样的案例，某大的宗教学博士到某大学任教，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发表那么多宗教文章不好，应多写正面的文章。
这个例子里“宗教文章不好”与“正面文章”形成了一种文字、语义的对比和反差，凸显了主流显性层面的意识形态对宗教的误解还是很深的。如何理解、认识和推进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进而认识到宗教在全球化视野下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要素也就是如何沟通曾经作为隐性意识形态的宗教和当前中国主流显性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仍然有很大的探讨余地。
二、宗教的国家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相对“和谐”的局面，其中，宗教对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尤其自唐代以来，宗教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起到重大作用。借鉴古代的治国经验，借鉴传统的力量来构建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治国方略之一。
汤因比说“国家精神可以定义为使人们在感觉、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会的一部分都视为该社会总体的一种精神” 宗教作为既定社会的一部分，在其没有走进消亡并且在基层社会公民心理普遍存在时无疑是应该善加利用的社会稳定力量，假如我们自己不加以利用，那么宗教就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力量手段，恰如在近些年的国际交往中，西方始终以宗教为借口利用达赖集团所表现的一样。
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宗教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可以激发社会成员产生凝聚力量，引导树立社会道德规范，为广大信众确立终极信仰。
在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对中国已经作为“既定社会存在”的儒释、道三教积极加以利用并给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在所着的《三教论》中说：“于斯三教，惟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 ，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 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主流意识形态积极评价与应用宗教做为“既定社会存在”从而稳定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素质。
或许仍然有人认为，朱元璋不过是封建的、落后社会的代表，不足以彰显宗教的社会价值，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必定让位于科学和主义，进而宗教本身仍将走向消亡。
其实这样的观念是现代社会自大的一种表现。几乎所有的时代社会都认为自己超越了前人、超越了历史。这固然是一种对自身进步的自信，但自信发展到消灭社会和人类心理“既定存在”的地步那就不是自信而是狂妄了。
2002年，美国和德国的两个研究小组通过对陨石碎片与地球岩石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中铪128和钨128两种元素的含量比例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地球年龄比过去预想的要多出2000万年。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仅仅科学计算的估计，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年龄就可以提高2000万年，而对于仅有5000年文明史的人类而言随意宣说某种“既定存在”消亡是明显欠妥的。我们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必须恰当估价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着名宗教社会学专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经过对美国宗教长期研究，提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宗教市场论”。
他认为：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有极高的相似性，在“宗教市场”上，在没有宗教垄断的条件下，会出现宗教的竞争和多元化，而宗教竞争会造成某些具体教会或兴或衰，但从总体上会促进宗教繁荣；竞争能促进宗教提供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宗教“产品”；宗教信众作为宗教“产品”的消费者，在选择宗教“产品”时具有理性判断即趋向于选择“收益大于付出成本”的宗教。
专业人士评论说斯达克理论认为他提出“宗教市场论”有其所生活的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背景。这一评论对我们中国来说，在市场经济建设刚刚取得成就的中国“宗教市场论”的借鉴意义就更大了。这个理论表明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了宗教就消亡了，相反，宗教的选择性需要更加强化了。因为人们面对的经济、道德、伦理、生存、生活的冲突也同样更加强化了。
这一观念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在民国初期章太炎提出过“俱生进化论”。他的观念也许更具有参考价值。“俱生进化论”的含义就是相反相成的两个东西和势力共同发展。
就宗教这一“既定社会存在”而言，人们创造宗教是因为人类社会有需要，而在人类的需要没有消亡之前，宗教作为一种“需求”也不会消亡。宗教的诞生根植于“需要”，由“需要”而产生“需求”，由“需求”而产生“供给”，“需求”和“供给”共同构成“市场要素”。
假如我们人为地切断“供给”，那么“需求”就处于一种饥渴状态，而这种饥渴状态恰恰会把一切可以满足需要的替代品当作本来的消费品，从而产生盲目的“宗教化政治情结”而引发新的造神运动和“类宗教狂热”。
这种“类宗教狂热”会打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秩序失衡，必然造成社会痛苦。假如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历史，那么我们不难联想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象——一个错误的观念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灾难。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宗教作为一种“既定社会存在”，进而恰当地疏导它、引导它，让它为它本来应该“在”的社会服务。宗教正是这样的“既定社会存在”之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将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生存空间之内发生作用，其重要性也会更为彰显。
三、成绩和不足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曾经是重大的研究课题，成果也很丰富，相关的研究成也很多，诸如方立天教授《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代表性着作，该文发表于2005年4月期《中国社会科学》，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制定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在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引导之下，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应该说给了宗教一个发展机会，同时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但这一理论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我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宗教”是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需要加以引导和“再教化”。在这样的语境下，必然出现本文开头的案例。这样的案例不发生是偶然，发生才是必然。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我们仍然认为宗教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既然是负面那么莫如“敬鬼神而远之”为上策。这样一来且不说宗教信众心理的感受如何，单是宗教研究的力量就十分薄弱，相比其他国家我们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显得十分稀少。
2008年10月，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基地成功举办了第三次中日佛教会议，在会议上，日本学者的论文所表现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明显要强一些。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宗教研究不仅是关乎宗教本身的一种东西，而是关乎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标杆，是一个国家软势力和软实力的表征。借用“宗教市场论”的观念而言，宗教水平的高低、文明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广告。合理而又理性的宗教信仰足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的文明修养程度，是“国家精神”的一种展现。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所代表的“适应论”还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状况来看待宗教的理论和现象，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给宗教重新定位应该是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因此，适当增加投入，强化宗教研究，把宗教这一“既定社会存在”看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说明朝太祖朱元璋能意识到宗教对国家和国家精神的助益而对宗教给予正面评价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借鉴，那么我们比朱元璋更大的难题在于我们如何把宗教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看待。因为在朱元璋那里，他没有国家实力和形象的担忧，但我们却有这样的担忧。因为我们是在全球化条件下面对十分庞大而又发展充分的西方宗教社会。七国集团不仅是强大的市场经济体，也是强大的文化和精神的宗教体。
如果我们不能在精神领域同样崛起，那么我们在精神上也同样会受制于人，领受恰如我们在物质上受制于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