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念是圆的伴奏:现代高二适《致苏渊雷书札》

现代高二适《致苏渊雷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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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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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适《致苏渊雷书札》

    苏渊雷与高二适是同时代人，抗战时期他们在南京和重庆已相识相交。那时候，苏渊雷还只有30多岁，在重庆北碚文化区创办钵水斋书肆，主要进行文物交流、图书出版、举办学术讲座、广泛结交中外名流。当时的钵水斋大家云集，有沈钧儒、郭沫若、章士钊、许寿裳、钱穆、顾颉刚、宗白华、高二适等人。苏渊雷自己刊行的《钵水斋丛书》有《天人四论》《名理新论》《中华民族文化论纲》《陪都赋》《经世文宗》等，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同时在其他书店出版了《宋平子评传》《玄奘新传》等著作，传播中华文化。高二适长苏渊雷5岁，苏渊雷常以兄长相称，他们经常相聚，探讨国运、研究文化，更有诗词唱和。苏渊雷在《巴山忆旧——钵水斋缘起》一文中曾经提到，在他的《经世文综》一书出版时，高二适前来祝贺，并赠诗一首：“故人昔住温塘日，酒罢高歌泪数行。自倚卖书为事业，谁知经世有文章。贫余妻子能行乐，倦里河关供发狂。似我萧疏亦何计，江湖安得便相忘？”高二适的这段诗，不但写出苏渊雷的“酒罢高歌”的品性，也让人知道当时他“卖书”求生计的境遇，更让人钦佩苏先生“经世有文章”的才华。

　　提起与高二适的相交历史，苏渊雷曾说过：“与二适交40年，自宁而渝，自渝而沪，又自沪而宁，可谓‘所更非一’‘感慨系之’。”那个年代，正是抗战时期，他们不断辗转于南京、重庆、上海等地，为生计奔波，但他们的友谊和诗书往来从不间断，讨论国家形势，共叹民众生活的苦难：“转怜词客生涯苦，愧尔芳菲吐属才”“衔杯读曲寻常事，未抵灵均一往哀”，这些在陪都重庆写下的诗句，反映了当时艰难的生活以及以诗自误的情绪。

　　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在南京相逢，在秦淮河上对饮，高二适写道：“大劫河山怆酒垆，今来还记碧窗疏。”对其10年前在碧窗下谈论国事的情景记忆犹新。苏渊雷则叹息：“历劫河山仍战垒，过江藻缋只蘧庐。”“天下安危一发牵，寸心真为此悬悬。”两人对抗战胜利后仍动荡不安的民众生活表示担忧。
    新中国成立后，苏渊雷与高二适都从事教育工作，仍有许多诗文交往。上世纪60年代初，苏渊雷在哈尔滨受到不公正待遇，高二适也境遇不佳。他们互相鼓励、相互支持，高二适给苏渊雷的诗中写道：“当汝羁栖天北角，正我憔悴江之南。”“海内故人惟我独，天边知己让君先。”可见他们同命相怜又相知。

　　两人不断诗词唱和、学术研讨，更有不间断的相互学习、互相欣赏。“草圣诗豪世并谙，无惭美誉满江南。”这是苏渊雷对高二适书法和诗作的赞誉。而高二适对这位小弟的才情也是倍加赞赏，他夸苏渊雷的气度，佩服他的情操：“屋山试瞰天无际，风雨能来最子贤。”由于他们的才与情相通，志与趣相投，历时40年的友谊在诗坛和书坛广为传播。在高二适病逝于南京时，苏渊雷寄去了挽诗四章：“诗名雄楚蜀，草圣见嶙峋。肝胆凭谁照，艰屯独我亲。”并满怀悲怆地写道：“曲高谁和者，魂警梦难通。惟有白门柳，萧萧杂雨风。”

　　1965年，高二适先生参与“兰亭”学术论辩，发表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在国内影响极大。由于辩论的另一方是很有影响力的郭沫若，一时间，成了国内学术界的焦点。当时这场争论还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于1965年7月28日致郭沫若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高二适在这场辩论中表现了高昂的风格，不随流俗，独持己见。当时苏渊雷虽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但他还是致函海上师友，大力搜集关于兰亭序真伪的有关论据，以助高二适。并写诗称赞高二适：“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黄庭恰好真同调，金谷相参别缀诗。自是临摹有瘦硬，何曾癸丑补干支。流沙坠简分明在，波磔蝉联尚有丝。”其中“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后成为国内学术界颂扬高二适的佳句。

　　苏渊雷与高二适来往的信札较密切，高二适纪念馆至今还珍藏了6封高二适给苏渊雷的信札，这些信札如今已是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和难得的文史资料了，从中可以窥见苏渊雷与高二适之间的交往情形。由于这些信札跨越了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将近20年的时空，不仅可研文理、可探诗奥，亦可研高二适晚年的书艺精华。其中有一封信是1973年章士钊先生在香港逝世之后，高二适致苏渊雷的手札，书法之中可以品味艺术，言词之中更可看出高二适、苏渊雷之间兄弟般的情感。

    高二适（1903-1977），原名锡璜，后取“适吾所适”之意，改名二适，字适父，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凫。当代著名学者型的书法家。江苏东台人，生于江苏姜堰兴泰乡东台小甸址村，1915年毕业于东台县高等小学，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
　　先生少承家学，一生潜心国学书艺研究，深造自得，独学成者。早岁受知本乡前辈戈以振、韩紫石。与赵香宋（熙），于右任多有知交，许为能诗、书有家。中岁师事章士钊，有半个世纪交往，为忘年交。章对高极爱之重之，赞其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学问“寝馈功深”，“史实研究”“无漏洞可塞”，斯为“天下一高”。高二适诗出一生，直造精微，言必已出，晓畅唐之村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比重为诗数千篇，留存有诗辙集三百余首。其遗存书帖多有批注题跋，皆颠扑不破语，造诣极深，是遗世最宝贵财富之一。
　　高二适博精国学，晓畅周易，受约为章士钊《柳文摘要》拟定《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及《跋刘宾客天论》二文。章士钊为此有赞许诗句“独虑天书读难尽，高高犹自敞河源”。为人狷介自持，1965年在与郭沫若的兰亭真伪论辨中，冒着可为“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的风险，独持异议、翼翼拟定《兰亭序真伪驳议》文，援据坚确地指出，兰亭序为真非伪。驳文立论精严，字字坚实，切中肯綮。此巍然硕书经章士钊推荐，毛主席助成，一月内二见报刊，海内外传为佳话，特为世人所瞩目。遗作《刘宾客集注》虽未能公表，章士钊称此集与其《柳文摘要》将并户列入中唐刘（禹锡）柳（子厚）大师讲坛。
　　先生有渊博的文史知识，精鉴赏，长期在文史馆工作，博及群书，眼光很高，为书取法乎上，深造探求，他对自己的草书很自信，自认为天下第一，有多本书法集（含书评）出版问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习今草应从草录（章草）隶篆入门，则笔法入古、脱俗。年逾五十，主攻章草，广收历代《急就章》传本，考校本，及古残简碑贴字节，排比正章、审核异同，撰写《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历时十载，1964年校补定稿，1982年出版，使坠失一千六百余年的章草免遭烟灭，国人惊动。在书法实践上，他巧妙地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既有高古的品格，又有奔腾跌宕之气势，尤以线条的劲幢、结字的紧密见长。看他的草书，才真正感觉到那笔锋在纸上奔突的力度。高二适学问素养极高，作品往往洋溢出浓郁的书卷气。文章、书法极受林散之先生推重。
　高二适一生与诗书同命，文如其人，于学问严谨中实，宁根固底，语不犹人，不驰鹜浮名；于事刚正不染，不依违两可，坦荡一生；于友襟期坦诚，良实忠纯；于后学为严师益友，堪为一代宗师。

延伸阅读（一）

    苏渊雷致章士钊信札附诗稿

    苏渊雷（1908-1995），原名中常，字仲翔，晚署钵翁，又号遁圆。1908年10月23日，苏渊雷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玉龙口村（现为苍南县钱库镇人）。解放前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所编辑、中央政治学校教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国文讲席、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兼第一处长等职。1995年去世前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专治文史哲研究,对佛学研究独到,尤洞悉禅宗。主要著作有《名理新论》、《玄奘》、《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苏先生毕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眼明手快，援笔成文，出口成章。余事书画，被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一般人如能精通这些学问的一种就足以自豪了，而他却兼而有之，臻于自然浑成的化境。他一生著述等身，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据不完全统计，已刊著作三十余种，论文百数十篇。曾被人尊称为“平阳三苏”（即苏步青、苏渊雷、苏昧朔）。苏先生数度出访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文化交流，赢得海外学者的崇敬，素享国际声誉。他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并被选为上海市有特色的艺术老人。
    雅好文艺，兼擅书画，笔墨洒脱，逸笔草草，为典型的文人书画。1943年在重庆创办“钵水斋”书店，经文会友，并著书立说多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访问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著有《苏渊雷文集》四卷等。　　
    苏渊雷在文史哲及佛学诸方面均有杰出建树，被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主要著有《读史举要》、《白居易传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今年恰值苏渊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苏先生一生全部的学术研究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编辑整理，结集出版，以为纪念。　　

    《苏渊雷全集》共五册，分别为：哲学卷、史学卷、文学卷、诗词卷和佛学卷，共约200万字，收录了苏渊雷先生的自传、诗作、书画作品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珍贵生活照片，还特别收录了苏先生生前没有完成的作品《中国禅宗史》。此外，章士钊、赵朴初等著名文人与苏渊雷先生往来的信件、诗札等，也收录在《苏渊雷全集》中，是目前为止收录最齐全的苏渊雷先生的遗作文集。

    苏渊雷书迹


    1942年，苏渊雷一家在重庆北碚合影。

延伸阅读（二）

论高二适的手札书风    
    一、草圣平生：高二适其人其书
    提起高二适，人们都知道六十年代的那场“兰亭论辨”，名闻遐迩。如果撇开“论辩”，单就高二适的草书艺术成就来说，也足以载入史册，与历史上的草书大家共同演绎一部精彩的草书艺术史。
    高二适对自己的草书十分自负，他自许“草圣平生”，自谓“世人无我，我无世人”、“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右军以前无二适，右军以后乃有二适，固皆得其所也。”[2]以至有不少人谓其狂妄。林散之在诗中这样表达他对高二适为人的看法：“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3]
    高二适在楷、隶、行、草书方面都下过功夫，尤以草书著称于世，并以杂体草书独立于晚近书林。他有学书自述：“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帖》、《淳化阁帖》及《淳熙秘阁续帖》诸本，专攻王羲之，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焉。”[4]从选帖来看，可见他对草书的偏爱。当然他临《西狭颂》、《杨淮表记》等隶书，临《贺捷表》、《七姬帖》等楷书，以及临《圣教序》、《大唐纪功颂碑》等行书，对他日后书风的形成起这重要作用。50岁以后的高二适专攻章草，致力于《急就章》的研究，同时朝夕临摹皇象和宋克的作品，他说：“岁次甲午，余年逾五十矣，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乃由篆隶省变为草之途径。”[5]他尤喜临宋克，这对于他杂体草书书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草书观是“学草要兼章”，也就是在学今草之外要兼习章草。他对书法史上的张芝、索靖、羊欣、薄绍四位擅长章草的书家颇为推崇。有“骨节张索”、“江东羊薄”二印表明了他的观点，见载于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他还对人们对章草大家皇象的淡忘表示出不满：“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他批评宋人草书说：“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又认为：“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在高二适看来，草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发泄吾人胸中之馀蕴，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草最为能解也。又，凡人有抑郁不平之气，作草亦可解也。”高二适的这一见解，在他的草书作品中最能反应出来。
    二、金薤琳琅：高二适手札书风及其特色
    在高二适的书法作品中，草书是其成就最高者，而在他的草书作品中，手札书法是其一个亮点，也成为高二适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手札，古人又称尺牍、尺素、尺翰，因其书函长约一尺，故有此称。尺牍一词见于《汉书》，其《陈遵传》云：“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孙过庭《书谱》云：“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王献之因为谢安没有收藏他的手札而甚以为恨，说明手札在当时已成为书法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人书法赖以手札而传世，陆机的《平复帖》成为书法史上最早的名人墨迹，这是书法史的一种独特现象。二王手札，是有意无意间的书法杰作，说无意，它是一种轻松自然的流露，没有束缚；说有意，它又不可能完全是为了写信而写信，字里行间是一种书法技巧和才情的表现。二王手札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学习书法的经典，孕育过无数帖学书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书法的样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清两代更是以条幅巨制见长。晚近书坛受清代思潮的影响，也呈现出厚重的气象。高二适不然，他的书法作品虽有大字和巨幅，但手札书风已经成为他书法的一个形象，一个特色，在现代书坛显出特别的与众不同。
    高二适的书法作品也是形式多样的，有条幅、对联、横幅、中堂、扇面、长卷等，由于他对自己的书法作品比较谨慎，加上他不轻易给人，自视“一字千金，不啻小王之作草也”[6]，所以作品传世并不多，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手札、诗稿等。如《高二适书法选集》[7]、《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高二适》[8]、《费在山藏现当代书画墨迹选——高二适卷》[9]中收录的作品，手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另有《高二适手札》出版[10]。这些手札作品多是给老师、友人的书信，却流露了他的心性，似乎让人领略到他的内心世界。高二适认为：“草书即须乘兴而发，始能为之，此草书不二法门。”[11]而他的草书手札正是乘兴、即兴之作，尤能发其胸臆，形其哀乐，见其情性。他的手札作品已经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了，时而兴之所至，洋洋洒洒，能将手札写成横幅，乃至写成手卷，大大突破了尺牍的范围，这也成为他书法作品中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
    在高二适的手札中，《致章士钊先生》数札、《致卞孝萱先生》九札和《致费在山先生》数札都是高二适手札中的精品。他一生致人手札较多，如致苏渊雷、亚明、丁吉甫、萧平、徐纯原、张尔宾、庄熙祖、桑作楷、刘墨邨、薛文浩、高景云、方志铠、李春坪、谢居三、王思任等，其中也不乏精品。
    当然还包括一些诗稿和题跋，如高二适1973年《呈散之先生诗稿》、1974年《赠继海诗》、1975年《致陶白诗稿》、《赠纯原诗二首》、《答蒋永义书兼眎阿松》，以诗代讯，也可以看作是手札的一种。在诗稿和手札之间的这类作品，也是诗人兼书家高二适的一大特色。风格也趋于统一，我不妨统称为“手札书风”。
    用沙孟海题《二适诗信墨迹册》中的“金薤琳琅”四个字来形容他手札所表现出来的感受是很确切的。在高二适的手札中，以草书为主，杂以隶、楷、行书，可称为杂体草书。他自己曾说：“余作草以章草、八分、行书相间为之，此王右军法也。”[12]此法元人赵孟睢⒖道飵j巎、饶介已经涉及，实际上到了明初宋克将这种杂体草书写出了一种鲜明的风格，高二适也承认：“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此俟知之者。”[13]正因为他的杂体草书，使得他的草书有“金薤琳琅”般的华丽和变化之感。
    综观高二适的手札作品，从对象上看，有致老师、同门、朋友、学生的。从内容上看，谈学术、谈书法、谈杂事，也有谈诗和以诗代讯的，均有感而发，常常流露出他的学术思想。从书体上看，以草书为主，间以楷、隶、行，并很自然地糅合在一幅作品上。高二适称之为“四体书”，于右任称宋克的这种书为“混合体”[14]，此处不妨称为“杂体草书”。从形式上看，有信笺、诗笺者，但他并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在“尺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小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般小条，大的如横幅、手卷式的手札。从手札作品本体来看，随着情绪的节奏，时而快速书写，几个草字连在一起，时而放慢速度，在草书中出现一两个楷、行书，显出节奏感。时而因为注释或缺漏，或在信写成后想到要特别补充的，在正文中和文末添加小字，显出丰富感。与小字相比，有时一字之竖能一泻千里，如《致卞孝萱先生札》中有一“耶”字竟有15字之长，甚为过瘾[15]。出于礼貌，时而抬头，时而空格，因为录诗，有意与信有所区别，故手札的整体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时而圈划和涂改，时而以朱砂或墨笔圈圈点点，作些句读，当然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也是古人手札和文稿的常见手法。从用印上看，多数手札钤印，有兴致时可钤多方，有名印，字号印、引首印和闲章，所钤位置也很自由，并不刻板和拘泥程式。有印章盖倒和盖歪者，也有未钤印者，可能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所致。“二适顿首”、“二适拜呈”、“二适叩复”、“二适谨状”、“二适便书”、“二适手写”、“二适具草”将我们带到他作书时的情境中去。我们读这些手札，感受颇深，这是思想、学养、生活、情性、技巧的高度统一。
    他的手札，有气势，写得大气磅礴，有江河奔流之势。他的手札，是生活，写得情感流露，不避忌讳敢于慷慨直言。他的手札，见情性，写得随性所发，不拘小节，而神态自若。他的手札，显爽健，写得沉着痛快，抑扬顿挫中见连绵起伏。他的手札，能疾涩，写得缓急互见，尽书道之妙。他的手札，寓高古，写得兀傲不群，颇有荦确不平之气，更见晋贤萧散之风。

1977年3月15日，扬州书家魏之祯在读了方延午所集《舒父老人手札册》后，成诗一律：“常侍诗篇富，伯英草法娴。情怀哀乐外，根柢有无间。尺素玲如璧，锦装驳且斑。望崇拟往哲，师傅老虞山。”[16]对他的尺素之作表示出由衷的赞叹，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三、风流独步：高二适手札书风及其草书的历史价值
    高二适手札书风的形成，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与他长期临习《十七帖》、《淳化阁帖》这样的先贤手札不无关系。在十年文革中，他仍在临习二王手札，他在《淳化阁帖》卷七中题道：“六六文运，仅存此册，夜便狂书十纸。不死适老子题。”[17]二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他需要写信，也乐意以写信来抒发情感，向人倾诉他的内心世界。因而他有大量的手札存世，足以使得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手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形式，成为他书法的主要特色。
    林散之在看了挚友高二适的遗墨后，有诗：“矫矫不群，坎坎大树。嶷嶷菁菁，左右瞻顾。亦古亦今，前贤之路。不负千秋，风流独步。”[18]
    高二适的手札以草书为多，而草书得益于章草尤多，当代草书家从章草中走出的，我认为有两人风格迥异，并形成自己鲜明艺术风格的，一位是王蘧常，一位是高二适。王蘧常以碑法写草，迟涩凝重；高二适以帖法写草，爽健飘逸。前者在清代碑学书风的馀绪之下，顺应了历史潮流，应属理直气壮。后者顶着碑学的笼罩，恢复古人帖学传统，与时人的书风拉开了很大距离，实属难能可贵。相比之下，高二适更具有历史意义。
    高二适草书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书法观有着很大关系，是他书法思想的直接映现。首先是他不随波逐流的思想。他说：“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这是他在“兰亭论辩”中表现出来的。其次是他崇尚帖学而鄙视碑学的书法观。他对二王一系帖学经典的崇尚在各种手札和题跋中可以读到，如“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平生只嗜晋帖，晋帖以后，只一五代杨风子、康里子山及宋仲温二人，此非十驾之功不可追也。”他对碑学的鄙视，从他在碑帖上只言片语的题跋上也能读出一些端倪来：他论包世臣：“其人于书无妙解”。他论康有为：“恶札可憎”。他论沈曾植：“字形拙劣，沈君枉有书名，现世无具眼久矣。”快人快语，爱憎分明，表明了他崇帖贬碑的书学立场。再次是他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反映，他的草书风格与他的性情完全吻合。

    高二适的书法贡献有三。一是顶着碑学风气，坚持帖学创作，使得帖学有了发展的空间。他崇尚帖学，对清代以来的碑学有着强烈的不满。六十年代的那场“兰亭论辨”应该视为他对碑学的一次公开反叛，这是一次碑学笼罩下的帖学觉醒。如果说“兰亭论辨”表明了他崇尚帖学的鲜明立场，那么，他的书法则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千年帖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风采。高二适在《致费在山信札》中曾透露沈尹默对他书法的看法：“吾在蜀作唐人帖，吴兴沈下翁（沈尹默）见讶，告章行老，称三百年来无此笔法。解放后，予在沪屡与秋明（沈尹默）晤谈（当时潘伯鹰尚健在），事隔二十馀岁，伯鹰仍牵此陈事为笑乐。”[19]可见以振兴帖学为己任的沈尹默对高二适书法的地位看得很清楚。
    二是高二适专攻章草，使得沉寂已久的书体得到发展，并运用杂体草书，使得他的书法风格与时人拉开距离。对于章草，他认为：“章法坠失已有一千六百馀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他对于章草的整理研究和书法实践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又说：“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亲用竹木简之笔法，籍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残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20]可见他在寻求古人的笔法，来创造自己的书风。他在《致扬州方延午先生手札》中说：“鄙心率不齐病，仍未痊愈，惟近忽有意创一书体。”他欲创一书体，就是指他的这种“杂体草书”，而“杂体草书”并非他所发明，他所说的创，应该是指具有他自我特色的风格意义上的书体，也就是高氏杂体草书。这说明他有意于书法的创新，而他走的也正是前人的“入古出新”之路。
    三是手札书风在近现代书法创作样式及其情感表达中的作用。近现代书坛是晚清碑学的延续，虽有沈尹默、白蕉等致力帖学的倡导和创作，但人们的书学思想仍然在碑学的思维模式之下。从作品样式来看，以条幅、屏条、中堂、对联、扇面等为主要创作模式，展览的频繁，更使得尺幅越来越大，手札这样的形式在晚近书法创作中渐渐淡出书法舞台。实际上，手札这样的展示形式是帖学的渊源，有着悠久的传统，高二适的书札书风给人们带来一阵清新之风，将古老的帖学以新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给书法创作样式以新的启示。此外，手札书风所表现出来的还不只是样式，更重要的是手札表现出来的是真情实感，反映了真实的生活状态。高二适在一封手札中说：“凡人有作，须有所寄托，不然，则字匠之为，有识者定嗤之以鼻也。”[21]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创作更接近于书法的情感表达。
    当代的书法展览中也有一些手札式作品，故意抄错唐诗宋词，涂涂改改、圈圈点点，也有故意写信，无病呻吟，造作之极，反映的是假生活、假情感，不能与高二适的手札书法相提并论。“手札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高二适的手札书风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让我们去模仿，而是通过这种现象，能够启发我们的思维，对当代的书法创作提供一种新的空间和可能，在让我们的书法创作怎样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状态上作一些有益的思考。
注释：
[1]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 高二适《题澄清堂法帖》，见《高二适研究》P34，《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3] 林散之《春日寄怀二适》，《江上诗存》卷二十五，P238，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
[4]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6] 高二适《致丁吉甫手札》，见《高二适研究》P37，《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7] 《高二适书法选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
[8] 《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高二适》，广东教育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
[9] 《费在山藏现当代书画墨迹选——高二适卷》，香港王朝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10] 《高二适手札》，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11] 高二适《跋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见《高二适研究》P33，《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12] 高二适《题墨池编》，见《高二适研究》P30，《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13] 高二适《题宋克书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见《高二适研究》P30，《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14] 于右任《跋宋克书杜甫壮游诗卷》：“故此种草，谓之为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则可，如谓为章草，则误矣。”见《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九》P71，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委会1986年。
[15] 高二适《致卞孝萱手札》九札之一，冬青书屋藏。
[16] 魏之祯《题舒凫墨迹》，见《高二适研究》P96，《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17] 转引自尹树人《高二适书法选集序》，见《高二适书法选集》P3，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
[18] 林散之《题挚友高二适遗墨》，见《高二适研究》P95，《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
[19] 从高二适《致费在山手札》原迹中录出。
[20]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 高二适《致徐纯原手札》，见《高二适书法选集》P7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7年。
                                                              (据《中国书画》文/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