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猪鬼畜爱情公寓:“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3)

　　一个局级干部怎么能制造出一个“路线”

　　在两种不同看法争执中，戚本禹等人把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认为何载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意见，无限上纲到是“执行了一条没有何载的何载路线”。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路线”是党在一定时期确定的目标和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总的方针政策，它与党的重大会议及党内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一名区区的局级干部是谈不上有一条“路线”的。这种提法的用意就是给何载扣上“路线”之名，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能加重何载问题的性质，又可以打击同情和支持何载的领导和干部。

　　在这种上纲上线的思想驱使下，戚本禹等人控制的中秘室领导小组，1958年8月形成了长达5000多字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结论给何载定了4个罪名：1、“诋毁毛主席”。有一来信反映一木匠制做神龛供奉着主席像，每日烧香跪拜三次，要求给予表扬。何载同志对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杨尚昆、邓小平同志，小平批示：“请河北省制止。”这原本是一件维护领袖形象的事竟被结论为“诋毁毛主席”。2、“污蔑1942年整风，说‘抢救运动’中制造‘红旗党’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个晚上，戚本禹几位年轻人问何载当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是怎么回事，何载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两回事，特意强调“红旗党”是康生一手在抢救运动中酿成的事件。6年后的他们把两件事混为一谈，却硬生生结论何载是“污蔑1942年整风”。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载、王文两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门接待过林希翎；何载按规定将石油学院教授罗伟之（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建议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来信批转给高教部。这是工作人员正常履行公职的行为，竟被结论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从整风运动一开始（1957年5月）何载就是被鸣放的对象，受到了批判，9月离开中秘室，被定为“黑旗”代表人物，整风和反右斗争中已无权、无力，既没有发言权，也无申辩权，有何权力“陷害”别人，有何力量“抗拒”运动。恰恰是中秘室领导小组的这一结论，通篇体现着对何载的“污蔑”和“陷害”。

　　透过“中秘室领导小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丝毫也看不出与“路线”关联的人和事，其手法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强行将何载同志定为全国唯一的党内右派分子（当时右派分子之前没有“党内”两字），开除党籍，降六级，搬出中南海，下放劳动。

　　上纲上线的做法，也运用到对党组织的评定。1958年8月26日，中秘室整风小组在戚本禹的控制下，对秘书室的运动作了总结： “秘书室支部的‘资产阶级黑旗路线’是得到中南海总支、中直党委负责人的直接指示和支持”，这三级党组织犯了“方针路线上反党错误”，这是“扶右反左黑旗反党事件”。中央根据这一总结，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杨尚昆担任的书记职务。中办秘书室负责人继任者王刚（已故）和一些坚持何载问题是内部问题的同志，受到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扶右反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黑旗反党”。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源自中南海“黑旗事件”

　　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5月8日下午，毛主席讲：“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农业、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队等领域，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被作为“白旗”拔掉，反之就是“红旗”，要予以支持。

　　在工业领域，以完成产品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产品销量大就是“红旗”，产品销量少就是“白旗”，促使工矿企业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风盛行。在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把著名教授、学者及“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作为“白旗”拔掉；“插红旗”就是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资源”和“教材神秘论”，教学改成开会，搞红专辩论。在军队系统，普遍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院校，整肃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在史学领域，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只讲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在农业领域，把反对“密植”及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视为“白旗”拔掉；对学习“密植”一亩耕地播几百斤种子的干部看作“红旗”予以树立。“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被打成“右派”的人员中搜索“白旗”对象，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据1978年落实政策的同志提供，仅以山西、湖南、河北、甘肃、陕西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在农村竟然有20多万乡镇党委成员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被拔了“白旗”，不是打倒就是开除党籍。这场离奇的运动由于违背经济社会基本规律，来势虽然迅猛，但暴露出严重的问题，随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央纠“左”开始，“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便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