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嫂加盟费:卢麟元博客财政观精选

 2011年6月24日

    一些人在刻意地转移国人的视线。诸多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焦点。

    笔者近来十分忧虑。笔者并不担心他们热炒的那些焦点问题。笔者深深忧虑我国的财政状况。大凡被热炒的危机，一般都不是致命的危机。而那些内部的、隐性的、渐进的危机，往往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

    我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三色财政”已经耗尽了各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其形势之严峻，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按照泰勒法则，我国名义利率本应接近两位数，如果央行真的大幅度加息，便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将面临破产。笔者不便在本文中分析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中央财政同样不容乐观。笔者曾经著文《伤于财政毁于金融》，此文分析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古今中外，一切的金融现象，根子都在财政之中。一些人刻意地用金融危机掩盖财政危机。我国的财政问题一直被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国人对此几乎全无知觉。管理层甚至还在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

    政治，无非财政、民政、军政。其中，财政是基础。财政一旦出现问题，一切都将成为梦幻泡影。笔者曾经著文《政府的死亡底线》，此文分析了前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前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就在于财政失控。财政一旦出现问题，货币将很快陷入崩溃。戈尔巴乔夫最大的过失，就在于主动放弃了对各级财政的实际控制权。当一国财政失控，政府的民政能力和军政能力迅速瓦解，亡党亡国是必然的结果。美国人给戈尔巴乔夫送去的“休克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瓦解前苏联财政能力的系统方案。我国奉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是一种翻版的“休克疗法”。真正的积极财政只有四个字：精兵简政！当下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质上是积极印钱的货币政策，想不休克都很难！

    很多人未必清楚，为什么西方国家高度重视控制通货膨胀？那不仅仅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著想，更重要的是为了政府的生存著想。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无差别消费税，政府非但不是收税主体，而是现实的被税主体。恶性通货膨胀会迅速瓦解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如果不通过滥发货币筹集资金，必然走向破产。而滥发货币，不过是政府增加负债的一种方式，资不抵债的结果仍然是破产。好端端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非要选择破产呢？

    这是两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政府的死亡底线》。笔者希望有关方面将之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材。执政党必须深刻理解财政对于政治的意义。

    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黄仁宇先生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值得重视。国民党当年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建立起来现代意义的国家财政，由于没有现代国家财政系统作为支撑，国民党始终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现代化的民政与军政。黄仁宇先生以及海外的很多学者，对于边区共产党的财政能力感到震惊，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边区财政，已经具有现代化国家财政的基本特征，并为边区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民政基础与军政基础。历史地看，所有强大政权，必然具备强大的财政能力。财政能力，是执政党组织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任何动摇国家财政能力的行为，都属于严重的叛党卖国行为。财政威胁是对执政党最严重的威胁，财政危机是共和国最严重的危机。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财政危机。要把重视财政工作提高到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认识高度。要将治理财政危机的工作当成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建立优良财政体系，将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各级领导干部首要的政治任务。请牢牢记住，只要保存强大的财政能力，共和国就无惧任何风浪。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管理的乱源。

    中国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中国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例如自然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的失误，性质十分恶劣。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国有资源属于国民资产，转移国有资源等同于向国民收税。如果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国民资产被剥夺视为特殊税收的话，政府相当于向国民课取了巨额特种资源税。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中国近年的实际税率可能远远不止所得税率35％，实质税率可能高达90％以上，可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税收国家。最为严重的不是税收之重，而是这种残酷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库，没有转移支付给国民。它们的主要部分在资本化过程中巧妙地流失了。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价格突然暴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需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支出的含义。当由土地、资源、国有股权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的时候（已经很可怜），它们被巧妙地列入预算外收支。这笔逃脱税法和预算法约束的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大金库。于是，各级政府如此热衷搞自身建设、搞市政建设、搞经济建设。“大炮一响，黄金万兩。”不搞建设，就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腐败机遇。却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将这笔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门高楼林立，看到政府官员豪宅小蜜，谁能说那只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问题？

    公共财政政策的严重问题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达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之后，无一例外最终滥用金融政策。就本质而言，由于正规财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只能加征税赋；在有法币的的现代就是通货膨胀。剔除那些虚伪的专业说辞，历史的轮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笔者将之概括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尤其必须精通公共财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财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就有陈云这样并非经济学家的公共财政专家，并且具有大师级水准。而在经济学家满街走的当代中国，管理层中竟然无人通晓公共财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层反复被误导，反复被欺骗，反复被利用。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一向认为，李岩被杀，不能全怪牛金星的无耻出卖，他的那句“迎闯王，不纳粮”，早已种下了自己的死因。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们，比李岩和牛金星强多少呢？那些活跃的政治化妆师和经济投机师们可以经邦济世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主要是知识的传播者，偶尔也用来做金融产品推销员。基本上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知识是经邦济世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书生误国，古今中外皆如此。这还是客气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家有多少是无间道。前苏联的猝死不就是毁在这些人手上吗。中国那些雇用经济学家们（由金融机构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极了不拿枪的第五纵队。况且，实在看不懂，中国的管理层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管理者学识的粗俗浅陋令人震惊，竟然还敢猪鼻子插葱装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着背叛和出卖？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严重扭曲的问题实在不容漠视了。笔者再一次强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管理层一定要高度警觉。

    笔者认为，必须将支离破碎分散于多个部委的公共财政政策统一管理；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置于法律约束之中；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分离；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形成、执行、结果透明化；必须将涉及公共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汇率）、价格政策、环境政策纳入统一管理；必须将政治化妆师和雇用经济师剔除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必须尽快培养和使用陈云式的经邦济世之才管理中国经济。

    笔者相信，中国会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建立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解决好目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真正建立和形成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几代人复兴和崛起的梦想。

    E﹒T﹒盖达尔先生用宽阔的历史视野、严谨的逻辑分析、翔实的数据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盟友，中国不能不对苏联解体进行深刻反思。在《帝国的消亡》一书中，有太多似曾相识的情节。《帝国的消亡》实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的一面镜子。

    非常遗憾，E﹒T﹒盖达尔先生不是优秀的财政专家，更不是优秀的金融专家。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没有能力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借助E﹒T﹒盖达尔先生提供的资料，用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试图挖掘帝国消亡的深层原因。

    笔者惊讶的发现，前苏联问题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问题的焦点依然在财政。而且再次验证了笔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结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可参阅笔者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分为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

    首先，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法和预算法确定的名义财政收入，以及名义财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开支补偿的一切收入。例如，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收入、公共机构的预算外非税收入、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成本摊销和利润留成等等，都属于广义财政收入。当广义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名义财政收入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阶层，并逐渐开始失去效率。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50%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危险期；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75%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的边缘。

    其次，狭义财政收入是指名义财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开支的部分。狭义财政收入如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过低，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的丧失，政府将失去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权。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时候，政府已经陷入管治危机；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2.5%的时候，政府将面临彻底崩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会直接导致狭义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很容易触碰到底线。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通常会采取举债或滥发货币来填补狭义财政收入的不足。这就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笔者将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高于75%和狭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这两项指标称为政府的死亡底线。

    前苏联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同时跨越了这两条死亡底线。腐朽的精英阶层经历长期蜕化之后，成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他们的愚蠢、浅薄和疯狂令人发指。他们对于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导致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最终失控。他们终于将国家竞争力消耗殆尽，他们终于将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尽。当可怜的狭义财政收入再也无法满足民众最低福利需求的时候，政府除了大规模举债，就只能印刷卢布。财政危机最终转化为金融危机。剧烈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危机演绎为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夜间消亡。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精英阶层送上苏联历史舞台的政治小丑。他当然不会与精英阶层对抗。他当然也不会和西方对抗。他能够带给苏联国民的，就只剩下美丽的谎言。哪些谎言经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精心包装，成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维。任何政治承诺都必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戈尔巴乔夫将成本来源寄望于西方的经济施舍。然而，轻易付出政治贞操的戈尔巴乔夫被廉价出卖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信用被他彻底糟蹋光了。出卖伊拉克，他仅仅获得科威特2亿美元贷款；出卖朝鲜，他仅仅获得南韩5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可怜而肮脏的贷款根本无法弥补狭义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尔巴乔夫开始疯狂地滥发卢布。通货膨胀开始失去控制。卢布形同废纸。国家资不抵债，政府入不敷出，诺大的帝国竟然即刻破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留给他的将是永远的耻辱。他的祖国，分崩离析；他的人民，饥寒交迫。前苏联地区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惨境地。

    中国人需要警觉的是，二十年前苏联的教育、学术、传媒状况颇似今日之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与苏联学者、专家以及管理层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辉煌的“发展计划”（其实是死亡规划）。貌似“高人”的苏联“赵括们”，颇似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学者、专家。他们对于财政金融的真实感悟近乎白痴。但是，他们了解西方的语言范式，他们熟悉领导人心理需求，他们利用了民众求变的急迫心态，他们获得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有力扶持，他们终于有机会规划和决定一个大国的未来。遗憾的是，比赵括更可怕的是，他们坑杀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今天，中国的“才子们”搞出来的刺激经济计划，颇似二十年前苏联刺激经济方案。他们的焦点，依旧是无限放大广义财政收入；依旧是要彻底压缩狭义财政收入。他们要用公共开支和钢筋水泥耗尽政府最后的财力，他们要枯竭一切用于国民福利的来源，迫使政府缴械投降并实际破产。

    西方学术和舆论始终在曲解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他们总是绕开财政问题，刻意导入政治体制因素。笔者拥有一些经济史知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要你敢于跨越这条政府死亡底线，就必然消亡。这是铁律。这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讨论社会制度的话，那就是用人治还是法治守住这条死亡底线。如果，既没有有效的制度，又没有优秀的政治家，那结果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另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苏联的老对手德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苏联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的德国却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再度崛起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德国的成功源于佛莱堡学派的伟大社会实践。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伟大的思想家们，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全了他们的祖国（可参阅笔者文章《掠过佛莱堡》）。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之后，他们又制造了另一个帝国的雏形 ——欧盟。德国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着一位年轻的苏联人。这个德国总理艾哈德的隔代粉丝后来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危险期，并逐渐在逼近危险的死亡底线。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已经进入疯狂增长的状态，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迅速突破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狭义财政收入迅速被蚕食，中国狭义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线，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危险的金融手段处理财政问题了。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于危机的无知和无觉。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独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鸣之中，危机被系统地遮蔽和淡化了。尤为严重的是，华丽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黄钟毁弃。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们被边缘化了。小丑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冗长的逻辑和斑斓的废话之中，又一个伟大的国家再次陷入滑稽的梦魇之中。

    2009年将是中国人艰辛而危险的岁月。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局面？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希望国人重视E﹒T﹒盖达尔先生和他的《帝国的消亡》。希望中国将来没有机会产生中国版E﹒T﹒盖达尔以及中国版的《帝国的消亡》。甚至未来中国也不需要普京这样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再走俄国人的路！

    我们需要中国的“佛莱堡学派”，以及像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永远追求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分裂。我们永远追求自由，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主体性。我们需要市场，但是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知道，号称资本主义的德国，数十年坚定不移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德国人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镜鉴。当然，中国人也不会走德国人的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独立思考；至少，我们可以尊敬我国独立的思考者；至少，我们应该允许独立的思考来测试主流逻辑的正确性。

    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总书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项重要原则。其中，不折腾本质上就是财政原则。通过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变革，治理穷与不公，天下必无人折腾。中国只要能够持续降低广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只要能够持续提高狭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政府只要远离死亡的底线，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无需惧怕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任何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早已经被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现实的危机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你爱这个国家吗？你爱这里的人民吗？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为什麽会允许你的政府去冲击死亡底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