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攻女王受gl古代:1966年8月周恩来总理保护了灵隐寺

1966年8月周恩来总理保护了灵隐寺

1966年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向旧世界宣战》。

当天傍晚，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亨得利钟表店”牌子砸了；“顺昌服装店”的牌子砸了；位于琉璃厂的“荣宝斋”的橱窗贴上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烂荣宝斋”……

8月21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我们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8月23日，有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呐喊、助威、怂恿和支持，首都红卫兵“破四旧”更加疯狂。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肆意横行在街头巷尾，他们的目光从店铺招牌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当天，颐和园的释迦牟尼佛祖塑像被砸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连续滚动播放北京的红卫兵的“壮举”，红卫兵 “破四旧”祸水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山东“武训墓”被捣毁，武训尸骨被“游街”；哈尔滨著名寺院——极乐寺被捣毁；海南岛的“海瑞墓”被捣毁；河南洛阳白马寺被点火烧毁，价值连城的洛阳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像的脑袋被砸得无影无踪……

就在8月23日当天，杭州的红卫兵也不甘示弱，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名胜古迹和受国家保护的历史文物中，第一个遭殃的是建于公元1245年，隐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黄龙洞。那个象征七百年前给久晴未雨干旱的杭州带来甘露的黄龙龙头塑像——“滴水龙头”，在红卫兵一阵猛烈的棍棒下分崩离析，葬入深潭之中。接着遭殃的是毫无设防的净寺……

杭州大学的个别红卫兵不甘落后，企图一鸣惊人，他们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历数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的朱色围墙上，在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红缨帅盔，紫袍金甲，足履武靴，其神态英武逼人的岳飞坐像则被用绳索套住拉翻在地。转眼间，岳王庙大殿里一片狼籍，惨不忍睹。

由于这些红卫兵手头没有适当的工具，他们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无法下手，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后来被岳王庙内工作人员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时间过于匆促，岳飞和其子岳云的墓葬也未来得及破坏，红卫兵便匆匆离去。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

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样，当时浙江大学的广大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是放暑假的时节，却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刚刚被点燃，浙大的全体师生一个也没有走，准确地说，一个也不敢离开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拖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之中。受媒体的煽动和蛊惑，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整个校园像被人捅开的马蜂窝，疯狂、喧闹而且无序。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由于校党委对文化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打压了革命群众，被“靠边站”；取而代之的省委工作组也因落后于形势，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整个浙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诛笔伐声讨“四旧”，但是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大学生却比其他院校的同学们多几分冷静和思考。

8月23日晚上，浙大机械系铸造专业六二年级一班住校的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听到黄龙洞、净寺、岳王庙被砸的消息，大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根据当前红卫兵的势头，大家分析下一个目标一定是灵隐寺。同学们就“灵隐寺究竟是不是四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尽管灵隐寺内有许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是就灵隐寺整体而言，它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将它毁坏。这是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同学们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想法。会后几位同学自告奋勇，决定明早先到远离学校的灵隐寺看看再说。

第二天清早，周城镐（杭州籍）和林成孚（平阳籍）同学先步行后乘车到达灵隐寺。清晨的灵隐寺没有一个游人，寺内的大部分和尚在文革一开始就被遣散，仅留下几个体弱的老僧守门。

周、林两同学从天王殿进入大雄宝殿，当他们回到天王殿时，发现有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人在殿内转悠，其中一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一老僧在远处，用疑惑和惊恐的目光盯着这几位不速之客。周、林从那几位年轻人的举止判断，他们很有可能是前来打探的。

就在周、林两同学走出天王殿时，远见从灵隐寺山门外壑雷亭方向走来一队中学生红卫兵，约二十余人。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在“××中学红卫兵”旗帜的招引下，在天王殿前的台阶下列队停下。队伍中有的人拿着棍棒，有的人拿着铁锨，还有的人拿着绳索。这些红卫兵来砸殿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这支小分队并没有动手，像是在等待后面大部队的到来。

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两位同学心急如焚。就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忽然看见从壑雷亭方向疾步跑来一队人马。定睛一看，居然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周、林同班（“铸造62—1班”）的同学，这令他俩大喜过望。跑步前进的后来者中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赶紧把通向大殿内的侧门关上！”立刻有七八个同学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入口处，拉上原先隐藏在墙后的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行动颤颤巍巍的老和尚，忙不迭地给同学们递上两把沉沉的大铁锁。大殿有了设防，暂时把破坏者们阻挡在外边，为后来增援灵隐寺的浙江大学师生的到达赢得宝贵的时间。那几位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嘟嘟哝哝地说道：“阿弥陀佛，你们真是佛祖派来的天兵天将，惟你们才能够救大殿呀！”

列队在大殿台阶下的中学红卫兵目击大学生们闪电般的动作，先是一愣。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天王殿的所有入口都已经被挡死了，想闯入大殿已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红卫兵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准备向大殿发起冲击。此时，大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汇聚在一起，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大家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红卫兵的冲击。

大学生们的举动令这批一直所向披靡的小将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敢给“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挡道的势力！当他们知道阻挡他们行动的对手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时，阵脚有些慌乱了。因为，在文革初期浙大师生的革命激情和气势闻名杭城，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威信。红卫兵意识到遇上难以对付的对手了。加上大学生无论在个头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胜过这些中学生，中学生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体构筑的“护墙”。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

我们要辩论

守护在天王殿外的浙大学生们明白，要是红卫兵的大队人马来了，这堵“人墙”仍不堪一击。有人提议，应该尽快到学校搬救兵。派人回学校显然不行，因为路途太遥远。要是附近有电话该多好，大家都这么想。询问和尚，灵隐寺内竟然没有安装电话。

“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从“人墙”旁边传来语气十分坚定的声音。说话者是一中年人，他带领浙大学生在寺院西南角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找到了一台陈旧的电话机。此时大家才明白，这里原来是灵隐寺的园林管理处，这位中年人是留此值班的园林工人。

面对电话机，领头的同学有点不知所措。电话应该打给谁？校党委办和校长办公室早处于瘫痪状态。经商量试着给学校广播台打电话，求助广播台把发生在灵隐寺的紧急情况向全校革命师生广播。

正当这时，天王殿台阶下的红卫兵认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发起冲击。眼看着双方就会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带领大家连声喊出：“我们要辩论！”一时间，“我们要辩论！我们要辩论！……”呼声大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招，红卫兵们停止了冲击，双方又继续保持对峙状态。

浙大校园里，当广播台值班室接到护卫灵隐寺的校友们打去的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通知一位男播音员播放这条消息。整个浙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响成一片。“灵隐寺告急”的消息像一把火，把近万师生的心点燃了。

此时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朝着学校大门口方向奔跑了。一瞬间，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庞大，它像汹涌的洪流急速地朝着目的地——灵隐寺奔腾而去。奔跑中的同学们挥汗如雨，当队伍抄近上了灵隐路，刚好与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相遇。只见红卫兵大部队沿着弯曲的道路迤逦而行，一眼望不到尾。但是队伍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也没有先头部队那样的杀气腾腾。也许是他们从杭州城里出发，一路走来身体疲乏；另外由于他们几乎人人都扛着砸寺庙的工具——镢头、铁锨、棍棒和绳索，欲速则不能。

浙大学生的大队伍不断地超越中学生红卫兵的队伍，抢在先头。带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的首领们急了，他们不断鼓噪着，催促红卫兵们跑步前进。霎时间，灵隐路出现了与万人马拉松比赛相似的场景，大家争先恐后，都想最早到达目的地。

守护在天王殿台阶上的浙大同学们终于盼到“救兵”的到来。当看到支援的校友们像潮水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时，已经与红卫兵小将们对峙数小时的同学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振臂齐声高呼革命口号，并向“救兵”热烈鼓掌，许多同学还眼含激动的泪水。只见新到的浙大学友们大汗淋漓，连气都没有喘定，就忙不迭地接替原来守卫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得严严实实。

不一会儿，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也到达灵隐寺。浙大师生们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便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本是整体的队伍分割得七零八落。十来个大学生包围四五个中学生，主动与他们开展辩论。从天王殿前一直到春淙亭的道路上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辩论人群。这支本来要到灵隐寺“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部队，就这样被浙大师生们“化整为零”。而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疲于应付辩论，其战斗力几乎被彻底瓦解，冲击灵隐寺的行动再也无法组织起来。但是形势仍然严峻。

僵持的谈判

灵隐寺发生事件的消息传到了省、市委和政府，浙大师生也一再向省、市领导提出希望尽快作出保护古迹的决定。但是当时省、市领导人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红卫兵运动闹得手足无措，一时还不敢作出什么决定，唯恐落下一个“压制革命”的罪名。在我们的反复催请下，他们才于当天下午派出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赵士炘，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前来灵隐寺了解和处理此事。这时灵隐寺前边的空地和道路上已是人山人海了，保护灵隐寺和砸烂灵隐寺的两派学生群情激昂，双方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着，间或还有骂架动粗的场面出现。

赵、顾二位领导召集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在天王殿对面的冷泉亭协商解决争端。浙大铸造62—1班王定吾同学（浙江定海籍）和马列教研室罗东老师都是浙大的谈判代表，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妥协。而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寺的意见又遭到中学生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协调会出现僵局。

经赵士炘再一次请示省委有关领导后，得到指示：由赵士炘于当晚就灵隐寺的问题请示国务院总理值班室。浙江省委还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省委的这个决定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双方代表各自回去传达。现场乱糟糟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激烈而紧张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在灵隐寺守卫了一天的浙大学生感到疲惫不堪，由于中学生红卫兵毫无撤退的意思，晚上仍要继续坚守阵地。就在大家感到为难的时刻，灵隐寺周边的村庄组织起一批青壮年贫下中农，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大学生们。这支队伍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锄头、铁锨、扁担、竹篙等应有尽有。他们熟悉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园林工人也拿来帆布工作服分发给同学们御寒。

灵隐寺终于平安地度过了这一个夜晚。

杭城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

换岗下来的胡庆国（温州籍）、徐景崧（杭州籍）、王定吾（定海籍）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胡庆国同学起草文稿，文稿一经大家通过，能写一手好字的徐景崧同学将就着寝室中的狭小空间，以床当椅，手枕着寝室那张几人共用的大桌子，在蜡纸上一口气把这份“告全市人民书”刻完。此时，王定吾同学已经弄来各种彩色的纸张和一部手推油印机。几乎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来了，裁纸的裁纸，推油印机的推油印机，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印刷完毕。以陈瑞生（杭州籍）、张同义（杭州籍）为首的几位家住杭州城内的同学承担了到市内散发“告全市人民书”的任务。自文化革命开始，杭城出现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就这样诞生了。

同学们兵分三路，一路沿着岳坟、平湖秋月、白堤、六公园、湖滨路、解放街（文革期间解放街的百货公司一带是大字报张贴的中心区）、中山中路……散发张贴；另一路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张贴和散发；还有一路到几个中央在杭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器厂、杭州棉纺厂等工厂去散发传单。

这份看似粗糙而简朴的“告全市人民书”，在民众中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杭州大字报铺天盖地，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鲁莽、无知，坚决支持浙江大学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街道居民们也行动起来，纷纷管教自己的子女，要他们立即收手，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一时间，在保护灵隐寺这件大事上，整个杭州城里的舆论是一边倒的，完全倒向浙大师生一边。这样的局面显然给要砸灵隐寺的那些人很大的精神压力，对制止红卫兵的鲁莽行动起到震慑作用。这也为后来浙大学生保卫灵隐寺的行动得到杭州市各界群众的声援和支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在当天晚上和夜里，难以计数的声援浙大保护灵隐寺的大字报贴满了灵隐寺的整个山墙。杭州钢铁厂工人们的声援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把一条写有“誓保灵隐”四个大字（每个字将近1.5平方米）的条幅从天王殿东侧的大树上挂下。这条巨大无比的条幅仿佛是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瀑布，把保卫灵隐寺的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宏伟壮观。电业工人赶着在寺前的道路上和后山上拉起临时电线，装上照明电灯，道路和寺前的场地一片通明；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守护大殿的学生送来馒头、烧饼、饼干等——不少守护大殿的同学们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

第二天一早，市里多个单位的群众，在红旗的招引下，步伐整齐地加入保护灵隐寺的队伍之中。其中一面红旗上写着“浙鲁美红战队”字样的大学生队伍引人注目。原来所谓“浙鲁美”是“浙江鲁迅美术学院”的简称。文革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就把校名改称“浙江鲁迅美术学院”了。1953年国务院决定重修灵隐寺院时，那座重新塑造的，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当时该学院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共同精心设计和监督施工的。浙美院的师生们为灵隐寺的重修曾立下汗马功劳，对灵隐寺的建筑和内部珍贵艺术品的修复和重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而且他们对灵隐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比浙大师生懂得更多。

群众的支持激励了浙大师生的斗志，大家守护大殿的决心更加坚强。

灵隐寺再次告急

8月25日，在铸造62—1班级几位同学倡议下，由浙江大学学生会牵头，通过各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轮流到灵隐寺守护，使得灵隐寺的守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延续下去，也避免了部分同学因长期守护而精疲力竭。灵隐寺在众人的守护下，终于度过了两个昼夜。

可是，8月26日深夜，灵隐寺再一次告急！

晚11时左右，摆放在机械系学生宿舍2001室门口的电话分机吵醒了睡在走廊上的同学们，只听见电话总机那头一位女话务员紧张而急促地说，接到外线不明身份人的电话，有一批杭州第四中学的红卫兵（该校的红卫兵在文革中态度始终表现极左，是文革运动的急先锋）正结集队伍向灵隐寺进发……周城镐同学睡意顿消，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的电话，把这个消息通知值班的广播人员。

顷刻，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灵隐寺又告急”的消息。瞬间，只见学生宿舍寝室的电灯接二连三地亮起来，校园里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拥去。

可能是接受第一次保护灵隐寺的经验教训，学校和市政府提前作了准备，在校门口事先预备好了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保护灵隐寺专用的公交车。司机们早已经进入驾驶室，汽车的发动机也已经发动起来了。率先到达学校大门口的同学们纷纷登上汽车。没有能够搭上汽车的同学依旧跑步前去，遍地是涌动的人群，人声鼎沸，打破了玉泉和植物园一带深夜的寂静。

先期到达的同学们迅速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起一道防线，后来者不断对这道防线加以充实。从“天外天饭店”到灵隐寺山门口的“咫尺西天”大照壁被学生们堵得严严实实，严阵以待。

这一回来的是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口号：“浙大保皇派！”“浙大是保佛派！”、“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然后他们开始冲击大学生构筑起来的防线。面对坚固的阵地，红卫兵的进攻根本无效。他们前进不了半步。

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居然没有见到这批破坏者携带打砸工具。有细心的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带有数只铁桶。于是，马上有人联想到，铁桶内可能装有燃油。因为事先曾听见中学生红卫兵中有人扬言，打砸不成灵隐寺，就火烧灵隐寺。

守护的浙江大学师生们被激怒了，一场争夺铁桶的严重冲突爆发。混战中，破坏者手中的几只铁桶全部被大学生们夺了下来，一打开桶盖，一股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桶里装的果然是燃烧物。灵隐寺逃脱了一场烈火之灾。破坏者撤走之后，一部分浙大师生返回学校，但仍有许多师生继续留下，他们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亮，才陆续返回学校。

随后的数天里，灵隐寺的场地上白天总是熙熙攘攘，两派观点的学生，甚至群众仍然在现场激烈地争论着。到了夜晚，人群渐渐散去，但始终有部分人坚守在灵隐寺大殿的四周。

总理值班室来电

8月27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传达周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浙江省委秘书萧贻接电话后，马上将记录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童小鹏是根据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办公厅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打的电话，要求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在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浙江省委当即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周总理指示。此时已经是当天的晚上了。

当晚，在天王殿前冷泉亭附近临时搭建了一个台子，一盏高高悬挂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的场地照得透亮。在灵隐寺现场的群众早早地被吸引到这里，只见大岩石四周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省市领导传达总理的指示。

不一会儿，杭州市市长王子达，一个个子矮小的小老头到达现场，他登上临时的小讲台，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电话记录。现场的扩音设施不太好，王子达市长看着手上的稿子，尽量提高嗓门，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念道：“8月27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未等王子达市长传达完毕，全场早已经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坚决拥护国务院的重要指示！”等口号响彻云霄。口号声淹没了王子达市长的声音，以至他下面传达的另外几条指示的内容几乎没有人听清。因为大家认为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总理办公室来电鼓舞了大家，现场一片欢腾。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和其他群众奔走相告。而那些赶来砸寺庙的红卫兵们则萎蔫了。

市长隐瞒了一条“重要指示”

可是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王子达市长传达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时，曾干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这一段隐情到后来才向部分浙大学生代表们公开。

那是在灵隐寺事件平静下来的一周后，当浙大机械系派出学生代表到杭州市政府约见王子达市长商量保护灵隐寺的后续工作时，大家才知道，王市长当时在灵隐寺宣读总理电话指示时，乘着现场喧腾的那一刻，把记录稿的最后一条指示隐瞒了，没有向现场的群众传达。

这条指示的大概意思如下：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这是事关灵隐寺存亡命运的一条指示，也是可能会重新挑起两派群众争斗的一条指示。

王市长把这一条指示隐瞒不宣布，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难道这是他个人的胆识吗？不完全是。是群众，是广大杭州市民以及现场成千上万的浙大师生和来这里声援的各界群众给这位个子瘦小的市长壮了胆。有了那么多的群众支持，王市长才有那样的胆量。这就是人心向背的力量！

把总理值班室电话指示全部内容连贯起来看，这是一份充满矛盾的文稿，尤其是最后一条指示是多么无奈的决定呀！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都不保的情况下，谁敢执意顶着“破四旧”的风浪，与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呢？因此，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总理，做出“要是……那就砸掉算了”这样的无奈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广大的杭州市人民可以作证：灵隐寺不只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修复和部分重建还包含着周恩来总理的热心关怀。

人们记得：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经国务院批准从国库拿出宝贵的一笔经费，用来修复部分倒塌的灵隐大殿和遭受压毁的释迦牟尼佛像；1956年，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大佛的石膏稿样，当场指示说：“佛像的脚应该露出，腿部须放大，头发要用螺旋式，各方面都要符合佛教传统。”对这座倾注总理多少心血的重要艺术品，却又不得不亲自作出“要是……那就砸掉算了”的指示，那是何等的痛苦呀！可以想象，当时周恩来在批准这份电话指示时，那心情是怎样的矛盾、焦灼和无奈。

封闭灵隐寺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州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面撤退，一个不留地撤出了灵隐寺景区。

当中学生红卫兵列队开始撤退时，有足智多谋者突然振臂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现场的人先是一怔，后来似乎突然明白过来，跟着一起喊起口号，而且还伴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的口号声和掌声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下“武器”不砸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在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杭州市绝大多数的红卫兵也都踏上大串联的征程，杭州城里几乎很难见到有组织、规模较大的红卫兵队伍。“破四旧”的风潮暂时偃旗息鼓，趁此间隙，杭州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以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当时西泠印社岳飞等人手书真迹碑刻也都效仿这种方法才得以保护下来）。当建筑工人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在场的众老和尚都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从此后，释迦牟尼佛陀和众神、众菩萨将不再受到尘界的惊吓和烦扰了。

                                                                    （马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