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蓝国际年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图文】

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還舊樓主2010年8月7日覓自《华声论坛》★★★      
1942年4月，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在缅甸留影。
       一、与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冲突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时，面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蒋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回重庆后蒋又特给杜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蒋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实际上，3月15日，当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致电蒋介石报告有关情况后，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可见，不管蒋介石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作出了让步。放弃其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准备投入3个师加上兵力约1个师的第5军军直属部队，由此，远征军大部分兵力将越过曼德勒，蒋以曼德勒为中心，在腊戍、密支那等地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这一变化，按蒋本人对史的说法，“将军既为予之参谋长，又负指挥我军在缅作战之责，自当参酌尊意”。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固执的蒋介石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其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 　　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缅甸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的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何况此时仰光出海口已受日本海军威胁，难以充分利用。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预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达。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这样，日军实际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已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二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日军预定完成增兵计划的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其在包括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显然是不利的。所以，林蔚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同古决战目的如为击破敌人，兵力“嫌过小”。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远征军要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并且由曼德勒输送至同古较之前一段运输更为艰难。虽然后来由于各方努力，运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抢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集中同古，事实上仍无可能。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如当蒋反复向其说明应防止第五纵队之活动时，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动之举”，对之轻描淡写。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载，26日，远离战场的仁安羌“英国士兵之间发生了骚乱，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同时，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 “糟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这些本应事先通盘考虑的问题遭忽视，其后果是恶劣的。 　　复次，在同古展开会战还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战斗心理问题。由于蒋的让步是在史迪威压力下作出的，蒋对进攻作战大有保留，这种态度通过各种途径必然影响到前线将领。本来，远征军将领对史迪威就抱怀疑态度，如史迪威本人所说：“考虑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让他们在这关键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对此人又知之甚少，难以过多信任，未免期望过高。”尤其是这一外国人贯彻的又是为他们并不熟悉且和蒋介石意志不尽相同的进攻战，前线将领的犹豫和观望实可想象。缅甸战役失败的连环扣，很可能就由此拉开。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也不现实。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虽然后来有增援部队加入，仍无法遏阻敌人的进攻，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不得不最后撤出阵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很难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提醒史，己方军队“一经后撤，倘无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阵地，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又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军队3个师和日军1个师团兵力上也只是相差无几。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就倾向于在曼德勒进行防守反击战，客观看，这一计划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如其计划得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日军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应在4月中旬以后，届时，中国可在该地区集结5-6个师兵力，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可形成较大优势，而日军长途进击，又占据许多地区，需分兵把守，此长彼消，形势有可能向有利于盟军方面方向转化。加之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这些条件利用得好，相持乃至取胜的机会并非没有。退一步说，只要能够相持，到6月进入雨季，日军大规模进攻就难以实施，这样中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就近准备，缅甸战场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将更大。所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谈话中对雨季的来临表示出相当期望，将此作为其防御反击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二、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史迪威是支持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在中国期间制定的东方战略成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区战略计划构想的基础，史迪威制定了分五路作战计划，包括一路从印度东进、两路从中国南下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收复东南亚的部署，从中太平洋方向攻击、从澳大利亚方向攻击的计划，与美国政府总体战略思想相符，除了从中国向越南方向攻击的计划没有实施，其他四路都被美国和中国实施了，这个战略部署是有远见的。而对同期蒋所崇尚的五百架战机和一百架运输机赢得抗战嗤之以鼻。对日本人非常鄙视，史迪威曾罗列日本人的长处和短处，认为日本人有六个长处：勤劳、勇敢、有毅力、有组织、有纪律、热爱祖国，短处多达二十六个：傲慢、玩世不恭、野蛮、残忍、没有人性、愚蠢、不讲信用、说谎、寡廉鲜耻、没有道德、精神不正常、歇斯底里等等。但对中国军队的士兵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有适当的人来引路，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相媲美，对大多数军官们评价却很低（但对商震等他认同的评价较好。他制定了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的计划，第一期训练、装备十七个师，第二期训练装备三十个师的计划，可是实际完全由他负责训练、装备的只有三个师的驻印军，后来成为国民党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另外十多个师的部队组成了滇西远征军，也由他的副职部分训练和装备了，而随着抗战胜利和史迪威回国第二期三十个师的计划没有进行。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帮助装备了比三个师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战斗力都比不上史迪威训练的驻印军，可见武器不是制胜的关键。他领导取得了缅北战役的胜利，是美国优秀的战略家、军事家，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 　　尽管宋子文在华盛顿努力积极游说，然而史迪威事件却对中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许多著作将此说成蒋史之争。最近解密的宋子文档案不仅记载了许多这一事件的细节，而且揭露出一个过去其他人都未曾提及的历史景观。 　　1942年初，为了能有效地协调作战力量，盟军最高领袖们达成了一个联合指挥的方案，其中英国将军威斐尔(Archibald Wavell)将成为远东的“美英荷澳联合海上力量”（简称ABDA）成员国在远东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将是盟军在独立的中国战区里的最高指挥官，以对盟军“目前和将来有可能在中国战场运作”的陆、空军力量，行使最高指挥权。 　　宋子文当时已看到了这个新的指挥系统将是如何演变的。美国当时的决定，是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场上蒋的新伙伴。根据宋所取得的讯息，史迪威将监督并控制所有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成为蒋的参谋长。此外，史迪威还将在中国境内任何军事会议上代表美国发言，并且控制和主持滇缅公路的物资运送。 　　史迪威在1942年3月首次抵达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欢迎。宋的档案显示，就在1942年6月，也就是在缅甸战败的一个月后，蒋宋两人即已开始讨论是否要以一位更乐意支持国民政府战略、更积极领导盟军在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抵抗日军的美方人士，来取代史迪威。  　  蒋当时把他手中最精锐的两个师拨给史迪威用来保卫缅甸，结果却是一场灾难。1942年5月缅甸的陷落，意味着中国成了孤岛，与外界阻绝。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认定缅甸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太傲慢，无视蒋的建议，从而白白牺牲了蒋的两个师。 　　1942年6月和1943年10月之间，蒋和宋数次考虑撤换史迪威。起初，宋敦促蒋表现出他不喜欢史迪威但仍然试图同他合作的态度，但是当宋后来坚持撤换史迪威的时候，蒋却拒绝了。为什么即使极度不喜欢他，蒋和宋对于撤换史迪威仍感到如此犹豫？              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和4月30 日，蒋介石先后在日记里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          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积怨，最早始于“史迪威危机”。
　　史迪威是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指挥盟军在印度、缅甸战场的作战。由于史迪威一派 “太上总督”的大国主义作风，蒋介石很快与他失和。1942年5月10日，史迪威不征求蒋介石意见，独自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作战，蒋介石在日记里骂道：“史迪威对我在缅甸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1943年6月28日，史迪威又拒绝将罗斯福的海军兵力表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里痛骂：“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余令商(编者注：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见;美国有此军官……岂不怪哉!”
　　根据解密的历史档案，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反法西斯同盟会议。史迪威向罗斯福打了蒋介石的“小报告”：“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罗斯福回答道：“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很难有效合作下去。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在3个月内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3个月后，这个指令自动失效。”
           1942年7月18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是：“英军3个师、美军1个师、华军2个师由印度阿萨姆渡亲敦江入缅，向瑞波、曼德勒出击；再令中国12个师由滇西出击腊戍后与由印入缅之中美英联军会师，再挥师南下仰光；陆上部队开始进攻后，英海空军应进攻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7月29日，史迪威进一步提出“太平洋前线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在云南完成30个师的装备训练后，于今年11月15日至次年4月间发动进攻，由英国3个师、美国1个师、中国2个师从印度的曼尼坡出发，分经卡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曼德勒，同时由滇西出动12个师进攻腊戍、八莫，与由印入缅的中美英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然后成扇形展开进攻缅甸南部，此时英军空降及两栖部队应夺取仰光，再集结以上各军全力向东夺取泰国和越南，达到沿海。与此同时，滇越边境的9个师应即进占河内、海防，尔后再夺取香港、广州、海南岛或最终在该地发动进攻。另由美军分两路向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其他岛屿进攻，阻断日军增援，摧毁台湾、菲律宾日海空军。此即“五路进攻计划”。  
蒙巴顿与蒋介石夫妇合影。最右侧为史迪威将军  
蒙巴顿与史迪威交谈  
蒙巴顿爵士（右）与美国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与索摩维尔交谈           庆龄在重庆会见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史迪威统一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将药品急救济物资运往延安等解放区。
        史迪威临行前在写给朱德的信中说道：“对不能与您和您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作战而深感失望！”同时在向宋庆龄女士辞行时也感慨万千：“我在中国前后十多年，我的事业都是从中国开始的，我不忍心看着这个伟大的民族再这样长期被黑暗笼罩着，我的良心要求我干我应该干的事，可是，我无法完成我的使命。我相信，孙夫人你和再过几十年后的中国人都是能够理解我的。”
1944年生活杂志，1944年9月唐纳德·尼尔森，史迪威，帕特里克·赫尔利在重庆            三、史迪威事件               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允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为尽快实现罗斯福总统所倡议的设立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的建议，俾加强中美英三国问的进一步合作，于1月4日致电在美国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嘱其请求罗斯福总统遴选其亲信的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司令部所属参谋部之参谋长职务；而美国政府也正拟物色一高级将领赴中国协助作战。双方为此一拍即合，后经反复磋商，选定“想象力丰富，灵活多变，自信心强”的美国陆军第三军军长史迪威少将担任此职。1942年1月23日，美国陆军部正式发布史迪威职务的新命令，2月11日，史迪威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美国援华物资监督、美国政府出席重庆军事会议代表、中国战区与南太平洋战区间联络员的多重身份，偕其参谋人员及部分警卫人员从美国纽约启程赴任，3月4日抵达重庆，开始了在另一国度长达二年零八个月的生涯。
        1942年3月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授命其指挥入缅的中国军队第五军、第六军。但就在史、蒋开始合作的同时，双方在指挥权、隶属关系以及战略战术上开始出现分歧和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发生、失败更加突出和加深，以致出现蒋介石每提出一个观点，都遭到史迪威的反驳；史迪威也萌发出“要么任事态自由发展，不闻不问也不干涉，要么辞职不干，离开这里”的想法。1942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将原属中国战区、驻守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及美国派遣来华的A一29轻型轰炸机一队调往埃及，这对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失去西南国际通道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更加加深了史蒋之间的矛盾，双方已从战略战术上的不同与争论，发展到对个人品行的相互诋毁与人身的恶毒攻击。蒋介石不仅第一次表示了对史迪威来华工作的不满，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援华物资不多、不及时，完全是史迪威不能及时向美国政府和军方报告与建议所造成，并称史迪威“言行无常，似有精神病状态”；史迪威则指责蒋介石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暴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第一次萌发出“撤换史迪威”的念头，并命令在美国的宋子文，与美国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的职权”，同时希望美国方面“最好能主动召回史迪威”。 
        史蒋之间的矛盾，经中美双方的种种斡旋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的亲自到重庆调解，以及美国对华援助的增加、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暂时得到缓和。这以后，史迪威倾其主要精力，于印度和中国云南训练中国军队，并提出了整编军队、清除无能高官、澄清指挥系统等种种建议；与此同时，史迪威还超出意识形态的差异，坚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方针，主张予国共双方军队以平行援助，同时建议将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嫡系部队用于抗日前线；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史迪威还冲破层层阻力，向延安派出了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代号叫“迪克西使团”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从而开启了美国政府、军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先河。史迪威的这些举措，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传统政策，更与国民党所坚持的“溶共反共”政策水火不容，从而孕育着双方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和激化。到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豫湘桂大溃败，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全权的时候，这种矛盾得到总爆发，双方为此反复磋商、争论甚至摊牌，最终美国政府在蒋介石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的要挟下，从维护美国本身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出发，于1944年10月19日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另委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蒋矛盾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10月21日下午，史迪威离开重庆飞昆明，转道缅甸、印度回国，先后就任美国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太平洋战场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等职，1946年10月12日病逝于美国。
       史迪威来华与史迪威的被召回，不仅是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作为一名正直、坦率、公正的美国军人，在华期间“曾对中国之抗战事业与中美两国人民真正友谊的建立，有过很大的功绩”，被誉为“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日军于当年9月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切断了从这里到云南省的滇越铁路；次年5月，当史迪威将军带领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中国远征军残部回到云南之后，日军又切断了滇缅公路。自此，外界援助中国的两条重要交通线均已无法使用，中国用以和日军作战的外援物资只能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来得到补充。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列多公路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然而“驼峰航线”是空运航线，不但运输物资有限，运行成本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将军别无选择，只能谋划从印度经过缅甸北部修建一条到达中国的公路，重新建立起陆上运输线。
　　早在1941年日军开始威胁滇缅公路的时候，美国陆军就曾派遣一位工程师约翰.奥斯兰前来研究修建从印度经缅北到达中国的公路的可能性。奥斯兰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这条路的工程难度非常大，现在史迪威将军不得不着手修建这条穿越原始丛林的公路。
　　史迪威面临的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条路将穿越世界上地形最为复杂的地区。缅北地区处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余脉，不但高山峡谷众多，而且大多数地区覆盖着热带雨林。该地区气候多变，疟疾横行，蚂蟥、伤寒病菌随处都是，而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是雨季，人的生活条件尚且不能保证，工程条件就更差。另一方面，缅北地区仍然为日军所占领，公路的修筑将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面对这些困难，史迪威将军制定了如下的战略：展开缅北战役，与此同时从印度开始修建公路，争取早日控制缅北地区的主动权，保证中印公路的贯通。
　　中印公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列多镇开始，向南穿越缅北的派凯山脉和胡康谷地、孟供谷地，最后在巴莫东边与滇缅公路相连。从列多到昆明，总里程1079英里。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1945年1月28日，第一车队到达中国边境。滇缅公路与列多公路路口
        1942年底，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北部改编为驻印军，接受美军训练与大批美式装备，兵员素质和士气大幅提高，至1943年，兵力已达两个军。为再次入缅作战，卫立煌将军奉命在云南境内重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第十一、二十两个集团军十六万人组成第二期远征军，拟由印度东北部和滇西两个方向对进，在英美陆空军协助下，重新打通中印缅公路。
　　1943年8月，魁北克国际会议决定向缅北日军发动进攻，军事行动由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承担。中国驻印军总指挥是史迪威，副总指挥是郑洞国。9月，中国驻印军由印度北部出发，向缅北孟供推进，连战连捷。云南方面的中国远征军由滇西进击，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攻克日军设防坚固的滕冲、龙陵。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向缅北进行反攻。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由云南向怒江以西日军反攻。8月，中国驻印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
　　就在第二次入缅作战进行的同时，列多公路的修建也在抓紧进行，与公路的修建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条输油管路。美方对工程总负责的是陆军准将刘易斯.皮克，参与施工的主要是美国陆军209、236工兵营，中国方面则有10、12两个工兵独立团参与施工。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工程人员主要由黑人组成，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军战后废除有色人种单独编制的制度。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在丛林中施工的中美士兵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施工的过程异常艰苦，一般来说，先由中国工兵在在丛林中开路，美军紧跟其后，探索出一段道路后由空中力量至少开拓出30米宽的道路，然后再由工兵们将道路延长10-15英里。另外还有专门的部队负责修建桥梁。根据后来的统计，整个修路过程中，工兵们共搬运了13500000立方码的土方、1383000立方码的沙子，修建了700座桥梁，包括战争中修建的最长的浮桥（1180英尺）。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与此同时，美国工兵236营B连也完成了列多公路与滇缅公路的连接，自此中印缅公路完全打通。此前不久的1月12日，皮克准将带领一支由113辆车辆组成的车队，从列多出发，浩浩荡荡地向中国云南进发，途中因中日两军的最后交战而耽搁了数日，最终于1月28日到达中国昆明，这标志着列多公路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了。此后不久，蒋介石为了纪念史迪威将军的贡献，建议将滇缅公路和列多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不过战争的进程和大多数人在1942年所预料的不同，几个月后美军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比意料中更早的结束了，因此列多公路的战争使命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一段落，在战争结束前，共有26000辆卡车和129000吨物资经由列多公路运往中国。现在这条公路依然存在，大多数路段仍然畅通无阻，当然，它现在已经不是作为战争物资运输线而存在了。
　　整个列多公路修建耗资148，910，000美元，有2000余名军人牺牲在这条公路上。公路修成后升任少将的刘易斯.皮克说：“这是美军自战争以来所尝试的最为艰苦的一项工程。”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骡马也是重要的辎重工具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很多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C-47运输机为工兵空运物资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修建公路的同时仍要准备作战，图为中国士兵在美国M4坦克上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修建公路的消耗是巨大的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图为美军的一支后勤供应部队在“史迪威公路”上行军。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1942年，为了增援在缅甸被日军围困的英国军队、避免中国西南通道被掐断，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中国西南的陆路生命线被切断。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组织者陈纳德建议开通从印度到中国的航线，这条航线山峰连绵起伏，有如驼峰，因此被称为“驼峰航线”。然而“驼峰航线”运力有限，而且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区，运输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谋划修建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经过缅甸北部到达中国云南的公路，史称“史迪威公路”，重新建立起陆上运输线。这条从印度源源不断向中国运送军需物资的通道成了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线。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这个是当年修建公路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修建，当时史迪威公路中路是有两条……瑞丽、畹町到八莫。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第一座钢架桥横跨在槟榔江上的猴桥，结束了人像猴子一样攀附着藤索桥过江的历史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工兵团在原始森林中伐树开路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一边战斗一边修路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史迪威公路的历史照片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提到史迪威公路，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不会陌生。1942年4月，日本军队占领缅甸，切断了盟军向中国运送物资的滇缅公路。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时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主持修建了一条连接印度和中国的公路。这条公路始建于1942年12月，经过两年多披荆斩棘的努力，终于在1945年初正式通车。
         据记载，中美运输队利用这条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吨物资，是名副其实的“抗日生命线”。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当年，浩浩荡荡的车队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1945年2月4日，从印度利多开来的第一车队在昆明，昆明人已经打出了史迪威公路的标语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史迪威公路（利多公路）“零”公里处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当年的利多小镇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利多是印度小镇 。是为中国运送美国援华物资的史迪威公路的起点。十多万美国和中国工兵、印度和缅甸民工组成的劳动大军从这里披荆斩棘，在疾病肆虐、野兽出没和地质气候条件最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一条现代公路，代替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把中国匮乏的抗战物资送到了中国的最前线。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利多公路工兵标志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四、蒋介石命名“史迪威公路”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急需开辟一条新的国际通道，连接昆明，西至缅甸腊戍。从昆明至畹町，须赶修下关至畹町547．8公里公路，途经地形地质极为复杂的滇西横断山脉末支，穿越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跨越怒江、澜沧江等5条深谷急流，穿越悬岩峭壁8处。时间紧、任务重、气候环境恶劣、施工条件极差，时为中国公路建设史上最艰巨的浩大工程。国民政府于1937年10月下令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须最速完成”，总工程处设在保山，分设关漾、漾云、云保、保龙、龙潞、潞畹6个工程处。 　　       据载，时有龙陵县长接到云南省政府“鸡毛信”紧急命令，同时收到一副手铐，命令：该县工程土石方限期完成，否则县长自戴手铐来昆明听候处分。这位县长来到潞江如法炮制，拿出省政府的紧急命令和手铐对土司兼区长说：我是流官，你是世袭土司，潞江修路若是完成不了，我只好拉着你一起跳怒江了。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12个县的各族人民自带口粮行李扎营千里，冒着瘴疠，劈山开路，凭着一腔报国热血以献出两三千人生命为代价，仅用8个月时间就抢修出了这条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为“人间奇迹”的滇缅公路。罗斯福特派驻华大使詹森视察后说：“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精神与毅力，实在令人钦佩……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线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史迪威公路　　有了车辆、修了公路，还奇缺司机和修车工人，于是向海外招募机工。以爱国侨领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出了祖国的召唤，立即从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分批赶回了3200名华侨机工，开动了滇缅路上近三分之一的军车，与国内的约6000名机工并肩作战。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到1945年1月“中印公路”胜利打通——从印度的利多，经缅甸密支那，分南北两线连接到滇缅公路。1月25日，滇缅公路或许应当是“中印公路”正式通车。据载：蒋介石在庆祝仪式上宣布：“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可是，史迪威早在3个月前去了冲绳，从中国去职，因为太过傲慢，惹得蒋介石不悦。滇缅公路变成“史迪威公路”，蒋总裁打了史迪威一巴掌，又补偿了其一点面子。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世界闻名的“24拐”，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二战时期国际援华大动脉上的重要节点，战略物资经由这里运往陪都重庆。50多年以来，海内外学界都认为“24拐”在中国境外的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戈叔亚先生于2002年实地考证，“24拐”位于中国贵州晴隆县。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史迪威公路“24道拐”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center">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无须炒作的“24拐”之谜 　　一支车队正在缓慢地艰难攀爬着曲曲拐拐的史迪威高山公路，20多个180度的拐弯叠加着升到山顶，构成了一个世界公路奇观；这幅照片拍摄得非常成功，还在于全景般地展现了这条抗日战争的国际大通道，很早就被中外报刊刊登，使“24拐”成了著名的“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或“利多公路”的标志。所谓“拐”指的是道路的拐弯，照片中明明可以数出21拐，不知何故日本人却只数了“20拐”——当然，多数几拐少算一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它在中国，这个事实无可置疑！ 　　         时至2004年，一个认真细心执着的中国二战历史研究者发布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声称多方寻找“24拐”照片的地点，竟然遍寻不得。过程很曲折，寻找很艰难，结果却在贵州省晴隆县近郊找到了——原来“24拐”不在云南，而是在贵州，从而纠正了五十七年来“24拐”在滇缅路上的谬误。 screen.width*0.7)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itle="" align="left">　　可是，对“24拐之谜”的解读后来不能完全按照良好的初衷继续，有些人转而炒作“24拐”的“省属”之争，争抢这个贴金标志。好在有严肃的学者根据这条抗战公路的修建历史详加考证，指出了英语与汉语、中方与美军、名称、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说明不管这条公路与“24拐”现属何处，都是中美联合抗击日军的艰苦卓绝的象征，这个历史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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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发行的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的邮票                 五、史迪威后人与中国重建关系内幕    
史迪威的长孙与外孙  
曾孙女杰奎琳 史迪威与曾外孙女             重庆《新华日报》的开天窗，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便是周恩来手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四周大片留白，捅出了皖南事变这惊世真相。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创刊后就屡
屡被新闻检查机构利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对送审的稿件进行删改，1940年1月6日因社论两度送审两度被删除，作为回击，首开天窗，旁注：奉命免登。
　　1942年9月6日的2版上也赫然通栏皆空，有一留白，自是奉旨免登，唯有三个字孤零零地留在纸面上：史迪威。
　　这个名字似乎在这一年的9月开始印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仿佛从未出现过在这里似的。预告片在2月就已经上映，“罗斯福将派陆军少将史蒂威尔来华服务”。3月，“史蒂威尔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个1939年9月才离开中国返美的中年武官华丽转身为“战略家”史迪威，这一切都归功于两点，新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提拔和史迪威本人在中国的经历。
　　塔奇曼的叙述即从史迪威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1911年的11月开始，她在史迪威的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史迪威在塔奇曼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人，而是美中关系，甚至是美亚关系的一个具象。史迪威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他见证了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也曾主导了抗战的许多重要决策，塔奇曼择取他来诠释如此重大的主题固然不错，但力透纸背过犹不及，更带有一种新闻记者的狡黠，使得笔底的叙述过于戏剧化。这导致了方德万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中对她的反驳。而我们却不妨从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报道中看出些端倪。
　　飞向重庆的航路下是密支那的穷山苦岭，史迪威迫不及待地给小日本“一顿狠揍”，迫不及待地回到缅甸去开战，开不完的会让他晕头转向，还需要靠别人的提醒才能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终于散会，“史蒂威将军受命指挥缅境我军，史氏昨招待新闻界谈话”。
　　蜜月期是不存在的，面前是缅甸的泥沼，史迪威信心十足地“夺回缅甸”在日军包围圈步步紧缩面前只能化为一声叹息，尤其是5月1日当史迪威从睡梦中醒来，却得知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逃往密支那机场。“乔，我们回家吧”这样的声音不断地搅扰着他的耳膜。5月20日，当他们衣衫褴褛地逃到印度的英帕尔，美国的报社编辑们却都以为史迪威指挥着全中国的军队正实践着开始时的壮志豪言，他们配发了洋溢着爱国热情和富于煽动性的标题：史迪威中国军包围日军，入侵者全线溃退！《新华日报》则不动声色地于5月下旬刊登了两篇报道《史蒂威尔抵印，将与魏菲尔晤谈，美中缅三国军官同行》、《史蒂威尔谈话，英方表欣慰》。反观塔奇曼，与她的美国同胞一样，塔奇曼对于这一年的描述活像是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初出茅庐的将军在首遭受挫后“过河入林”潜忍度日，完全在为日后的悲剧英雄形象做铺垫。
　　他需要一支精悍高效的部队，史迪威相信蒋介石不会愿意错过这样的良机，尤其他的手上还控制着美国援华物资。可分歧很快出现了，史迪威很不巧地总是扮演传达坏消息的信使，蒋介石自然暴怒得如同花拉子模的国王，对援华物资的削减甚为不满。蒋夫人则怀柔，“我们希望看着你成为四星上将”。史迪威虽然乐意借助蒋委员长的怒火来得到丰沛的物资供给，但还是不小心撸到了老虎的胡须，蒋介石更希望由自己来掌控租借物资，甚至期望美国调回史迪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名字被第一次大概也是仅有的一次奉旨免登。
　　史迪威对勾心斗角感到厌倦，他轻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塔奇曼也毫不吝啬笔墨，把蒋介石玩弄权术的形象皴染得淋漓尽致：派夫人宋美龄访美，为援华物资讨价还价。身为“美国陆军最佳三星连级指挥官”，44年史迪威重返缅甸的努力由亲自指挥开始。这回他的运气来了，他的形象愈见高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关于他的消息：“史迪威回到缅境，曾观察我军前线阵地”、“史迪威将军临危不惊，视察前线几中敌炮流弹”、“我军攻下杰布山，史迪威说：这是送他生日的好礼物。孟道和巴第砀公路五天来也有大战”、“密支那战绩辉煌，蒙巴顿祝贺史迪威”。甚至在全是腥风血雨的战事版登出了“史迪威将军全家都热烈爱恋中国，美国卡麦尔城的报纸广播，每天都报道中国消息”之类的报道。
　　7月6日一封电报的送达撕开了最后的宁静，罗斯福措辞严厉，要求由史迪威统辖全部中美部队，这势必激起蒋介石的强烈应激，因为李济深正策划要求蒋介石下野的举动。但至少在市民看来，什么也没有在报端显露，依旧是“史迪威将军擢升上将，蒋介石打电祝贺”一类的平和，但值得注意的是8月3日《新华日报》刊出了题为“贺史迪威将军”的短评，这是史迪威在中国期间，中共报刊给予他的最大关注。在两人矛盾日益公开化的关键时刻，对于史迪威的晋升进行评论，显然中共的态度非常微妙。
　　为了调合两人间的矛盾，赫尔利被派来中国，9月“蒋介石和赫尔利、史迪威连日开军事会议”，又一封要命的电文在未听赫尔利劝阻对其中措词进行弱化的情况下被呈给了蒋介石，史迪威以为这会是压弯蒋介石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正式要求撤回史迪威。中共原本期望着的合作落空，11月2日的版面上是一篇充满了怨气的文字“关于史迪威奉召回国，罗斯福对记者发表谈话：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蒋介石要求撤换，美政府不能不答应”，同时也把气撒在了美国佬身上。蒋介石洋洋得意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把对付外国记者的苦差事一股脑儿丢给了素来与史迪威不合的宋子文。史迪威于11月5日回到华盛顿，不愿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中美官方都竭力澄清自己和史迪威去职事件的干系，即使罗斯福刚靠撇开腐败的中国形象与傅满洲般促狭的蒋委员长才赢得了选举。12月，史迪威之子授勋奖。翌年1月，史迪威任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即将通车的滇缅公路改称史迪威公路。Stilwell is still well，报刊上仍不断地刊登关于他的消息，“出任新职后首次招待记者，史迪威畅谈对日作战”、“意志坚定打开中国交通，史迪威得两勋章”、“史迪威谈练兵”、“史迪威任美第十军军长，美民族周刊极表赞扬”。偶尔也有着“醋乔”的硬气，1945年8月19日《新华日报》“他不受外国勋章”，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对蒋介石的抗争，两个月后，“史迪威公路将成陈迹，存印援华物资另由水路运华”，另一场战争的大幕正徐徐拉开，显然其中没有他的位置。二战结束，鸟尽弓藏走狗烹，翌年10月12日史迪威逝世，这口总不平静的深邃之井终于收敛了涟漪，被风沙掩埋。
　　看着自己塑造出来的悲剧英雄颓然倒下，塔奇曼甚至可以称作兔死狐悲地表示中国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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