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办假的初中毕业证:岁月感怀：境由心造（散文随笔）

　　岁月感怀：境由心造 作者：程莉

　　本书以其亲身经历和对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的真实记录以及对人生的真诚睿智的思考，表达出对社会、生活、社会和生命的感悟。她的感悟源于对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源于触动人心灵的人物。散文集叙事平实质朴，但立意深刻，字里行间无不透着人生哲理，催人奋进，是一部真实反眏映知青一代励志的好经典作品。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周明先生对这部散文集给予了很颇高的评价，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读程莉的散文，有一种美的享受，也留给人深沉的思索。

　　别 酒(1)

　　滴酒不沾，已有好几年。每遇有酒的场合，便推说不会。四十不惑，在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战略转移之后，别了客居半生的美丽古城，别了相知多年的朋友，也别了聊以解忧的酒。

　　据说酒量是练不出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凡善饮者，多半有玄秘的遗传基因。我反对酗酒，却喜欢酒的性格，觉得它像温柔细腻的清泉，甘甜醇美;又像奔放不羁的海水，苦涩辛辣。品酒实在是一种享受，尤其是烈性酒。若是酒感好，就能从那晶莹剔透的液体中，辨出人生的五味、六欲和七情。

　　第一次沾酒，是十六七岁在陕北插队时。那年“五一”，村里不放假，扛老镢上山干一天活儿，晚上回到窑洞累得摇摇晃晃，饭都不想吃就倒在炕上。同村男知青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瓶劣质白酒，邀我们共享，说是“借酒浇愁”。其实，那时候虽苦，却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尝尝酒，不过是好奇。

　　一口酒咽下，燥得胸中热辣辣的。本事不大酒胆不小，几杯下肚，就对自己有了信心。记起小时候见过父亲豪饮，很有些英雄海量，我的酒量，大约得益于遗传。

　　从此有了喝酒的经历。

　　我喜欢随意。喝酒不用人劝，喝得自觉、尽兴、忘我;也从不劝人，凭朋友喝得实在或油滑，儒雅或狂放。“酒逢知己千杯少”，只要谈得来，无论新朋老友，宁愿舍命陪君子。

　　人们对杯中之物，常有误解。提起酒，便联想起醉汉。其实，酒与中国历史文化颇有渊源，自古以来，琼浆玉酿便是文人骚客的爱物。没有酒，就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千古绝句;没有酒，就没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绝代佳人;没有酒，就没有“醉卧沙场”的英雄豪杰。将士出征以酒饯行，就显得格外壮烈。就连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那一声“铁梅，拿酒去”，都令人震撼。

　　然而，嗜酒毕竟有失体面，因此平常绝对不染，喝时必有缘故。一年半载地过把隐，恰到好处地喝到醒与醉的临界，受用一回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绝妙意境也就罢了，幸而从未有过失态。酒后微醺时，便体验出那份妙不可言的感觉。醉眼看人生，似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别样，更有一种扑朔迷离的觉醒。

　　刚参加工作时，有一年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我和同宿舍的女友留守。佳节思亲，我们借一瓶老白干解闷。没有下酒菜，没有酒杯，只好一人一口默默对酌。酒很呛，据说是高墙里制造的“劳改大曲”，那是当时唯一可以买到的酒。女友抿了几口，忽然来了情绪，推开我一人独饮，非要试试酒量。转眼半瓶下肚，闹了个一醉方休。

　　喝了酒的人反应各异。我本浮躁，平时有话多之嫌，酒后却常常无言，喜欢独处一隅，静观他人醉态，聆听同伴宣泄。而我的一位异性朋友，平时寡言,一饮酒就口若悬河，说出许多清醒时绝不吐口的妙句。我们若起哄，说把他酒后的洋相告知嫂夫人，他满脸视死如归的无畏，但若提起泰山大人，他便戛然收住话头，一副败兵嘴脸。可见人醉的时候，心里还是明白的。

　　据说男人的心里话只肯对喝酒的女人说，只有懂得酒的女人才能窥视到男人的心灵深处。男人醉酒，往往醉得酣畅豪迈，不知不觉就把平时掖藏着的、真真实实的另一面翻出来给人看，赤子一般真诚;而女人醉酒，却醉得大度，醉得娇媚，圣母一样高贵。我见过一位朋友酒后恸哭，挺高大的一个汉子，平日里威严豪爽，醉时却哭得孩子一般嚎啕。后来才觉出，外表阳刚的男人，有时是很虚弱的，他们也会犹豫，胆怯，小肚鸡肠。原来，男人更需要酒来给他们壮胆，需要有女人在他们身后相扶。因此，每当朋友失意或心情不好，需要依靠的时候，不论男女，我都会尽心尽力地扶他们一把，尽管我自己并不坚强。于是，有了肯向我倾诉衷肠的女友，也有了愿为我两肋插刀的男友。

　　我对人的心理颇感兴趣。观看醉态，便观看了人生。我的酒后仪态各异的朋友们，有的无拘无束，滔滔不绝;有的郁郁寡欢，沉默无语;有的手舞足蹈，情绪亢奋;有的万念俱灭，痛不欲生。人们的酒后真言，是一部情感的经卷，是透视心灵的绝好素材，酒也因此而成了我的朋友。

　　别 酒(2)

　　多年不规律的生活，使我体质一直欠佳。终于听了医生的忠告，放出一句君子之言，从此滴酒不沾。

　　我没有酒瘾，恋恋不舍的是一丝温馨的酒情，是一缕委婉的酒韵。

　　不再饮酒，更记起酒的好处。

　　喝酒时最能放松，不必戴着面具，端起架子做人。

　　喝酒时人人平等，不论贫富贵贱，举杯相邀都是朋友。

　　喝酒时浪漫自由，品着五谷百果之精华，就能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

　　不再饮酒，就无法享受酒后微醺的美妙，永远失去了人生的一大乐趣。

　　不再饮酒，就疏远了许多异性朋友，无缘再结识肯为我两肋插刀的骑士。

　　不再饮酒，就不能冷眼静观人生，不再拥有反朴归真的超然。

　　奇妙的是，醉酒时，心中揣着糊里糊涂的明白，而清醒时，却永远面对明明白白的糊涂。

　　当我不再饮酒的时候，就从飘然欲仙的超脱中，重新堕入纷繁喧嚣的凡尘。于是突然顿悟，名贵的陈年佳酿中，必定藏着一种净化世俗的博大精深。

　　不再饮酒，却更真正地懂得了酒。

　　病 知(1)

　　我的三十九岁生日，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一时间五脏六腑皆亮起红灯，每去医院检查，就像一个被弄到测谎器前的间谍，很是惶恐。

　　我自幼体弱多病，身体经常莫名其妙地出毛病。小时候，我们住的胡同口有一座庙，我曾被一位还俗的和尚算过一“命”，记得当时他摸着我的头叹道：“好一个灵秀的孩子!可惜太灵秀了怕是寿数不足，过不了四十岁的大限啊!”

　　很长时间，我不明白“大限”是什么意思。

　　长大成人，始终不曾强壮，到了中年，越发摇摇欲坠起来，体内正常运转的器官，剩下不到半壁江山。在三十九岁被认为病入膏肓的时候，想起和尚的预言，忽然就悟出了“大限”的含义，仿佛死神已经扼住了我的命脉。

　　我不信命，却无力与顽疾抗争。这一躺倒，就是整整半年。生病之初，尝尽苦口良药，身上千针穿孔，吃补品、练气功，试了无数时兴疗法，结果越是渴望健康，越是病态依旧，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那段时间经常聆听《病中吟》。在独奏二胡回肠欲断、幽咽微吟的旋律中辗转反侧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面对现实，试着想象生病的好处。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并非人人都有花大半年的时间去生病的福气。养病在家，至少不必日日骑车上班，省去多少劳顿，于是心中渐渐平和。

　　据说《病中吟》是作曲家刘天华在遭遇失业、丧父、贫困和疾病之苦时孕育而生的。虽然充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但它不是一首悲歌，它承载着青年刘天华在逆境中挣扎和在困惑中觉醒的情绪;它燃烧着一个病弱之躯决心与痼疾与时弊决一死战的抱负;它升腾着作曲家渴望解脱苦闷的愿望和追求人生安适的理想。

　　《病中吟》也许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一个人遭遇疾病，并非全是坏事，生病的状态最贴近人类的灵魂，一场罹患就是一次觉悟，它能给予病者健康人无缘领略的、最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的读书习惯，在生病的日子里得到发扬光大，因此，读书多在枕上。久病不愈，最大的益处就是时间充裕。每天躺在床上，把平时想看而没空看的书统统搬来，一目十行地吞读，一摞读完，再借一摞。在疾病使我兀立人群的时候，幸有哲人大师做伴。那些日子，身体虽然空虚，肚里却沉甸甸地念进去不少杂货。当我能从床上起来的时候，眼神虽然越来越不济，心里却豁亮了许多。

　　渐渐可以在户外活动，我便放下书本，到光天化日下去消化。百般聊赖的时候，就用整整半天时间坐在阳光下，胡思乱想，或者什么也不想，看蚂蚁搬家，听秋蝉鸣叫。

　　记得有一次外出散步，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懒散地照在院子里，空气燥热。我发现成千上万的蚂蚁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路边，正在进行一场鏖战。蚁军将士们似乎无视人类的太平盛世，它们两军对垒，奋勇厮杀，使我想起在和平的旗帜下，地球上各个角落此起彼伏的战争。

　　散步归来再看战况，却见两道深深的车辙横贯战场。那场殊死搏斗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方才骁勇顽强的蚁兵勇士连尸体都毫无踪迹。我没有想到，一辆偶尔驶过的汽车，竟然没商量地灭绝了蚂蚁王国这场本来可以持久进行的战事。

　　对于人类来说，蚂蚁实在是太渺小了。然而，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人类不也同样渺小和微不足道吗?

　　竞争是生命的本能，和平共处也是生命的本能。

　　对于生命来说，死亡不是目的，却是终点。在竞争中求共处，在共处中求竞争，这大概就是生命动与静、战与和的辨证。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求之不得。疾病能缩短人的生命过程，也能使人变得冷静。在身体和心灵均已受过病伤以后，除了渴望健康，我已再无更多祈求。渐渐地，就学会了自嘲，学会了阿Q精神，习惯了放弃，变得谦和、宽容，越来越好说话。凡人、凡事，能不在乎就不在乎，能不计较就不计较。把一些功利、实惠也看淡起来，息事宁人，情愿把好事拱手相让。于是，日益被一些人看不起，也日益被另一些人敬重。

　　病 知(2)

　　当然，我自信这不是消极。享受生命，就不能有过多的奢望，“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羡慕一切健康的人。在知道自己终生都不会真正健康以后，我决定“破罐破摔”，不再刻意养病，不再寻找灵丹妙药。与其对已经和灵魂融为一体的疾病耿耿于怀，不如与病为善，以一个病弱之躯，像健康人那样去生活。

　　后来才知道，我的这种原则，其实很符合当下时髦的“森田疗法”，平心静气、顺其自然，就能营造一个宠辱不惊的好心态。

　　坎坎坷坷地走过了大半生，尽管早已被折磨得不再灵秀，却毅然越过了生命的大限，当年算命的和尚若是有知，会作何感想?

　　病中的阅读与思考，使我不断彻悟。有病更知生命的宝贵。久病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热爱活着的日子。

　　我要好好受用我的消瘦的时光。

　　图片：以病弱之躯，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此情绵绵(1)

　　我的“情人”是一支笔。我和它是那种没有姻缘的苦恋。

　　从小钟情于笔，多半是由作文课勾起的。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就染上了贪写的毛病，每逢上作文，便无端兴奋，老师出一个题目，恨不得编出两、三段故事来写，若是被老师当作了范文，更是暗自欣喜，巴巴地盼着下一次课有更好的表现，以为自己将来要当作家了。

　　读到五年级，对作文之外的文体发生兴趣，不知天高地厚，编起“剧本”，被老师无意中看到，找了几个同学排演起来，在学校的联欢会上出过一回风头。后来又迷上诗词，囫囵吞枣地背了些诗句在肚里，便有些跃跃欲试，差点弄出一部“诗集”来。一次，父亲的一位擅丹青的朋友来访，见了我的作文本和图画簿已是赞叹，更为惊奇我竟会作“诗”，便怂恿父亲:“把孩子的作品寄去发表吧!”父亲却不以为然，说:“区区小儿游戏，何必当真?”那位老伯到底不肯，当下提笔添墨，非要“和它一首”。只记得头两句:“二六幼童，似旭日东升。

　　转眼到了文革，眼看正经满腹经纶的作家都折了笔，我也只好断了当文学家的念头。记得有一次，母亲说单位让写“批判稿”，当医生的母亲除专业文字外，从不舞文弄墨，见她铺一张白纸对着桌子呆坐，我便自荐代笔。久不写作，不觉做得投入。咬文嚼字、堆砌辞藻，几乎用了所有学过的修辞法，尽管内容空洞乏味，文字却写得酣畅激扬。哪知我的悉心创作差点给母亲闯下祸事，据说那些不通文墨的造反派认为“含沙射影”、“别有用心”。母亲有口难辩，我嫌他们“不读书不看报”，要去理论，被母亲再三劝住。后来才知道，父亲蒙难，也多是祸起笔下。此事使我耿耿于怀，又是许久不再动笔。

　　两年后到陕北插队，终于还是旧情难忘，死灰复燃，并且莫名其妙痴上了书信。可惜尚无一位白马王子可供两地书传情，于是频频给亲朋好友投书致函，鸿篇巨制、连篇累牍，四处出击、广种薄收。其实，我对有无回信并不介意，兴致只在写上。在那些信里，我兴致勃勃地描述陕北风情、方言民歌和我们居住的环境与劳动生活。那几年，我在煤油灯下勤奋写就的书信、日记不下十万言，可惜后来几乎全部失落。

　　本以为我这辈子会以笔为生。然而，文学家没有当成，却是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医院工作，枉穿了一件白衣。一想到无缘攀上文学姻缘，好不惆怅，只有把笔当作情人。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到医学院进修，恋笔正在瘾头上，少不得向同窗学友卖弄文才，乐此不疲地替人写各种文字，当然都带有当时的色彩，包括思想汇报、心得体会、入团入党申请书等等，一时间颇有人缘。一次，同寝室的藏族姑娘曲珍，悄悄央我代写情书，给家乡驻军的一位战士。我欣然应允，很下功夫大作文章，那情书写得洋洋洒洒，缠缠绵绵，除了抬头“亲爱的大军哥哥”和落款“想念你的小妹妹”发挥了曲珍的智慧外，通篇都是我的创造。以后鸿雁往来，盼望世界屋脊的回音，我竟比曲珍还急三分。不知那位文化不高的兵哥读了我的杰作有何感想，也不知美丽痴情的曲珍姑娘最终是否与她的大军哥哥喜结良缘，我的“情书”却写得轰轰烈烈，一发不可收拾。那时我还不曾谈过恋爱。

　　多年动荡流离的生活，使我常常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老有一种想要诉说点什么的感觉。最难忘的当然还是插队时的故事。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黄土高原蓝天白云下的窑洞和羊群，心里湿漉漉的，好像老有什么东西要往外溢。于是，不甘心小打小闹地作浅薄文章，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

　　从此不再蹉跎。笔尖伴随了扑腾腾跳动的心，兢兢业业地吻着洁白的稿纸，一行一行地写下去，笔下的字便越积越多，汇成厚厚的一叠。不久，一位好事的朋友张扬出去，就不断有朋友前来索看。我借了钢板、铁笔挑灯夜战，硬是把十几万字工工整整用仿宋体刻印出来，装订成册，一一寄送朋友。听说朋友传给朋友，又传给朋友的朋友，以致收到陌生人来信，令我激动不已。后来那些装订整齐、飘着油墨清香的小册子便渐渐遗失。那年月，油印本、手抄本常常被认为是危险文字，我的文稿没有招惹官司，已是万幸。

　　此情绵绵(2)

　　苦苦写成的“小说”就这样化为乌有，写长篇著作的梦想终成泡影。

　　我知道我害的是单相思。虽说一腔恋情长盛不衰，却难以收获硕果。握着笔，却总写不出象样的文字，有时候心里想得特别棒，写出来就觉得不那么棒了，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也难捉到几个新鲜活泼的字;柔肠百结，百感交集，却无法道出这种令人心动的情绪。写来写去不能满意，稿子便给涂得鬼脸一般。默默再读别人的书，就怀疑好故事早已被讲完，精彩文字也已被用尽。很佩服音乐家靠了七个音符，就能写出无穷尽优美动人的旋律，而字典上成千上万个字，竟不够我写一篇好文章么? 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下去，我究竟能有多少字修成正果呢?

　　后来就变得实际一些了，我安慰自己，反正写过了，也有人读过了，如今知青题材已经被人写滥;早就没有人对那种黑白年代的故事感兴趣，这段情愫，就让它回到黄土地上去吧。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没有姻缘的爱情，其实苦涩中也有甜蜜。探究尘世沧桑，解读人类灵魂，面对人与自然，心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冲动。一生恋笔，也是缘分，拥有这位让我永远心动的情人，也就知足了。有时很替丈夫悲哀，娶一个想当作家而又当不成作家的女人为妻，实在是男人的不幸。丈夫却体谅我移情别恋，笑我是“铁杵磨针”。其实他也知道，我并不在乎成不成针，那份痴情只在不停地磨上。

　　握笔伏案时，心中便满满地充盈着，灵感就像一只可爱的小妖，活泼泼地撩人振作。每每擒住它，茶饭无味，梦中也会一跃而起，笔尖鬼神驱使般地旋个不停，缕缕思绪就徜徉其中了。那份忘我、那份痴情、那份快慰，放下笔还会久久地激动。

　　作文就像养女。养女本不为嫁人，而女大却一定要觅一个好人家。写作是为受用那妙不可言的过程，而每写就一篇，却有“吾家有女初长成”的喜悦，就想攀一门好亲，只好劳动编辑先生做月老。画在稿纸上乱七八糟的草书，渐渐变成平头正脸的铅字，静下心来再读自家笔墨，心情就又是别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这份爱情早已变成亲情，不在乎结果如何，只要还渴望写。如今，写文章已经不需要用笔，每日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便有了新的感觉。特别是开了博客，就像出版了自己的电子文集，多年的梦想终于在虚拟中实现。

　　我想，无论笔还是键盘，倘若生命的泉水依然源源地从心上流过，我的爱情就不会枯竭，就会蘸着那甘泉，绵绵不绝地写下去，永远忠于我的情人。

　　感谢自己

　　我们经常被告诫，要学会感恩。于是，当你受到一点赞扬、当你取得一点成绩，你一定要在人们向你祝福的时候，发表一番“感谢某某、感谢某某”的感言，否则你就会被看作是不明事理，不够谦虚。

　　“恩”是一定要“感”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感谢上苍从远古至今延续了我们的家族;感谢我们的父母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并走到一起;感谢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一切帮助过我们的人们;我们还应该感谢谁?

　　那就是我们自己!

　　试想，无论你的祖先是谁，无论他们是不可一世的帝王，富甲一方的贵族，还是地位卑微的庶人，只要那延绵繁衍的枝蔓有一处折断，你就只能是冥冥中的一粒尘埃，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类;无论你的父母是包办还是自由，他们的婚姻生活幸福、平淡、还是不幸，只要他们不曾互相拥有，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被缔造、被孕育，哪怕稍有一点点偏差，我们就会错过横空出世的机会，永远不可能诞生。

　　而这个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一次。

　　为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的细胞、带着不可改变的遗传基因、毫无感知地渐渐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出类拔萃;我们必须健康、活泼、拥有最快的速度和顽强的生命力，才能在与亿万同类的竞争中获得成功;为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适应母体的环境、不断汲取营养，长成一个正常的胎儿。

　　从受孕到诞生，从婴孩到成人，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我们的父母有了一个不同于他们其他子女的宝贝;意味着大千世界会出现了一个对别人无足轻重、对我们自己和家人无比重要的草根;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在特定时代、特定时刻和特定场合相识、相知其他同类，织造出我们自己的人际网络。

　　物以类聚，人与群居。在这一生中，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掌握什么样的技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结识什么样的朋友，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情感的内省。

　　人生百年，弹指一挥间。无论功成名就也好，碌碌无为也好，我们都要感谢自己，感谢我们在不能把握历史、不能把握社会的局限下，把握了我们的出生，把握了我们的成长，把握了我们的生存，把握了我们的命运。正如《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迪埃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感谢自己，也是一种感恩。

　　夯 歌

　　又想起那段曾经拂扰我心灵的旋律和与它相伴的日子，竟在舞厅里。那天，应友人之邀，难得地舍出整整一个晚上，只想领略一番读书以外的怡悦。

　　舞厅不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我很迷恋那种用身体表达情感的韵律与展放。平时，我喜欢把时间揉碎，一小块一小块地消磨在书桌旁，品嚼别人的文字，也炮制自己的文字。只有实在禁不住诱惑的时候，才偶尔进一次舞厅。

　　小号和萨克斯像一对互诉衷肠的恋人，缠缠绵绵地吹奏着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中那段脍炙人口的乐曲，令人怦然心动。

　　我只会一种舞步，还不熟练。舞伴却十分出色，一个快而稳健的旋转，把我卷进舞池，便觉得如梦如痴了。跳舞的最大妙处是可以让思绪心猿意马，随着音乐而沉浮。下意识地和着节拍，脚下却迟迟疑疑，走得格外夹生。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觉中，好像赤足踩着柔软酥香的泥土，心中涌起一串飘忽不定的音符。

　　那是一段久远、空旷、质朴而又沉重的旋律，从天地间传来，朦朦胧胧的。

　　一曲终了。舞伴问：“怎么，你的情绪，漫游到哪儿去了?”“对不起。”我说，有点儿心不在焉地。音乐再次响起，耳边乐声绵绵，心中却掀起波澜。

　　我的注意力还是不能集中。仿佛又走在了千山万壑中，头顶是深邃悠远的蓝天，脚下是坚实浑厚的黄土。鞋跟轻轻滑过光洁的地面，蓝色的华尔兹在流光溢彩中旋转，与心中的浑厚和凝重交融，于是，我捕捉到了那段潜藏在心底的旋律，一首拙朴、亢奋的夯歌。

　　当年我插队的小山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伞头”。所谓伞头，就是陕北大秧歌的领舞者。据说，传唱《东方红》的李有源就是一个出色的伞头。村里那位伞头好嗓子，好人才，好心地。他教我们学会了一首无词的歌，“嗨呦呦嗬嗬嗨呦，嗨-呦嗬呦嗬……”,那是在打夯，抬石头，干重体力活儿时唱的劳动号子。

　　第一次听到它时，我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壮美、放达而又凄婉的歌，曲调古老、简洁，歌词虚无，却意味深长。它在诉说什么?开天辟地的盘古?还是炼石补天的女娲?亦或是矢志填海的精卫?

　　人类的第一声引吭，讴歌的是创造了人类的劳动。

　　讴歌劳动的夯歌似乎容易使人伤感，却也容易使人在伤感中振作。粗糙的杠木压在纤弱的肩上，坚韧的麻蝇嵌进细润的肌肤。当我们蹲下去扶着同伴的肩，紧咬牙关，双腿颤抖着奋力站起来的时候，伞头便长吼一声“抬起来啰!”接着，一声号子震天动地。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沉重。

　　歌声中，人们的精气聚敛在一起，步调一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那种能移山填海的力量，像胎儿在母腹中的躁动，像车轮在铁轨上的轰鸣，像火箭在卫星基地的腾空，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像一切奇迹的源泉。

　　记得有一年发洪水，我们断粮了。一碗黄豆，一捧大米，我们十几个人竟坚持了整整三天。一次我孤身与狼邂遇在山里，周旋半日竟奇迹般地生还。老乡说我命硬，我说那是我命重啊。

　　沉重，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生活的磨难，使我们的血液中被浸入了一份苍凉的责任，又有一丝不堪重负的潸然，它承载着无以释去的生命之重，伴我们兢兢业业地感受生活。尽管在情绪浮躁的时侯也会到舞厅去寻找轻松的感觉，但是，即使逍遥在歌舞升平中，那种承重之感也无法离我而去。

　　我们这一代，注定要终生负重，就像那首虚无古朴的夯歌。

　　叩问人性(1)

　　想写这个题目，有赖于我当过知青、穿过警服，并从医多年的经历。回忆这段经历，需要把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下半叶。

　　和许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一样，我曾经狂热地向往国防绿。比大多数知青幸运，我只插队两年，因一次额外招工进了“公检法”，虽然没有马上穿上军装，也算圆了当兵的梦——那时的警服和空军服相似，仅以帽檐上是国徽而非红星为区别。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顶戴国徽似乎更为神圣。

　　于是，十八岁那年，我的头顶被国徽照耀着，走进了一面后来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高墙。

　　那墙里其实是一所医院，但因有着高墙电网和森严岗楼而与众不同。

　　我的警服外面罩着白大衣的警医生涯，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多年，其中虽有几年在外学习，但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却始终没有脱离这一特定环境。

　　一

　　大墙里的医院也是医院，也有内科、外科、手术室等;唯一的不同是，它独一无二地设有一个叫做“管教科”的机构。

　　我对人性最初的叩问，就是从管教科一摞摞卷宗开始的。

　　管教科长是一个瘦小精干、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姓吴，陕南人，复转兵，文化不高。他偶然发现我是一个精力过盛的无事忙，能写又快又整齐的钢笔字，便认定奇货可居，像对待任何可以无偿利用的警力资源一样，我被他开发成了管教科的编外秘书。吴科长非常精明，管人很有一套。“没有人天生甘心失败，‘号子’里也得争高低。”这是他能够有效管理服刑人员的全部理论基础。

　　在这里，住院的病人被称为“病犯”。一样的体温脉搏单，一样的病历首页，一样的病程记录，只是所有的病历夹里，都有一页案情记录。另有服刑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从事同样的专业，但身份和待遇与我们截然不同。

　　高墙里面是一个小社会。几乎社会上所有的行当，里面都具备。可以这么说，在外边干什么，进来大多还干什么，比如工人开机器，农民耕种或烧砖坯，医生看病，教师授课;还有理发的、钉鞋的、修表的以及裁缝、大厨，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当时他们穿的服装用两种不同颜色缝制，裤腿一红一蓝，上衣中分，泾渭分明，号称“阴阳服”。

　　他们称我们为“政府”。当我第一次被人在姓后边贯以“政府”，有了一个听起来陌生、古怪的称谓时，曾极其不知所措。

　　最初，我很戒备他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鄙视、警惕和恐惧。

　　因为工作，渐渐和他们熟悉，知道了许多人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比后来某些媒体制造的心灵独白什么的，不知道怪诞和离奇多少倍，它们更真实、沉重和不可思议。二十多年里，每一个来做检查或者治疗的服刑病人，都有机会等待我对他们病史、家族史的询问，而这种询问，很自然就会转到诸如“你怎么进来的”这类话题中。粗算起来，与我谈过话的病犯，应该不少于上千人次。至于与那些在医院工作的服刑医生、护士和刑满释放留院就业人员，接触、交谈的机会就更多。

　　被长期监管的人，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喋喋不休，要么沉默不语;碰上前者，我多半洗耳恭听;碰上后者只好循循善诱，后来我便落下了热爱说话和好为人师的毛病。

　　接触多了，交往便随意起来，有时甚至像对待普通同事那样，偶尔也会开个玩笑。

　　但是，对他们，你不能轻易相信，当然也不必时刻怀疑。

　　二

　　由于管教科长的厚爱，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得天独厚地阅读了数以万计的案例。我对法律概念的一知半解，归功于管教科档案柜里不断吐故纳新的卷宗。那时，几乎所有病人的案情都由我摘抄，直到几年后管教科长调走。当然，我的劳动并不全是义务的，科长工资低，子女多，负担重，我“笑纳”了许多他家无力购买的肉票、蛋票和糖票，使我得以在食堂寡淡的大锅饭之外，偶有香肠、茶蛋或者奶糖调剂。

　　叩问人性(2)

　　每当面对厚厚的卷宗，我和管教科长总是各有期待。他希望我迅速将冗长的文字变得一目了然，而我却常常长时间地陷入对案件本身的思考。那些比任何小说、戏剧、影视作品都曲折、凶险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经常使我的信仰遭受严重打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性已经退化，人类正在堕落。

　　但是后来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并且相信人性是可以解读、人类是可以教化的。

　　有一个时期，我的岗位在心电图室，几乎所有新入院的病人都要在这里进行心电图检查。

　　连接病人四肢的是红黄蓝黑四种颜色的导线，电极被置放在他们心前区;隔着肌肤，他们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与常人无异的心脏;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从一张从机器里缓缓吐出的窄纸条上，判断病人心脏的功能——纸条上的曲线，可以披露心跳的秘密。但是，那些电极却无法穿透他们的胸腔，读取他们心灵中的秘密。

　　一开始，我习惯先看病历，再看病人;后来改为先看病人，再看病历——我想检验自己通过目测对病犯案情的判断是否准确，就像我希望通过交谈，判断他们言论的真实性一样。

　　起初看不出什么差异，渐渐在与对方同时察言观色中——服刑人员观察“政府”的兴趣可能比我对他们更为热烈和透彻。我开始感到了他们面相上反映出来的或毫不遮掩，或刻意粉饰的不同特征。

　　我相信，性格会影响人的行为，也会影响人的面貌。表情是心理的反映，面貌是表情的沉淀。一个人的行为，是肢体对思想的图解，无论怎样掩饰，也不可能把内心世界完全藏匿起来;同样，无论怎样表露，也会遮蔽起一片心灵死角。

　　一次，我从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头目光中捕捉到一丝淫意，猜想他犯了“花案”，只是不解这把年纪如何卷入风月场?后得知他的罪名是猥亵幼女;还有一次，我感到一个身体健硕、五官周正的青年眼里的一丝寒光，并注意到他面部隐隐抽搐的肌肉，怀疑是“血案”，看了卷宗，果然是过失杀人。

　　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那些外表斯文者，往往被认作是职业犯罪，其实绅士模样的，也做下了五花八门的案件，甚至手上沾血。

　　后来，我调任理疗科医生，还做过一段心理咨询。依然是在翻开病历前，阅读每位病人的体表——他们的身高、面貌、表情、姿态、口音，无不显示着遗传或后天的生命痕迹。

　　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聪明、健康、敏感，甚至英俊。

　　比之常态社会，高墙里的人际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这些违法精英个个来者不善，病房三天两头出案子，管教科经常要进行侦破。和一般人际环境相比，他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加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到后来，我们这些渐渐熬出年头的“政府”，可以说是曾经沧海，见什么也不怪了。如同面对一套你已熟知并能分解动作的拳术，无论操练者把那路数表演得多么眼花缭乱，你也知道那一招一式的说法和来路。

　　长期不懈的观察，训练了我的眼光。解读一个人的颜面，倾听一个人的表达，判断其可信程度、生命背景和人性特征，渐渐成了我的一种癖好，或者说是一种能力。

　　三

　　我相信犯罪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相对于改造来说，预防可能更为有效和更为人性化。

　　和从事管教的专业警员相比，警医与病犯同在高墙里的那种没有对立情绪、若即若离的关系，更容易获得他们的信赖，也更容易保持与他们的对视和互审。

　　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可救药地丧失了作为警医最为重要的“阶级立场”，同情起这些被剥夺了自由的同类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同情，并非指冤假错案——那是一个更为沉重和需要发掘的话题。我同情的是那些在任何国家都会被绳之以法的真正罪犯。

　　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当他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和我们一样，并没有注定要成为罪犯。在他们成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之前，往往也是无邪、无辜的。

　　叩问人性(3)

　　一个婴儿从出生到长大，特别是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龄，没有人告诉他要彬彬有礼，他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礼貌;没有人提醒他要讲卫生，他就永远不认为随地吐痰有什么错;没有人教会他要自食其力，他就永远不觉得嗟来之食怎么不好;没有人要求他与人为善，他就永远意识不到伤害他人是不道德的;没有人对他进行生命教育，他就永远不懂得珍惜自己，热爱父母、亲人，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灵。

　　多次向大墙里的人诘问，你当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吗?答案是多元的，或是知道，但一时冲动，没管住自己;或是不知道，从未听说过，这就是犯罪;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的亡命徒——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情绪。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本是可以避免犯罪的。

　　第一位和我坦诚对话的罪犯，是医院的外役犯，因文革私设公堂致人死亡被治罪。谁也不相信一个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质彬彬的青年会出这种事。他说：我当时昏了头，他们审人我记录，目睹了一个生命的终结，还以为是革命行动。后来同案犯被正法，他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半辈子就这样完了。但他对母亲极其孝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罪犯皆恶人的概念第一次在我心中动摇。

　　一个文革前的大学生，据说因和单位领导闹僵了，逃出境外又潜回，从事间谍活动。由于服刑，他外貌显得很苍老，但无法掩饰一身的书卷气。他十分勤奋，只要有空，就坐在一个角落读书，有时是英文，有时是俄文，有时是中文。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说，要不是备受歧视，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其实我并不愿意为外国人服务，只是想要他们的钱。

　　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人贩子手上买了一个未成年女孩做“妻子”，服刑后，他始终想不通：我花钱买媳妇怎么就犯法了?我说，你想过没有，人家孩子才十四五岁，一个还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女孩，被人拐卖，又被你强迫为“妻”，她爸爸妈妈什么心情?他想了半天说，我们那儿都这么娶媳妇，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呢。

　　最可惜的是一个十六岁男孩，一次和同伴为谁掏钱请客而争执，好斗的同伴抡起了拳头，他怕自己吃亏，情急中掏出随身带的水果刀直插对方肋下，见同伴受伤倒下，他又背起对方往医院跑，一个没有任何杀人动机的孩子，就这样毁了自己的朋友，也毁了自己。我问：你怎么就敢拿刀捅人?他说当时哪想那么多，从小被宠惯了，不肯吃亏，谁知道水果刀也能捅死人，这一亏可吃大了。

　　对于这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正常人，触犯刑法，罪有应得。

　　但是，从社会和家庭的角度看，如果通过社会犯罪预防体系，使这些原本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得到人性关爱，接受法制教育，学会自律，遵纪守法，犯罪现象是不是会有所减少呢?

　　四

　　人性是什么?教科书上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的自然属性;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性和理性。”

　　我不懂社会学，也不精通法律，我所以为的人性，完全是一种非专业眼光的认识。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高尚与卑鄙，善良与凶残，热情与冷漠，挚爱与仇恨，宽厚与狭隘，可以共同生存在同一尊血肉之中，哪一种品质游离出来，成为人的一生或者某一时期的主要属性，有时候很难说。

　　无数次听到或者看到国人诅咒自己的同胞：丑陋、肮脏、懒惰、愚昧、贪婪、狡诈、嫉妒、窝里斗等等，甚至五千年的文化——似乎也是阻碍国人进步的羁绊，国民的劣根性令我们万分尴尬。

　　对此我常常无言以对，不是反对这样的观点，但我怀疑诅咒的作用，除了发泄情绪，增加心中的郁闷，还有什么用呢?

　　我以为，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唤起人性中闪光的品质，它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场”，如果所有渴望加快文明进程的人，都来为这个场“发功”，那么我们企盼的精神秩序：诚信、友善、明朗、健康、遵纪守法等等;有一天不就会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成为社会主流风尚了吗?

　　叩问人性(4)

　　有一个故事虽非我亲眼所见，却是真事。

　　西北某省有一年发生地震，当时几千名服刑人员正由少数干警带领在山上劳动。当山摇地动、房屋坍塌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借机逃跑。但是，没有一个人跑!他们高喊着“救人”，迅速赶回场部抢救被压在废墟里的孩子、家属和干警，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硬是用双手在瓦砾中拼命刨，十指带血地救出了许多伤员。

　　在事后召开的立功受奖大会上，他们披红挂花，受到提前释放、减刑等奖励。没想到，回归社会不久，他们中有人就二进宫了。

　　见了干警毫不隐瞒，他们说：遇上危险哪能见死不救?话又说回来，也不知怎么着，见了钱包还是想拿。

　　面对生命危险，他们无所畏惧;面对钱财，他们却抵挡不住诱惑，你怎么评价他们?

　　人性中“一半天使一半魔鬼”，我相信它绝对与生存环境相关。“场”对人的影响，和南橘北枳的道理是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乐观进取的群体情绪中和在戒备猜忌的群体情绪中感觉会截然不同。

　　没有一个好的人格“场”，就无法激活人性内涵中的善良意识。

　　对于那些少年犯，有人曾对一些少年犯做过一项调查，结论是他们的犯罪几乎百分之百与成长环境不善有关。我访谈过的近百个孩子，也是没有一个人在正常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没有一个得到过父母的赏识和理性的爱;没有一个有过幸福快乐的童年。人格的缺憾，使他们的行为偏离法律的约束，人性的沉淀，使他们背离人文精神。

　　在家庭、社会和自身的因素中，自身因素——内因固然重要，但是，怎么估计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都不过分。虽然并非所有家庭不幸的孩子都会犯罪，但是，几乎所有犯罪的孩子都有或多或少的家庭缺陷。

　　周易里的“家人”卦，就包含着这个道理，“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肯定会出问题，只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或出什么样的事。

　　五

　　若干年前，当人类被他们自己人为制造的新旧“世纪”更迭激动万分的时候，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了二十一世纪明媚的阳光下。

　　和世纪末阴霾的沉寂相比，新世纪一开始就向人类示威：9.11事件、韩国地铁纵火案、美伊战争……

　　人类到底怎么了?

　　突发事件降临的时候，一些职业群体的人性表现往往会被放大。

　　1998年抗洪救灾中，数十名中国军人殉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三名中国记者牺牲;2003年春天，在中国遭遇SARS的危难时刻，数万名医生、护士因为职业的选择，义无返顾地奔赴一线，近千名医务人员病倒在自己的岗位上，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根据近几年的社会调查，医疗服务业并不令人满意，很多地区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医务界的满意度往往排在倒数一、二名。就是这样一个不尽人意的行业，就是这样一群职业状态感觉不佳的人群，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评价不高的群体，在2003年春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上去，另一个人跟了上去，其他人也一定会冲上去。我听到我的同事最实在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一定得去一线，要不然过几年儿子长大了，问我那时候你干嘛来着?我怎么跟他说?”

　　我相信这就是“场”的作用。

　　危难过后回过头来反思，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人性?

　　我非常感谢那位十几年没见过面的管教科长，他调走以后，我的事渐渐多起来，再没有时间撂下自家的地，给人家拓荒了。后来，我也离开了那所被圈在高墙里的陈旧简陋、发展缓慢的二级医院，再没有机会阅读那些令我灵魂出壳的案卷。

　　有过长期和服刑人员打交道的经历，面对那些杀人、抢劫、盗窃、强奸、贩毒、贪污、受贿、渎职等案件的当事人，我已经变得很难对他们产生单纯的憎恨、厌恶或者不屑，而更多的是对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的同类人格特征和人性表现出的探询。

　　叩问人性(5)

　　经久地阅读、提炼、抄录对各类犯罪进行不同角度描述的文字，改变了我对人性善恶的态度;纠正了我在法律与道德认识上的误区;使我在人际交往中，遵循着对事物或人物的认识尽可能理性与客观的原则。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的人际意识反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和简单。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产生一过性的潜在的犯罪念头，但绝大多数人会让它们悄悄熄灭在意识的萌芽中，只有人格存在某些缺陷的人才会在出现一些诱因的时候，把这种意识付诸行动。因此，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好人或坏人;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不相信人性中的善不会被唤醒;我不相信人类能完全丧失良知。

　　虽然没有充分的信心期待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来改善国民人性的品质，但我相信，就像医生治疗体无完肤的烧伤病人一样，只要将一小块、一小块健康皮肤种植在溃烂的肌肤上，就可能奇迹般地扩展成一片。

　　社会也是一样。每一个单元——个人或家庭——都可以自律，说直白点叫“从我做起”，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经过风雨、读过一点书、有了一些年纪、又不甘心堕落的匹夫们，更应该像那些植在病体上的小块健肤，冷静而又坚决地一点点吞噬和覆盖血腥的创伤，将战果连成一片，等待和催化社会人性的康复。

　　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去做的事。

　　来自乡下(1)

　　城里人似乎多半都不喜欢乡下人。这些年，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涌进城里打工，把本来就拥挤不堪得城市搞得更加乱糟糟，让人看着心烦。于是城里人就抱怨：瞧这城市让乡下人给闹的，要是他们在老家呆着，城里还不干净、清静多了?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地嫌弃过乡下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世上原本有城吗?哪一个城里人的祖先在城里呢?那些自以为优越的城里人来自何方?其实，很多城里人是忘了本，我们的根都在乡下啊!

　　我当然也来自乡下，而且差点就是一个乡下人。乡下离我之近，不仅仅因为从祖父以上，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下，父亲不过偶然走进城门，并相遇母亲使我出生在城里，而母亲的城里人身份，是在外祖父那一代才确定的;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嫁了农民出身的丈夫，直接就成了乡下人的儿媳妇;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住在乡下，而且是在那种远离城市的纯粹意义上的乡下，靠挣工分养活自己。

　　我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当时我初中毕业，十六七岁，既无知识又非青年，实在是亵渎了“知青”这个时髦名词。那时候，我对“安家落户”的理解由一知半解到刻骨铭心，以为注定要扎根在插队的陕北农村了，以至于很认真把村里的小伙子挨个捋了一遍，煞费苦心地考虑哪一个是可以依靠过一辈子的。每想到这里，心中便生出悲凉。然而更悲凉的是，我发现庄稼人讲究实惠，娶媳妇是为过日子，以他们的标准，我非常有滞销的可能。在我为自己有可能下嫁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我的这种牺牲精神竟是一相情愿，哪里会有一个小伙子愿意为社会排忧解难，养活良莠不分、毫无缚鸡之力的我呢?

　　幸亏后来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样糟。在我还没有呆到老得必须把自己嫁出去的时候，就被招工离开乡下重新敲开了城门——我去的是一个城墙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大城市。

　　告别乡下，这一走就是三十年!当我重新把自己投入到城市的滚滚人流中之后，有一个时期，似乎是忘记了乡下。和所有城里人一样，或成家或立业，日日为生计、为前程奔波，天天说自己“忙”，于是在忙碌中遗失了青春，在忙碌中变得越发世俗。如今我们的子女已长到了比我们下乡时还大的年龄，看着他们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年轻躁动的身影，渐渐地就又想起了乡下。

　　说起来乡下这地方也奇怪，住在那里时一天都不想多呆，多少人为了招工上学，不惜一切代价，才终于如愿以尝重新做了城里人;但离开多年之后，想起乡下，又多了牵挂。只要聚会，说的全是乡下的故事。有时候，乡下的日子像一个虚幻之境，闯进我梦里，令我反复回味;也有时候，像祥林嫂一样总说想念乡下，要回去看看，不管别人是不是觉得言不由衷。离开陕北的日子越久，就越是一天比一天地怀恋当初一刻也不愿意多呆的那片黄土地，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心态是不是有点虚伪?

　　言不由衷也罢，虚伪也罢，我却是真的惦记乡下的那片土地，惦记着当年帮我打过柴、担过水的小伙子，惦记着给我剪过窗花、纳过鞋垫的姑娘们，惦记着教我唱过信天游、给我讲过西北风情的老人们。不知和我一样年愈中年的伙伴们，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也不知待我像儿女一样的老人，如今是否还健在?

　　前些年，在我们插队三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的插友张罗着过了一个“三十年祭”，也呼朋唤友的，商量着促成一次陕北之行。2001年，当我终于回到陕北，披着初春的暮色，又一次站在延河畔的时候，我眼中的乡亲们和乡亲们眼中的我都已是面目皆非。去年，几位老乡在他们向往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来到北京，还千里迢迢地为我们捎来小米和红枣。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那段历史，学者们见智见仁，众说纷纭。亲身经历了那段生活，我不大同意一些史学家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中国是由一片一片的乡下和一座一座的城市连接而成的，只知道城市而没去过乡下，就永远不会了解中国。无论当年在乡下的体验怎样肤浅，也无论如今怎样远离乡下，我都在过去的日子里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中国乡下的泥土——我们生命的根。

　　来自乡下(2)

　　回首几十年生命历程，我不知道是应该诅咒，还是应该庆幸有那样一段不算长，却真正品嚼了的乡下的日子?

　　行走的生命

　　有一则字谜，谜面是“天有，地无;夫有，妇无;你有，我无。”谜底是汉字的“人”字，一撇一捺，就像一个分开两腿的人，它使我想起罗丹的一尊无头无臂，迈着大步向前走的青铜雕塑——《行走的人》。

　　人类天生长腿，自然要迈开来四处行走。我在美术馆看到罗丹这件从巴黎万里迢迢运来的作品时，在它面前驻足良久，被它所传递的执着而朴素的思想感动不已。

　　走路是人之初必须学习的生存技能之一，一旦学会，就可以怀揣梦想迈开双腿大步流星走遍天下了。虽然天下之大，不能走遍，但走就是希望。

　　人类好像时刻保持着一种开步走的姿态，如雨果所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行走的人》所要表达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昂然前行、义无返顾的精神。

　　同样是人在旅途，有人走得轰轰烈烈，步步不同凡响;有人走得默默无闻，几乎不留什么踪迹。无论伟人的惊天动地还是凡人的平淡无奇，人生无不始于足下。

　　世界军事史上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可能是人类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行走之一。其实长征远不似我们想象得那样波澜壮阔，它实际上是被围追堵截的红军的一次死里逃生。据说，这支被迫北上的队伍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正应了雨果那句“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我前去。”而无论选择长征在当时是怎样的无奈，事实上，这一走，不但使红军免遭灭顶之灾，还确定了它的最后胜利，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经典案例。因此，人们后来得出结论，无论遭到怎样的劫难，千万不要停步，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能绝路逢生。

　　不同凡响的行走，是一种境界;未留踪迹的行走，也是一种境界。

　　我少年时代有过一次壮举，是从北京走到白洋淀。那时学校停课，徒步“串联”之风正兴。我们少不更事，十几个人一串通，就背起行囊瞒着家长上路了。千辛万苦走到白洋淀，顶多四百多里，却留下许多可供三十年回味的故事。

　　在外地工作时，有一年参加赴陕北抗洪赈灾医疗队，队长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内科医生。当载着队员和药品的汽车离灾区还有一百多华里时，公路被山洪摧毁。队长在坍塌的路基上一挥手，说了一句“走!”当地向导牵着马，马驮着药品，我们跟在马后。第一天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基走了六十多华里，人人脚上起泡，一沾地就钻心地痛。第二天水涨路尽，我们绕道上山，沿着羊肠小径攀越，一天只爬了三十里。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眼前出现一片沼泽，马累跨了，陷进淤泥，人也精疲力竭，幸亏队长跃身从泥潭里拉出疲马。没有了退路，我们就背上药箱，在没膝的泥水中一步一陷，艰难跋涉，每挪动一尺都会消耗极大的体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第三天，我们涉过十八里沼泽，如期到达灾区。这是在我没有什么色彩的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次行动，至今想起来，心中还会荡起涟漪。

　　后来就很少走长路了，连乘公交车都觉得辛苦，更不肯多行一站。但是感觉比过去活得更累，绝少再有探寻白洋淀的盎然兴致和挑战水灾的英雄气概。

　　其实，人类从学会走路那天起，就在不停地行走，生命是一行行脚步的连接。我们走路是面朝前的，似有目的，又似无目的，或者说走本身就是目的。如同那尊无头无臂大步行走的雕塑，并不知自己要去哪里。中国古代逐日的夸父，不就是这样一直地朝着太阳奔走、直至耗尽生命吗?

　　永远不要停下脚步，也许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

　　图片：医疗队行进途中

　　梦里情怀

　　过大年

　　我最难忘的一次“大年”，是当年插队时，在陕北一个叫做石窑的小村子里过的。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日子是岁末，冒着大雪赶在年根儿去延安，据说是让我们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们村的十六个知青，大部分不满十七岁，许多人第一次离家，更没在外边过过年。

　　陕北乡下过年，一进腊月就忙活起来，扫房、蒸馍、杀猪、磨豆腐，连前带后差不多得折腾一个多月。大年三十，家家户户挂对联贴窗花，喜气洋洋、红红火火。队里照顾知青，过年不用开灶，从除夕夜到正月初五，我们分散在老乡家吃饭。陕北人好客，尤其是那些家境稍殷实，又有巧妇做炊的农户，都愿意请人到自己窑里做客。谁想请哪位知青，便打发碎娃(小孩)前去接人，我们候在窑洞里，像农贸市场上等着买主的大白菜，让人家挑了往家领。有时几家争一个，还得村干部调解。

　　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来了贵客要坐热炕头。村民待客，男人才上炕，女人是要站在下面伺候的，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有时候客人相邀，实在推不过，女人才侧着身儿，半个臀款款儿地跨在炕沿上，但与人相视，便红了粉面，羞怯怯的。那份柔媚，那份文静，令我们这些大地方来的女知青相形见绌。

　　我们远道而来，被看作贵客，自然要坐炕头。可惜大家多不会盘腿，无缘坐首席，我仗着腿脚灵便，占据了炕上最温暖的好地段，受用主人布菜添饭，心安理得。

　　村民过年喝的多是自家酿制的米酒，那酒稠稠的，呈淡琥珀色，一口抿在嘴里，酸唧唧、甜丝丝的，那醇香绵长的美味，喝一口就忘不了。老乡说这酒不能多喝，若是醉了，比老白干还厉害。我不听劝，过年那几天，一家家地串门子，一碗碗地喝下去，喝得半醒半醉，就品出了各家婆姨的巧与拙。米酒酿得好的，油馍必炸得好，扁食(饺子)也必捏得好。这样的婆姨，模样多半儿俊俏可人。

　　那时我们知青不分男女，一律蓝制服，黑棉鞋，往那儿一站，像个粮食桩子，上下一边儿粗，没有任何美妙而言。而陕北女子却亮丽得多，虽说生活贫困，但女孩总有一件见人的衣裳，她们穿红着绿，剪裁精巧的中式小袄，把个窈窕的小腰身勾勒得曲线玲珑，俏丽无比，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越发显得袅袅婷婷，美不胜收。

　　说到陕北女子，自古有口皆碑。米脂桃花水养育的女儿自不必说，单是延安，也是美女如云。常年劳作的辛苦掩盖不住青春的活力，村里的未婚女子和年轻婆姨，一样的黛眉粉面，一样的明眸顾盼，一样的娇憨妩媚，一样的婀娜多情。她们那来自天地之间的灵秀和来自山水田园的淳朴，是一种绝非城市水泥院墙里制造得出来的美丽。

　　那时候陕北还很穷，村里人一年里总要有几个月吃糠咽菜。然而，贫困似乎不能泯灭人们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压抑人们过年的情致，当地人讲究过“富”年，过一个年穷半年也情愿。

　　三十晚上，全村人聚集在场院上，敲起锣鼓，响起鞭炮。村里那位远近闻名的“伞头”，带着一群青年男女踩着越敲越紧的锣鼓点，走起了“场子”。复杂的队形和流畅的行进令我们叹为观止，老乡拉我们加入，队伍立刻被搅得乱了阵脚，不知谁踩了谁的脚，谁撞了谁的腰。就这样和老乡一起整整闹腾了一宿。那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一夜，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对亲人的思念，心中只有一个想头，欢欢喜喜过个年!

　　其实那个年并没有过出什么“革命”味儿，却是我经历的最难忘的大年。以至于在几十年后想起来，觉得喧腾的锣鼓依然余音萦绕，醇厚的米酒依然余香诱人!

　　那是一个我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亲历的真正意义上的过大年!

　　回延安(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诗中的意境，徘徊心中已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延安的向往与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

　　十八岁离开延安被招工到西安，一别就是三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搭上落实政策的末班车，回到北京时，已经年届不惑。

　　临行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回延安看看。结果转户口、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多生出两只手，哪有故地重游的闲暇?

　　动身那天细雨霏霏，离别之情油然而生。送行的都是异乡结交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看不出他们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二十四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抛弃了我。

　　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端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大龄青年”——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四十五周岁以下;其次，观念和习惯已和当代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如在某站下车，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变化，打个车师傅也要问：“您是北京人吗?”

　　终于被某单位当时的老板招至麾下。在听完我表白自己能够成为优秀员工的种种理由之后，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在外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幸运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其实老板不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说，像游戏一样毫无负担并且快乐。感谢知青身份，使我们永远年轻有朝气，哪怕六十岁、八十岁、一百岁!

　　人过中年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延安。回北京后，没少联络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商量着回村看看，却各自忙碌，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2000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差事。我因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撰稿和宣传策划，陪几家媒体的记者访问延安。其实那种匆匆地来去，根本不是我所渴望的回首寻根。架不住导演和制片人撺掇，只好受命，顺道回访阔别三十年的故园。

　　出发在5月的一个艳阳天。大巴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7”。和体形硕大、神气活现的波音767、空中客车相比，“运7”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长的机舱只有四十八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占了近半，央视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足有二十多人。

　　“运7”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三小时飞行，终于抵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不但看见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泥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儿，空姐娇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当掉头南飞的“运7”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咸阳机场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有惊无险，心有余悸，大家争执起来，有的要改乘火车，有的坚持仍乘飞机。巧的是，报社记者个个惜命，电视台的多为亡命徒，央视勇士云集，惟有一位资深美工反对“天上动”，最后扛摄像机的大胜耍笔杆子的。我本来是主张“地上动”的，也只得将身家性命交与“运七”。特意看了一眼那位美工，表情视死如归。

　　回延安(2)

　　咸阳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在疾劲的西北晨风中，我们鱼贯登上“运7”。昨天的紧张心情随着沙尘暴的平息而消散，心情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起来。经过几十分钟平稳的飞行，再次俯瞰脚下的一片黄土，只见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美工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禁地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透露了我的知青身份，引起主人的热情与好奇。茫然地随大家上车，凝望窗外，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落入视线。

　　咸阳耽搁半天，日程变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勘察直播现场，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的园子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四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一样的高鼻梁，深眼窝;一样的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更酷，要是在张艺谋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父子俩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说是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宾主相互敬酒，我却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记者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县，这个节目只得被忍痛删除。善解人意的市卫生局司机小马问我：“你是不是真想回村?”我说“当然!”他推开碗碟，一腔丈义：“那咱走，我送你!”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二十五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汽车沿着延河蜿蜒北上，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昔日千倾田川已经变成长庆油田的一个福利区，一条整齐的街道，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猛一看竟以为是都市。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乡巨变，河流改道，好容易才找到看上去面目皆非的村口。

　　正是晚饭后，一群吃饱喝足的后生蹲在村头的树下抽烟闲聊(陕北少年多早沾烟草)，见了生人，脸上堆着好奇。我走上去挨个问：“你大(爸)是谁?你妈是谁?”听见熟悉的名字，赶紧说：“快叫他们，就说北京来人了!”后生们即刻跑得没了踪影，我在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引导下，攀上半山腰，寻到当年的大队书记杜修明家。

　　远远看见杜修明的婆姨颤巍巍地在窑洞门口簸粮食，她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苍老了许多。我上前叫了声大嫂，那婆姨愣了一下，盯着我像看外星人。我忙自报家门，说：“不认识了?”她辨认半晌，才一把拉住我，眼里流下泪来，头一句话就说：“你咋老成这号了!”杜修明寻声出来，脸上表情惊愕，慌得把我往窑里让，一家子儿子、闺女、媳妇、孙子，围了半屋子。大嫂二话不说，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栓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说：“你看，这还是你给我们女子买的!”那一瞬间我吃惊之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杜家女儿小时候极漂亮，很招人喜欢。我工作不久，一次杜修明来西安，一个月只有十八块津贴的我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托他回去带给他女儿，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将一个玩具娃娃保存到现在，那得要怎样的上心啊!现在杜家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想，应该再买一个娃娃带来，要最时尚的那种，送给她的女儿!

　　回延安(3)

　　忙着春种的男人们陆续收工，当年的玩伴来娃、喜明、大莲和娃儿等闻讯赶来。彼此相认，大家十分激动。陕北有早婚的习俗，三十年前的小兄弟小姐妹，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个个孙男弟女绕膝，关心地问我“有孙子了没有”。我说：“惭愧，哪有你们人丁兴旺!”当年响应晚婚号召，仅生小女一人，还在念书。平时以为自己还不老，谁知已到了该抱孙子的年龄。一一问起惦记着的老乡，闻知有的过得还好，有的年龄不大竟然已经故去!来娃说老村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大部分人搬到了几里外的新村，因为不知道我来的消息，所以就通知了老村的几个人。没能见到更多的乡亲，是我这次回村最大的遗憾。

　　第二天从富县回延安，来娃竟在宾馆门口等我，要请我吃饭。他说庄稼已经种上了，他比别人动手早，否则大家就都来了。“节气不等人，你咋不多住些日子?”来娃真心地挽留。我说公务在身，以后一定再来。来娃告诉我，现在粮食吃不完，手上也有了活钱，家用电器基本置办齐了，还安了电话，“请你在延安最好的饭店吃饭都吃得起!”他得意地说。“算了，吃什么也不如请我吃‘肉夹馍’!”我回答。来娃还说，他和喜明、娃儿商量了，“等什么时候闲了，相跟上逛趟北京，看你们去!”那口气，再不是当年那个填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不肯长个儿的大嘴后生。分手时他给我留了家里的电话，居然是国内直播。

　　短短几天，去了延安、富县和志丹县，汽车在绕着山峦沟壑的盘山公路上奔驰，那山，那水，那人，无不令人心动，也感慨多多。虽然日子比从前好过了，但当地百姓依然贫困。

　　说句题外话，今年5月同事带团访问延安，接待单位恰好去年接待过我们，还讲起“某老知青” 寻访延安的故事在当地留下一段佳话，也是我与延安不解的缘分。

　　回北京后给来娃打过一次电话，是他儿子接的。我说：“告诉你大，照片洗出来就给他寄去。”用傻瓜机拍的照片谈不上艺术，只证明了到此一游。把它拿给同事和朋友看，说起回延安的感想，不管人家爱不爱听。特别是跟前两年回过村的炕友聊起来，更是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像祥林嫂，觉得留下了无数遗憾：遗憾没有来得及去新村见更多的老乡;遗憾没有重游远近闻名雕有佛像的“石窑”——我们村就是以它而得名的;遗憾没有再爬我们当年劳动必经的“大高坡”……

　　三十年难以割舍的知青情结，就这样又被重重地勾起来，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于我心灵的震撼。有遗憾就会有向往，有向往就会有行动。

　　还想再回延安——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再过几年!

　　后记：这是一篇旧作。自2000年回过一次延安，又是好几年了。前年，当年村里的几位后生——现在已经做了爷爷，真的相跟着逛了一趟北京，还千里迢迢地给我们带了小米和红枣。我们请老乡在便宜坊吃了一顿北京烤鸭，着着实实地热闹了一晚。这篇文字，聊表春节前我对乡亲们的怀念之情。

　　我的鹰击长空(1)

　　如果回忆往事像咀嚼一个放得发硬的果味面包，那么怀念“鹰击长空”的日子就像品味其中的果仁。前些年，我刚刚学会上网的时候，曾在网易社区寻亲访友布告栏里发了个启示：寻找“鹰击长空”队友白洁凌。

　　我所怀念的，是一支叫做“鹰击长空”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是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四五岁时，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痛并快乐”的时光，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要寻找的白洁凌，奔儿头，圆脸，有一个和她长相贴切的外号：白猫。她是我在“鹰击长空”最早熟识的朋友，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因此我坚信，只要找到她，就能找到所有的人，好比长白山上的桔梗，只要找到一两颗，就能挖出一大箩。

　　那年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不久，每当走到当年宣传队活动地点少年科技站附近时，就会想：不知白洁凌和那些队友们在哪儿?

　　发布网上信息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对方让我猜猜他是谁，我猜不出来，但知道肯定是老朋友。

　　“我是林东啊!还记得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很遥远。

　　“林东?记得，当然记得!”我大喜过望,在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喊道。原来，这位当年宣传队的重要人物之一，现在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很巧，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他的学生家长，一次闲谈中，无意夹带出我，于是接上了关系。

　　我想，因特网还不如人网，网上寻人，我只收到一封来路不明的邮件，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天知道是谁，又在哪里等我!而茫茫人海中，不知怎么就能碰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销声匿迹多年、我以为再也无处寻觅的林东就这样忽然从天而降，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的老话。

　　为什么我们当年有幸相识?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编织出怎样的人际关系网，全凭一个缘字啊!

　　“文革”期间，我是因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参加宣传队的。在我印象中，“鹰击长空”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队员们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两年中，始终保持着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队伍，成员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岁，全是在校中学生，后来被称做老三届的那一茬人。

　　当年，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别、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队里朝夕相处，尽管许多人家被抄、父母被关押，但我们咽下痛苦和烦恼，每日排练、演出，闲时打闹嬉戏，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互赐外号,拉手风琴的郑国安被称为“兔子”，这本与我无干，却一直代她受过。附近的小孩不知为何认我为“兔”，每当宣传队外出，一群小人儿便冲我大喊：“小白兔，咧咧咧，前边打鼓是你爹……”。我蒙冤受屈倒也罢了，带累老爹不明不白遭株连，真兔子倒逍遥法外，令我耿耿于怀。这件“冤”案后来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我插队多年后，一次回北京，偶尔路过宣传队驻地西城少年科技站，被两个小伙子认出，交头接耳议论：“这不是小白兔吗?“鹰击长空”的!”难为他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竟还记得我。

　　林东外号“猪头”，虽说不雅，但他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大伙儿盛情赠予，也就笑纳了。而我则小肚鸡肠，对蔑称坚决抵制。这里又有一桩“冤案”。老大哥刘百操由于练过击剑，腿脚敏捷号称“鸡腿儿”，兼名“土鳖”。一次开玩笑，被他设了一个套装进去，不留神得名“小土”，此乃刘兄智慧，也该着我搬起石头砸自家脚。

　　宣传队几十名队员，从初一到高三都有，皆是各校文艺精英，几乎人人都有绝活儿，课余时间大多在少年宫或者少年体校操练过，总体趋势阳胜阴衰。最有趣的是队干部们每人一段号谱，叫谁就吹谁的谱，招之即来，绝对高效的通讯手段。鼎盛时期，另有一支游击军加盟，两路人马会师，实力大增，不久又被“首都中学红代会”招安，那段时间新节目层出不穷，演出频繁;使得“鹰击长空”声名鹊起，很是辉煌了些日子。

　　我的鹰击长空(2)

　　我进队大约在1967年春天，一次我跟同学高建华、赵淑琴到科技站去玩，对宣传队一见钟情，经二人引荐加盟。不久她俩不知何故淡出，我因喜欢那种张弛无序，半军事化半散漫的生活，便独自留下。其实我并不会，也不喜欢表演，只是练过体操，能翻高而飘的跟头，很能唬人，虽然我在队里大有滥竽之嫌，人缘却混得不错。

　　“鹰击长空”是我的学校。在我以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失学后，无时无刻不从王明、王仪宁和刘百操等令我景仰和羡慕的高中生身上，学习、模仿和汲取文华营养。那段不长的岁月，胜读书十年，使我获益终生。

　　热爱音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拥有一支出色的乐队，节目大多自己编写，曲子自己作，器乐自己配。最引人注目的是赵蓓、张建生和范汝幸三把小提琴，看他们犹如金童玉女，听那乐声悠扬，令我如痴如醉，由此迷上西方古典音乐，经常为了寻找一张喜爱的唱片煞费苦心，还蛮练过多日小提琴但终不得窍。想不到的是，多年后女儿为我圆梦，考入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小提琴，使音乐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永恒。

　　热爱文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虽然我小学时就喜欢吞读各种文字，热衷于涂抹，但比起高中队友便小巫见大巫了。受他们影响，到处搜寻“禁书”和名著，常常在枕上读到深夜。有空就听他们高谈阔论，私下里练习写作，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填词谱曲，最终怕被笑话，没敢拿出来。最初的创作尝试，无疑为我后来获得生存技能奠定了基础。

　　胡思乱想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养成的。我就读的学校男女生分班，交际范围有限，而宣传队人才济济，经常与比我年长的高中生、特别是与异性交往，满足了青春期身心躁动的需要，锻炼了理性思维能力，也增长了知识，丰富了人生经历。那段时间，我还写了大量颇具少年激情的笔记，可惜没能保存到今天。

　　宣传队最后的结局是无疾而终。

　　1968年春天，老三届开始毕业分配。由于六六届离队，“鹰击长空”痛失主力，小字辈则渐成气候，乘机领衔担纲，上台呼风唤雨，唯独我不思进取，甘当龙套，因而从未显山露水，直至军训开始，改换门庭为学校宣传队效力，才渐次显示出激情澎湃的编创才能。最辉煌的时候曾经率领两支宣传队，此为后话。

　　分配高潮到来后，形势骤变，大家人心惶惶。在宣传队最后的日子里，队里的空气忽然暧昧起来，但见师哥师姐行踪鬼鬼祟祟，纷纷投石探路或苦心设计，把一支支丘比特箭射得眼花缭乱，“鹰击长空”俨然进入恋爱季节。我和王爱莲人小鬼大，窃笑别人溺水爱河，直到日后谈婚论嫁，才笃然生出沮丧：怎么我的花季就毫无魅力，竟未使一位男孩眼亮?幸亏后来遇上成人之美的我家先生，解除了老母的后顾之忧，否则岂不老朽闺中?这是后话。

　　令人费解的是，一对对众人看好的爱情纷纷落果，万箭齐发，却只有一箭中的——管家魏兆麟生擒了老转儿解文琦，成就了“鹰击长空”唯一一对美满姻缘。

　　那年岁末，我们终于飞鸟各投林。当兵的有原国华、国红、周津丽;留北京有幼师的三位大姐和林东、孙威;蜂拥兵团的最多，白洁凌、王仪宁、刘百操、魏兆麟、解文琦、张建生等;我则跟本校一帮散兵游勇去陕北插队，此后各奔东西、相距遥远，仅与林东、王爱莲、高建华和周浩通过信，后来联系渐少，直至缈无音讯。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那些冲洗技术不佳的黑白照片，回首往事，更生出无尽的怀恋。

　　那天，我和林东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最后叮嘱他：“以后再聚会，一定要通知我啊!”放下电话，想起几年前校庆，相会分别多年的老师同学，临出门，女儿看着我忽然说：“老妈，你该穿得鲜亮点儿，化化淡妆!”女儿用心之良苦，让我顿生“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感叹。尽管红颜尽褪，面目皆非，但毕竟是曾经沧海，不怕愧对当年兄弟姐妹，我准备无所畏惧地赴一回约。

　　我的鹰击长空(3)

　　然而，青春不再，情义绵长。当年周营耕作田间，宣化有惊无险，南口军营体验的往事历历在目，更有薛伯雄天津取经困卧桥头、范汝幸含辛茹苦擦车奉贼等令人捧腹的典故韵味还浓。有一段时间，我曾打算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无数次雄心勃勃地开篇，又无数次地偃旗息鼓，终于没有将小说进行到底，只好随便对付一篇，聊慰思恋之情。

　　文章在电脑上敲出来，先生看后评论说：“题材不错!不过你把能做西服套装的材料，裁成了一件背心，可惜了!”

　　我和三明(1)

　　三明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六岁认识，十岁分别，这一别就是遥遥千里，漫漫数十年。

　　十岁那年，外祖父调动工作，去另一所大学任职，我尊父母之命，从合肥转学到北京，以便“接受更好的教育”。此前，我一直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外祖父是安徽大学重建时的元老之一，老人早已百年，而他主持建造的教学大楼至今依然屹立。

　　我和三明同学4年，由于在班上年龄小，个子矮，同坐前排，我俩最能玩在一起。虽然偶尔也吵架，却不妨碍我们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时我家住104楼6号，三明家住105楼8号，我家的后门对着她家的阳台。想约她玩，只要冲着阳台喊一声，就见三明伸出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脑袋答应一声，旋即飞奔下楼。那时候小学生作业很少，我们经常玩得昏天黑地，实在累了，三明就睡在我家，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三明的爸爸妈妈是安大著名的“花匠”，育有7个子女，除了唯一的男丁四明，余者从大明到三明，从五明到七明，六朵金花争奇斗艳，一个比一个漂亮。

　　转学前，小小的我们就已经懂得友谊，并且意识到别时容易见时难，特意和另一位同学到城里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可笑的是，想送班主任老师一张，居然让他自己拿了底片去洗。当年只有二十岁、刚从师范毕业的宋道韧老师将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时，大家都很高兴。

　　依依惜别，我和三明约定互相写信。小学五年级，自认为已有相当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信一通就是十几年，直到三明从部队转业。

　　1966年11月初，正值文革时期，三明到北京串联，住在通县的一所学校。人生地不熟，三明辗转找到我家，分别四年惊喜相见。我留三明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接着一同去学校看大字报，然后匆匆分手。那是革命年代，不能沉湎于小布尔乔雅的缠绵友情。

　　两年后，上山下乡浪潮席卷，三明去了安徽滁县，我去了陕西延安，都成了插队知青。1969年冬，我专程到滁县看望三明，一起去南京游览新建的长江大桥，相聚一天一夜，再叙友情。

　　又过两年，三明当兵入伍，我进入司法部门，在当时，这几乎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由衷地为自己、也为对方庆幸。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三明从部队转业，花样年华、美丽善良，被一位插队时认识的男生追了个死去活来。为了忠贞的爱情，三明放弃了回合肥的机会，来到小城滁州。

　　几乎同年，我和三明相继成家，过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日子。后来地址几经变更，从此更互无音讯。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除了工作，还要相夫教子。忙碌之间，也常想起儿时的伙伴。合肥那座城市我一直没有再回去过，也不知道三明和其他同学生活得怎样。

　　我保存的那张照片，虽被严加看管，但它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到西安，终于在一次搬家后不翼而飞，在我心中留下一份失落。

　　今年3月，突然接到一个会议通知，会址居然是合肥!立即给主办单位回执，那还有什么说的，去啊!就这样，在阔别45年之后，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古城合肥，回到我的梦中乐园安徽大学。

　　寻旧心情迫切。会议间隙，我从驻地皖能大厦赶到安大老校区，短短一段路，乘出租车只需9元，却让我盼得心焦。进入南门，一眼望见我们小时候常去玩的教学大楼，虽然落满沧桑，却是依旧巍然，“安徽大学”四个毛体大字潇洒遒劲。

　　三明的父亲也是安大建校初期的干部。我向一位老人打听(只有老人才知道老人)，他遥指一片楼群，当年的老屋，已翻盖成新居。问了第二位老人，得知大概方位，第三位告诉我具体楼层，问到第四位时，只见她用手一指：那不是?你找的人来了。抬眼望去，一巍巍老者买菜归来，果真是老伯，当年形象依稀可辨。我忙自报家门，上前问好。老伯闻之，十分激动，拉我上楼，大呼阿姨倒茶。翻出三明的电话，终于听到久违的声音。得知是我，三明大喜过望。依旧是快人快语：“你住在哪里?等我安排一下，马上来看你。”

　　我和三明(2)

　　坐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合肥，当三明站在我面前时，好像时光倒流。觉得三明一点儿也没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眼前的三明，不施脂粉，职业套装;谈吐温和，举止优雅。目光还像小时候一样清澈，声音还像小时候一样亲切。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却没有在我们心中划开一丝裂纹。

　　轻轻拥抱一下，心中好暖。三明说：“我调了5天休假，加上周末，天天陪你!”“好啊，正好让我多看看这里。”

　　朋友就是朋友，不管分别多久!谈谈工作，叙叙家常，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三明拿出当年那张合影，看到旧时模样，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如今的三明沉稳干练，在市科技局负责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卓有成效。我们从照片说到现实，从过去说到现在，会也不想去开了，考察也不参加了，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时间。

　　会议结束，代表们奔了黄山。我和三明整装出发，就像当年去看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一段一段地乘火车，换汽车。先到蚌埠，我在安徽生活过的另一个城市。

　　外祖父工作过的安徽商学院，现已更名安徽财经大学，据说在当地招生十分火爆。学校建了新校区，旧址变为成人教育学院和宿舍区。当年住过的小楼已被拆成废墟，问及一位老人，居然记得当年任院长的外祖父，说那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离学校不及1公里，便是我国南北之界淮河，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2006年建成的淮河大堤延展宽阔，堤内是花红柳绿的滨河公园，堤外是种了小麦的河滩。当年只有两条大马路的小城如今热闹繁华。

　　为了让我多看几个地方，三明把自助游安排得像80天环游地球一样紧凑。观赏了巢湖风光，领略了银屏山美景，逛龙川，游婺源，从江淮之间到长江以南;从山清水秀的皖南到郁郁葱葱的赣北，江南春色尽收眼底。一路上，三明车票、门票全包，对我更是照顾有加。

　　最让我高兴的是，三明还联系到七、八位小学同学和一位班主任老师。还有从深圳赶回来的“同桌的你”，当年的小淘气俨然变为成功的企业家。虽然四十多年未见，但同学都是安大子弟，父母多为同事，诸多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很快热聊起来，相约待到老师七十大寿时再聚会!

　　一周匆匆，分手时，三明把那张合影送给了我。她说：“我已经把它保存了四十五年，现在送给你，由你来继续保存。”

　　友谊是人类文明的需要。一个朋友代表着一段经历的见证。一生中能结交三明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好幸运。

　　我为什么下乡(1)

　　前些日子，为了响应某个知青网站的征文，我开始反思当年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

　　然而，三十八年前经历的事情，已经和逝去的时光黏连在了一起，如果一定要回忆，就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将它一点一点、小心地从无痕的岁月中剥离出来。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山下乡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种痛苦，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它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屋顶突然坍塌，使一代人的一部分神圣权利永远被剥夺，生命轨迹被无情改变。

　　但是，细想起来，当年我竟是自愿下乡的。那年冬天，西去列车启动的瞬间，我甚至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心悸。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我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地报名，急于把自己从北京发送出去呢?

　　答案有点犯傻——我想离开家。

　　在我年满十四岁以后，度过了独立意识渐渐凸显的青春断乳期，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有了某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滋生出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最简单的追求。这种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它的终极目标被我锁定为离家出走。

　　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我为什么下乡(2)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味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突变，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象，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逆境。乡下使我了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虚伪与做作，怨气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西行的冬天(1)

　　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离家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十七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广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仪式早就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进站送行，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

　　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站台上原先还是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山洪爆发般响成一片，那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忧郁伤心的目光。

　　我居然没有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会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隐约着一种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车厢里热闹起来，笑容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停止，翌日清晨，我们继续出发。这次的前进方向是朝北，汽车沿着干涸的延河，在公路上蜿蜒徐行二十多华里，到达公社所在地河庄坪。部分知青算是到站了，我们的生产队还在五华里外，接着再向北。交通工具换成驴车，车上只能放下行李，剩下的路就需要步行了，用疲惫不堪的双脚走完最后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石窑。

　　西行的冬天(2)

　　石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因村口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开凿的雕满佛像的石窑而得名。老人们说，它的年纪少说也有上千岁了。当时村里有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八十多口人，在河庄坪川道里算较大的村子，和山沟里比，条件还算是好的。来到我们将要安家的窑洞门口，许多同学哭着不肯进去——那里边看上去一片漆黑。而我再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坚强，大步跨进那孔我们后来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土窑，跨越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就这样，那年冬天，十六名从北京来的男孩女孩，经过四天跋涉，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从此开始了令我们永生难忘的插队生活。

　　我至今还保存着三十多年前的乘车证——一张背面写着我的名字的淡蓝色纸片，乘车证上印有出发日期，朱红色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安置就业办公室”——字数铺张的印章清晰可辨，我的座位是“第9车厢37号”。

　　狭路遇狼

　　少年时，我胆子非常大，连男孩见了发怵的事也从不害怕。插队时仗着胆大，竟在一次与狼的遭遇中平安无事。

　　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狼的故事。小红帽，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的狼虽然凶恶，却会说人话，我以为不过是些恶人而已。动物园的狼，整日蜷缩在笼子里，早就失了兽的威风，没有什么可怕的。老乡却告诉我，山里的狼很凶，捉鸡拖羊，还伤人，听说能把小孩的肚子掏空。山里人人谈狼变色。那时，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年月，一次，县里命各村绘制“山区远景规划”图，当时正农忙，队里舍不得浪费劳力，念我身单力薄，队长就把这个踏遍青山、无需面朝黄土的“轻活”派给了我。

　　清晨，我带上卷尺和自制的画夹，装好干粮。房东大娘递上镢头和绳，对我说：“出门扛把老镢背捆绳，路上便当。”我便武装起来，独自踏上了通往后山的路。

　　离村七八里，便是荒无人烟的山野。据说，当时各村都调动了能写会画的知青，人人准备大显身手。我深知责任重大，一点也不敢怠慢。沿着崎岖的羊肠小径，靠老镢攀着灌木爬坡，拽着绳子下坡，忙不迭地勘地形、量距离，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里足足迂回了一天，好不容易在画夹中绘出草图，我已是饥渴难忍、精疲力竭。

　　傍晚，沐浴着夕阳的残红，疲惫地踏上归途。绕过一道道沟壑，拐上一个山峁，忽然迎面奔来一只走兽。我想，荒山秃岭的，莫非是一只野狗?渐渐走近，停下脚步再一定睛，我惊呆了，眼前这个灰家伙尖耳瘦腮、耽目龇牙，拖着长长的尾巴，天啊，分明是一只狼，一只孤身离群的狼!

　　那畜生也站住了，乜起阴冷的狼眼看我，大概纳闷怎么冒出个人来!就这样，一人一兽，僵持在暮色霭霭的山脊上。我只觉得后背冒汗，浑身的肌肉都痉挛起来，脚底下纹丝不敢动，脑子却在飞速运转。头一个念头是逃。举目四望，窄窄一条山梁，左边是陡坡，右边是深沟，回首山更荒。心想，决不能后退逃跑，那畜生肯定比我跑得快。又一闪念，我手里攥着家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跟它拼了。可是，奔波了一天，浑身的气力已经耗尽，而狼毕竟是狼，倘若它刚进过晚餐，空着肚子的我绝不是对手;倘若它也饥肠辘辘，我更有被当作美味佳肴的危险。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逃不脱又打不过，怎么办?忐忑之间，突然瞥见那狼浑身的毛似乎在抖动，瘦骨嶙峋的四肢也仿佛在打颤。狼眼里闪动着幽幽绿光，分明也藏着一丝隐隐的恐惧。原来狼也怕人!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惊喜。在这荒凉的山上，只有我和它，如果我不怕它，它却怕我，我就是强者!望着与我对恃的狼，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不伤害它，但愿它也不要伤害我。

　　我咬咬牙、横下心来，大胆地向前跨了一步，再跨一步，狼竟然也迎着走过来。我不再看它，大步向前走，感觉狼也在步步逼近，眼看就要相遇。我尽量向右侧，沿着小路的边缘，心想，要是那狼不讲绅士风度，我便立刻反击，然后顺着坡滑下山沟。狼也朝左绕着我走，保持着距离，直到与我交错而过。我紧赶几步猛一回头，狼也正回头看我。踌躇片刻，它挺有涵养地长嚎一声，便于我背道而驰了。我如被释放一般撒丫子就跑，边跑边回头，那狼居然也边跑边回头，终于拐过一道山峁不见了踪影。

　　一口气跑回村里，天已擦黑。大伙正巴巴地盼我。听我说完这段奇遇，队长惊得张大嘴巴，半晌才说：“娃呀，哪有狼不吃人的?你怕是贵人吧?”不几日，以讹传讹，村里人认定我是有福之人。那一年出生的女孩子，竟有好几个随了我的名字叫，老乡说是沾沾光，讨个吉利。

　　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还好生奇怪，那狼为什么见我不跑?为什么没有伤害我?也许，因为我不犯它，它也守信而不犯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人与兽原来也是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啊!

　　窑洞随想

　　一位新近到过延安的同事，写文章谈到对窑洞的感受，读来虽有韵味，但又觉不尽其然。遂想，关于窑洞，我也该写点什么。不仅因为我曾经在陕北的窑洞里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也不仅因为三十年后还难以忘怀那一盘土炕在冬日里的温暖，更因为窑洞出自与我们肤色相同的黄土，只有在黄河臂弯里那一脉丰沃的土层中，才能被开凿出来。

　　人类居住洞穴的概念，我是从历史课上获得的。后来参观北京房山周口店，在“北京人”遗址前，才领略到穴居的实际含义。而想不到的是，距离“北京人”二十万年后，我也会作为“北京人”，住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洞穴。

　　然而，窑洞与先民们栖身的周口店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住的村子，所有村民的家宅都是窑洞，一排排依山而立，错落有致;一孔孔门严窗实，冬暖夏凉。

　　队长带我们认“新家”，那是老乡一孔弃之不用的土窑，窗上胡乱贴着一层纸，户外高原强烈的日光亮得晃眼，愈发显得低矮的门洞深邃阴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高原，千山万壑，纵横交错，最丰富的资源就是黄土。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人们，除了黄土，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向黄土要吃、要穿、要住，不但死后净归黄土，就是活着，也从出生就栖息于黄土之中。

　　一次次目睹窑洞从开凿到完工的过程，我渐渐理解了窑洞与村民的关系。箍窑修宅院是庄户人一生的大事，须择一个土质好的阳坡，先剖开崖面，豁一个长方形的口子，挖进一两米后，再向四周开拓，修成椭圆形的洞，大体成型后，刮光崖面，抹上泥皮，用石灰浆刷白，待风干后再开窑口，安门窗。

　　入乡随俗，随遇而安。我们不得不融入洞穴，习惯了进门就脱鞋上炕，习惯了眼睛从明到暗的漫长适应，习惯了太阳还没落山就点燃煤油灯。恶劣的生存环境，创造了简陋而实用的洞穴建筑，窑洞是依土而生者无奈的选择。

　　居住窑洞的人，织造了窑洞文化。窑洞文化不同于城市的阁楼文化和四合院文化。窑洞文化单纯，它以黄土为本;窑洞文化深邃，它可进深数丈;窑洞文化温厚，它冷暖挂心、体贴入微;窑洞文化平和，它天拱地方，毫无棱角。但窑洞文化也有致命弱点，它毕竟失之畅通、亮堂、富丽和宽敞，无法摆脱人类童年洞穴文化的局限。

　　插队的第二年春天，听说远在百里之外的麻洞川出事了。那天大雨磅礴、山洪爆发，两名青年因抢救耕牛，被砸死在坍塌的窑洞里。“死的肯定是知青”，老乡们都说，“外头的娃咋知道，塌窑塌的是口，往里跑才能活命啊!”

　　噩耗传来，已经是两天以后。遇难者是我们学校的，一男一女;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那几天队里一名男生情绪非常低沉，据说死去的女孩和他相好。

　　往日山峦般宽厚的窑洞，狰狞地吞噬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但是，似乎又不该怪罪窑洞。房不也一样会倒吗，楼不也一样会塌吗?土坟掩埋着早逝的青春，土窑也庇护着鲜活的生命。逝者如斯，英灵永恒。无论生死，我们都与黄土做伴。

　　新世纪初，我回到三十年前住过、已经容颜大变的村庄，只见散落数孔废窑的阳坡上，又凿了新窑。村民手里有了钱，家宅翻新，大多箍石窑，也有盖房的，建筑形式开始多元化，窑洞文化正在受到冲击。

　　有人说窑洞是最落后的原始住所，也有人说窑洞是最天然的环保民居。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判断正误的命题。

　　不知道哪一天，窑洞才能成为建筑博物馆的珍藏，让人类永远告别穴居生活。

　　书韵琴声

　　长大的琴童(1)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值得怀恋的时代。

　　处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很容易产生各种“热”潮，引人注目的学琴热就是一个兴起在那一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如今依然风头不减的现象。

　　这个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为音乐院校提供了大量优质生源，为各类综合学校输送了大批特长生，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接触程度，也为新闻媒介提供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讨论不尽的话题。

　　目前,许多在国内外音乐院校就读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是当年学琴热的第一代产物，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

　　我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学琴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的琴童，并且经过曲折与艰难，走进了专业音乐学生的行列。

　　关于女儿学琴，我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究竟有多少跟风的成分?结果，我和丈夫都认为，在女儿学琴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是一种慎重选择，而并非由于外界的诱惑，理由是，作为一个非艺术家庭，我们对音乐有着坚定而持久的热爱，这就足够了。

　　然而，这种选择，究竟是成就了女儿的前途还是制约了女儿的发展?我至今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生活就是一条单行线，不能倒退，不能折返，永远没有对另一种选择进行检验的机会。

　　五岁半，女儿接受音乐启蒙，老师是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据说这位男生是该校第一个从事家教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交响乐团工作。

　　学琴第二年，女儿考入音乐学院课余音乐小学，师从一位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少壮派老师，女儿当时的年纪，老师说从事演奏专业已经太“老”了。

　　学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练琴之苦，不亲自实践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尽管我家琴童已经成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赴海外留学，但是，作为曾经的琴童家长，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比赛、考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女儿终于考上音乐学院附中、在选择上附中还是上重点中学的时候，先生出差未归，报到时间在即，经过连续三晚的失眠后，我把决定权交给了女儿，并在女儿的坚决要求下，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进入音乐院校的琴童相对于庞大的学琴大军，数量是很少的。根据其家庭背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子承父业”的世家子弟，另一类来自没有音乐背景的普通家庭。较知名的青年乐手，胡坤、王晓东、吕思清等都出身于音乐世家;郎朗、李云迪等则出身于普通人家。中国历来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职业承袭现象，特别是技巧性职业，比如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会两手”。由于环境、遗传等因素，世家子弟从事音乐专业更得天独厚一些，普通家庭则要困难得多，那种在焦虑与期待、失落与向往、苦闷与快慰的交织中度过的漫长岁月，造就了一代不屈不挠的中国琴童的父母们。

　　演奏是一门实践艺术，熟能生巧，不勤学苦练绝对成不了气候，而若无点音乐天赋，即使再刻苦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技术娴熟到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时候，才可能追求更高的音乐表现。琴童学习以进行音阶、练习曲等技术训练为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学了专业时间更长(考试或比赛前可练到十个小时)，发烧也不休息，除非躺在床上起不来。一位朋友的儿子，脚被自行车夹伤(那时孩子多被父母驮在后座上去上课)，打了石膏不能站立，学校的课可以不上，但琴课不能停。朋友把儿子背到琴房，让他靠墙根单腿立着，老师也不含糊，来了就得上课，一句怜惜的话都没有。便是练琴潦草的我家琴童，因生得单薄，玩这“体力活儿”有点力不从心，一年也只有年三十放一天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儿也不假。

　　由于专业学习必须开始的年龄，孩子还不懂事，根本不可能对自己进行未来“设计”，因此，他们学音乐基本上都是家长的意愿，这是一种职业的无奈。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演奏是最需要及早学习的行当之一，业余爱好可以大器晚成，若想搞专业(主要指演奏专业)，绝等不到懂事了再学。我曾就此问过一些音乐学院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喜欢学音乐，有的还说：“幸亏小时候父母逼着学琴，否则就与音乐无缘了。”一位学工科、已工作了的女孩则遗憾地表示：“要是父母也喜欢音乐，让我从小学琴就好了，我现在特别羡慕搞音乐或者有音乐特长的人。”可她妈妈却说：“现在你说想学，当初真让你学你就不这么说了。”

　　长大的琴童(2)

　　几乎没有孩子喜欢练琴——上台表演除外。练琴不是演出，也不是自娱自乐，每天的功课，对儿童来说没有任何乐趣而言。如果在做作业和练琴之间作一个选择，绝大多数孩子宁愿做作业，甚至包括他们讨厌的作文。孩子练琴时，往往以喝水、上厕所等为借口，磨蹭、装病、自残，逃避枯燥无味的学习。一个学长号的男孩，他父亲要求他的练习时间以哈气在号管里的凝水达到杯子的某一个刻度为准。为了敷衍父亲，孩子常以自来水冒充，被父亲偶然发现，遭受皮肉之苦后，他便每每发誓：“爸，这回是‘真水’!”但奇怪的是，相当多的孩子，练琴时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但要说不学了，他们还不干。我见过一个学小提琴的女孩，每次她妈妈说“这么费劲，咱别学了”，她搂着琴像生离死别一样哭得异常伤心——最后又痛苦地学下去。还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对父母千辛万苦攒钱买来的钢琴恨之入骨，勉强弹了几年，死活不肯再学。上了初中，偶见同门琴友已是身手不凡，顿时懊悔不已，抱怨父母没让她坚持下来。

　　孩子不爱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怎样努力，都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父母更是恨铁不成钢。没有成就感，自然难有兴趣，更谈不上热爱。孩子练琴时往往愁眉苦脸，像郎朗那样自觉苦练的琴童(据别人描述)，我从未见过。一位母亲说，她就怕儿子因被逼练琴而痛恨音乐，为了让他对小提琴有兴趣，她不敢逼迫，不得不减少时间，儿子实在不想练就去干别的。保持了与音乐的缘分，代价也不言而喻，在儿子通过音乐学院附中入学考试后，经过若干个不眠之夜的思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怕儿子“学不出来”——搞专业不能凭兴趣，儿子能始终保持学习热情吗?曾担任一所重点大学交响乐队首席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但这位彻头彻尾的爱乐者，始终为自己未能从事音乐专业而耿耿于怀。

　　家长让孩子学琴的动机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从职业角度，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将来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的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希望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有的因为自己爱好音乐，把陪孩子学琴当作一种乐趣;有的望子成龙，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天才的演奏家;还有的看别人的孩子学琴，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会缺少竞争力。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家长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变成琴童。

　　学琴能开发智力吗?学习音乐到底有什么好处?一位小提琴教授说“孩子能不能通过学琴而变聪明我不知道，但是不聪明的孩子绝对学不了琴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所接触过的琴童没有不聪明的(指能学到一定程度的孩子)，他们文化课学起来都不吃力，差不多都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不知他们是因为聪明而能学琴，还是因为学琴变得聪明的。八十年代中，我进修普通心理学专业时，曾参与对所在城市三所高校的一百多名学生进行人格因素测试，智力分数一项，得分最高的是音乐学院组，其次是理工科大学组，最后是医学院组。我的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曾用一种我不熟悉的评估方式，对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校的两组学生做过一个比较，认为艺术院校的学生更个性化、更具创造力，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灵更接近于自由，想象力更为丰富。由于样本小，结果也许不具必然性，但至少提示了教育环境对被教育者人格形成的影响：艺术教育可能比较注重个性，培养人格，益于智力开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艺术教育，可能也是基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虑。

　　学琴需要环境。单枪匹马的学习和在一种氛围中学习，效果可能大不一样。据说郎朗年幼时在一个筒子楼走廊两边好几家的孩子都在学琴，你追我赶竞争十分激烈，成效显而易见。我原先所在一个几百人的小单位，职工适龄子女学音乐的居然有十几个(好像是同事间互相影响的)，家属院里每日弹棉花锯木头的乐声不绝，大部分坚持下来了，每年都有考上音乐院校的，计有七八人选择了音乐专业，目前已有3位留学美国，以至于那个小单位的许多人以为学音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安有一所普通中学，由于一位音乐学院老师的介入，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在前些年名声大噪——学校有一支出色的管乐队，学生从初一起学习演奏，音乐素养较高，她的学生后来被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清华、北航、北方交大和中央音乐学院，一时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学校的音乐班，那位老师也被学生和家长所推崇。

　　长大的琴童(3)

　　我认识的琴童，算起来数量也不少——从小和家童一起拜师的琴友，以及亲友同事的孩子，无论学键盘、弦乐、管乐还是民乐，目前多已长大，他们的走向大致分两类：第一类为音乐专业，这里边又有分类，有的学演奏(或演唱)专业，尽管可以或者有可能成为演奏(唱)家的凤毛鳞角，但依然是众多琴童和他们家长的梦想;有的学理论——作曲、指挥、音乐学或音乐教育等，这类专业对演奏(唱)技能要求相对低一些，但对综合音乐及文化素质要求较高(有人认为音乐学院文化课、特别是理工科课程太少，是有道理的，主要是与专业课程时间安排相矛盾)。第二类为非音乐专业，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作为特长生成为学校乐队成员，或经常演练的超级乐迷;有的(多为半途而废的琴童)则不再摆弄乐器，或尚保留爱乐，或与常人无异，或走向极端——对音乐持抵触态度。

　　总之，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与持之以恒、拜一位德艺双馨的好老师以及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氛围应该是学习的基本条件。

　　其实音乐领域也像围城，里边的想出来，外边的想进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有报道说，马晓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从来没有热爱过围棋。”据说是因为从小看父亲哥哥下棋，学会后很快出了名，糊里糊涂成了专业棋手。国外一位著名网球运动员也有类似观点，大意是：“一项运动，一旦成为职业，成为谋生的手段，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初始时那样热爱了。”

　　有媒体报道，北京目前的琴童超过十万，这个数字大概不包括长大的琴童，他们应该也有数万人，无论是否从事音乐专业，无论在读、工作还是出国，对于大多数曾经有过刻骨铭心学琴经历的人来说，他们是当代爱乐人的中坚分子，音乐将陪伴他们一生。同时，新的琴童队伍也以稳定增长的趋势不断生成，随着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习音乐会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关注。

　　空 巢

　　女儿去美国读研究生，家里顿时空旷起来，三口之家变成二人世界，屋里空荡荡的，心里空落落的，真正成了。

　　不知社会学家怎样看待空巢现象。

　　一对留守爹娘，饱尝每天大眼瞪小眼的寂寞，一下子好像很难适应。女儿从小到大，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十五天——十六岁时随学校的少年交响乐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此外无论小时候在幼儿园全托、还是上学后夏令营或者军训，包括大学期间住校，以及工作后出差，离家最多也就是一两周，我自己也没有出过半个月以上的长差。因此，习惯了和女儿厮守。女儿在家的日子，忙碌和快乐充满家里的每一寸空间。

　　当年，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做母亲时，女儿就降生了。出生时她只有五斤多，重量还不及丈夫买来的一个西葫芦。抱着小小的女儿，我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疼她、爱她，多苦多累也要让她幸福、快乐。就这样心肝宝贝地养育了二十多年。

　　比起那些小留学生，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她这般年纪，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了。对于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我应该是放心的;对于女儿的学业，我应该是欣慰的。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更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情感体验。我的一位也已空巢的朋友曾说：“你要明白，现在不是孩子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孩子。”

　　朋友说得对，在孩子长大以后，是我们更需要他们。因此，要尽快习惯空巢生活，趁着我们还不算太老。

　　空巢的日子其实也有好处。需要做家务的时间少了，不用早早起来预备早餐，睡懒觉的感觉很好。下班不用急急忙忙往家赶，我和先生一日两餐吃在单位，遵照营养学家晚餐少食的建议，厨房里的工作变得很简单。由于女儿有奖学金保证，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少了后顾之忧，我和先生成了真正的公家人，不知不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占用业余时间加个班之类的成了常事。想到如今很多用人单位，对三十五岁以上应聘者不予考虑，实在是失策。雇用空巢阶段的中年人，没有恋爱结婚的干扰，没有养育子女的拖累，没有繁重的家务负担;思想成熟，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珍惜岗位，一个顶一个半，实在是很划算的。如果我掌管人事大权，一定要使员工年龄多元化，三比四比三的比例最好，三十岁以下三成，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四成，四十岁以上三成，特别青睐空巢女性。

　　空巢阶段时间可以再分配，业余看书上网时间增加，看望老人时间增加，出门旅行时间增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想得乐观一点，空巢也许是我们的第二个春天。

　　聆听

　　如果不是音乐学院黄圣音老师的一个电话，恐怕就真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大师错过了，小泽征尔虽然来过，但两位合作，实属难逢。我想，总不至于到剧院门口守株待兔，任黄牛宰割吧?

　　那天中午12点半，昏昏欲睡的午后，电话铃声突然大作。黄老师响亮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明天下午你有空吗?”一激灵反应过来，忙问：“您有票?”答是明天的排练。不知道怎样千恩万谢地放下电话，一心等待明天。

　　第二天中午乘公交、转地铁、换出租，千辛万苦前往世纪剧院。拿到票一看，差点乐晕：楼下5排12座，我在“世纪”剧院还从未享用过这个等级的位置!待入坐后立即后悔不迭：没带照相机!由于是排练，因此允许拍照。旁边是记者席，摄象机、照相机，早有十来架口径不同的炮筒瞄准舞台——真该浑水摸鱼一把!

　　场内，音乐学院“青交”那些满脸稚气的乐手已经在台上就位，他们各顾各地吹、拉、弹拨着自己的乐器，各种声音杂乱交织，响成一片，直到排练开始。

　　小泽征尔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下快步走上舞台。再睹大师风采，第一个感觉是他显老了，头发更加灰白，皱纹也更加深刻，脖子上挂的老花镜度数没准又长了，隔着单薄的上衣，甚至可以看到他微弯的脊梁和突出的胸椎。但他还是那样的精力充沛，他的并不强壮的身体充满活力，令台上台下为之一振。

　　当小泽张开手臂，点出《爱格蒙特》的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一种干净、和谐的声音立即旋荡在耳边，那些往常难免带着几分浮躁、优越和漫不经心的年轻乐手，居然表现出相当虔诚、真挚的情绪，连平日总是游移的目光也变得格外传神、动人。那一刻我竟有些瞠目结舌。听这样的《爱格蒙特》序曲，不难想象，大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梳理了“青交”。

　　接下去的排练，小泽似乎对音响效果不太满意，于是向前移动了乐队的位置。令人感动的是，他十分关心楼上的观众，直到证实乐队位置的移动不影响观众才放心。听小泽的音乐会，不能不被他的身体语言感染。整场排练，至少有两次他先是单膝，然后双膝跪在指挥台上。他的两臂随身体而起伏，动作极有气势，全身心地诠释着前辈大师的音乐。坐在大师身后的两位女翻译，随时把他的要求传达给每一位乐手。尽管听不清说什么，但小泽不时用语言和手势向乐队发出号令时的音容雄姿，在观众看来则是那样热情奔放，动人心弦。

　　一曲之后，罗斯特洛波维奇踏着掌声步上独奏台。他就是从上一个百年进入新世纪的最伟大的大提琴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和我想象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当他和小泽征尔并肩站在世纪剧院年轻乐手面前，带领他们拜访不朽的贝多芬、海顿和德沃夏克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人类文化的传承。

　　罗斯特洛波维奇用他手柔情地抚摩着他的“女朋友”，异常宁静淡泊的乐音从他七十三岁高龄的指间缓缓流淌，睿智与纯真、练达与质朴在这缓缓流淌的乐音间美妙的结合。那一刻，我的感觉竟是不知身在何处。我不敢妄加评说罗斯特洛波维奇所演绎的海顿和德沃夏克，不过，真正的音乐是只能用心去倾听而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当乐曲最后一个音符在世纪剧院悠然而止的时候，我流泪了——没有激动，没有感慨;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这种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音乐，我将珍藏一生。

　　女儿的留学之路

　　女儿留学，是让考研给逼出来的。

　　其实，她所在学校的学生一直有留学传统，同班同学中有的在高中、甚至在初中就到国外就读，可以说大部分人都做着出国梦。但女儿好像比同龄人单纯幼稚，对未来没有什么明确目标，觉得按部就班上大学应该是一条坦途。

　　大学期间，对中国文化环境有着较强依赖的女儿，依然没有留学计划，自以为学习不错，考研应是水到渠成。但没想到，虽然专业考试发挥正常，总分高出分数线三十分，英语却没能过线，一票否决。尽管艺术院校学生考研英语过线的不多，专业成绩优秀仍有特招或自费读研机会，女儿还是决定放弃，破釜沉舟!

　　此后，她发誓恶补英语，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迟到的留学计划。那时候，北京正是非典肆虐，托福考试延期，签证遭遇寒流，似乎一切都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而女儿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决心。

　　留学首先要过托福关。女儿的英语是什么水平呢?据她自己说，头一天上新东方，老师出了二十道题，对大家说：“估计没有全对的。对十五道以上的，可以洗洗睡去;对十道以上的，努把力还行;对十道以下的，准备卧薪尝胆;要是连五道都没对，也洗洗睡去吧，不过别回宿舍，直接回家好了。”老师接着说：“我想，不会有人连五道都没对吧?”女儿怯生生地举起手。老师问：“你对了几道?”女儿说：“一道也没对。”老师大跌眼镜：“不会吧?”“真的，本来对了一道，又让我改成错的了。”同学们哄堂大笑，这位以口才著称的新东方老师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女儿说话有点夸张，得脱脱水听。其言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她的英语基础之差，实属千真万确。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三进新东方住读班，连老师都认识她了。经过一段苦读，连考三次，女儿终于考过了托福。接着，又开始玩命练琴、录音，准备材料，联系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申请的十一所学校，拿到十份录取，其中一半有奖学金。

　　就剩下签证了。不幸的是，2003年学生赴美签证率低，结果一波三折，女儿遭遇三签三拒。但她坚信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需要等待时机。她的不少同学因此将留学目的地转向欧洲和澳洲，女儿却不屈不挠，非美国不可——倒不是觉得美国的月亮有多圆，她的理由是：美国的大学不但教育质量高，而且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也多，对于我们这种工薪家庭，女儿认为“用人家的钱念自己的书”是最划算的。

　　暂时不能出国，女儿便找了个工作，在电视台的一个音乐栏目做撰稿，每天背着装着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和好几盘录像带的大包，早出晚归。有时候晚上录完节目，第二天一早就出差，回来接着进机房，全身心投入，把个小小编导干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

　　就这样过了一年半，2005年开春，女儿再次申请到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春天也已来临，签证顺利通过。而和她一起考研的同学已经临近毕业快工作了。“大器”晚成的女儿毫不气馁，她觉得比起耽误的时间，在新东方的学习生活和做电视人的工作经历，特别是申请留学的过程，更令人受益终身。

　　赴美前夕，为准备行装劳累多日的女儿平展身躯躺在床上，突然说：“哪里是我自己想去留学?分明是考研给逼得的啊!”

　　三年坚持不懈，三年历经磨练，在国内没能读研的女儿，此时正在美国南部的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琴梦(1)

　　当年舅舅从苏联留学归来，带回一大盒唱片。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装满了俄罗斯音乐独有的西伯利亚寒冷韵律。我的音乐启蒙，就来自这只诱人的盒子。那一年我八岁。

　　第一次走进音乐厅，就喜欢它的典雅和肃穆。那是一场不知哪位大师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柔和的灯光下，小提琴灿灿的金色泛着庄严、富贵和华丽;当演奏家潇洒地运弓过弦，音乐厅里便漾起了纯净、柔美、妙不可言的如女高音般的旋律。仿佛有一种前世注定的缘分，它一下子就摄去了我的魂，从此魂牵梦萦地爱上了被称为乐器皇后的小提琴，我的琴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此后每逢节假日，总是要缠着舅舅去听音乐会，小提琴那如歌如诉的吟唱，常常使我如痴如醉，琴声引着我的思绪在大千世界中畅游，心中便有了绿意萌动的春天，有了五彩缤纷的画卷，有了我喜欢的一切。

　　不知不觉中，对琴的热爱与日俱增。我常常守着收音机或者留声机静心凝神，听得发呆。有时候走在路上，偶尔听到不知哪里传来音乐声，忍不住驻足侧耳，分辨是否我心中的皇后在歌唱。看到别人拉琴，心里真是痒痒的，不由得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久而久之，便萌发了学琴的念头。那些日子，我总是发呆，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像是走火入魔了。后来大人们便开导我说，小提琴非常难学，非世家子弟难入此门，好好学习才是正道。同学中亦有“内行”告诫：拉琴须手大臂长，手小者不宜。打量自己的手臂，不禁又多了几分沮丧。但是我还是不死心，就怂恿舅舅买琴。那时候舅舅已经结婚，漂亮的舅妈慷慨地批准了预算，舅舅选中一把价格便宜的练习琴。那琴是浅棕色的，背板上淡淡的虎皮纹闪闪发亮，它静静地躺在衬着紫红色天鹅绒的琴盒里，皇后般妩媚与高贵。舅舅如鱼得水，一曲《云雀》，又一曲《春天》，拉的和听的都有些飘飘然了。那年小舅舅刚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也对小提琴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俩一有空，便轮番在琴上试身手，我只有见缝插针的份了。一次，我在旧书摊上偶尔发现一本《业余小提琴演奏法》，如获至宝，一连几日潜心攻读，有机会就在琴上理论联系实际，想摸出自己会唱的歌，却无论如何发不出那美妙的“女高音”，心中不免又增添了几分对小提琴的敬畏。

　　转眼间告别了多梦的年华，下乡、招工、成家，有了宝贝女儿，少年时代的梦变得模糊起来。缺少家政才能的我含辛茹苦地养育女儿，居家过日子格外忙碌，那梦便更加遥远，只是偶尔听到悠悠琴声，还会勾魂般地激动，想到今生今世与琴无缘，心中有说不出的惆怅。

　　渐渐地，女儿长大，爱唱歌，爱听音乐。一次，看到电视里演奏小提琴，便煞有其事地以筷子为“弓”，学着演奏家的样子快活地自“拉”自唱。我不禁心中一动，昔时的梦又清晰起来，于是，和丈夫商量让女儿学琴。买琴、准备谱子，先是找了一位音乐学院学生当家庭教师，后来顺利地拜在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师门下。经过老师们的悉心指教，不久，女儿的琴拉得就有了些模样。茶余饭后，听女儿拉琴，享受天伦之乐。会拉几首小曲之后，女儿开始在学校的联欢会上演奏，欢天喜地做起了天真烂漫的琴梦。每当看到女儿背了琴去上课，就像看见幼时的自己，想到我没有的琴缘女儿却有，心中便有了一种满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地陪女儿上课，看老师耐心地为女儿示范演奏，听老师娓娓诉说着音乐的神奇意境，我不知不觉就陶醉在其中了，那一刻真是莫大的享受。在女儿日新月异的同时，我也走进了音乐世界。

　　日久天长，女儿功课渐深，很多一起学琴的小朋友陆续知难而退，我越发体会到这乐器皇后真是难伺候。小小的琴上沾满了女儿的汗水与泪水，个中酸甜苦辣，没有学过琴的人永远不会理解。为了女儿的琴，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起来，假日里闭门谢客，冷落了布娃娃和各种玩具;远离了电视机、游乐场，除了学校的功课，女儿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投入到琴上，我们也奉献出紧张的业余时间，全身心地陪伴着女儿在学琴之路上奋进。

　　琴梦(2)

　　又是几度春秋，终于苦尽甘来，女儿顺利考取音乐学院附中，并在全市少儿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圆了我那悠远而漫长的琴梦。

　　音乐殿堂神圣而辉煌，我的心和女儿的手，共同叩开了那扇紧闭的大门。“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在今后更加艰辛的艺术道路上，女儿能否求索有成，圆一个源于母亲并比之更加美好的梦?

　　哦，萦绕两代人心头的琴梦!

　　随便翻翻

　　读书人大体可分专业和业余两类，就像唱戏，有演员，有票友。专业读书是做学问，需要精益求精;业余读书则多因兴致，。

　　我属于随便翻翻的业余读者，或者说票友。世上好书太多，诱惑我养成了不求甚解的吞读习惯，看书时认错字、弄差意思的事时有发生。书读了不少，学问却没长进，因此不敢在读书人面前说自己也读书。

　　然而，很难说专业和业余两者谁更爱读书，就像很难说演员和票友谁更爱演戏一样。

　　我没怎么受过学校教育——刚上初一就遭遇文革，后来插队，名曰“知识青年”，实为半文盲少年——从此无缘再进学校。

　　我以自学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高等教育，自我教育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读书。

　　喜欢读书，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尽管先哲不懈地教导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对书的爱恋，大约是一种与生俱来，并将伴随终生的情愫。对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学习精神，我一向不以为然，既然书读得痛苦，索性撂手不好吗?读书本该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啊。

　　我年轻时的一位朋友，嗜书如命，阅读速度极快，一目十行，看她抱卷，煞是一道风景：若是摇头，必是在读横排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之类;若是点头，必是在读竖排本的《红楼梦》之类。晚上在宿舍看书怕影响别人，她便用手电夜夜点亮被窝。还有一位朋友，记忆力惊人，过目成诵，她是我见过的唯一可以倒背如流的人。我试过那种背法，比如把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背作“来上天水之河黄”，舌头肯定绊在嘴里，她却脱口而出，滔滔不绝。靠了精湛的背功，她从工农兵学员读到硕士、博士而博士后，读进专业队伍。

　　我也差点成为专业读者。当年进修心理学时，曾在一位教授的极力鼓动下，准备以同等学力考研，但阴差阳错，最终没能走进考场。那是我读书读得最奋勇也最麻木的一年。那种读法，极大地破坏了一个人享受文章精华的好心情，扼杀了那奔涌在字里行间的丰富想象。以至于我恨恨地想：考完这劳什子“研”，一定要从从容容地重读这些千辛万苦搜罗来的好书。后来就悟出，无论多有趣的事，一旦沾了利欲，便会索然无味。

　　不过客观地说，那一年读书颇有成效，学习和储备的心理学基础知识，足够我细水长流地消费一阵子，并且狂热地爱上了这门学问。

　　依旧还是业余读者。也正是业余，使我对书有一种永远的热爱，对新知有一种无止境的探索;也正是业余，注定我一辈子敬畏学问，一辈子嗜书如命，一辈子手不释卷。

　　没有被学校教育规范过的读书，是一种自由宽松、灵活有趣而又充满创造力的学习。也许它于我并不是件坏事，使我保持了热爱书籍的天性，滋养了我渴求知识的兴致。我的那位专业读书朋友曾告诉我，当她做完厚达四百多页的博士论文，好久都不想摸书。“你这样多好，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怎样读就怎样读，只要有心，只要坚持，一样的博学!”

　　的确，随便翻翻的感觉好极了，重要的是真心喜欢。只有在渴求的心态下，读书才是一种享受。如果下班时经常买一本新书揣着回家，脚下便会生出无限精神，这一路也因为约会一个诱人的夜晚而变得格外幸福。若是先生偶出短差，独享半人半书的一张床和半眠半读的一个夜，那样一种美妙，是什么语言也无法描述的啊!

　　流年似水，历史也是一部厚书。当二十世纪被人类呼拉拉地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一个新的千年又出版了。

　　我愿意总有一本书握在手里，有空就随便翻翻。

　　《土门》游记

　　书店又有贾平凹的新作——长篇小说《土门》。我在西安住过多年，土门那一带很熟，看见陕西籍作家的精神产物，总有一种亲近感。在书店里，几次捧了书翻看，又几次送回书架。决定不买的原因很简单，我的一位堂弟也喜欢贾平凹的作品，两年前贾作家另一部小说出版，堂弟来北京出差，兴冲冲带了一本书送我，不巧我已经先买到，堂弟那很是失望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了留一份喜悦给他，我只好耐着性子等着赠书。

　　不久收到邮件，果然是一册《土门》，堂弟所赠!打开看时，却一下子愣在那里。书是贾平凹亲笔签名的，却并不是赠予我的，扉页上笔走龙蛇，赫然写着“史XX先生正”。

　　史先生是谁我不得而知，却知堂弟素来喜欢将好书与众人分享，大约亦想送一个惊喜给史先生，竟莫名其妙地寄到了我这里。那么一定还有一本写着我名字的《土门》，但是它此时在哪儿呢?

　　第二天接到堂弟电话，说是请贾平凹签名的一共五本书，准备送给五位亲朋好友，自己忙，是托人帮着寄的，没想到一本也没有寄对地方。

　　“你收到了谁的?”他问。“一位史先生。我那本寄给谁了?”我说。

　　“你瞧，连我都闹不清楚了，”堂弟苦笑着说。“五本书大游行， 西安、北京、宁波……弄得我又打长途又发特快专递，搭上功夫还花冤枉钱。你就耐心等着把。”

　　“没关系，”我安慰他。“至少我们五个人，都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在读你送的《土门》。”

　　按照堂弟提供的地址，给素昧平生的史先生把书寄到西安某宾馆。然后恭候自己那本。当又一册《土门》姗姗而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周以后。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一看，白纸黑字，贾平凹先生笔下千真万确写的是我的名字，这一回真是我的书了!

　　一本《土门》，先是堂弟购得，又送到作家手中题字，接着被寄到某位不相识的朋友处，再由朋友托付他人转寄回来，几经辗转才上了我的书架。如果从贾平凹签名那天算起，这本《土门》整整游历了一个月。

　　收到书那天，刚好是圣诞节，捧着属于自己的书，心里总算踏实下来。哦，终于可以舒舒服服靠在枕上研读它了，我的饱经旅途劳顿的《土门》。

　　冰清玉洁 为霞满天

　　下班回家，先生递上作家周明的一部新作:《为霞满天——冰心》，装帧典雅的封面上，是冰心老人面带微笑的坐像。

　　顾不得吃饭，就忙去读这本书。读着读着，我流泪了。

　　早已过了读点什么都激动、动辄泪滢滢的年龄。随着岁数的增长，读书变得挑剔，连一些颇能煽情的畅销书也很难把我打动。我觉得我可能是老了。

　　然而，读周明笔下的冰心，却深深地为之动情，书读到一半，已是泪流满面，为冰心老人可敬可爱的高尚品格，为两代作家可歌可泣的忘年情怀，也为字里行间涌动着的真诚、善良和美好。

　　冰心的博大，也许不是我所能懂得的，而周明的一脉深情，我却以为可以懂得。

　　冰心是当代中国文坛的祖母。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田，母亲、我和女儿都读过。

　　一位经历了近百年风雨人生的世纪老人，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浩瀚如海，又是怎样的细腻如丝呢?

　　一本薄薄的小书，记录了一脉厚厚的深情:

　　冰心老人与吴文藻教授相濡以沫的忠贞爱情，与周恩来夫妇情深意笃的真诚友情;

　　冰心老人与儿女血乳交融的骨肉亲情，与五个孤儿依依牵挂的祖孙柔情;

　　冰心老人与周明灵犀相通的忘年挚情，与年轻女作家们愉悦和谐的悠悠温情。

　　一口气读完薄薄的一册书，我呆坐了很久沉默不语，忽然觉得自己离冰心老人很近。

　　不知为什么，由冰心老人，竟想起了我慈爱的外祖母，一位一生相夫教子，心中装满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老人，尽管她只是一位与文学巨擘完全不同的普通劳动妇女。

　　其实，世间最旷远博大的，是人类的心灵;最温馨细腻的，也是人类的心灵。“爱”，原来是人类最永恒、最普遍的情感。

　　于是，盼着周明先生再写冰心的第二本、第三本书，盼着有一天能读到一部传世的《冰心传》。

　　有理数之理(1)

　　一个我经常去的网站，发起过一次关于读书的讨论，题目有点大——“影响你一生的一本书”，网友反应踊跃，帖子铺天盖地，弄得我也老想插嘴。

　　识字的人大多是伴随着读书走过来的，许多烙有时代印迹的名篇巨著，感动或影响着无数读书人。但细想起来，对人影响至深的，不一定都是名著巨作。我少年时代阅读的书，不乏脍炙人口的大部头，但最难忘的，却是一本科普小册子——《有理数》，作者刘尼。

　　初中一年级我进的是实验班。十几年以后进修教育心理学课程时，我才知道当年作为“被试”，我们接受的是行为心理学派的“程序教学”实验。我的数学老师胡逸君，大约是注意到我在课堂上过于浮躁，便在某日将一本《有理数》借给我，并叮嘱说：“有时间好好看一看，看懂了再还我。”

　　书很薄，顶多百十来页。我平时看书速度很快，经常一口气读上百页，却不求甚解。这本原以为无需看太长时间的书，居然让我撂不下手，原因是看这种书不能一目十行。认真啃了好几天，几乎做了书上所有的习题。发现了这本书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它可以用另一种思维或者说另一种语言解释我已经学过的数字，使我对“数”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我们可以用整体的眼光看待那些孤立、枯燥的数字，使它们彼此相得益彰，密不可分。“有理数”是相对“无理数”而言的;有理数集与整数集有着不同的概念：比如它们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有理数集是“稠密的”，而整数集却不具有稠密性。如果将有理数依大小顺序排定，任何两个有理数之间必定还存在其他有理数，这就是它的稠密性;而整数集则没有这个特性，因为任何两个相邻的整数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其他整数。这些过去我已经认识了的数字其实是有个性的，我觉得自己突然地触摸到了它们的本质，并且恍然大悟——由有理数与无理数的相对，联想到数学中这种相对何其多：正数对负数，加法对减法，乘方对开方。后来又联想到自然界其他事物也有很多是相对的：白天对黑夜，出生对死亡，男人对女人;这在生活中是无穷无尽的啊!就这样兢兢业业地把这本书读下来，我对它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有理数的本身。

　　十天后，我把《有理数》还给了胡老师。

　　三十年后，在校庆大会上再见胡老师。我问：“您还记得当年借我看过一本书么?”胡老师笑着摇摇头：“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很会学习。”

　　也许我的学习方法就是读《有理数》奠定的。后来，我试着用看这本书的眼光看别的教科书，逐步摸到一个在短时间内抓住重点的窍门;又试着用这种眼光看一切书，渐渐能够迅速理解或者基本理解作者想说什么。我还发现，世间万象，除了两元对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元现象，比如一年四季——揭示气候的本质，绝不可以只看到两面。事物的多元性需要人们更加勤奋和热烈的思考。这种读书方法像一把利剑，一下子捅破了我和书籍之间隔着的那层薄薄的纸。

　　实验班的课程，使我获得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有理数》则增强了我对提高学习能力的理性认识。等不及再听老师讲新课，我捧着学校发的所有书，无论课本还是参考教材，贪婪地一册册读下去，并且乐此不疲，而且很快超过教学进度，数学尤为突出。在我的无数次的想入非非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梦就是要成为数学家——虽然它后来被文革粉碎。就这样，我学会了以书本当老师，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

　　动荡年代，我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好在读《有理数》的过程留给我无尽回味，读书的体验帮助我找到成长的答案，并使我坚信，学习过程是一种终身需要，自学是最适合我实施自身教育的途径。

　　离开学校以后，我像当年读《有理数》那样，去读所有我认为有用的书，用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在漫长的岁月里，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完成了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并终生保持着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兴趣。

　　有理数之理(2)

　　假如没有胡逸君老师，假如没有那本《有理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渴望阅读的年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知识贬值的年代里，永无休止地在书页的字里行间求索，并且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

　　遇到困难拐个弯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遇到困难不能退缩，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取胜。而我从女儿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看到的，却是更为现实的态度：遇到可以战胜的困难，当然应该尽可能战胜;而对那些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妨拐个弯绕过去。有时候，这一绕就能绕出个柳暗花明。

　　女儿从小学习小提琴演奏。进入高三，她遇到了学琴以来最大的困难，较长一段时间成绩低迷徘徊，她觉得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班里那些身手不凡的高手。高考在即，形势严峻。按说，念了六年音乐学院附中，只要能考上大学，即使当不了独奏家，将来坐个乐队总还是可以的，本没有忧虑的必要。再说，除了吕思清、李传韵这样的天才，音乐学院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几个能当独奏家?绝大多数还不是都坐乐队了?

　　但是，女儿感到非常不踏实：她觉得自己除了能拉两下琴，什么都不会，偏偏琴又拉不到最好，一旦不拉琴了，靠什么谋生呢?这种危机感一直困扰着她。由于“手小、胆小”(老师的评语)，“耳朵挺好的，手也跑得挺快”(也是老师的评语，学琴的基本条件)打了折扣，文化课的优势也得不到发挥。怎么办?悬梁刺股、孤注一掷，还是扬长避短、另辟蹊径?

　　女儿决定转一个专业。与其和一个源于先天条件的困难硬拼，不如拐个弯绕它一绕。于是，她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虽然在一般人看来，从演奏转向音乐教育，似乎是退步，况且当时本校尚没有这个专业，这就意味着要报考其他院校，增加了考试的不确定性。

　　绕路，其实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关键要看绕得是否合理。离高考只剩一个多学期，女儿调整了学习方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音乐教育专业除了器乐演奏，还要考钢琴基础和音乐理论，需要提交论文，对文化课也有较高要求。经过充分准备，女儿发挥出色，以第一名的总成绩考上大学。本科四年，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理论训练。学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她的专业老师管建华教授鼓励学生跨校听课，女儿经常到北大、清华和人大旁听人类学、哲学和文学课程，丰富了她从文化层面对音乐的理解。大学期间，女儿到广播电台和文化传播公司实习，参与节目策划和撰写文案;毕业后又到电视台做了几年音乐传播，觉得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是蛮多的，于是信心大增。

　　绕过崎岖，前途可见。由于对从小就学习的小提琴演奏有着不可割舍的留恋，在经过实践证明自己不但能拉琴，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以后，女儿决定回到演奏专业继续深造，学习乐队、重奏、音乐理论、小提琴教学等课程，希望为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经过考托福、录曲目、提交申请等一系列努力，她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在一个交响乐团兼职，琴拉得有滋有味。不久前，她所在的乐团还与小提琴演奏大师帕尔曼同台演出，收获了一名乐手演出成功的喜悦。

　　当年放弃登顶，绕道而行，现在看似与一直学习演奏的同学殊途同归，但是，一路上高山和峡谷的风光却不一样，当有了更为宽泛的基础、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多元的思考和更为明朗的心态，回过头来再拉琴，女儿觉得无论对音乐的理解与表达还是掌握技巧和方法的能力，都比单纯学习演奏更有优势。以前遇到的困难，不再难以逾越。拐过陡峭的山路绕到山后，前边已经是一片坦途。

　　女儿的故事似乎说明，如果困难是一座山，如果这座山无法靠个人努力就可以被征服，那么，也许不一定非要攀过去，拐个弯一样可以到达山那边，沿途的风光也不一定比山上差。?

　　遇到困难拐个弯，有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枕读易经

　　以前说过，好书得躺着受用。但枕上读书多半囫囵吞枣，就像吃饭，躺在床上进餐肯定消化不良。如若指望知书达理，就得在书桌前正襟危坐，要不怎么教室里没有床都是桌椅?孔老夫子肯定知道躺着念书不长学问。

　　好在家里有床，也就养成了枕读的习惯。

　　大约十几年前，中国大陆突然兴起一股易经热，朋友见面时兴说两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类的专业术语。我怕挤热闹，如街上遇有好事者打架，别人围一圈时绝不掺和，等看热闹的走了才凑过来瞧瞧。读易经也是这么回事——别人热读的时候旁观，待大家热劲散了，才在一位小友的诱惑下，找来一两本书扫盲。

　　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原著，乃台湾学者南怀谨老先生讲授易经的大作——为的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南先生说易经是不宜读懂的，若是算出今天出门得摔死，多没意思?我想，南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说人生得有点悬念，好比摸麻将牌：为什么多少英雄好汉痴心恋战，万里长城永不倒?过去我总是纳闷那玩意有什么意思，直到上了一回牌桌——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才知原来变化无穷，乐在其中：赢的不舍，输的也不舍——摸牌永远让人存着希望，没准下一张正是你想要的啊!后来我就明白那玩意有多大魅力了，趁着还没怎么会，赶紧金盆洗手，否则绝对上瘾!

　　打牌的乐趣就在于总有希望，如果早早知道一手牌都是什么货色，就是“天和”“地和”可能也没什么劲了。人活着也是一样，一百岁三万来天，就像打几百圈牌，一日日地过下去，天天都有悬念，今日没意思，明日天降馅饼也没准，就这样明日复明日地盼下去，等着也许有、也许没有的那张好牌，不就把个平庸的日子活出希望、活出滋味来了吗?

　　打麻将时，每一局摸牌总要找个地方下手，于是得掷色子。用易经测算也是一样。易经的八卦图是一个圆，从任何一处切入，都可以圆其说，它其实是解释学的万用表。一次，一个朋友试着用八字算命，竟然发现随口报上一个日子，算出来都与自家本性相符，换个八字再算，还是觉得有理，咿呼吁!他惊叹：原来放之四海皆准!

　　从此对易经充满敬畏，不再相信今人能读懂它。谁知道我们的祖先想通过一幅玄妙的八卦图和一些看似畅晓明白其实深奥无比的文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预测他们身后的世界将要发生哪些重大事件，还是判断这颗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何去何从?易经的图形和字符里是否隐藏着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真正解读的密码?

　　大慧大智，我们的祖先!反正也是不懂，就不必诚惶诚恐地坐在书桌前了。想读的时候，索性捧着易经仰在床上，舒舒服服地枕读罢了——只要先人不怪罪。

　　昨天的老柴(1)

　　那时候听柴可夫斯基——老柴，和现在很不一样，有一种新奇、神秘，甚至偷偷摸摸的心情，而这种感受更能吊人胃口，令人兴奋。

　　八块钱从委托商行买的老式唱机，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深棕色木壳匣子。如果现在把它摆在桌上，估计没人能认出是什么玩意儿。它最富个性的特点是转起来像一个镟歪了的陀螺，忽悠忽悠的，那音乐就带上了总谱里所没有的起伏，使我在听它的时候，身体老想跟着一块儿摇晃。

　　初听老柴是在小学五年级。由于对某种莫名其妙的物质过敏，我连续两个学期休学在家。那时候觉得每天日出日落的过程无比漫长，除了吃、睡，百无聊赖中只有两件事还有点意思：一是听音乐，二是看解剖图谱——虽然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音乐唱片仅有三张，所有权不归我。主人怕唱片被粗秃的唱针磨坏，总是鼓动我听相声，如侯宝林先生的《戏曲与方言》，这样使我在听老柴时少了一些理直气壮。侯宝林先生说相声听起来比较正常，不像老柴的音乐那样飘忽不定。三张唱片我只听得出《天鹅湖》，后来才知道另两张是《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悲怆》，作曲家被我们叫做“柴司机”。

　　至于读《人体解剖图谱》，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因为它来路不正，是我从锁着的书柜里顺出来的。行窃技术不复杂，只要稍微推一推简陋的柜门，便可露出一个足以抽出一本书的缝隙。也赶巧了，倘若它再厚一点，或者摆在里头而非立在门边，听老柴的感觉就会另一样了。厚厚的图谱是彩色的，印刷很精致。它召得我有空就研读——人的皮里怎么长得这样奇形怪状?平时看小人书可以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但图谱读得很刻苦，因为我断定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搞到这样一本“少儿不宜”。

　　每天家里人上班、上学后，屋里便成了我的天下。那架转速不匀的唱机意志很顽强，无论我怎样企图通过调整水平改善它的平稳性都无济于事。但是它相当忠于职守，每日不厌其凡地轮流播放那三张疲惫的唱片，让空荡的房间里充满了我的“柴司机”，养病的日子也因此而明媚起来。

　　看图谱的工作和听老柴基本上同步进行，开始觉得听觉受用而视觉比较恐怖，尤其是翻到那幅展示头颅骨骼的骷髅时。慢慢就有点视听合一了，趴在床上翻开图谱，耳边老柴的旋律力透纸背，觉得人的“里边”其实挺好看的：纹理粗而长的肌肉，像苍柏的枝干;细密而遍布全身的血管与神经，像纵横大地的道路与河流;形状各异的空腔或实质脏器，有的像某一种成熟的果实，有的像抽象派艺术家的作品，有的竟美丽如珊瑚。

　　昨天的老柴就这样有了特定的背景，听上去也就有了特别的感觉。在美妙的旋律中窥测人的内层，窥测人的灵魂——尽管唯物主义者说人没有灵魂。那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啊。病愈复学后，凭着对老柴和人体的理解，我成了班上思想最“复杂”的学生之一。

　　经历了一段没有音乐、没有书本的岁月以后，可听可视的东西突然多起来，以至于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泛滥，难免喜新厌旧。但是，老柴的先入为主，使我对他始终一往情深。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惊奇地问：“你这样标新立异的人，居然听老柴这么俗的音乐?”我于是反思，自己骨子里是不是很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头一回在现场听《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是曾在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的青年钢琴家李坚。听着熟悉的旋律从李坚青春而富有弹性的手指间流泻，那一刻我竟激动得不能自持。我承认我依然喜欢它，我也承认它有点俗，心想俗就俗去吧，干吗不说自己喜欢老柴?

　　至于《悲怆》，更觉得它与生命有着某种贴切，它的旋律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层一层地剥离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一页一页地揭示着灵魂的幽深莫测，就像剖析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厚厚的图谱。其实，我始终不知道老柴想通过他的音乐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从他的音乐里得到了什么。

　　昨天的老柴(2)

　　这就是昨天的老柴。后来，那种刻骨的透彻与深奥，永远地和老柴的音乐融合在了一起，直到今天，我听老柴的时候还会怀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敬畏。

　　人间万象

　　恩师如父(1)

　　我只上过七年学，从小学到初中，教过我的老师大约有几十位。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几十年过去，教诲之恩未曾敢忘，老师们的姓名和音容笑貌，大多都还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倪宝恕先生。

　　倪宝恕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如今已八十高龄。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任何一门课，我上初一时，他是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校长，说是他的学生，有点抬举自己。倪老师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司法机关工作了几年后转到教育口，先后在四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校长，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当时他大约四十岁出头，阅历丰富、学识渊博，雄心勃勃地打算把我们这所新建校发展成重点中学。倪老师不仅教学管理经验丰富，而且多才多艺，书法、篆刻、作曲、弹琴，几乎无所不通，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被他“发现”很偶然。我小时候读书不甚用功，听课不安生，作业做的也马虎。我上的是实验班，倪老师常来班上听课，注意到我在课堂上很活跃，却又心猿意马，便建议数学老师辅导我读点课外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不断从阅读中获得乐趣，还很快迷上数学，以后又把兴趣扩大到其他科目，从此读书渐渐上心，成绩突出，也逐步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倪老师十分高兴，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过学习经验。

　　后来，他鼓励我要有一两门课程达到免修，争取提前毕业，考名牌大学。然而一年后，文革浩劫碾碎了他的理想，也埋葬了我的前程。从此师生各经磨砺，我再也没能回到学校读书。但他的赞赏和期待，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从他那里获得的自信，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流年似水，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再度相见，是在校庆三十年纪念会上。握手相认，我们都动了感情。倪老师说:“在我印象中你还是个孩子，转眼就人到中年了。”

　　先生的一句话不由使我忆起许多往事。上中学不久，有次我生病，被同学讹传为乙型脑炎，还传言说弄不好会变成傻子。倪老师听说后，立即和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看我，见了医生便焦急地问:“这孩子的病不会损伤脑子吧?”直到医生说只是重感冒，他才放下心来。还有一次，我的小学同学，一位考到另一所中学的男孩给我来了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在班上引起议论。那时候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一封男生来信，足以坏掉一个女孩的名誉。倪老师听说后，特意到班上来和大家谈心，说男女同学之间应该有正常往来和友谊，不必多加议论，更不要小题大做。倪老师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处境，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也使我建立了健康交友观。

　　离开学校以后，多次产生再见恩师的念头，又多次按耐住了这种欲望。一想起他曾经对我寄予过那样的厚望，他曾经那样期盼我有所作为，就十分犹豫起来，以我如今的平庸，如何见他呢?

　　然而，桃李天下、学生中名流辈出的倪老师，竟不介意学生不成气候。他说:“没有再上学,不是你的责任，后来的路，也不尽由你选择。只要努力了，不管成就如何，老师都会高兴，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于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想“混出个人样儿来让老师看”的那种虚荣。可以告慰的是，半生坎坷，多少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有人说，少年时如得到赏识，日后多半勤奋进取，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 我的不肯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倪老师的激励。

　　再见恩师，转眼又是三年，这期间仅去过他家一次。那天他买了很多好吃的款待我，而我只坐了半小时就赶去加班了。后来又找他，是有事请他帮忙。倪老师退休后干起了律师本行，那时我正为单位草拟准备签约的合同，于是打电话讨教。倪老师特意邀来他的老友，一位经济律师一同出谋划策。当我如约来到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时，远远看见倪老师早已在路边等候。听我谈了大致情况，他便建议留下材料，待和朋友研究后，写出书面意见。当时我因另约了一位朋友去前门办事，于是匆匆告辞。

　　恩师如父(2)

　　倪老师执意要送我。推辞不过，只好替他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我们沿着中山公园的红墙行至长安街，又信步到公园南门，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肯。阳光下，我发现他的步态已经有些迟缓，面相也显出苍老，不再是从前精力充沛的样子。

　　直到走过天安门，他才止步说，“你去吧，平常工作劳累，要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番回首，他还在风地里站着，任衣襟随风抖动，像一面旗帜。

　　几天后在单位接到收发室电话，原来倪老师来过，送来一只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装在信封里，盒内还有两块怪石——他知道我喜欢石头。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倪老师，那份合同，本当我自己去取的，劳您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您怎么不顺便到办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合同送过去，怕耽误你用。”他平静而温和地回答。

　　我的心头一热。为了我的合同，这样冷的天，竟让一位古稀老人独自骑自行车从西城赶到东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师事务所走得匆忙，居然连一件小礼物也不曾带给他。

　　不久，他又通过收发室转送一包东西给我，里面是一本精心装裱的文册、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连忙拆开信看，倪老师写道，文章他已一一读过，有的还点评了。他说:“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里都非常高兴，有时间可要多写啊。”又说，“印刻得不好，久不动刀，手生了。以后有好石头，另刻一方送你。”打开文册，竟是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洁润泽的印章，用篆字镌刻着我的名字。丈夫见我捧着信、文册和印章发呆，便凑过去看，良久才说：“你的老师对你真好啊。”

　　写到这里，想起又是好久没见倪老师了，总说忙，电话都很少打，偶尔写一封信，谈得最多的也是自己。于是匆匆挂通一个电话，方知倪老师依然在忙，他正应一家杂志之约撰写关于素质教育的文章，听到是我，格外高兴。我知道他最愿意听到学生的消息。记起他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某位做了名人的学生，小时候也是花了他许多心血的，如今成了气候，似乎业已不记得自己的老师。那封信写得很伤感，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失望。

　　师生如父子(女)。老师于学生，只有付出，而不求回报。如果学生有了名气，便可以不屑他的老师，还不如宁做无名之辈。但愿天下做学生的，不管功成名就还是碌碌无为，都不要忘记毕生教书育人、盼望学生前程锦绣，自己却嗅一辈子粉笔沫的老师。

　　尽管少年时代的理想已经褪色，但我如今依然在奋力拚搏，哪怕仅仅是为了回报恩师。

　　隔席看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来电话，邀请我和先生参加一个陕西乡党的聚会，祝贺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地点在西单六部口附近的一家饺子馆，老板也是陕西人。

　　我不是陕西人，可我在陕西呆的时间比许多正宗陕西人还长。正因如此，使我很难摆脱那种黄土情结，就把自己当成老陕了。我们到时，包间已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不知道闯京城的陕西老乡究竟有多少，总觉得那片黄土地上养育的人很容易成为文化精英。放眼打量，见过的少，不认识的多，两位漂亮女士正像发牌一样散着名片。我没有名片，又有滥竽充数之嫌，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正好看人。

　　来宾中最熟的，是与我们为邻多年的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当年在西安时住同一座筒子楼里，斜对门儿;来北京后居方庄，隔街相望;最近搬到南城，又是近邻。郑先生身为官员，兼做学问，著有《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批判》等书，对鲁迅很有研究。

　　引人注目的陈忠实不引人注目地坐在一旁与人交谈，声音低低的，目光幽深，脸上挂着沉思，丝毫看不出获奖后的喜悦与倨傲。他给我的印象就像那部回肠荡气的《白鹿原》，很厚、很纯。

　　人将到齐时，周明夫妇姗姗来迟。周先生和我们最熟，他古道热肠，人缘极好，是一位文坛大侠。我因业余时间喜弄文墨，经常向他讨教，故以“老师”呼之。每次见面，他总是提醒和鼓励我多写，也使我常为自己眼高手低、光说不练而汗颜。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锲先生也专程到场，向陈忠实表示祝贺。以前读张锲作品，总感觉一种浩然之气在文字间激荡，人如其文，张先生身材伟岸，仪表堂堂。据说由于他长相酷似毛泽东，某次出国访问，竟被当地商场职员围着要求合影。

　　席间很活跃的白描，也是一位不断在文坛上弄出响声的陕西籍作家。他的《苍凉青春》和《遭遇昨天》，以旁观者的身份，近距离审视了当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人文关注。可惜我没有读过他更多的作品。

　　因《骚土》和《僚人》走出关中的老村也在座。话不多，口音极重。他似乎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怪人。他的书我只读过一部，绝对的黄土味。

　　隔席相望的，还有北京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田珍颖。田大姐是我早就知晓，一直想认识的人，可惜当时竟不知是她，没有请人引见，错过机会。

　　文人之外，还有一位活跃人物，专事文化名人摄影的年轻摄影师魏德运。小魏人虽狂了点，口口声声说要拿作品说话，但片子的确也拍得漂亮。他善于捕捉人物的瞬间仪态，特别会用光，角度也极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季羡林先生的肖像。画面上季老端坐书桌前，一只白猫从他肩上跃下，一动一静，一明一暗，镜头语言精湛。而摄影家用的武器，竟是一架国产旧“海鸥”。当场就有一位发烧友说，你用这种机子都能拍出好照片，我们真该跳楼了。

　　一个晚上的看人、听侃，眼睛耳朵都不得闲。其实我一向也是好为人师的，但在人皆为师的场合，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沉默。遗憾的是，另一次聚会认识的两位陕西“帮兄”，作家阎纲和诗人雷抒雁未到场，否则可看、可听的更多。

　　最后举杯时，老村说，《白鹿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梁晓声印象(1)

　　“从车站往北二十米左拐弯，第四根电线杆对着的那座楼就是，门牌号码……”梁晓声在电话里告诉我去他家的路线，想必找他的人很多，他总是这样告诉别人。

　　左拐弯、数电杆、爬楼梯，听见楼道里门响。梁晓声披了一件外衣迎出来：“我怕你找不到，出来接一接。”

　　随主人进门。屋里没铺地毯，太好了，不用换鞋!

　　落座，接茶，环顾四周：一排沙发依墙而设，靠窗的小圆桌上摆着馒头、小菜和汤。梁晓声说：“我母亲看电视看得入迷，还没有顾上吃午饭。”屋里陈设简朴，挺明亮的，漾着一种暖暖的过日子的味道。

　　好一个寻常人家。

　　我与梁晓声不过半面之识，那是在一次关于独生子女教育的座谈会上，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和独生子女家长，梁晓声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受一家杂志社之托，想写一特意拿篇关于关注民生的访谈，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去他家那天，是一个冬日融融的周末。因带着任务，心中不免有些不踏实。进得客厅开门见山，拧开笔帽，又扬了扬录音机问：“可以吗?”

　　“当然可以。”梁作家欣然应允。

　　一边按照采访计划说着那些挺累的话，一边想着怎样能走近他一些。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就这样连接茬带打岔地聊了起来。

　　我不喜欢言必称师，特别是对同代人，便直呼“晓声”。我问：“有人说您是平民作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梁晓声笑了：“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就是大杂院里长大的，就是穷孩子。”

　　微录机的磁带沙沙地转动着，忠于职守。

　　谈话总被打断，先是从开了一个缝的窗外飞进一只苍蝇，梁晓声随手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包了一圈红布条的铁纱拍子向飞行物拍去——那种苍蝇拍如今城市里已经绝少见到。不一会，他又离座去接电话，放下话筒，唤了一声“小芳。”——他家的小保姆。不由得想起那句熟悉的歌词：“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接着，有人敲门，来了一个女孩，和小芳说说笑笑进了里屋。梁晓声说，是楼下看门民工的女儿，来找小芳玩的。

　　继续拾起刚才的话头。谈到作品，梁晓声问我是否看过左拉的《娜娜》。“我不怎么喜欢佐拉，很遗憾，没有看过。”我回答。梁晓声说：“以前我也不喜欢佐拉的作品，觉得他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最近重读《娜娜》，却发现许多东西需要重新理解。”

　　正谈着，又有人敲门。原来是一家出版社来人索要作家的“近照”。梁晓声捧出一纸盒还没有整理的照片，放在茶几上供挑选。出版社那位小姑娘一边翻看一遍开玩笑地说：“梁老师您不会笑一笑吗?您所有的照片几乎都锁着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梁晓声只好说：“我不会照相，没有好照片。”

　　我趁机提出要一张照片以便在杂志上刊登，见他应允，又得寸进尺地掏出照相机问：“再拍一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梁晓声回答，不拒绝我的任何要求。

　　采访结束时，我说：“稿子写成后，一定送来先请您过目。”

　　“不必，不必，你就全权处理吧。”说着，他取出自己的散文集《万千说法》签名送我，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一个碍于面子没好意思启齿的愿望。望着作家浓眉下坦诚的目光，我在心里说：梁晓声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很多人都以为，名人自有名人的气象，他们必定都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而我所见到的梁晓声却不需要仰视。我竟不知，名人做人也可以做得这样平常。

　　穿好大衣准备告辞。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想见见他母亲的念头。我想知道，养育了这位平民作家的，是一位怎样的母亲，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想到老人家看电视投入得连午饭都不曾顾上吃，我又何必打扰她的兴致呢?

　　在《万千说法》中，梁晓声自称他是生活在好人边上的。一个思想深邃、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在别人眼里功成名就的作家，无论他有怎样的成就和名声，我觉得梁晓声他首先是一个好人。

　　梁晓声印象(2)

　　好人梁晓声，这就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握手道别时，我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好人一生平安。

　　我的特区朋友

　　心仪深圳很久，直到1999年才得以成行。

　　5月里，与一位深圳朋友在惠州的一个会议上意外重逢。他打招呼时，我竟怔在那里，一时没叫上他的名字。“怎么连老朋友都忘了?”他笑着问。“哪能忘啊!”我说，“只是没有想到在这儿碰面罢了。”

　　我与这位朋友只有一面之交，却很“瓷”。几年前，在安徽参加一次中日精神紧张研究学术会，会后同游黄山，那天细雨霏霏，氤氲濛濛，登山队伍渐渐稀拉，到得天都峰脚下，只剩下三男三女。常言道“不到天都峰，等于一场空”，我们决定冒雨突击顶峰。那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游历，我和他都是六勇士之一。在千姿百态的黄山，我们不但领略了“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自然景观，也体验了一段风雨中并肩登攀的友情。

　　他说：“你难得来广东，顺便去深圳看看吧，我可以当导游兼摄影师，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盛情难却，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他的母校在惠州，十几年没有来过了，这次原准备和老同学聚一聚的。

　　第二天乘大巴出发。蓝天、碧海、绿树、黄沙，一派北方见不到的亚热带风光。我凭窗翘望，大惊小怪，他在一旁微笑：“深圳很好玩，细看至少要一个星期，可惜你只有一天。不过，我会尽量让你少留遗憾。”

　　旅游观光巴士沿深南大道行驶，途经地王大厦，国贸大厦，直到蛇口工业区，我一路上谈兴盎然。但不知为什么，隐隐觉得他虽然诚心诚意陪我玩，心情却不好。

　　终于得知，不久前他夫人患了一场重病，尚未痊愈。于是边游览，边和他聊天：回忆黄山，感受深圳，再就是从他夫人的病，谈到人生。我想，能帮他散散心也好啊!

　　“去年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老婆可高兴了。她去的地方不多。我工作太忙，有时候出差到外面，顶多和朋友玩玩，很少顾到她和儿子。”他自责地说。

　　“以后机会还多，只要高兴，一家人什么时候出去玩不行呢?”我宽慰他。

　　“要是老婆没有病多好!我宁愿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只要她有一个好身体。你不知道，她手术后疼得睡不着，就那样一夜夜地靠在我肩上，我真想替替她啊!”他叹了一口气。

　　我们穿过椰林，走近码头，迎着温润的海风，侧身看他时，就感到了他眼中的晶莹。我心中一动，多重的一份情义啊!

　　“她会好的。”我由衷地说，“你也要当心身体，一个家，总要有一个人撑着。”

　　“是啊!去年老婆手术，儿子总是担心，功课也误了。儿子心重，他学习一直很好。”

　　“他肯定能赶上，心重的孩子都聪明。”我说。

　　“但愿如此。”

　　午后走马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然后直奔小梅沙。那马不停蹄的速度，真有点“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感觉。当我们面对碧蓝的大海时，我察觉他心情好多了。

　　“时间太短，否则该玩得从容一些。”他遗憾地说：“只好你喜欢哪里，我们多停一停。”

　　“这样挺好。我喜欢匆忙的节奏，喜欢走马观花!”我说。

　　“只要你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出租车载着我们沿着蜿蜒的葵涌公路，驶向一处尚未开发的海岸。美丽的金海滩沙如碎玉，绿荫繁茂，已是夕阳西下，余辉绚烂，四周十分幽静，除我们外几乎没有一个游人。

　　“这么美的景致，你也拍几张照吧!”我说。他却坚持为我选景，自己不肯拍：“你这么远来一次，别把胶卷浪费了。”

　　最后一站是沙头角，观光已经意义不同的中英街。当我们在预计的时间刚好坐上回惠州的末班车时，他竟然连快餐也递到了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到了他的真诚与细心。令人欣慰的是，终于看见他露出的笑容。

　　特区之行，又是一次难忘的游历，又有一段真诚的友情。“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为他祝福。

　　他叫刘植鸿，深圳妇幼保健院医生，全国健康教育先进工作者。

　　悠悠同窗情

　　当年我就读的中学，男女生分班，各在楼上楼下。那时候的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我们几乎不和男生说话。

　　多年后，如果不是一次校庆，如果不是大会之后的一个小聚，也许我们谁也不会意识到，那种我们也曾有过的、埋藏心底的同窗情谊和浪漫情结。

　　校庆的日子是在一个难忘的金秋周末。

　　早早来到学校，远远望见晓薇也在其中，我们依然像当年一样，喜欢结伴行动。

　　晓薇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她个头儿和我差不多，那时我们喜欢穿同式样的衣服，戴同颜色的围巾，梳同样的发式，又几乎形影不离，刻意制造出的许多相似，使许多老师和同学产生错觉分不清我俩，甚至有一次晓薇迈进我家院门，连母亲都差点弄错。

　　晓薇认识的人比我多，不断向外班同学打招呼。在熙熙攘攘的校园里，我们和名字似曾熟悉而面貌却不熟悉的老同学彼此辨认着重新相识，心想，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有的已无印象，递上名片问一句：“我们过去认识吗?”答曰：“倒是想认识!可那时候哪敢认识你们?”

　　其实我们也知道，男女分班，隔不断楼上楼下的凭栏相望，指指点点、互送绰号，谁心里没藏过一缕对异性同学的兴趣和好奇?

　　言犹未尽。不知谁的建议，当年“楼下”的几位约我们一起吃饭。小巷深处，大家找到一家新开张的小店，轻松随意地坐在一起，心情仿佛回到十六七岁的花季，只是没有了当年森严的界限。

　　几杯酒下肚，话多起来，每人一段故事，娓娓道来，如泣如诉。一位在电影厂做美工的同学首先发话：“我毕业后当兵去了，刚从部队复员回北京感到很孤独，一心想念老同学，可惜大家谁也不知谁的下落。”一位评剧名角的后人告诉我们：“内蒙古草原上那段插队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尽管看了那么多描写知青的电影、电视和小说，还是觉得没有表达出我们这一代人复杂曲折的心态。”坐在我旁边一直沉默无语的工程师，也开口讲述了一段经历。

　　“那年我出差南下，飞机起飞不久就出了故障，巨大的机身在云海中颠簸，死亡的恐惧撕拽着每一个人的心。空中小姐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并说可以给亲属留下遗墨。恐惧和绝望之后，心中忽然异常宁静，思绪缥缥渺渺地升华，脑海中渐渐出现一片轻柔的空白。”他停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猜不出他想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你和晓薇，想到你们当年在校园里形影不离的样子。和你们仅有的交往，是我中学时代最美好的珍藏。幻觉中和你们在一起，好像并不是走向幽深莫测的死亡，使我顿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超然。后来，飞机迫降成功，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见面，如果不是喝了酒，也许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件事。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心里是很纯的，你们相信么?”

　　相信，我当然相信!这个故事好让我动情!不知晓薇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

　　同样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故事的真谛。当我们带着身上和心上的累累伤痕，从农村、从兵团、从军营回到已经陌生的都市的时候，我们不再年轻。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是一群历经磨难而又不甘堕落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渴望交际，又容易怀旧。只有同学聚会，才是真正没人人平等。想起心灵一隅还存有少年时代暖热了的一丝温情，想起芸芸众生中还有许多同年龄同命运的朋友，就能不断慰藉心中的苍凉与孤寂。

　　分手时我们相约，不管是不是年年校庆，我们都要年年聚会。

　　同学小周(1)

　　小周其实早就该是老周了，他属龙，已过知天命之年。从年轻时候叫过来，小周被叫顺了，管他是不是胡子拉碴的，大家还叫他小周。

　　小周是我们一拨去陕北插队的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我们队阴盛阳衰，十一位娘子军，多半体格健硕，只有七位男生，其中两位还是后来的，个个瘦小单薄。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村一干人挣扎了半辈子，没出一个“人物”，在无数生活轨迹各异，境遇也不尽相同的老知青中，小周无疑是最普通的一个。

　　小周个儿不高，身体瘦弱，眼睛近视但不肯戴眼镜，见了熟人快碰上鼻子才认得，说话有点口吃，走路外八字。但他动作敏捷，脑子灵活，干活儿不惜力，心眼儿极好，且热情外向，很得我们那帮厉害的女知青的称赞。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叫“石窑”，和史铁生笔下“遥远的清平弯”差不多。

　　石窑的知青都是老初一、初二的，没什么文化。刚下乡时知青关系有点像当时的国际形势，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男生频生战事，女生时有口角，男女生之间持续冷战，偶尔还与当地知青或外村知青引发争端，后来这种局面因小周的缘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下乡不久，小周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请假赶赴北京，回来的时候臂上戴了黑纱。他简单地告诉我们，父亲患得是脑溢血，眼看快脱离危险期了，病情却突然恶化。万幸的是，他总算见上了父亲最后一面。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1970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同学小周(2)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7、8里地。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知青“寻饭”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

　　两年后招工开始了，我走得最早不知是否算是幸运，以后的故事就是陆续从大伙口中凑出来的了。

　　有少男少女的地方，本当有风花雪夜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遥远的石窑，十几个情窦初开、朝夕相处的知青在一口大锅里搅和了好几年，愣没撞出点火花来。后来才听说，小周有一段目光游移的时间，眼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小W，可能是有点意思。小W和小周住街坊，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他们从小就认识，小W对小周印象也很好。我对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坚持认为，如果小周适时有所表示，故事肯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直到小W招工离开延安，小周始终没有表明心迹。几年后，被分配到煤矿的小W嫁给了一位外地青年。

　　小周走得晚，在大部分同伴离开石窑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延安饮食服务公司要招工。工作虽不理想，但他已经等不起了，不能再让年迈的母亲为他担心，好歹是国家正式职工，月月有工资，小周觉得也就知足了。

　　小周就这样当了学徒，他干的活是将下水制成熟肉。小周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人又有心，很得师傅喜爱，不久手艺就大有提高，做出的卤肉肥而不腻，味道醇美，许多延安市民都知道饭店来了个好师傅，单位也很庆幸招来一个好知青，他的故事还上过当时的《陕西日报》，登了很大的一篇。我曾经把文章剪下来给同事看，无比骄傲地对人说“这是我同学”时，。

　　男大当婚，长大了的小周在别人撮合下，娶了一个泼辣能干的陕北姑娘，成了延安人的好女婿。岳父家里负担重，老人的伤病，花去了小周的大部分工资，也耗费了他相当的精力。结婚十几年，他毫无怨言地瞻养老人，帮衬小姨子、小舅子，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延安已经没有多少北京知青了，政策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为了满足妻儿对北京多年的仰慕与向往，也为了自己能叶落归根，小周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举家迁回北京。

　　北京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小周户口不在没有份，一家三口无立锥之地。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回北京，少年时代就出门闯天下的小周，三十年后依然两手空空。靠亲友帮助，他找到一个需要昼夜看守的小工厂，成了那里的看门人，就在门房安了家。后来厂子搬迁，工作又几经变动，幸亏普通话说得比他还地道的媳妇找到一份临时工。最后，小周在东郊租到两间平房，虽然房子不宽敞，却是一个小小的独门独院，他很满意，几次邀请我们去玩，都没能履约，直到前几年他得一场大病做了心脏手术，我们才相约了去看他。久病初愈的小周面色苍白、满脸疲惫，但是笑容依旧明朗。我们几员女将驾到，海阔天空地神侃，席间还有小周当年心仪的小W，差点把小屋的房顶掀起来。那天他的陕北婆姨为我们包饺子，做家乡菜，大家吃着、喝着、玩得十分尽兴。像当年一样，小周微笑地看着我们折腾，脸上带着令人心悦的热情、坦诚和满足。

　　和小周在一起，你心里无论如何产生不出同情和怜悯，有的只能是敬意。

　　他不是一个窝囊人，其实很聪明，做什么事都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庄稼活儿，家务活儿还是技术活儿，即使玩牌，他也总是赢家。

　　他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在队里时是劳动骨干，在单位时是先进工作者，在知青圈子里是大家信赖的朋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于平和的积极心态。

　　同学小周(3)

　　他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有很强的独立观念，不轻易妥协，不会被困难压趴下，当年就是知青、特别是男生中的主心骨。

　　他更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吃苦耐劳，肯卖力气，什么时候都闲不住，人也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

　　可能是从小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上有兄长，下有弟妹，他本能地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放弃，学会了拱手相让。他的弱点是过于善良，太顾及他人;过于谦让，太与世无争;过于宽容，太随遇而安。在利益面前，他从来不会和别人争抢，而当今社会，如不竞争，失去的必然是利益。

　　我不能判断选择放弃是否适宜，但我敬重小周的品格——乐观豁达，淡泊功利，坦然处世，直面人生;对于现实生活，他从不回避，从不攀比，从不抱怨，从不仇视。每次聚会他都会很有兴致地参加，从不会因“没混好”而自卑，羞于见人。无论什么时候见面，都能感觉到他的表里如一，和一些被利欲困扰的人相比，境遇最差的他看上去心情最明朗。比他耿耿于怀的，比他愤世嫉俗的，其实都比他活得滋润。但是，他有他的准则，理想与现实固然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小人物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心情的开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必要整天对着别人哀叹和抱怨。命运对人是公正的，有汽车、别墅不一定有快乐;有权力、权威不一定有亲情。小周觉得人最该有的亲情、友情、爱情，他都拥有。

　　人的生存环境里一定有一种“场”，在什么样的“场”中，人的群体心态就会是什么样。影响“场”的性质的是一些闪烁着人性光泽的人物。小周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始终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场”。每次见到他，我总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有怎样坚韧的承受能力，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的精神，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哪里来的这份磊落的襟怀和博大的气度?

　　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国知青的脊梁。

　　好人好报。小周有一个和美的家庭。他与小他五六岁的媳妇十分恩爱，他患病住院期间，多亏媳妇疼他，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使他得以很快的康复;可能是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传基因，其貌不扬的小周有一个生得白白净净，长得结结实实的漂亮儿子，当时正读高职，成绩优秀。难得儿子小小年纪，见了人举止大方、又有礼貌，实在招人喜欢。

　　我相信那孩子将来的生活一定会比父辈好，我也衷心希望小周幸福。

　　惜 缘

　　下班前接到一个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唤我少年时的外号，心中猛的一热，是我的中学老师樊济文!

　　离开学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和同学。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喜悦赴约，推开樊老师的房门，一下子愣住。客厅里齐刷刷坐着七八条胡子拉碴的大汉，依稀可辨的面貌中，显出一股雄浑的力度。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唯有樊老师风度依旧，帅如当年。

　　酒过三巡，话题渐多。大家忆起师生间的段段情缘，万分感慨。

　　古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而樊老师却是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动乱岁月，父亲不幸蒙冤。一夜之间，学校不再是我的乐园。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好穿起母亲的旧军装自恃清高，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被命运揉得皱皱巴巴的尊严。那时，惟恐别人问“你是什么出身”，父亲一生的荣辱功过都已变色，其中的苦涩岂是我能说清的?

　　樊老师却从来不问什么。也许，他早就看出了我的难言之苦。在他的举荐下，军宣队和工宣队终于同意把我安排进宣传队，负责所有节目的编排。那时，宣传队是一片乐土，队里的女孩哪一个不引人注目?那是一湾温暖的避风港，不知可以免遭多少冷落和白眼，还可以参加很多在当时令人羡慕的庆祝活动。载歌载舞，在忙碌中忘却一切烦恼，我又渐渐恢复了自信。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丝温暖。而樊老师却给了我一片宽厚的关爱。

　　不久，我们下乡插队。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我们十几个未成年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却不能自食其力，说不出来是苦闷还是绝望。

　　第二年，樊老师随北京慰问团来到我们住的小山村。一见面，队里年纪最小的男同学就趴在他肩上哭了。望着他把那男生紧紧搂在怀里，我却欲哭无泪。从那一刻起，只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的老师似乎更掂出身上的责任，开始了他陕北之行的艰苦跋涉。

　　慰问团来的日子，是我们的节日，从此知青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为了我们，血气方刚的樊老师和军代表一起，用铁拳教训了一个欺辱女知青的恶棍，还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地为符合条件的同学争取“病退”和“困退”。老师带来的希望和快乐，慰籍着我们的心灵。

　　慰问团终于要走了。合影留念时，我再一次忍住了泪水。别离之际，樊老师的目光里似乎含着复杂的情感。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神色，使我至今难忘。看得出，他深为无力把我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我们的父母而遗憾，也为我们的前途而忧虑。最后，他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寄张照片来，我在影集里给你留一个地方。”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有变。珍视每一段缘份，善待每一位朋友，是我在心灵历经磨砺的不惑之年收获的生活感悟。

　　现如今，樊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的学生业已走进自己的人生坐标。重新续起的师生缘，还会像昨天那样心灵相慰、意笃情深么?我想，一定会!不知樊老师的影集里是不是还给我留着那块地方?如果留着，我一定好好选一张照片送他。

　　后记：十多年前，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副刊发表那天，正好是樊老师的51岁生日。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在他家不大的客厅里相聚。2007年，永远没有了那样的聚会，因为樊老师走了，在他生病一年以后。病重的樊老师依然那样坚强、乐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为他送行，是因为我的软弱与怯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老师和兄长樊济文教授。

　　落日从容(1)

　　人事代谢，风云莫测。

　　一切都发生得那样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突然间失踪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年里，我多次向熟识的同事或朋友打听消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他所有的亲友面前，不留任何踪迹。

　　然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我不得不怀着无法释然的疑惑去面对——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是他自己精心导演了他的失踪。

　　一年以后，终于辗转得知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他走了——在经过与命运痛苦的抗争之后，他从容不迫地去天国与亲人团聚了，那里有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已经等候他很久。

　　没有人在他离去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好，还是朋友们太粗心。他其实是用心地向所有他认为需要告别的人告别过了，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像一轮辉煌已尽的寒日，从容陨落，留下满天残血。

　　那一年，我是在5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像往常一样，话筒那头依然是谈笑风生：“我要出一趟长差，最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

　　“去哪儿?多久?”我问。经常奔波的朋友，不会使人感觉到任何反常。

　　“上海，半年或者更长时间。你托的事我已经交代给同事，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回来，一定给你打电话。”

　　“一路平安，多保重啊。”我叮咛了一句，当时正忙，无暇多聊，很快就挂机了。

　　若知他永无来日，我怎能这样漫不经心?我一向自诩看人处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别，我如何就没有丝毫预感?

　　半年过去了，几次向认识他的朋友打听，都说不知去向，突然就觉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测：下海?出国?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断断续续地，我以零散的信息加之联想，大致拼接出了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去年开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来日不多，他不愿拖累别人，决定一个人把不幸咽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断交，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绝情，使她相信他不再爱她;接着把姐姐的骨血“小东西”交给她爷爷奶奶，再将唯一的亲人——清华毕业的妹妹送到美国，不知不觉就到了5月。

　　最后和上司长谈。他表示“这里挣钱太少”，说要到南方打拼。递辞呈，交车钥匙，还BP机，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单位，然后从容不迫地打回一个传呼：“我于今夜12点离开北京。如果回来，还会在此效力……”曾花了三个多小时苦口劝留的上司突然惊出一身汗，再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听。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带着剩余的积蓄住进医院。后来，朋友们在病历上查到他两次手术的记录，据说他经过与病魔的殊死搏斗，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说他太刚强。其实他刚强，也脆弱。一个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样刚强;不忍心让别人为他难过，他又是那样脆弱。

　　他好像从来就是为别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负重。十六岁那年，当飞行员的父亲死于空难，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后，母亲和姐姐相继死于癌症，他为她们支起生命中最后一片天空;然后抚养姐姐的遗孤，照顾上学的妹妹，他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现在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就像一只蜜蜂，在自己无法酿造生活的时候，他愿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扛起全部苦难，就是这样一个凛然而残酷的抉择，连女友都被瞒得死死的，让她对他失去信心，以为爱情是那样不堪一击。

　　落日从容(2)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他六七年了。他玉树临风、剑眉星目，是一个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随和，极有人缘，是一个讲义气的好朋友。每当单位有事，呼之即来;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来，渐渐地成为朋友，托他办事尽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牵线搭桥，一心玉成，对方略有迟疑，竟然不依不饶，他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次，大家结伴出游，驾车数十公里，一路侃下来，游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金海湖边和小贩讨价还价，在卡拉OK厅狂歌劲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静，妙语连珠，兴致酣然。

　　那次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没有一张见他的照片，因为他始终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

　　不知他怎样挨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义的朋友，和他一样侠肝义胆，一样铁骨柔肠。我相信他是在他面前发了誓的，为了朋友的重托披肝沥胆，守口如瓶。

　　如果他真有这样一位挚友，我愿向那位义士遥遥致以崇高的敬意。

　　直到今天，我还心存幻想，但愿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真的，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再一起合作，一起聊天，一起郊游。他的名片还在我的名片夹里，只是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呼机号码，我已是百呼不应。

　　即使真的与他是天上人间，我想我也不应该悲伤，我的好兄弟，他原本是不希望朋友们悲悯，才悄然离去，他不想干扰大家的生活。

　　为了他最后的心愿，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生命，好好地活着。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谨以此文纪念好友陈明先生

　　后记：这篇短文大约写于六七年前，本以为它已经为朋友的故事画上句号。没想到事隔多年，当往事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有了结局：2006年一个夏日的早上，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他的遗骨在他居住的大院地下室被发现，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

　　不难想象，八年前，在被病痛折磨、求生无门的绝望中，他选择了轻生，以求一了百了。

　　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最后能为他做的，是让他入土为安。

　　2006年10月19日，几位朋友相约，在北京昌平的德陵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愿他的灵魂在青山松柏中安息。

　　逝者如斯，生者苟且。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热爱生命，越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1)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童年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话，孩子可以插嘴，这就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六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独立生活以后，我先是插队，后来工作，所结识的同事，多已三、四十岁，有的年龄超过我一倍以上。我十九岁时，在经过一年医学基础知识培训后，被送到当时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修。由于大学停办，连续几年没有医学院和护校的毕业生，医院青黄不接，进修学员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在当地临床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长者，并在一段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他们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我上了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蔡澄教授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陕西扶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相当英俊，长得有点像欧洲人。他正式场合说标准的普通话，聊天时则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轮转到外科后，很快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大朋友，连我学说陕西话都带了扶风口音。

　　那时候，医院原本严格的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医护责任不分，专家也值一线夜班。每当蔡澄上夜班，我们就一起去吃夜宵，二院食堂的馄饨味道好极了。平时，有美食家之称的蔡澄也常邀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医院附近最著名的是“厕所食堂”，一间门脸不大的小饭铺。据说那原来是一个厕所，后来填了茅坑，盖成食堂。听了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愿意去那儿吃饭。蔡澄却说，咱们学医的，“进出口”都一样，分那么清干什么?菜好吃就行。还别说，“厕所食堂”的饭菜真不错。后来，只要蔡教授去，我们享用所有的菜肴都由他买单。进修回来后，我吃胖了不少，这是题外话。

　　蔡澄医术精湛，他在心肺、纵膈等心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是西安医大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的奠基者之一，手术极其漂亮。那时候看手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经常在下夜班后泡在手术室里，胸外、脑外、普外，骨科，一台接一台地观看。而看他的手术最为享受。我有一位同事，体检时发现胸部病变，我拿着X光片找蔡澄，他一看就判定：“中心性肺癌，早期，需要及时手术。” 病理报告证明了蔡澄的诊断，经手术患者渐渐康复，至今还健康地生活着。

　　蔡澄十分爱好文艺，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支水平不错的业余演出队，我进修前就是那里的成员。有一次，演出队参加调演，我邀请蔡澄前往助兴。那天门禁森严，以前每次都对我放行的看门老头居然不肯通融，弄了个扫兴而归，觉得非常对不住蔡教授。他却安慰我说，没关系，全当出来散散步，这不是挺好吗?

　　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劲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觉得怠慢了这位大牌专家，很过意不去，特地让我请了他一次。当时快过年了，领导还专门拨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教授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2)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被单始终遮盖着死者的耻骨联合部位，给他留下最后的尊严。

　　讲到取肺叶组织标本时，陈金典一句话就说明了原则：“上小下大，左三右四。”就凭这八个字，即使到现在，只要看一眼大小不等，被切成三角或四方形的肺组织标本，我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它来自哪一片肺叶。由于景仰陈金典的缘故，我非常重视这门课，晚上经常一个人在解剖室观看各种标本。一次，放射科杨荫清教授读片回来，路过病理科，看见灯光下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器官研读，大为惊讶。从此我与杨教授交往渐多，进放射科也如履平地了。

　　再说陈金典。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堂“爱情课”，也是他讲授的，当然不是公开课。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在某县地段医院工作的进修医生，看上了一位也在进修的北京姑娘，我的好朋友。这位姓项的医生害上单相思以后，不知怎么被陈金典知道了，他鼓励说：“追，一定要追!”他的理论是，爱情就像做学问，穷追不舍才能成功!据说陈夫人郭真教授就是他当年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地追到手的。名师出高徒，尽管开局不利，那时候几乎全中国的女孩都不爱上海人，我的朋友很是犹豫。但好事多磨，项医生展开猛烈攻势，坚持不懈，到底追上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后来他考取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又到美国读博士，现已成为一位知名的病理学专家，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医学中心任终身教授。对于项医生来说，陈金典不仅是他专业上的导师，也是成就他美满婚姻的教父。

　　尽管我当时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陈氏爱情理论让我懂得，凡能执著追求爱情的男人，也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功。等到我自己“遭遇”爱情的时候，也着实被后来成了我先生的人狠狠地追了一把。几十年的生活实践，检验了陈氏理论的货真价实!

　　孙浩远是我们医院的医务部主任，内科医生。他身板笔直，表情威严，看上去更像一个骑兵团长。那时他四十岁，恰是一个男人雄风正健的年龄，虽然他是军人出身，却十分爱整洁，夫人大约是很为他的长相骄傲，天天从里到外，把他的每一件行头都熨烫得平平整整，出来进去的，格外精神。要是再穿上警服，那才叫一个威武。

　　和他交往，你会知道什么是坦诚正直。有一次我问他：你兵当得好好的，怎么学医了呢?原来，他出身贫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队伍从他家乡经过，他瞒了年龄去当兵，为的是能吃口饱饭。部队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他回忆说“：三大战役之后，部队都打疯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时候整团整师地缴枪，当了三年兵，一路上光受降了。”不久，全国解放，首长一问，才知道他刚十六岁，就说：“仗打完了，你还这么小，念书去吧。”于是他上卫校，成了一名军医，后来转业到我们医院。

　　据说他有八两到一斤的酒量。有一次过节，我们三位女将以水代酒，轮番出击，他对我们的捣鬼全无戒备，三下五除二就被灌倒了。不过，平时他还是很有两下子的。

　　别看他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学历不高，但是人绝顶聪明，医术相当高明。他的原则是调整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能不打针就不打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特别是对诊治一种叫做克山病的地方病，很有一套。西安著名的心内科专家王世臣教授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学生说，诊断和治疗克山病，新安医院的孙浩远医生有着令人钦佩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3)

　　有一年陕北发洪水，医院组建了一支医疗队，他任队长。那次医疗队本来没有我，但我钻了一个空子，由于院长惧内，我搬来夫人说情，顺利地站在了整装待发的队伍里。那次行动非常艰苦，我们开始乘车，路被洪水冲断，于是步行，走了一百多华里才到达灾区。路上，驮着药品、医疗器械的马陷到泥潭里，正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只见孙浩远大吼一声，跳将起来猛拉缰绳，硬是把马拉了上来，大家一片欢呼。我们在灾区巡回医疗的十多天里，孙浩远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救治伤病员，出色完成了医疗任务，表现出超强的坚忍和定力。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好而单纯，在我成长时期，还结识了秦兆寅教授、毛履真教授、叶明刚教授、上官存民教授等名医，他们对我学习专业知识和学习人生经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正当年，而如今，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年愈古稀。

　　我衷心祝愿这些令人尊敬的长者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小辈篇

　　渐渐进入中年，我也到了长者们当时的年龄，开始有了小辈朋友。也许，由于当今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也就是老辈应该向小辈学习的时代。小辈朋友能教我年轻、教我时尚，教我更加适应社会的变革。

　　交往时间最长的小友，是我曾经的同事李源，一位比我年轻十五岁的白领丽人。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医院妇产科。据她后来说，报到时，发现科里尽是老职工，很是失望。路过当时我所在的理疗科，看见我正激情四射地与人讨论问题，近视眼却不肯戴眼镜的李源朦胧望去，错把我当成同龄人，旋即加入谈话。等到看出我足可当阿姨时，我们已经相见恨晚，聊得热火朝天。后来，李源成了我最投缘的聊友。

　　那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感到适应社会发展的速度有些力不从心，而年轻的李源带着通身的活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她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时感染着我，看外国大片、听流行音乐、读武侠小说，时尚文化元素的充值， 打破了我的固有娱乐方式，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开始崛起，外企如雨后春笋，人们开始面对更多选择。虽然在一般人眼里，能进我们这种吃皇粮的单位，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我看出李源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李源思想活跃，意识超前，言行率真，聪明但不够有耐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医生”。也许她应该尝试不同的生活?我知道她英语非常好，拿过学校演讲比赛第一名，于是建议她应聘杨森，或者史克，辞掉公职。“那种环境可能更适合你。”我鼓动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我悉心研究了当时手头仅有的资料，尽可能地了解外企的用人原则，为她量身定做了一套应聘方案，并客串人力资源主管，模拟招聘。

　　正像我所期待的，李源顺利地进入外企，后来又考上MBA。目前，她已在新加坡定居，从事卫生标准化管理工作，业绩突出。可以说，李源是我最早的小字辈“导师”，也是我在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方面成功“培训”的第一位学员。

　　小友毛宏，最初是我的病人。这位当过武警，活泼好动的小伙子十分讨人喜欢。那年他因小臂骨折，复位后到理疗科接受康复治疗，于是，小毛、我的同事、针灸医生殷凤琳和我，渐渐成为聊友。我们的“锵锵三人行”热烈而持久，每天一次，什么都聊，但好像主要是互相说服对方，各自喜欢的东西最好。

　　现在看来，这种无意识的互通有无，使我获益匪浅。如我仅有的足球、武术、兵器等方面的常识，就是小毛给灌输的。我也经常动员小毛听音乐、读小说、看展览。有一次我和老殷带小毛听了一场俞丽拿、李坚母子的音乐会，善于在球场上折腾的小毛在音乐厅像一个受气包，整场一声没吭。出得门来大喊一声，妈也，可把我憋坏了。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4)

　　手臂功能康复后，虽然不再理疗，但小毛只要来医院办事，就会到我这里坐坐。他工作的机械厂，离医院仅一墙之隔。有一次，小毛突然跑来，神秘地说，我在韩森寨发现了一个“炸弹”!所谓“炸弹”，就是漂亮姑娘。这个年龄的小伙子，正是迷恋“炸弹”的时候。还有一次，小毛正眉飞色舞给我们讲述他在球场上的壮举，门突然大开，一个身体壮硕、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刚还倍儿欢实的小毛突然蔫头耷脑，溜墙根站得笔直。我定睛一看，“毛局长!”局长没应声，喝斥小毛：“一大早不赶紧上班，在这胡谝什么?”吓得小毛头都没抬，一溜小跑不见了人影。我一看表，还没到上班时间。

　　原来小毛是老毛的公子!其实毛局对下属相当平易近人，只有小毛见了他像耗子见猫。得知我和小毛有交往，老毛特地嘱咐：“多帮帮他，这孩子不爱念书。”

　　小毛至少小我十三四岁，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谈得来。这种“乱弹”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小毛结婚，生了一个像他小时候一样淘气的儿子。那时我也开始办理调离手续，和初为人父的小毛就很少见面了。

　　闵燕是我调回北京后结识的第一位小友，和我相差十岁左右，当时刚及而立之年。她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博士，学识渊博，手术尤其精湛。我们是书友、文友兼艺友。每当有喜欢的书，闵燕总是积极地推荐给我，并且热烈等待我看完后和她讨论。记得她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南怀瑾先生的《谈历史与人生》。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我有“借书不还”的不良习惯——不是我想占小便宜，只是喜欢的书舍不得还，一般情况下，我会在自己买到这本书时再还。闵燕性急，见我老不还书，又不好意思催，只好自己再买一本。其实爱书的人都有点毛病，别人向我借书也一样，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借，如果对方真是爱书人，我宁可买一本赠送。

　　后来，我们两人之间再借书，就有了“不许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不许一天到晚老看不还”的“契约”。

　　我们热衷于文字游戏。开始是汉显寻呼机，后来是电子邮件，再后来是手机短信，互发自创的段子、诗词或者对联。有一次，我从崇文门上地铁，车至宣武门，忽然觉得北京有很多地名极妙，就想了一副对联：天坛地坛日月坛，崇文宣武。遂发给闵燕，她反应真快，马上传来下联：白班夜班轮转班，费心劳神。接着又一条：内斜外斜垂直斜，瞄左膘右。原来是她的小友田蓓所作(闵燕在交我这个“老友”的同时，也交着自己的“小友”)。我看后大惊，后生可畏!还没完，过了两天，闵燕发来绝对“烟锁池塘柳”，求“炮镇海城楼”之外的下联。细看，真绝了!五个字偏旁包括“金木水火土”，明知数百年来多少人为它绞尽脑汁，还是忍不住进入又一轮的苦思冥想。

　　闵燕的专业是眼整形，这是一个“用血肉之躯重塑美”(闵燕语)的行当，需要良好的艺术感觉。出于对美术的兴趣，我们的游戏还包括摄影和电脑绘画。我曾为她的几十幅摄影作品写过短文，她也为我的文章配过电脑制作的彩图。我们还计划出一本“看图说话”，部分稿件送出版社已经好几年，可惜由于太忙，至今没有腾出时间补充稿件出版这本我们自己的书。

　　还有一位小友，是年龄小我一轮的蒋芫苇，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兼主持人。开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合作一挡健康节目，她主持，我做嘉宾统筹。大约在七、八年前，我们一起去香港考察一个健康教育项目，随之熟悉起来。后来节目调整，不再有工作关系，成为纯粹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交往很特殊，平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打电话也不见面。差不多过个一年半载，必有一次长谈。由于平时都很忙，见面只为一个目的，彼此需要。

　　十多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形成代沟，我们有太多相似的感觉，太多一样的爱好。有时候积攒的想法多了，就打电话相约去喝茶，八大处、紫竹院，都是我们的据点。不聊则已，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满脑子的想法被茶水浸润，变得像开水沸腾，喷薄欲出。经常一起来的还有小蒋的同事小隋，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听我们热侃，不但充当忠实听众，还兢兢业业地兼职开车，负责买单。就像是一个奇迹，我们每次神聊后，都会获得灵感，建立一个良好的状态，我相信，不久前的那次长聊，将使我和小蒋的精神面貌面临新的提升，为下一次见面酝酿出精彩话题。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5)

　　一年又一年，在生理年龄渐渐老去的时候，感谢小友们带给我无限的活力，使我在生命过半的时候，心理尚未衰老。

　　有意思的是，在女儿长大以后，我的一些小友渐渐变成了她的“老友”。除了几位记者朋友，还有李源。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达到不需要我牵线搭桥的程度。为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是季羡林大师的一本散文集。我手里的这本书，是季老赠与我的同事柴洁医生的。书中收录了季老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写的近六十篇散文。封面上，睿智的老人在一叶苍绿中向我们微笑;扉页里，有他亲笔题写的一行遒劲大字：感谢柴大夫，季羡林，2000年5月。

　　这本属于柴洁的书，我已经珍藏了几年，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品味其中的每一篇文章。“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季老这样告诉我们。读书时便有了“我心如镜”的感觉，它照出光明，也照出阴郁;照出崇高，也照出世俗。而放下这本书，更觉得此时我的心像一条被某种思绪编织的带子，并且是一条漂浮不定、两头没有着落的带子。

　　柴洁医生与季羡林教授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医患关系。2000年，季老因患白内障住院，作为著名眼科专家施玉英的助手，柴洁在季老手术期间，极尽一名医生的职责，给季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季老尊重这位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多的年轻医生，为了表示感激，意将这部散文集签名赠送。不巧，柴洁医生出国深造，于是季老请我转送，季老说：“施教授我已当面致谢，送柴大夫这本书就拜托你了。”这是来自一位耄耋老人的诚挚谢意，使我在接过这本书并答应转呈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柴洁的消息。每当拉开抽屉，就看见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翻阅，像对着一面镜子，它时时提醒我，君子诚信，一诺千金。

　　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办到，虽然只是转送一本书。现代信息社会，无数方式可以畅通人们物质和精神的传递。但令我不安的是，隔着城市和乡村，隔着大陆和海洋，我无法判断在日行八万里的地球上，柴洁目前的确切位置，我不知道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将大洋这边世纪老人的嘱托传递到大洋那边年轻医生的手里。我的心也是一面镜子，这无法应兑的允诺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我温暖，让我领略世上最珍贵的人间暖情;另一方面使我不安，使我为无法圆满实现自己的承诺而踌躇。

　　心的丝带在天上飘，《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还在抽屉中被收藏。牵着那条饱含温暖与牵挂的带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链接它两边的终端，一边是带着殷殷谢意的季老;一边是对此一无所知的柴洁。

　　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个平常的故事，完成一段需要在万里之间进行的心灵传递。

　　邂逅季老(1)

　　人与人相识，需要的是缘分。

　　如果喜欢或者景仰一个人——那种倾心的喜欢与景仰，既不必追星，也不必性急，就那么隐约地在心里牵挂着，也许他会在你生活的某一个路口，等着和你邂逅，只要你和他有缘——我一向这样认为。

　　于是有一天，我认识了季羡林先生。

　　遥望季老，从读他的散文开始。学术泰斗的博大精深，我自无法领略，但我觉得，他是一棵大树，他散文中蕴涵着的平淡和悠远，使人读起来就像在树下乘凉，就像和他在聊天。

　　其实，原可以早点走近他。前几年，我从医务部的报表中得知，他患白内障住院，想到近在咫尺，有一段期许等在那里，忍不住怂恿院办主任：“咱们去看看季老吧!”主任踟蹰半日说：“恐怕探望的人多，就别打扰了。”

　　只好作罢。天天注意报表，直到他出院。

　　后来认识一位朋友——文化名人肖像摄影师魏德运。小魏赠我一幅作品，画面是端坐书桌前的季老，肩上攀着一只白猫。有人评价，那是一幅能在国际大赛获奖的佳作。见我喜欢，小魏仗义地说：“季老和我熟，如果你想认识他，我可以引见。”“谢谢，不必了。”我想，有珍藏照片的缘分，足矣。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一天，我的另一位朋友，作家周明突然来电话：“季羡林教授要看病，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好么?”原来季老又染眼疾，人吃五谷杂粮总要生病的，幸而只是白内障。

　　一而再、再而三，我真的相信和季老有缘分在那里了。第二天不巧要外出，提前挂好著名白内障专家施玉英教授的号。周明一再叮咛，季老高龄，千万别让他久等。待我回来，季老已先到，虽然他视力很差，但一见我便点头微笑，认定是他要等的人。陪同季老的李玉洁老师说：“说好今天来看病，季老总惦记着，一宿没睡好，六点就起来了。”

　　周明无意牵线，却印证了我的理论——相识不在刻意，只要有缘。

　　眼前的大师与照片无异，谦和、睿智;更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他脸上浮现的竟是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据说那天季老刚下车，就被门卫认出——那位师傅正在读《牛棚杂忆》，只见神往已久的大师突现眼前，大为惊喜，捧着书过来相见;季老显然也颇感意外，此乃又一段缘分。

　　住院手术，施玉英教授妙手回春。很多白内障患者都认定，她是“京城第一刀”。疗效正如季老所言，“大放光明”。那日小魏探访，刚坐定，书法家欧阳中石也来了，两人握手，原来认识。世界真是太小了，随处可能遇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欧阳中石是我们老院长赵相印教授的同学，我对闻讯而来的赵院长说，闹了半天就我一个生人。

　　不见大师，不知道什么是虚怀若谷;未识季老，不知道什么叫学无止境。和他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长辈，用不着客套，用不着拘束，想到哪就说到哪。

　　“您快九十岁了，身体健康，头脑又这么清楚，有什么秘诀吗?”我问。

　　季老笑答：“我的长生之道是三不：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锻炼，是不刻意锻炼，但要多活动。”他穿着亦朴素，一件半旧藏蓝的卡中山装便是出门‘礼服’。他说：“去日本，去台湾，都穿它。家常衣服，比这件就不如了。”

　　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正上大学的女儿来到病房，相差七十岁年龄，现代女孩也和世纪老人有缘。见到“小朋友”，季老格外高兴，取出一本《留德十年》，不顾刚复明的眼睛还有些红，伏案提笔写道：“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珍视生命，挚爱自然，勤奋学习，永不间断——在病房中聊缀几句，与小友共勉。”女儿捧书逐字念罢，季老细细解释：“一个人，心里首先要有祖国;孝敬长辈，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生命宝贵，大自然美妙，要好好珍爱;希望你一辈子勤奋学习，不管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是再大十岁，永远都不要间断。”女儿点头，突然搂住老人：“季爷爷，我记住了!”季老轻抚女儿肩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那情，那景，让我想起季老的名篇《三个小女孩》。李老师感慨，在一旁说，此番住院，季老感想颇多，出院后肯定有好文章。

　　邂逅季老(2)

　　手抚季老亲赠的四卷散文集，一边期待这位耄耋老人的新作，一边想：与大师相识，乃三生有幸。我以何德何能，修得此缘在世间呢?

　　一个人的故事(1)

　　一直想把这个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一位我认识多年的音乐人。

　　他是一个赤着脚在乡间田埂上长大的孩子，祖籍陕西长安，一个有着悠久、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方。

　　他成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但人们对精神的追逐却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倦怠。(当时村里最盛行的娱乐活动是鼓乐——由一位鼓手率一群打击乐手表演的节奏音乐)。每逢农闲时节，乐手们便聚在村头演练，招惹得村民，特别是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嫁娶，更是他们抛头露脸、尽情表现的时机。我在十几年前看过一场长安农民鼓乐队的演出，曲目有《秦王破阵》、《鸭子拌嘴》等，整场节目诙谐热烈，气势磅礴，十分令人难忘。

　　他小时候聪慧、敏感，沉默寡言，带有一点腼腆和忧郁。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最好的鼓手。那时，成为鼓手是一种荣耀，村里最受尊重的老人往往是鼓打得最好的，鼓打得好的没有不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十里八村的能人。因此，学打鼓便成了孩子们的向往。出色的鼓手总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最聪明的后生。然而，这种依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艺术，在他的父辈手里出现了断层，差一点失传。偌大一个大村子，几百名青年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学会复杂鼓点、充当首席鼓手的人。这时候领衔的老鼓手已经快打不动了，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就只能从孙辈里物色了。

　　于是，他幸运地被选中。他一开始学艺就是兴致勃勃的。鼓点很难，拍子也是极其复杂，那是连专业音乐工作者都难以记住的乐谱，口传心授的学习，要求学习者有良好的记忆。令师傅吃惊的是，无论多难的节奏，他几乎听一遍就能跟着往下打，几遍下来就能一气呵成，而且打得有滋有味。师傅挂锤后，他坐了鼓乐队的头把交椅，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带领一帮成年乐手在各种喜庆场合把鼓点敲得热火朝天，成了当地一景。后来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每有闲暇，就坐在院子里开弓自娱，抑扬顿挫、婉转动人的琴声听得大人孩子流连忘返，村里人都叹道：这孩子，实在灵醒。

　　当年，在一个有八九个子女的农民家庭里，父母根本没精力为一个穿哥哥旧衣服长大的孩子考虑前程，更不可能为他的教育投什么资。如果不是他凑巧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如果不是哥哥萌发了一个英明决策——建议他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也许他至今还率领着村里的鼓乐队农闲时穿梭于红白喜事之间。

　　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关中平原浑黄的泥土培养了他独特的气质，长安鼓乐的艺术精髓唤醒了他非凡的灵气。从来没有见过钢琴，更没学过视唱练耳，他却天生耳聪目明，具有分辨绝对音高的天赋，听音和模唱轻而易举得了优秀。更绝的是，他觉得考试模拟的节奏比他经常打的鼓点简单多了，听一遍搞定，竟考了个罕见的满分。

　　演奏考的是二胡。拉了两首自己练会的曲子，基本功不怎么样，但乐感好极了，表情非常到位。考官们被他超俗的艺术气质深深打动，更让老师惊讶的是，小小年纪，一双手掌竟和成年人一般宽大，手指少见得整齐，小指和无名指相差无几，十指修长而富有弹性，指尖肌肉圆润丰满——真是天生的演奏家的条件。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应该学习最难驾御的乐器皇后——小提琴。

　　乡下孩子不知道音乐学院都有什么专业，老师说让学小提琴就学小提琴。但他决没有想到，第一次拿到那把形态优雅、腰枝纤细的琴，就爱上了这件西方古典乐器，而且这种热爱忠贞持久，始终不渝，贯穿在了他的整整一生中——此为后话。

　　十二岁学琴，被西方小提琴教育家认定已是专业学习不可救药的年龄。好在他练琴有一种永动力，与其说他勤奋刻苦，不如说是因为热爱。他练琴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冬天只穿一件绒衣，在没有暖气的琴房里狂练;夏天骄阳似火，他把双脚泡在盛着凉水的盆里猛拉，绝没有他后来教的独生子女琴童们的懈怠与厌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喜爱。艺术院校淘汰率很高。高考时，他们这一届有的因专业跟不上落选，有的因文化课不及格复读，小提琴专业只剩下他一名学生。

　　一个人的故事(2)

　　大学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应邀来西安讲学。校长说：给我们派一、两名优秀毕业生吧，否则教学水平跟不上。陈教授在给他上课后说：还要我们派高材生么?你们自己的学生就很好啊，他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教师。名家的鼓励大长了他的志气，从此更加努力，琴艺进一步提高。

　　一个意外事件中断了他的学业，那就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校园变成了恐怖的“红海洋”，许多同学突然当上“红卫兵”。他对造反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拉琴，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后来形势严峻，校园里连一个可供练琴的角落都找不到。无可奈何中，他想到陈又新教授。上海肯定也停课了，如果陈教授赋闲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学琴吗?主意已定，他背着心爱的琴登上东去的列车。正是“革命大串联”期间，学生上火车不买票，使这位发愁路费的穷学生喜出望外。车厢里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铁路边到处武斗，一派混乱，火车走走停停，总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不曾想这里的火药味比西安更浓，当他找到管弦系办公室，向人打听陈教授的时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陈又新自杀了!”天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他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楼前的台阶上。

　　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每天照样读书，练琴。好在别人或热衷“革命”，或趁机逍遥，很少有人管他的闲事。为了怕被人批判为“封资修”，他在宿舍里挂上厚厚的帘子，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踪谨慎地偷偷练琴，直到毕业分配。

　　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学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剧院乐队。后来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乐学院容貌最美丽、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润的女同学结了婚，妻子当时是歌舞剧院的报幕员兼合唱队员。

　　那时候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乐队除了伴奏没有任何演出。他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练成的功夫，就利用没有演出的时间玩命练琴，同时也借以宣泄心中的苦闷。他们住的是筒子楼，白天他要照顾患乳腺炎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晚上怕影响邻居休息，根本无法练琴，他便发明了一种方法，右手不运弓，左手在琴上做手指练习和换把练习。每当夜幕降临，整个筒子楼寂静无声，他便守着熟睡的妻女，半夜、半夜地无声苦练。后来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左手技术，这也是他左手始终比右手技术更好的原因。

　　随着环境的逐渐宽松，乐队除了为舞台剧伴奏，也逐渐上演一些曲目。他十分珍惜作为独奏演员的一切演出机会。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音乐会上可以上演的所有的小提琴乐曲。

　　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后，由于师资奇缺，他被校长动员回母校任教。小提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乐器，而他给学生上课，从来不说一个“难”字。他对小提琴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他认为从事音乐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小提琴是世界上最绝妙的乐器。他还坚信，能学会小提琴的人可以问鼎世界上任何复杂的学问和技能，非聪明过人者绝学不成小提琴。他熟悉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课程，他上课有一绝，无论哪个年级的学生，无论演奏什么乐曲，无论从哪一句开始，他拿起琴就示范，从来不看谱子，弓法、指法准确无误，表情记号烂熟心中。

　　作为青年教师，他被特邀为学生交响乐队首席，为了教学需要，他和几位年轻教师组成了一个四重奏团。正是这个四重奏团，使他获得一个极好的留学机会。

　　八十年代以来，学校经常邀请国外音乐家访问、讲学。1984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瓦特.福得尔教授率领一个三重奏团来到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教授听了他们的四重奏排练，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城市，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居然有一群献身艺术的年轻人，兢兢业业地学习和传授西方古典音乐，挚爱并以此为生;尤其令他惊讶的是，这些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国家的青年竟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才华和演奏水平。教授大为感动，决定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邀请他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演出。就这样，他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飞越大洋来到美国北部城市兰辛。

　　一个人的故事(3)

　　在美期间，他们的四重奏团每月参加两个乐队四场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兰辛日报》发表了题为“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四个西安人”的文章(当时恰好老罗也在兰辛演出)，热情赞扬他们演奏的贝多芬、海顿、塞缪尔和巴伯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执安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高度评价说：“西安四重奏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才华出众，使我们各个乐队大为增色;他们在各场音乐会上的精彩表演使他们名声大振，为我们学院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与此同时，正在兰辛访问的“米利亚”四重奏团的演奏大师也对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和良好的音乐素养大为赞赏，并且极感兴趣地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上几次课，交流音乐感受。

　　在兰辛生活的两年，是他终生难忘的两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迅速发展成熟的两年。回国汇报演出时，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看中他的能力，建议他报考研究生。而母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更急切地盼望他回来顶梁。他再次选择了母校，继续从事小提琴教育。为了选择好苗子，他不辞辛劳地在几所小学办小提琴班，招收了一批五六岁的儿童，从数百名孩子中筛选出二十多个作为重点培养，为附中筹备了后备力量。

　　人往高处走，学艺术的更是如此。当时学院仅在西北五省区招生，优秀生源本来就凤毛鳞角，天赋高点的还要考北京、上海，或出国深造，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心疼归心疼，但他还是含辛茹苦地教，依依不舍地送。他教的学生路子对头，训练科学，基本功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有的还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尽管他们大多成为其他院校的学生。河南有一位天赋较高的男孩，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张世祥教授认为资质不错，但方法有问题，毛病已经根深蒂固，恐怕很难有发展了。家长不死心，到西安找他想办法，他制定了一套方案，训练了一年。再度报考时，张教授惊奇地说问：你最近在跟谁学?不简单，毛病基本上改了!孩子如愿考上附小并在全国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来，张世祥教授特地将自己的最新译作题赠他，对他的教学方法给予肯定。

　　他教的都是那些留下来的、才能平平常常的学生。教天才学生难，难的是点铁成金;教平常的孩子更难，那需要炼石成铁，再点铁成金啊。令他欣慰的是，近年来艺术教育在不断地延伸、拓展，艺术教育的价值也在不断被重新评估。除了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演奏人才，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不但能欣赏，还会演奏的爱乐人。他的学生不再单打一的以演奏为职业。业余学生中有的学文史，有的学理工，全国许多综合大学的交响乐队里都有他的弟子，不少人还担任了乐队首席。十几年兼作小提琴业余教育，他和他的同行为普及古典音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我女儿的第一位专业老师，我们因为音乐的机缘而认识。在他从美国回来后的六七年间，一直有着经常的交往，女儿上课之余，我们谈音乐，谈文化，或者没有话题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候一聊就是几小时。最难忘的是我调回北京前，和他们夫妇的一次彻夜畅谈。我们打开一瓶性烈如陕西汉子的西凤酒，从傍晚时分一直喝到第二天天亮。记得没什么好菜，酒一口一口地细水长流，使我们有了一夜的话题。那天大家都有点喝高了，凌晨4点来钟才宴罢。我送他们回音乐学院的宿舍，十分钟的“步程”边走边说竟用了近一小时，好一刻难忘时光!

　　如今，他还在那片黄土地上播种音乐。九十年代初我离开西安，直到2006年女儿赴美留学，回国休假时才再次见面。桃李满天下是老师最大的幸福，他业已桃李海内外，想必无怨无悔。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几乎忘了怎么用笔写字，唯一保持书信联系的朋友就是他们夫妇(虽然一年只有一两封信)。

　　这就是我女儿的老师，一个才华横溢却鲜为人知的乐坛耕拓者——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赵一永教授。

　　一瞬千古(1)

　　不预约，不敲门，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站在你面前了;坐下便开侃，不停地接电话，空隙间说自己特别忙。用这种方式拜访我的人，只有摄影家魏德运。

　　一年四季一样的装束：上红下白，永远是白裤子，冬天外套加红毛衣，夏天红T恤，走近你，像一团火。这红与白就是魏德运的符号。

　　几年前的一天，摄影师魏德运提着他新换的尼康相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我办公室，抄起照相机说：“现在光线不错，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那可是求之不得啊!”我说。我和小魏是半个老乡，所以不用客气。

　　天色已不十分明亮，借着窗外西斜的阳光，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窗前，穿着医院的白大衣，摆开了照相的架势。

　　我是在一次聚会时认识小魏的，那是文化界的朋友为祝贺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而举行的。只见一个带着一卷照片和一架国产海鸥相机的敦实汉子，与人炫耀自家作品，说到某件如何，眉飞色舞，比之沉默一旁的陈忠实，颇有喧宾夺主之嫌。趁众人聊得热火朝天，我越过两张餐桌去看那些照片。所有的人物肖像都被放得很大，散乱地摊在地毯上，我蹲下去一张张地翻看，就被震住了。

　　第一张是一位端坐书案前的鹤发老人。一只白猫攀在他肩上，画面自然和谐，充满生命相依的意味;第二张也是一位老人，半侧面头像，从镜片后射出的目光从容而睿智，像是穿越时光研读历史;又一张还是老人，背景是一片虚化的绿叶，老人紧闭双唇凝神远望，无限的情思凝固在快门按下的瞬间……

　　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季羡林、张岱年和金克木!后来我有幸读到其中两位老人为自己的照片题写的文字。季羡林这样描述：“在中国，手工技术、美术等行当，一向有‘匠’与‘家’之分。匠，不管他技术多么高，只能做到‘形似’，而‘家’，则能做到‘神似’。魏德运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家。”张岱年在文章中写道：“摄影是一种艺术，正如绘画是一种艺术一样，绘画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摄影也要传神，把一个人的内心境界表现出来。但是摄影能做到传神是很不易的。魏德运的摄影能做到传神了。”

　　翻来覆去地展读那些神态各异的人物肖像，像是欣赏一幅幅油画。最让我惊叹的是，摄影师如此钟情于髦耋老人：除前边的三位，还有师哲、钟敬文、李德伦、洪学智……他们的年龄都在八九十岁，表情或坚韧、或慈祥、或倔强、或含蓄，鲜明的个性跃然画面，栩栩如生。

　　与世纪老人做心灵交流，需要智慧与豁达，也许这就是小魏独具慧眼之处，也是最使我动容之处。后来我就这次聚会写了一篇短文，发在《西安晚报》上。

　　小魏行踪不定，经常往返于各地，来无踪去无影，有点江洋大盗的味道，我从来没有刻意与他联系过，却总能在不同的场合与他相遇，美术馆或是朋友处，还有一次竟在我办公室门口，小魏给一位眼科教授送照片，找错了地方。他快活地说：“那篇文章原来是你写的?我一直想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就这样熟识起来，只要聊摄影，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正拍着，一片乌云不客气地挡住了阳光，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直到太阳不慌不忙地穿过云层，又照进屋里，小魏才再次端起尼康。

　　“在我的镜头面前，人人都能做到放松，照出来的片子绝对棒!”小魏得意地说。

　　“那当然最好不过。”我说，注意力已被他跑来跑去、时站、时蹲，时跪、时卧的动作吸引。小魏当过兵，心宽体胖，行动却敏捷，他一边不断变换角度，一边随时调整光圈。我注意到，他手捧照相机的姿势非常独特，像一个端着枪“打一抢换一个地方”的战士。

　　我属于那种不上相的人，与镜头对峙，难免做作，照出来的片子多半不忍目睹，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照相的兴趣。然而，面对这支特大口径的“枪”，越过镜头看从取景框中盯着我的小魏，似乎觉出一股玄妙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种在镜头面前从未有过的空灵感油然而生，渐渐就有些忘我，心中无比宁静。

　　一瞬千古(2)

　　我知道这是“上相”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突然接到小魏的电话，说为我制作了一幅肖像，马上送来，让我等他。那是一个很闷热的下午。

　　照片是二十寸的，制作十分精细。小魏把它展开的一刹那，怀着好奇凝神看时，竟无法相信那就是我!一阵怦然心动之后，热泪悄然涌上眼眶。自己的样子，竟那样地令自己为之感动。照片上的我，微索眉心，紧闭双唇，目光忧郁，一副寂寞伤感而又孤立无助的神色。

　　分明记得那天我是高高兴兴坐在窗前的。我问小魏：“你施了什么了魔法?让我这么不开心?我可是乐观主义者啊。”

　　“快乐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挖掘出了你情感中别的东西，那就是忧郁。”小魏认真地说。我承认，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从我面部瞬息流淌而过的某种情绪。

　　在快门按动的刹那间抓住被摄者的个性特征，这就是小魏人物肖像摄影的魅力。其实，每一个人都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照相的时候，摄影师常常让我们笑一笑，人人影集里都有微笑、大笑或者皮笑肉不笑的照片，有时候就忘记了人类真正的情绪背景。就像一口装衣服的箱子，人们往往把经常穿的衣服放在上面，而箱子底压的是祖母留下的旗袍，那上边有无尽的酸甜苦辣无法向人昭示。小魏就是这样把别人情感的箱子刨了个底朝天，漫不经心地将放在上面的快乐搁在一边，却翻出了那份藏在心灵深处的忧郁。

　　用一幅肖像，深掘一个灵魂。让被摄者看到自己情感的沉淀，这就是小魏不同寻常的功力。据说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用四个字评价他的作品：一瞬千古。

　　研读了自己，再欣赏小魏的文化名人肖像作品，犹如从心灵的峡谷走进辽阔平原，眼前豁然明朗。在那些学富五车、睿智练达的老人宁静的目光的注视下，感受到的是一种淡泊与平和，和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相比，我们锁起眉心算得上忧伤吗?

　　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解读人类灵魂的才能，解读快乐，解读忧伤，解读人生。小魏无疑具有这种才能，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也许他还没有达到如日中天的境地，还没有成为大师。但是，他还年轻，正在奋斗，奋斗的人是艰苦的，也是幸福的。艺无止境，业精于勤，在人物肖像摄影领域“一览众山小”，当是小魏不懈的追求!

　　信马由缰

　　北方的河(1)

　　《北方的河》是张承志发表于1984年的一部中篇小说，我这里借题发挥一下。据说当年王蒙读了《北方的河》，曾感叹说：“看过他写的河，我想，你他妈的三十年别再写河了。”

　　我至今认为《北方的河》是张承志最好的作品，它使我对“河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且第一次知道“人文地理”这个专业。在张承志笔下所有的北方河流中，我最喜欢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流向北冰洋的河。

　　20年后，我终于在新疆北部的小县城布尔津附近见到了这条著名的河。当时，我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很令同行者费解。他们哪里知道，这条河已经在我心中流淌了20年。当我真正面对它的时候，那种激动和喜悦一时怎么能说得清?

　　寻找并且感知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一直是我所有的旅行中最重要内容。而旅行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地理情结。

　　我从小就热爱地名，并且迷恋地图。这种偏好似乎是天生的。我喜欢在地图上一片片大洲、一个个国家、一座座城市、一条条河流、一群群山脉地去查阅，去辨识、去遐想。以后，只要有机会出行，无论天南地北、国内国外、城市农村，走到哪里，我最终都会把它归结到地图的一个点上。

　　河流是我的心结之一。地理课上学过的重要河流的名称和它们的流域，我一般都记得。因此，《北方的河》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在我没有能力看望那些河流的时候，地图就是最好的媒介。同时，“人文地理”这个专业也对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当然，就像所有诱惑过我的事物一样，它不久就被新的诱惑取而代之，这就是我至今没有掌握任何专业的原因。

　　那时候，我经常不厌其烦地在一张大大的厚纸上作精神行走，沿着铁路、河流、山脉的标记务虚。这种概念之旅，可以到达地图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以至于很多次，当我真正来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像与久别的亲人重逢，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和温暖。一次次地站在研读已久的目的地，站在我思恋多年的河流、山脉旁，心中就有了一个心满意足的了结。

　　当2003年秋天，我站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时候，又一次完成了这样一种了结。而无数次的了结，成就了我行走人生的梦想。

　　细想起来，我对河流的挚爱，似乎更胜于山脉。原因大约是山“在”那里，而河是流动的，它与我心中的某种流动意识自然吻合。山的生命在于它的“坐落”，而河的生命在于它的“奔流”。每一条江河，都有供给它生命的源泉，通常是雪山、冰川。雪水融化成的涓涓清流，从发源地一路走来，随着一条条支流的汇入，水势渐渐波澜壮阔，毫不犹豫地奔向海洋。我觉得河流很像人生。

　　近三、四年中，经过数千公里的奔波，我分别拜访了各具魅力的额尔齐斯河、塔里木河和伊犁河。这三条北方的河虽然地处新疆，但它们的地理影响却及至全国。单凭那远古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久久激动。无数次在地图上游走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站在它们流经的土地上。

　　额尔齐斯河源自阿尔泰山西南坡，有两支源头，自东南向西北纵情奔流，义无反顾。一路上汇集众多支流，归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湖，再流经俄罗斯的鄂毕河，注入北冰洋。全长2969公里，在我国境内546公里。

　　曲折蜿蜒的额尔齐斯河，拥有宽广的河谷，浩大的水势。我们经过下游的支流布尔津河，那一处河段风光壮美，像极具有俄罗斯风格的油画。一想到它的另一头联系着寒冷而神秘的北冰洋，你就不能不对它肃然起敬。

　　与额尔齐斯河风格迥异的塔里木河，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也是世界著名的内陆河之一。塔里木河，维吾尔语意为“田地”、“种田”;古突厥语意为“注入湖泊、沙漠的河水支流”。

　　塔里木河自西向东，上游阿克苏河源出天山山脉，叶尔羌河及和田河源出喀喇昆仑山脉，三源汇合后称塔里木河。自尉犁县以南折向东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部，注入铁干里克的大西海子，干流全长1321公里。

　　北方的河(2)

　　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沙漠化十分严重，旱生灌木是最具代表性的植被。主干道含沙量大，历史上经常改道。中游河道曲折，芦草丛生。行至轮台县境内，两岸胡杨林绿荫蔽日，到了秋天，又呈一片金黄，景致极美。

　　位于北疆西部的伊犁河则有着另外的容颜和性格。“伊犁河水翻波浪，灌溉着牧场和农庄”。小时候唱过的一首歌，比地理课更早地让我知道了伊犁河。

　　这条亚洲中部的内陆河流，古称亦列水、伊丽水，发源于天山西段，上游有三大支流，主源特克斯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峰北侧，向西流至伊宁途中有喀什河流入，随之进入宽大的河谷平原，在我国境内全长约400多公里，流至哈萨克斯坦境内，归宿于巴尔喀什湖。伊犁河从特克斯河源算起，全长1，439公里，河床开阔，支流众多，为新疆径流量之最。

　　北方的河，有着北方民族的独特属性，它们生生不已，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它们以坦荡、宽广的襟怀，滋润着北方广袤而干涸的土地，养育着两岸各族人民。

　　北方的河，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畏。

　　带本书去开会

　　昨天下午又有会，而且是开一个下午的长会。想到要在偌大的报告厅里坐一个下午，头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本合适的书带上。

　　不喜欢开会，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会太多给开伤了。开会时，带本书开小差就成了一个习惯。虽然现在会少多了，但是开会的形式还是没有变，仍然是大家坐在一处，有人说，有人听。一般都是说的兴致勃勃，听的索然无味。我基本上都是当听的，所以一开会总是无精打采，幸亏可以悄悄带本书。

　　带什么书去开会很有学问。封面花里唿哨的时尚杂志不能带，目标太大，旁人一看就知道你不务正业。太厚的大部头不能带，不好拿不说，开会看书纯粹是瞎翻，没必要整那么大动静。不禁看的书不能带，坐三四个小时，书用不了二十分钟就能翻完，剩下的时间就不好打发了。理论性太强的书也不能带，心不在焉看不进去，还不如通俗书解闷。

　　以前开会我最喜欢带字典，事先把一本旧字典拆成三四摞，变成巴掌大的薄本本，经常揣在兜里，一开会就能派上用场。读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随便翻到那页，都有不认识的字，常读常新;随便看到哪里，都能停得下来，说走就走。这些年各式各样的书越来越多，就不怎么看字典了。昨天带的是2006年第三期《读书》，内有聂华苓回忆梁实秋的文章。

　　有人问，开会看书，会怎么办?别急，长期应付开会，训练了我的注意力分配能力，我非常擅长边听会边看书。听会可以达到传达会议内容的程度，看书可以达到复述文章大意的程度。其实做某些事用不着一心一意，一心二用或者三心二意就足以了，比如开会。

　　开会要不要带书，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要去开有我发言的会，你们最好不要带书，我好容易才有一次上台的机会，大家好歹给点面子。

　　凡人开博

　　前一个时期，名人开博很是热闹。如今，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的凡人草根也渐渐遍地“开博”，使得博客像一切正在流行的文化元素一样，迅速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这种男女老少皆宜的玩法，我早就想试它一试了。但由于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所以直到最近才行动。从去年12月14日至今，“开博”数月，正在兴头上，即使某一日上网不便，也会在几天内更新。没有时间写，便以发旧作为主，好在从前勤奋，存货不少。

　　原以为“开博”就是有块自留地，经营好自家菜园子就其乐融融了。真正当了博“客”，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文化宝库!平时，大众接受的信息大多来自媒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我们只能看到进入记者编辑视线、又经过他们编撰的极少部分二手货，绝大多数原生态的信息被淹没在了匆匆流逝的平凡日子里。

　　凡人博客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一扇可以走出媒体禁锢的大众视野之窗。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博比写博能给人带来更大的益处和快乐，这么丰富的阅读内容，令我喜出望外!

　　我一直怀疑自己患有一种叫做“阅读强迫症”的顽疾，它可能与我在成长年代患有的“阅读饥渴症”相关。也许那时候可看的书太少，长期处于饥渴状态，使我在信息爆炸时代，面对铺天盖地的报刊、书籍、电视和网络应接不暇，产生强烈的吞读愿望。只要眼睛睁着，手闲着，就一定得读点什么才是，开会、如厕、乘车，甚至走路，只有阅读的时候,心里才会踏实，才会平静，否则就要心急，就要浮躁。就像一个小时候总也吃不饱的人，突然面对大量无论垃圾食品还是美味佳肴，都有旺盛的食欲，不把自己撑个腹满肚圆才怪。如今，有了博客这样一个好去处，我的“强迫阅读”就更有的读了。

　　读一堆文字在肚里有用吗?古人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还真是如此。虽说百闻不如一见，但是世界之大，谁也不可能走遍，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能亲自去的地方，都可以通过阅读弥补。更何况阅读所获得的知识与信息，经常是可以用得着的。

　　当然，就像什么好东西都不能多吃一样，过量阅读也有副作用。视力疲劳、颈椎病就不去说它了，老话说“人生识字糊涂始”。读得多了，脑子乱了，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越来越差，人就变得糊涂了。另外，如果战争、凶杀、腐败、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消息充斥你的眼球，难免让你增加忧虑和烦恼，要不说“眼不见心不烦”呢。

　　想来想去，治疗阅读强迫症唯一有效的方法，恐怕就是出门旅行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像那些总是脚下生风的博友一样，每年行它万里路，咱的这个顽疾可能就有治了!

　　感悟上海(1)

　　感悟上海这座城市，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的。我幼年时曾在安徽省会合肥生活过几年，外祖父供职的那所大学，各系的知名教授几乎都来自上海，据说为了吸引上海籍的教授到这里工作，学校专门为他们修建了西式风格的住宅楼。

　　我对那些教授和他们风度优雅的夫人发生兴趣，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吴侬软语。上海人无论男女，人人说一种只有他们自己能听懂的语言，那声音听起来又甜又软，像水晶糖一样粘粘的，而且半透明，我很喜欢听这种燕子呢喃似的美妙方言。

　　上海人的穿着也很有品位。不见得多么好的布料，却因剪裁得体，做工精致，穿在身上就显出了与众不同。记得邻居家有一段料子，几家铺子都说买少了，不够做衣服。拿到上海，裁缝师傅量完尺寸就夸料子买得好：“多一寸浪费，少一寸不够”。做成一件春秋装，式样新颖，美观合体。上海人的精打细算，确实名不虚传。

　　上海人秀气。他们吃饭用小碗、小碟，不像北方人，大人、小孩都端着大海碗。上海的妈妈们管他们的孩子叫“弟弟、妹妹”，我一直想不通，这么一叫妈妈不是成了孩子的“姐姐”了吗?

　　在人们印象中，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我的一位上海籍的朋友曾认真对我说过，“我家往上好几代可都是真正的上海人啊”。那时候的上海，好比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纽约或者巴黎。

　　合肥离上海不远，到上海去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我的一个愿望。后来回到北京上中学，我的数学老师就是上海人。他当时不到三十岁的年纪，课讲得很棒，性格温文尔雅，衬衣的领子永远洁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会唱评弹，一曲《蝶恋花》唱得疏音婉转，优美动听，曾在学校联欢会上演唱。上海话“黄、王”不分，“胡、吴”不分，老师姓胡，却总说自己姓“吴”，点名时也常要闹点笑话。更有意思的是他色盲，如果他在课堂上指着划了绿粉笔道的公式说：“划红线的是重点。”我们就会笑倒一片——绿粉笔是我们偷偷放的，他的粉笔盒里只有红粉笔。老师知道我们无恶意，往往一笑了之。那时，我们全班同学都喜欢他，我也因此而热爱数学。

　　以后参加工作到了西安，单位很小，只有两三百人，除本地人，还有北京人和上海人。北京人多是从农村招来的知青，上海人则是刚刚经过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北京人和上海人都不怎样安心留在这座西北名城工作，他们最大的共同语言就是如何把自己弄回属于自己的城市。

　　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人远比北京人执着和雷厉风行。几年之内，上海人走得一干二净，北京人则在二十年后还有人留在那里。在当地人眼中，北京人豪爽大方，没架子，上海人自私小气，北京人比上海人口碑好得多。

　　有一段时间，上海人似乎在全国混得很没有人缘，被称之为小市民。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越是当着外地人，越是要说别人听不懂的上海话。后来上海出了“四人帮”(其实四人帮中没有一个纯粹的上海人)，更是使他们在各地的威望大打折扣。

　　说来也怪，我从小在京沪铁路上来来往往无数次，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走到过这条铁路的尽头。

　　在多少次渐渐离近而又掉转身之后，与上海的神交也越来越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深秋，当我终于踏上这片土地置身于上海的时候，尽管上海人的语言和做派依然独特，这种感悟与我多年对上海的印象却是那么不同。就像一位心仪已久而未曾谋面的偶像，我对它所有的想象似乎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模模糊糊。

　　如今这座城市就在我眼前了。这是一座古老而崭新的金融城市。白天的东方明珠、金贸大厦摩天而立，夜晚的外滩人流熙攘、灯光灿烂。渡过黄浦江，月色下的滨江大道幽静、柔美。与外滩隔江相望，美不胜收。

　　上海音乐学院是一定要去的。走在汾阳路上，踏着苍老的法国梧桐的片片落叶，从一扇扇开着或者半开着的窗中探出来的音符在空气中漂流，几座典雅的小楼中进进出出着表情高傲的少男少女。

　　感悟上海(2)

　　一条三岔路口，一尊1937年树立的普希金像让人感到上海的文化底蕴;南京路的繁华，是上海的标志;浦东的速度，是上海建设的步伐;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是世界文化在上海的窗口;上海大剧院的构思，是上海精神的展示。

　　驻足观赏，浮想联翩。据说大剧院的空间结构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构图，三面都是玻璃幕墙，采用的是建筑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钢架式支持法;将人与大自然融合的天地人观念，与开放精神结合。

　　我喜欢上海。在向往多年后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我有点理解当年的上海教授和上海大学生依恋这座城市的原因了，因为它独一无二。

　　高玉兰小传(1)

　　高玉兰是一个弃儿，身世和出生年月不详;生身父母是谁，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高玉兰被弃时大概还不到半岁，嗷嗷待哺的样子，很招人待见。从面相上看，她不大可能出生于名门，虽然够得上漂亮眼睛大而明亮，耳朵小巧对称，鼻梁笔直端正，不出声的时候，绝对的樱桃小口，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但这种小家碧玉式的漂亮，透着市井人家的通俗，使收养高玉兰的人家觉得，这小家伙应该好伺候粗茶淡饭就能养活。

　　高玉兰被收养后才叫高玉兰。高玉兰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无论谁唤她，总是呆呆的样子，表情迟讷。倒是叫她的小名咪咪，还多少有些反应。

　　尽管说不准确切年龄，但高玉兰现在应该有两岁了，个头比刚来时大了不少，体重也增加了将近一倍。她看上去健康、活泼，只是智商可能有点问题：无论教她什么，似乎都很困难，不仅笨笨的，而且不爱学习，一副三心二意的样子。

　　高玉兰也有点优势，别看个小，身手却敏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从不把桌、几、案上摆得满满当当的东西碰到地上。要是培训得力，搞搞体育什么的，高玉兰不见得不行。

　　最出乎意料的是，高玉兰居然穷身富命，绝非粗茶淡饭就能养活的。刚到我家时，几乎给什么都吃——忘记交代一句了：高玉兰被我家收养，纯属偶然。高玉兰先是女儿的小友领养的，一天，还没有名字的高玉兰跟着那位小友进了他家，见高玉兰又脏又瘦，小友动了恻隐之心，将她带到医院检查身体、打预防针，并接受医生的建议，做了一个剥夺了高玉兰追求幸福权利的手术。

　　第一次见高玉兰，是她术后复元的日子。小友出差，没时间照料，遂将高玉兰送到我家。那天很冷，高玉兰被装在一个书包里，当她把头从书包里探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双猫视眈眈的大眼睛，全家便喜欢上她了。只见高玉兰毫不犹豫地跳下地，大摇大摆地从客厅流窜到厨房，又转悠到阳台，一点儿也不认生。后来她伤口愈合，取下肚子上的绷带，这才得见了庐山真面目：一只身上带着黄色斑点的小白猫，像画家用蘸了黄颜色的笔甩出的一幅大写意。

　　名字是随口起的，俺家户主姓高，女儿有一只宠物玩具叫“高来福”，她就被唤作了“高玉兰”。这里头还有一典故：据说当年天蓬元帅猪八戒西天取经前在高老庄看上的姑娘就叫高什么兰，就是这位兰姑娘一直动摇着猪悟能同志西天取经的革命意志，俺们玉兰大概也是有这等魅力的。

　　后来读了韩美林先生的一篇散文，他家小猫叫“张秀英”，小狗叫“刘富贵”，觉得高玉兰的名字有剽窃的嫌疑，但已如此，还是叫下去吧，反正高玉兰自己没表示反对。

　　刚才说到高玉兰开始什么都吃，后来专吃猫粮。女儿会过，买的是廉价的大路货，高玉兰先头还认，后来就不好好吃了;换了一种价钱高点的，吃了几天又不行了;后来买更贵的，一大袋猫粮送一小袋“妙鲜包”。高玉兰也真识货，自吃过一次包中肉，就拒绝再吃谷物猫粮，尽管商家把它们做成小鱼的形状，高玉兰却重内容而轻形式——对那些猫食盆里的小鱼，她根本不看。

　　“这还了得，不成了豌豆公主了吗?”女儿说。我说：“猫儿都馋，别管她，就那点猫粮，饿了就吃了。”老伴却听不得高玉兰“喵喵”乞食，不声不响到超市买了一筒罐头，每日引逗高玉兰，哄着她将罐头和谷物一起吃，成了一个乐子。

　　如今高玉兰是我们家的重要成员，连吃饭都上桌。我说，高玉兰命好，幸亏闹非典前进了家门，要是搁那些天，养出感情来的宠物都有被遗弃的，谁敢把一只来路不明的野猫弄进家里来养着?老伴却突然叹息说：“猫其实挺可怜的，寿命只有十来年，活一年相当于人活七年，要是这么算，高玉兰都满十四奔二十一了，猫总是活不过养它的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多让人难过。”

　　高玉兰小传(2)

　　我说：“现在咱不是人、猫都活得好好的吗?瞎想什么?”

　　高玉兰此时正蹲在沙发上打盹，眼睛一眯一眯的，很受用的样子。

　　龙 魂

　　蜿蜒盘旋在山脊上的长城，就像一条长龙。

　　龙是中国人思维的特有产物。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将龙看做是邪恶的象征，中国人则相反，将龙看做是吉祥、美好的化身。

　　我对龙的热爱，源自十二生肖：一个动物对应一个年份，唯有龙是自然界不存在的，而我恰好属龙，这令我十分自豪。

　　龙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图腾，是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长，形如蛇，有鳞爪，为水族之长，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据说中国人对龙的崇尚，始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那时候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龙的图案。此后龙逐渐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龙是帝王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龙的图案用在皇帝的一切东西上，龙字也用来修饰帝王的喜怒哀乐和衣食住行，如龙颜、龙种、龙袍、龙辇。

　　以龙的形象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是艺术家们最常采用的手法。

　　单是龙舞，全国各地就有不同的形式。有流行在江浙一带的百叶龙，有用红绸扎成的缎龙，还有龙灯、草龙等，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流行最广的民间舞蹈。

　　以龙为主题的其他艺术形式也颇为多见。

　　一曲《龙的传人》唱遍海峡两岸：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的传人——唱出了多少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怀!

　　一件命名《国魂》的根雕作品，是我见过的最无与伦比的龙的形象。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是在张家界市的一个土家族私人博物馆看到这件根雕的。作者是博物馆馆主，据说《国魂》是他的镇馆之宝，无论给多少钱都不肯出让。

　　一幅题为《龙脊》的摄影作品，曾获国际影展金奖。它记录了西北某高校一群学子勇敢灭火的场面：无数双年轻的手臂高举着消防水龙，像一条巨龙的脊梁。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这幅作品时，在它面前停留了很久。作者是一位我熟识的消防干警，我知道他为了拍那幅作品冒了怎样的危险。

　　龙也可以成为一种自然景象，那种景象我是听一位眼科博士讲述的。有一年春节前夕，我随医院医疗队下乡去内蒙古宁城县。夜深人静，在隆隆行进的列车上，同伴都已入睡，车厢里光线幽暗，只有几盏稀疏的地灯疲惫地闪烁。我尚无倦意，就靠在边坐上和博士聊天。

　　“你见过火龙吗?”他问。

　　“没有。”黑暗中，只能看到他侧身而坐的剪影，听着他压低了的声音。

　　“我的家乡在赣南罗霄山脉所属的山区。每当深秋，山草干燥，夜风吹拂，草被摩擦产生的静电点燃，火就在山顶上烧起来，沿着山梁一段段地烧下去，延绵不断，一烧就是十天半月，就像一条起伏的巨龙。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山火，就那样每天呆呆地看着，为它的壮美、灿烂惊叹不已，也为周围的人视而不见而遗憾。将来我一定要带儿子看看家乡的火龙，让他感受一下自然界这奇特的景观。”

　　博士的故事激起我对火龙的无限向往，因为我的祖籍，就是他此刻正在思念的家乡，尽管那里我从未回去过。

　　十二年一个轮回。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也在本命年时系了红腰带，带了玉佩，图的是个吉祥。红腰带是一位小我一轮的同事送的，难得小友的这份关爱。那枚玉佩，则是一位赤峰的朋友所赠，它是一个象征红山文化的玉雕，据说是依照中华民族最早以龙为图案的饰物仿制的。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长城无疑最令世界惊叹。无论如何评价秦始皇的千秋功罪，这一用鲜血和白骨砌就的长龙，依然从东到西巍然盘踞在中国大地上。

　　而下一个龙年，则是我们已经能听到脚步的2012年!

　　图片：长城

　　卵石砚

　　漫步屯溪老街，店铺一家挨一家，大多经营文房四宝，其中又以歙砚最为瞩目。

　　歙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素以历史悠久、石料名贵、雕工精湛而驰名。砚是文人的爱物，如今，除了书画家，已经少有人研磨润毫了，但作为观赏，好砚依然备受人们喜爱。

　　我不是文人，喜欢砚也喜欢的没道理，只因为它是石头所制，我真正喜欢的，其实是石头。

　　老街的歙砚果然出色，踱进一家大店，发现一方长尺半、宽尺余的“大块文章”，砚的四周晶莹剔透，中间细润乌黑，雕山塑水，自然天成，名曰“江山多娇”，标价八千元。另有一块六七寸见方，砚池眉纹妩媚，周边金晕斑斓，精雕细琢的荷叶仿佛露珠滚动，一只小巧的金蟾蜍卧于叶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标价令人咋舌。在一家号为“三百砚”的店中，又见到一方与众不同的紫砚，那砚体呈淡紫色，自然石形，雕出一江春水，游鱼水中嬉戏，刀功流畅奔逸，造型绮丽别致。捧在手中玩味，忍不住向店主探价。店主笑道，好眼力!这是著名制砚大师吴先生刚刚完成的新作，你若喜欢，一千二百元拿去，吴先生的作品，即是一般石料，也断不能低于此价。我听说过歙砚珍品在荣宝斋的身价，应该说老板开的价不算高，只是囊中无银，自叹与这方紫砚无缘了。

　　走过一家家店铺，看了上百方好砚，有工笔，也有写意，件件构思精巧，刀法不俗。然而，最让我倾心的，却是“歙砚斋”一位年轻人用下等石料雕成的一件粗活。严格说，它算不上砚，只是一块卵石。好石料应该色黑质密，细腻润泽，带有天然的眉纹或者金星银晕。这块砚却呈青灰色，石质粗而燥，无星无晕，只有几道浅浅的眉纹。它卧在我掌心上，分明是一块小小的顽石。

　　不知道为什么就相中了它。也许是潜意识里流动着的一种自然主义情绪。那些石料名贵、雕工精细的佳作固然令人叹为观止，却难以让我产生一见钟情的心动。而这块似琢未琢的卵石砚确正合我心意。看上去，它更像一块石头，细细品味，几刀巧妙的雕琢，憨态中就有了可爱的灵气，我悄悄看了一眼标价，二百八十元，心中不由得暗喜。

　　于是，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随意与店主聊起来。店主名叫范建华，一位28岁的“老”制砚人。陈列在“歙砚斋”的大部分砚出自他手。他的作品豪放洒脱，刀功拙朴，很有浪漫主义情调。我有意说，你这里好像没有太上乘的砚。他一笑，说：“砚这东西，本来就是石头。我们制砚的，一块料在手，把它雕成什么样子，全凭感觉。你若喜欢，它就是心爱物，花点钱买下也值得，甚至是无价之宝。你若不喜欢，它就不值钱，石头一块。砚的价值，其实在买砚人的心理。”

　　一番话说得颇有哲理。我说，话虽如此，你的砚我真心喜欢，总还是该让让价吧?

　　他把那块砚浸在盆里，让我看它在水中的色泽。“说实话，这块料成色差，太小，也太薄。但它形状好看，天生带有一种神韵，真是雕之不易，弃之可惜。我试着雕它，所下功夫绝不亚于那些名贵石料。今天被你看中，也是缘分。干脆你给个零头，八十块钱算我送你。”

　　小老板真会说话。不过细细想来，区区几十元，怀里就揣上了一件爱物，真是觉得很值。如今，这块卵石砚翻山越岭几千里，安然泊在了我的书桌上，也算有了归宿。每当有朋友来访，我都会兴冲冲地介绍：“别小看这块石头，它来自屯溪老街，是一方真正的歙砚呢!”

　　水下生机

　　水面上，“小荷才露尖尖角”，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水下面是什么呢?那潆潆的一汪碧波下，生长着多少托起小荷的茁壮根枝?大概从来没有人留意过吧。

　　水塘边的小楼里，住着一位老人。晨曦，早醒的老人常常沿岸散步。碧水清风，花香鸟鸣，景致足以入画。但以老人的审美标准，那一塘清水中，该充盈些什么才是。

　　于是，某年春天，有人送给老人几粒洪湖莲子，它有黑黑硬硬的壳，个个颗粒饱满，据说埋在泥里千年不烂。老人忽然有了兴致，细心地用小锤将莲子砸裂，尽力撒向水塘中央，让它们轻轻点破明镜般的水面，无声地沉落水底。

　　接下去的日子，老人怀着孩童般的幻想，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两度冬去春来，那一池绿水宁静而寂寞，没有任何奇迹的征象，老人似乎失去了信心。

　　然而，第三年，在一个春日清朗的早晨，散步归来的老人惊奇地发现，几片翠绿快活而羞怯地探出水面;到了夏天，便有数只粉嫩的花苞玉立在塘中了，那正是他盼望已久的洪湖荷啊!

　　其实，当年春天，老人种下的莲子就萌发在柔软的泥土下了。在水塘还是一片寂静的时候，池底的泥土和水面之间，已经孕育着无限生机;在老人失望于湖面的毫无迹象时，那些洪湖荷已经于水下竞相挺秀了。

　　有时，一些事物的本质往往被另一些事物所掩盖。在池水清静得令人绝望的时候，有谁意识到水下早就蓬勃着旺盛的生命了呢?

　　这种在无名水塘悄然斗艳的荷花，从此绽满一池。那花是深粉红色、重瓣的，每年八月间，一开就是上千朵，吸引着许多人前来观赏。

　　水面上的小荷，其实早已茁壮成长在水下。

　　后来有人将它命名为“季荷”，因为种荷的老人是赫赫有名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

　　寻找出口

　　我在地铁书摊上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灵魂的出口》。买它的动机很简单，随便一翻，看见里面有字有画，特别是有我喜欢的米兰·昆德拉。

　　读它却颇费了一番脑筋，一个个汉字看上去都认得，连成句子却不知作者在说什么，插图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于是很惭愧地在心里承认，那本书我看不懂。

　　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我一般愚顿，我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闵燕，她是博士，博学之士。

　　几天后闵博交来“作业”，果然读出其中精粹。那篇充满智慧的读后感，引燃了我思想的灯心，一束突地燃起的火苗令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本“看图说话”，说的是极其平凡的世界的本然。想来也怪，先有图再配文和先有文再插图的效果居然如此不同，难怪古人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疑惑。

　　我怕自己那些不期而至的灵感一下子从闵博撕开的那个口子里飞出去，赶紧捂住它匆匆坐到桌前去敲电脑，把它们保存到我的文档里：城市的出口是街道;房屋的出口是窗户;原野的出口是河流;高山的出口是瀑布。那么灵魂的出口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获得一条供思想自由出入的路径呢?

　　就在我有了一些尚未完成的感悟，很得意地欲把自己生命的衍生物拿给闵燕看的时候，我保存在文档中的那些文字竟然不翼而飞。待要重新编撰，那个出口又突然不见了，在脑子里挤得一塌糊涂的想法怎么也倒不出来，只好告诉她，我这儿死机了。

　　有一天晚上，没什么书可看，又翻出《灵魂的出口》，先看画，再阅字，最后读闵燕的文章，博士的智慧又一次给我启迪，扑哧一下直接在我灵魂的屏障上戳了一个窟窿——出口就这样找到啦!我怕它再次死机，赶紧拿笔来写，连开电脑都来不及。

　　“文”尚往来，免得无法向朋友交差。我这样想着，再看《灵魂的出口》封面上的那幅画，就有了一个题目，我难道不能看图说一回话么?

　　附：无门——《灵魂的出口》封面图解

　　我提着一把据说可以开启一切事物的万能钥匙，同时提着我唯一的一双鞋——在这片草地上徘徊了很久。

　　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我驻足的地方似乎没有我看到的地方好，我对脚下的俗绿很不满意，甚至已经厌倦，向往远方的一片湛蓝。终于，我有了这把金弯月钥匙。我狂喜我将能够到达我所梦想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且我已经作好了在新环境里生存的准备——那是一片需要赤足领略的景致。

　　但是我错了。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好像从来都是有景无门的。观景当然可以，但你无论如何别想走进去。我绞尽脑汁：怎样才能用我万能的金弯月插进不知建在哪扇门上的锁孔里，破门而入呢?

　　问题是根本没有这扇门。

　　比如我面前这本书里的海滩，我已经围着它正面、侧面、背面又正面地转了一圈，依然找不到入径。那位孤独的赤足走在海边的红衣女子，居然毫不理会我的垂询。

　　赤足等待，徒有钥匙而无门，令我束手无策。

　　后来，我用尽全部智慧想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把眼前的美景当作一幅画，望梅止渴也罢，画饼充饥也罢，仅供观赏而无须造访;或者干脆把这道风景合起来，根本不理睬它的存在，告戒自己呆在原地就挺好，前边不是还有路灯吗?何必弃此求彼想入非非!最后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屈不挠，寻找那扇别人认为并不存在而你却坚信一定存在的门，只要钥匙在你手中，寻找就是希望，今生今世直到永远!

　　尽管有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案，但是，我现在仍然提着钥匙和鞋发呆，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种选择最好。

　　你是否比我更聪明?

　　自在玉龙湖

　　借一次出差之机，我途经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乌丹镇，游览了美丽的布日敦湖。直到离开的前一刻，我才知道它的汉语名字是“玉龙湖”。

　　不由得心中一动，这不正是我该来的地方吗?我属龙。

　　遥望玉龙湖，这里风光绮丽、景色迷人，碧波四周点缀着沙丘、沼泽、苇丛和草地，远处青山逶迤，犹如仙境。

　　其实，我们眼中这个美丽的湖，当地人相当不以为然，据说它平均水深不足两米，直径只有八华里。然而，玉龙湖的秀美，尽在不经意之间。放眼对岸，看上去毫无姿色的东沙半岛，偏偏就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诱惑我和同伴乘快艇乘兴而去。

　　快艇像一条灵巧的鱼，轻轻劈开水波，活泼泼地扑向岸边。近处端详，才惊讶东沙半岛有着无以伦比的丽质。它像一个半掩襟怀的少女，睡眼惺忪地躺在玉龙湖舒展的臂弯里，尚未梳妆打扮，就已露出七分俊逸与妩媚，不由得让人萌生爱恋之情。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上岸，穿越草地，绕过沼泽，攀上一座月牙形的沙丘，就把碧波浩淼的玉龙湖抛在了身后。也许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许不是旅游旺季，虽逢周末，岛上却静得出奇，仿佛遁入无人之境。但见黄沙光洁无痕，细如肌肤，轻轻踏上去，一步一个清晰的脚印。我们这一行人，无论长幼，皆被玉龙湖的宁静与质朴迷住。

　　陪同前往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宁城县医院的周院长，一位是司机小胡。前者是蒙族人，却是文质彬彬;后者是汉族人，却是彪悍魁梧。我问同行的这两位朋友：“从前可曾来过这里?”

　　周院长说：“和你们一样，这是第一次来。”

　　“从前一直没有来过。”小胡也说。

　　置身于这几近无人的美景中，忽然觉得自己被文明的绳索捆绑得太紧、太久了。如果像这样一直地被捆绑下去，许许多多从蹒跚学步时就开始萌发的理想，恐怕要被沉积成坚硬的化石，永远失去鲜活的生命力了。

　　于是，心中涌起某种愿望。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快要变成化石的亲和而自然的渴望。

　　渴望在沙滩上奔跑，脚下如飞，耳边生风，双手捧着一把被湖水浸透的好心情，一直跑得精疲力竭;渴望用最放松的姿势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悠悠，嗅绿草芳香。

　　如果依然在都市，在你想跑起来的时候，有一片可供你自由奔跑的土地么?在你想仰面的时候，你的心能朝天么?你只能朝着水泥，抑或是朝着吊了顶的天花板。

　　逍遥自在地躺在玉龙湖畔的草地上，就可以仰面而朝天了。天很高，厚厚的云层却拉近了它与人类的距离。延展于天地之间，心灵仿佛得到沉淀和净化。也许，世界原本就应如此简约，人类原本就应如此单纯。

　　此时，这里没有院长，没有专家，只有坦荡纯真而又微不足道的自然之子。处在无人之境的人是真实的。平时沉默稳重的周院长开怀大笑，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早上还腹痛难忍、向人讨要吗叮林的眼科医生小马，此时心爽病除，快乐得像个孩子;几位年愈半百的老专家，更像是年轻人一般兴致勃勃。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如果说宠辱不惊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达到的睿智练达，那么宠辱皆无则是一种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返朴归真。

　　秋日西斜，辞岸登舟。依依回首，却见光洁细腻的沙丘上赫然留下一行行人迹。

　　上车前，小胡递过来一个工艺雕塑，小小巧巧的，竟是一只玉龙!“你刚才说你属龙，我寻思到了玉龙湖，得留个纪念。”他说着，便把那只龙雕连同一份沉甸甸的祝福摁在我手心里了。实在感激小胡的细心和善解人意。“谢谢!”我说，“我要穿一条丝带，挂在身上作吉祥物。”

　　美丽动人而又自由自在的玉龙湖，是我最应该来的地方。

　　医苑随想

　　春之祭(1)

　　历史有时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重演。

　　北京的春天一向短促。来自气象部门的权威消息称，二00四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春天之一。在这个转眼即逝的季节里，我和摄像师李楠滨废寝忘食地埋头于一项工作，连五一节都泡在狭小的机房里苦思冥想。承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专题片《生命》的制作，使我们在整个春天都在温故一年前的SARS。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编辑第五集——《苦难与幸福〉。看着显示器上地坛医院ICU主任郭利民身着隔离服的画面，听着回旋在耳边稍嫌嘈杂的同期声，李楠滨突然脱口而出：今年不会再有SARS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边盯着屏幕上的郭利民，一边心说楠滨这家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于想象了。

　　晚上快9点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档王玲发来短信：“看电视新闻。”我赶紧抓过遥控器，豁然听见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宣布：“北京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时方知，这条新闻在一个小时前已家喻户晓。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那天，我的第一篇关于抗击非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登。午夜，中国青年报记者袁晓路通过网友找到我，要求转载发在网上的《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这篇记录医疗队出征的短文，翌日发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获得北京市抗击非典好新闻一等奖。

　　二00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三月三日，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耳日;随后开始关注两会医疗服务;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一连五天的系列直播节目在业界激起涟漪;四月八日，筹备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二00三年，我们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册上镌刻着新一圈的年轮。

　　就在不知不觉中，凶险的SARS悄悄推开了中国首善之都的大门。4月中下旬，北京形势急转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总值班，我接到眼科张风教授的一个电话，她说：“我想和你聊聊，提供点素材，这几天我总是被感动。”

　　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没能挤出谈话时间。由于发现本院职工感染SARS，眼科、急诊科相继被整体隔离。开完早交班会，我在电梯前挡住张风，就在等电梯的几分钟里，听到医疗队员们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并由此而记住了她们的儿女：丁宁、陆燕、刘月明——那些我不熟识的年轻人。

　　五月初，传出正在隔离的同事集体发烧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顾不上回家的工会主席滕秀琴走进我办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声：“这么多人发烧，要是再有人感染怎么办?”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虑，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鼓励她，也鼓励自己：“别人可以脆弱，我们不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坚强!”那一刻，突然想起《国际歌》中的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年轻的同事们拼搏一线时，我只能更加奋勇地敲击键盘，留下一段段纪实，刻出一道道印痕，把我们的内部报纸当作《挺进报》来办。

　　一篇篇来自隔离病区的报导，需要迅速录入电脑，才能赶得上两三天出一期的院报。正在焦急，心理科医生赵晓琳主动助战，她在交来自己稿件的同时，一个周末就为我们录入数万字的文稿。

　　一份份连夜编校，匆匆印刷的院报，带着我们饱满的激情，带着我们的殷切的企盼，带着油墨的芬芳被送到隔离病区，送到医疗队驻地，祝愿战友一路平安。

　　编完最后一组SARS主题的来稿，已经是盛夏。笼罩心头两个多月的阴云终于散尽。和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样，二00三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格外美好的爽夏。

　　春之祭(2)

　　春天过去是夏天，秋逝冬临，就又是一个新年。

　　我们以为一切都成为历史了，我们以为已经和“非典”说再见了。不承想，连一年都不满，SARS就迫不及待地卷土重来。

　　二00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几乎是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在同一会场，我们再一次聆听防治SARS动员报告。而和去年的焦虑与惶恐相比，经过砺炼的同事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冷静与信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典”疫情只是我们每天所接收的无数信息中的一个，它已经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只会让我们感觉到防控工作的重大责任。

　　从四月二十二日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出院，北京七名“非典”确诊病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

　　六月一日，北京市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撤消，卫生部停止零报告，我们也完成了《生命》最后一集的初稿。作为这部专题片的总编导，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送走又一个春天，夏天的北京一年比一年更好。

　　此处不胜寒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的孤独。

　　这些天特别忙，下班晚走了一会儿，突然接到一位报社朋友的电话。她说，“心里特别扭，想和你聊聊。”原来，朋友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采访回来，同事见了她，有意无意地躲着，像遇上瘟神，连吃饭都没人肯和她坐一桌。

　　“平时关系都挺好的，关键时刻，人情竟这样不堪一击。”她觉得很寒心。

　　当时我正赶着摘编张积慧的日记，准备用在自己的《院讯》上。那篇日记令人感动不已，一边摘，一边在心里积攒起一腔悲壮。

　　其实，那几天我心里也挺别扭的。

　　自四月份以来，“非典”肆虐，全世界的人都怕沾染这种恶性病毒。一位同事说，老公单位最近不让他上班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人家规定，爱人在医院的，要‘隔离’，怕给别人传染。”另一位同事，孩子学校的老师说：“你妈在医院上班吧?那你明天就别来学校了。”弄得孩子十分伤心，做母亲的有苦难言。

　　“别人躲医院，我们往哪躲呢?”我想。

　　既然朋友心里有结，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儿，从“萨斯”到萨达姆，从防治“非典”到美伊战争，海阔天空，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近一个小时。

　　我对朋友说，医院里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已经有几十位熟悉或不熟悉的同事被抽调防治“非典”了。比起在隔离区工作的医生、护士，我们离病毒毕竟还远。他们并非不害怕，而是想怕也顾不上。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有病人、有疫情、有灾害就得上，长期训练出来的职业反应，容不得他们有半点的犹豫和退缩。

　　他们才更能体会到此处不胜寒啊。如果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变成白衣天使的孤军奋战，我们还有希望获胜吗?

　　危难时，最能显露人的本性。每当看见那些可亲可爱的同事，我都难以抑制地激起想写他们几笔的冲动。

　　护理部主任这几天眼圈总是红红的，一线需要大量护士，派谁去她都心疼，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她们，不能让一个姐妹在工作中被感染病毒;

　　一位科主任提起年轻医生的家长们，感动地说：“那些父母让人肃然起敬，医疗队员不能没有家人的支持，每次和他们通着电话，我就想流泪。”

　　一位七十多岁的内科专家袁申元教授表示：“虽然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一线，但是抢救多器官衰竭的重危病人，我还有一些经验的。只要还穿着白大衣，就要随时作好准备，医院需要的时候，我会随时赶来。”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此处不胜寒的孤独。

　　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放下电话时我说。鼓励朋友，更是鼓励自己。

　　今年除夕不值班

　　我在目前岗位上的十几年里，好像只有两个除夕没有值班，一次是犯胃病住院，一次是脚踝骨折。其余十来年都毫无例外地在医院里度过，有时是总值班，有时是加班。吃年夜饭时我总是缺位，家里已经习以为常。

　　今年除夕不值班。领导顾念我老矣，配了年轻搭档。

　　说是不值班，年三十还是忙了一整天，等到诸事皆处理完毕，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解除禁令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第二年的北京，炮声阵阵、烟花纷纷;车行长街，万人空巷。在浓烈的火药味中，好像有一点小时候过年的感觉。

　　十多年来，第一次和老母亲一起过除夕，第一次和家人相厮守夜，第一次看“春晚”不用等重播，第一次吃自己包的饺子过年……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听老公在厨房奏响锅碗瓢勺交响曲，这样的场景真是久违了!

　　今年除夕不值班，但我忘不了往年值班的日子，目睹过的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十余个除夕夜，累计上千人被烟花爆竹炸伤，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为了一时的欢乐而付出惨痛代价，有人从此失去光明甚至生命。为此，每到春节，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亲朋好友，燃放烟花爆竹，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啰里啰唆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

　　今年除夕不值班，吃饺子，看电视，聊大天……可是听着窗外一阵紧过一阵的爆竹声，我这心里还是撂不下。节前组织医院的专家又是新闻发布、又是进行健康教育;广播、电视、报刊连篇累牍，反复提醒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一定不要购买非销售网点的劣质烟花爆竹;一定不要酒后燃放或者标新立异燃放鞭炮;一定不要擅自燃放大型礼花弹……过了初一还有十五，不知那些忙着过年、准备好好欢乐的年轻人听进去没有?

　　真是杞人忧天。这十几年，我觉得自己的除夕情结已经被异化。

　　在这个不值班的除夕，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大年夜;我希望除夕被鞭炮炸伤不再是大年初一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一条不和谐的新闻。

　　如果那样，我的搭档就不会像我似的，每年春节都要在医院里守着了。

　　图片：父亲走了，母亲老了，格外珍惜陪母亲守岁的时光。

　　让快乐从"心"开始(1)

　　学会测量心情、管理心情、营造良好的内心环境，无疑会提升你的精神生活质量。那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其实就在你自己手中。

　　今天你开怀大笑了吗?今天你感到快乐了吗?如果你经常以否定来作答，那么你的心情就需要好好呵护了。

　　心情是什么?体温可以用温度计测量，体重可以用磅秤测量，血压、肺活量也可以用仪器测量。那么，人的"心情"可以测量吗?

　　房间脏了可以打扫，东西乱了可以收拾，而心情呢?如果你最近心情不好，有没有办法把它好好整理一下?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心情"。

　　为自己画一个"心情谱"。

　　说到"心情"，人们都认为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个人什么时候拥有什么样的"心情"，恐怕只有你自己知道。

　　然而，你怎样才能对自己的"心情"有具体的了解、以便好好地管理它呢?别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种办法。

　　借助物理的光谱、波谱以及色谱的概念，我们假设人类的心情也有这样一条"谱"，并且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加以研究。

　　好，我们马上就开始行动。请准备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测一测你的心情。

　　首先，用铅笔在白纸上画一条直线，像我们小时候画过的"数轴"。然后从左到右在直线上平均画出10个刻度，分别写上1至10的数字。

　　接着，把你认为的坏心情用我们熟悉的词汇描述一下：痛苦、忧伤、悲哀、愤懑、沮丧、烦躁、或者郁闷?再用同样的方法表达心情一般的时候：麻木、索然无味、平淡、还是宁静?最后，让我们满怀憧憬，想象一下你所期待的好心情：欣慰、满足、愉悦、感恩、激动、兴奋，乃至幸福?

　　请从这些词汇或者你认为更合适的词汇中挑选10个，以你的理解，按照心情的不同程度由低向高排列，并标注在相应的数字刻度下。如图：

　　(用直线图表示)

　　1.痛苦;2.沮丧;3.郁闷;4.索然;5.平淡;6.宁静;7.欣慰;8.愉悦;9.兴奋;10.幸福

　　评价一下你现在的心情，请在"心情谱"上选择与你心情相对应的词汇：比如刚刚遭遇不幸，非常痛苦，你的心情指数就是1;若是觉得"没劲"，情趣索然，你的心情指数就是4;假如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心情介于宁静与欣慰之间，你的心情指数就是6.5;而要是刚买了车，加了薪水，或者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比较兴奋，你的心情指数就是9。由于人们的感受不同，所以即使遇到同样的事，心情程度也是不同的，比如同样新婚燕尔或金榜题名，有的人可能感觉非常幸福，也有的人仅仅感到愉悦而已。

　　除了可以测量心情指数，你还可以通过这条"谱"了解自己心情的特点。

　　如果你的心情指数波动不大，比如从平淡、宁静到欣慰，或者在郁闷、索然到平淡之间徘徊，维持在3个数级内，说明你的心情谱较窄，情绪相当稳定;也许你的心情指数经常在4到6个数级之间波动，说明你的心情谱相对宽泛，心情感受较为丰富;而你的心情指数若是超过6个数级，跳跃幅度较大，比如可以感受到深深的痛苦，也能够体验到莫大的幸福;或者忽而沮丧，忽而兴奋，那就表明你的心情谱相当宽，并且细腻、敏感，但是情绪不够稳定。你还可以通过这条"心情谱"了解自己的心情背景：如果心情谱偏右，指数经常在5以上，表明你的心情背景较为明朗;如果心情谱偏左，指数经常低于5，那就显示你的心情背景比较阴郁。

　　总之，"心情谱"是一个"概念"，它可以帮助你把抽象、无形的心情变得具象，有形，可视，可量，便于对它进行了解和管理。

　　为自己营造一个好心情。

　　当我们测量了"心情"，了解了自己的心情特点，就可以有的放矢地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有益于健康的内心环境了。比如，已知你的心情谱较窄，心情指数经常徘徊在1到3之间，内心不能摆脱痛苦、沮丧和郁闷，生活总被负面情绪所笼罩，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进行心情管理了。

　　让快乐从"心"开始(2)

　　那么，怎样才能消除不良情绪，使自己经常保持一个好心情呢?

　　1.每日"入静"五分钟

　　人的心情，用白岩松说法是"幸福和悲伤占了5%，剩下的就是平淡。"能够经常保持平淡的心情，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人生在世，经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而且这种不如意往往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怎么办呢?最有效的办法是调整和适应。

　　每当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想平静就可以平静的。改善心情的途径固然很多，但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不妨试试一种简单的"心情保健操"，每天只需要五分钟。

　　时间：无论何时;地点：无论何地;方法：无论站姿、坐姿还是卧姿，但最好独处一隅，选择一个你认为最舒适的体位，将身体展开，完全放松;平心静气、闭目安神、自然呼吸、万念皆抛，把五分钟化整为零，一秒钟一秒钟地静静品觉，进入一种恍兮惚兮的状态，仿佛天地间只有你自己。五分钟结束，接着做你想做或者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尽可能地全身心投入。

　　感觉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多了?

　　2.你微笑，世界也微笑

　　一位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社任主编的朋友，名片上除了姓名和联系方式，没有任何头衔，只印有一行字：你微笑，世界也微笑。每当他递出名片的时候，都能看到对方会心的微笑，他便快乐地大笑。

　　微笑，是人类传达亲和态度的表情，在心情好的时候，人们才会经常微笑;只有会微笑的人，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更受欢迎。

　　建议你每天多微笑几次，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事，也可以对陌生人;这样，你就必然经常收获人们友好的笑容。人类微笑的时候样子很好看，不信你对着镜子照照看!当你对别人微笑时，人们也对你微笑;当你由衷地微笑时，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微笑。

　　3.寻找快乐之门的钥匙

　　古罗马哲学家厄匹特泰斯认为："有人要是不快乐，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上天是要让所有的人快乐。"而另一位大师尼古拉申富特则说："快乐不是容易的事，在我们自身之中很难找到，在别处更不可能找到。"

　　让自己快乐，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实际上人们的许多坏心情都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心情不好，不是我的错，而是受到客观事物的影响。比如上班乘公交车，有人不排队、加塞，引起我的不满;单位领导行事不公平，想提意见又怕被报复，所以不愉快。"总之，自己心情不好都是由于他人的行为所致。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也罢、失望也罢、不平衡也罢，几乎所有的"刺激源"都来自外界，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总是习惯于从外界找原因，很少冷静下来从自身找找原因;我们在强调外因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忽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比如，你有没有认真分析一下自己：期望值是不是过高?希望是不是不切实际?所了解的信息是否不够全面、准确?与对方是否缺少必要的沟通?或者沟通的技巧是否不够艺术?也许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导致负面情绪的原因就消散了，你的心情也就晴朗了。

　　学会测量心情、管理心情、营造良好的内心环境，无疑会提升你的精神生活质量。那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其实就在你自己手中。幸福生活从"心"开始，祝你天天都有好心情。

　　团结起来到明天

　　2003年春光明媚的3月，北京和一种叫做SARS的疫病遭遇。

　　从两位数向四位数迅速攀升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为这个姹紫嫣红的季节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

　　谈“非典”变色，人们纷纷把嘴脸藏在口罩后面，惶恐万分地在生人面前屏住呼吸，远离医院，躲开医生，视所有的“非典”为当前大敌。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北京十六万医务工作者，责无旁贷地站到了与SARS决战的前沿。

　　而就在SARS爆发前一个时期，整个医务行业正面对着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公愤，强烈的舆论抨击给这群被诅咒为“白狼”的人们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揭一下伤口淌血，触一下心灵刺痛。

　　灾难临头，当SARS向世界露出狰狞面孔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那些身穿白衣的身影——曾经被刻意或不经意伤害过的人，正勇敢地扑向灾难。

　　临危履职，责无旁贷。只要人类的健康受到威胁，我们依然会轻而易举地被感动、被激励、被召唤!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倍受珍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暖至心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面危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知神圣。

　　平时，我们需要的其实很少;只要些许理解，只要些许尊重，只要些许鼓励;给一滴雨露就滋润，给一缕阳光就灿烂，给一片绿叶就葱茏，给一袭轻风就扬帆。

　　得到的曾经那样吝啬，付出的却如此昂贵：除了血汗、劳累和健康，有时候还可能是生命!不知道熬到夏天——当气温升高的时候，“非典”会不会烟消云散，归还我们从前的生活

　　瘟疫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自从过上与“SARS”相持的“非典”生活，大家都以是否被“非典”占领来衡量一个医院的硬度。

　　两天前同事们还为自己人没有发生感染而庆幸，现在人人脸上都罩了阴云。五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七十多人接受医学观察，住进隔离区。

　　过去每天四五千人的门诊量，现在已经不足五分之一;那些专靠倒专家号生财的号贩子也不知哪里去了。人们好像就剩下了一件事——对付“非典”。

　　一个多月来，全院上下就像打仗，凡执业医师和执业护士，50岁以下都要进入“预备役”;所有人员必须参加防治“非典”的培训，随时准备奔赴一线;现在已有四支队伍，近百人进入防治非典定点医院，而医疗队还在继续组建。

　　院长发下话来：每个人上班来的时候都要做好回不去的准备，带着必须的生活用品。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得去一线，或者被“隔离”。

　　昨天又走了五十多人。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被这种气氛感染。车队开往定点医院的路上，市民们隔窗看见里面人的白衣、鲜花，纷纷用食指和中指做出象征胜利的V字，令医疗队员大为感动。

　　我虽然不用像年轻人那样上一线，但是一样加班，一样劳累，一样过着度日如年、令人心焦的非典型生活。

　　医者父母心，善待每一个生命。无论面对“典型”还是“非典型”，我们一如既往地热爱我们的专业，始终不渝地恪守我们的誓言。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有话直说

　　这篇文章写于几年前，是我为自己的中篇小说《洗手》写的后记，曾在一个网站上发表过，激起一层小小的涟漪。

　　偶尔写小说，纯粹是发烧。就像喜欢吼两嗓子京戏的票友和蹲在胡同口摆棋阵的老头，水平如何单说，好的就是这口儿。

　　在《洗手》之前，我没想起过要写点医院的什么故事，尽管我连胎教都是被消毒水浸泡过的，母亲身上医生特有的气息更是伴随我的成长。也许是对它太熟悉了，熟悉到说什么都多余的地步。

　　讲述“白色系列”的念头萌生在数年前一个寒冷的周末。那天早晨下夜班，披着刚冲过的湿漉漉的头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想起一夜的辛苦和不被理解，突然就有要流泪的感觉。那些我熟悉的医生、护士和管理者，好像在我眼前沉默无语，又呼之欲出。站在他们中间，我想，难道我不该为他们，或者说为自己写几句话吗?

　　讲医院的故事好像不难，于是，我在一张打印作废的A4纸背面，一连写下三个题目：《洗手》、《大光明》、《期前收缩》，命名为"白色系列"，《洗手》是第一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服务行业名声最差的好像是公交系统，司售人员甩站、恶语伤人、用门夹乘客的恶劣行径，不断遭到公众的口诛笔伐。但是声讨的结果是公交服务每况愈下，直到作家刘心武挺身而出，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道出他们不为人知的苦衷，才唤起舆论的同情。

　　理解万岁。感谢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

　　世纪之交，比起当年的公交业，卫生界面临着的似乎是来自社会更加一致的同仇敌忾，几乎成了“街鼠”。曾求助过一位我所认识的知名作家，希望他扮演一下当年刘心武的角色，对比当年公交更加"臭名昭著"的卫生业给予某些人性关注。我相信“一两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一池塘鱼都病了是水的问题”这一理论。可惜愿望至今未遂。

　　还回到总值班那天。一夜“仰、卧、起、坐”，我和我的搭档马不停蹄地处理各种问题：协调跨科抢救、接待投诉、调解纠纷、为欠费病人签字、接听一个接一个的咨询电话;一趟趟楼上楼下地穿梭，一遍遍口干舌燥地唠叨;我觉得我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和耐心。

　　其实那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当时，每个月我们都会轮上一两个这样的不眠之夜。

　　打开电脑敲第一个字，我就预感到这个中篇必定失败。我虽不才，鉴赏还是懂一点的。借人物而直抒胸臆，是写作大忌。但说到自己的行当，说到医者的困惑，我无法控制手指敲击键盘的轨迹，无法纠正那种因无奈、无助、无望而迫不及待的表达。

　　我承认我写这篇东西有点情绪化。想要说的话太多，它使我失去了想要追求的淡泊平实、从容不迫和尽可不露声色的写作状态。

　　有句时髦话叫做“动什么也别动感情”，不幸的是，对于医疗行业，对于我的单位，我的同事，我千不该万不该的动了感情，而一旦包含了感情在里边，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心平气和地任人评说。

　　虽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表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在无暇喘息的忙碌中，完成了《洗手》这个有点乏味却记录现实的中篇。其实我想说的话只有一个意思：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均衡的，换句话说，任何行业的道德水准，都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同步。如果非要认定某个行业堕落了，那么责任一定不在于行业本身--我们不会忘记，公交形象的最终转变，靠的是机制改革。

　　提升行业的公众评价，不仅仅是为行业自身的利益，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广大病患。那么我们渴望的那种理想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和服务模式，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

　　我们和广大患者一起等待!

　　源于平凡的感动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在中国首届西柏坡散文节上的发言

　　清明时节，想起四年前在抗击非典期间殉职的医务人员。如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了。那年春天，我们医院不幸沦陷，五名同事感染非典。虽然他们最终战胜了死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从此发生了变化。那年10月，我的一篇散文在中国西柏坡散文节获奖，大会主办方要求我做一个发言，内容是“今年我所读到的散文”。于是我以如下发言，纪念我的英雄的同事们，也希望从此忘却那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作为一名读者，我这一年读书很少，肯定遗漏了太多的精华。

　　因为2003年对我们医务界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由于职业的关系，我阅读的大部分是关于非典的文字。

　　其中最让我感动是一篇散文——《生日》。

　　作者是我的同行，一位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急诊外科医生。他几乎从来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今年4月下旬，这位医生在岗位上感染非典，经过两个多月与死神的殊死搏斗，终于活着走出了北京地坛医院那间狭小的病房。

　　休养一段时间后，他满怀喜悦，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上班刚两周，就出现全身关节疼痛的症状，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同时伴有双肩、双膝关节的损伤。这是由于大量使用激素导致的后遗症。这种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使数以百计的非典患者在战胜死亡后，坐上了轮椅。

　　当人们渐渐忘记SARS的时候，这位医生不得不回到病床上，开始了与病魔的又一轮抗争。

　　他叫岳春河，今年三十二岁。

　　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记录了他三十二岁生日这天的生活：治疗、锻炼、读书、写日记、与家人交流…… ……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人们向生命的尽头走着，幸福的人虽然很快乐，但他们只能欣赏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单向透明的玻璃阻碍他们看见对面的风景。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的人生更加丰富。”

　　这是我今年所读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篇文章。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我在阅读《生日》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觉悟。我为作者在经历了又一次绝望之后，立志挑战命运的精神而感动。除了感动，我更大的心愿是希望他早一天站起来，重新拿起为人们驱病消灾的柳叶刀。

　　约稿人语(1)

　　岁月倥偬，时如潮涌。

　　时潮中总有一些落寞，落寞中总有一些收获。当我把《同仁眼科手术笔记》的全部稿件送交责任编辑赵秀娥手中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年前，赵编辑带着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的新作《妇科手术笔记》来到我办公室，表示希望从眼科和耳鼻咽喉科专家手中约到同样质量的稿件，当时，我丝毫没有预料到做这件事的难度。在策划眼科手术笔记时，经过认真考虑，我建议由四名作者共同完成，理由是可以增加专业厚度，提高实用性。于是，推荐施玉英、张舒心、魏文彬和闵燕四名中、青年专家执笔，并承诺代为约稿。

　　一诺千金。我向责任心极强的赵编辑信誓旦旦地保证：没问题，他们医术精湛，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文字功底，我非常看好书稿的质量。话一出口，对这部书稿的期待也就成了我个人职责和信誉的一部分。

　　然而，我绝没想到，这种期待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它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我的信誉也面临危机——我必须时刻准备在赵编辑来电话催稿时，怎样适宜回答。

　　在这之后，我们度过了难忘的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走过了从事医学职业以来最为壮怀激烈的岁月，终于盼到云开疫散，稿件也总算尘埃落定。

　　拨开云雾见太阳：施玉英

　　白内障复明手术，犹如为患者拨开眼前的云雾，施玉英主要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让患者重见光明的医术。

　　施玉英的名气，除了业内人士知晓，在患者中也叫得响亮。这一点从学术泰斗季羡林老人的文章“大放光明”中可见一斑：“有病必须求医，这是常识，而求医的首选当然依然是同仁医院，是施玉英大夫。可惜施大夫因事离京，我等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中耐不住，奔走了几个著名的大医院。为我检查眼睛的几个著名的眼科专家，看到我动过手术的右眼，无不同声赞赏施玉英大夫手术之精妙。但当我请他们给我治疗时，又无不同声劝我，还是等施大夫。这样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了。”

　　名人写施玉英的文章，我还拜读过画坛巨匠吴冠中大师的“送盲”。“一树梅前一放翁”，牢记恩师“白内自内障，不许染丹青”教诲的吴先生也是施玉英的病人，他在文中这样叙述自己患眼疾后对光明的期盼：“在灰暗中我构想一个天堂，那就是同仁医院，我心目中有一个上帝，那就是施玉英大夫!”

　　施玉英197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两度进修。在国外研习期间，她经常通宵达旦地练习手术技巧，阅读文献，与美国同行切磋技艺，她超人的才能和勤学苦练的精神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赞扬。学习期满回国后，她努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工作，每年大约实施白内障手术千余例，是我国最早熟练掌握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眼科医生之一，也是国内完成白内障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由于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她手术的病人95%以上可获得良好的视力。美国“世界白内障人工晶体基金会”特此向她颁发了奖状，表彰她在白内障复明手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她还连续多年被北京市残联评为白内障工作先进分子。

　　也许人们不知道，施玉英还主持过电视节目。2001年初，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策划《情系西藏—光明行》，当编导征寻专家主持人选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她。但是一台现场直播节目的成败，主持人决定一半命运，大家担心，一个平时低调的眼科专家，会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吗?

　　这种担心最后被事实证明是多余的。节目直播那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施玉英端庄秀丽，从容不迫，与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经蓓出色合作，为节目增添了光彩。

　　就这样一位在白内障专业经验独到的领军人物，由于病人太多，工作十分繁忙，似乎总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稿子几乎是我硬着头皮催出来的。当终于拿到那张图文并茂的光盘时，我竟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半。

　　约稿人语(2)

　　因势引流疏导：张舒心

　　隔着一排排绿色的餐桌，我听见吧台呼叫张舒心。只见她脚步匆匆地去接电话，头发依然是短短的，黑而浓密;脚步依然是轻盈的，富有弹性，认识她十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那个电话打得很漫长，我焦急地等着。在一个单位工作，却经常好久不见面，如果不抓住她催一下，还不知何时再碰上。听说她要出差，我得提醒她带着笔记本电脑——交稿的期限已经迫近。

　　追到吧台去拍她肩膀的时候，我就像一个讨债鬼。而张舒心却一如既往地对我微笑，不介意我的围追堵截，还特意留下家里的电话：“我一定快点写，不过你可得经常提醒我。”尽管电话一次也没有打过，我还是为她的配合深深感动。

　　在眼科，也许从事青光眼专业最“吃力不讨好”。但是，善于“因势引导”的张舒心，却把青光眼手术看作是一项艺术：指尖芭蕾。

　　张舒心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1976年始在同仁医院工作，在青光眼诊疗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擅长难治性青光眼的手术治疗。她娴熟地掌握各类联合手术技巧，对手术意外及术后并发症的处理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她设计的“眼内植入物引流术联合前部玻璃体切除术”或同时人工晶体睫状沟植入术，以及“青光眼巩膜下蓄水池成型术”、“激光小梁成型术”等新型手术，大大提高了许多疑难症的临床治愈率。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张舒心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治病要“用心”。她经常对学生说，一个优秀的医生，治病不但要会用脑，还要会用心。她自己就是一个对病人极其用心的医生。

　　我认识许多她的病人，他们传诵着许多她妙手回春的故事。一位在我国诗坛颇有影响的诗人，突发眼病住进医院，眼睛和头部的剧烈疼痛，诗人被折磨得夜不能眠。经检查确诊为严重的恶性青光眼，需立即手术，否则将导致失明。第二天，张舒心放弃周末休息专程到医院为病人手术，诗人很快康复出院。还有一位四川籍老教师，眼睛几近失明，多方医治无效。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为了孝敬母亲，一定请她来北京治疗，经张舒心精心手术，居然视力恢复良好，母子高兴得难以言表。

　　对病人用心的人，做事也用心。前两年为了写《青光眼治疗学》，张舒心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赶上丈夫出差，没人监督她休息，累得几乎虚脱。后来说起那段经历，她说，我觉得当时好像快要累死了。向这样玩命工作的人约稿，应该是最放心的。在经历了耐心的等待后，我读到的正是我所期盼的精品。

　　在黑暗中修炼光明：魏文彬

　　面容清矍，一脸倦意，魏文斌脚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只好叫住他，不留情面地问：“你什么时候交稿?”

　　约魏文斌的稿子，非常“费劲”。那段时间他似乎有意躲避我，见面从不打招呼。我嘴上不客气，心里却清楚，他一定是太忙了。

　　那天他态度谦和，笑着坦白还没动笔，手上正在写的教科书，出版社催得很紧。我不为他的笑容打动，强调说：“你得赶紧给我写。”说完忽然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怎么是给我写?明明是他自己的事。

　　“在黑暗中修炼光明”，是眼科医生对眼底病专业的形象描述，也许他们更容易理解“一丝光亮对人的生命有多么重要。

　　魏文斌的人就像他的名字，能“文”能“武”。理论基础扎实，手术经验丰富。198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进入同仁医院眼科，主攻眼底专业。在小小的眼球上完成精细、复杂的手术，绝非一日之功。魏文斌说，最初的学习几乎是老师手把手教的。他清楚地记得一次刘磊教授带他手术，因过度劳累而导致消化道出血。他说，用“呕心沥血”来形容老师，是最恰如其分的。同仁医院严谨的学术气氛和“传帮带”的优良作风，加上自己聪敏好学和不懈努力，使他在眼底专业这一微观而深奥的领域如鱼得水，练就了精湛、细腻的手术功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约稿人语(3)

　　从医十几年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少时光是在手术台上度过的。

　　1998年夏季的一天，美国一家公司的总裁麦克先生，左眼突然视网膜脱离，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左眼曾做过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同时患有色素性青光眼，手术的难度，足以使任何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望而生畏。当麦克通过越洋电话向他的美国医生求助时，医生表示爱莫能助，因为这种病经不起漂洋过海颠簸，只有马上手术治疗才可能保住视力。麦克只好寄希望于同仁医院。

　　手术是魏文斌做的。尽管麦克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医生知之甚少，在手术台上紧张得咬紧牙关，以至于嘣掉了半个牙，但是，他还是采取了信任和配合的态度，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当蒙在眼睛上的纱罩被取下之后，忐忑不安的麦克惊喜地发现，他的裸眼视力已经恢复到0.5，矫正视力竟然达到1.0。不久，麦克回到美国，到几家眼科中心去复查，那些金发碧眼的医生评价他们的中国同行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手术做得棒极了!”

　　魏文斌的稿子令我等待的时间最长。终于有一天，接到电话后，他爽快地答应代表著者与出版社签约，我知道，一定是教科书的撰写任务顺利完成了。

　　用血肉之躯重塑美：闵燕

　　最先“交差”的是闵燕，最先打退堂鼓的，其实也是闵燕，幸亏赵秀娥编辑锲而不舍，催出精品。洋洋洒洒近五万字，文字优美流畅，内容丰富翔实。看到这样高质量的文稿，我终于恢复了当时承诺赵编辑时的信心。

　　闵燕是我的好朋友。为好朋友勾勒一段素描，应该是很方便的。

　　但我对着电脑屏幕坐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样开头。

　　其实我们之间文字往来颇为频繁，一次次地描述过我对她的印象，写给自己看的文字，落墨时总是谈兴奔涌、言犹未尽，而写给大家看，我感觉到了其中的难度。

　　作为医生，闵燕“出道”较早——1984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27岁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主任医师、教授。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具有良好的医学理论基础和娴熟的手术技巧，善长精巧细致的眼部整形手术，特别在眼睑和眼窝整形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之处。她对自己的要求是：仁心，良术，在专业上的造诣，使她名气斐然，也因而繁忙。

　　闵燕笃信“工作其实是可以很美的”。她认为，面部是人的标志，眼部缺憾带给人的身心创伤不言而喻。一位整形学专家称，在缺憾的血肉之躯上再造美为“雕塑”，因此对眼整形医生的审美要求很高。闵燕从小热爱绘画和手工制作，心灵手巧，良好的审美意识和出色的动手能力，为她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眼科整形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她爱好摄影，并具有很高的水平。几本厚厚的影集，收录了许多精彩作品：春帘在望，落日熔金，静极慧生，颇有一种纤秀的智慧。我问过她：“平时那么忙，有时间经常出去拍照么?”她说：“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每天面对那么多病人，手术时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无论脑力和还是体力都消耗很大，年复一年的，很容易被拖跨。艺术实践可以调整医生的心态，有助于他们在与病人面对的时候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提高审美力，对我的专业有很大的帮助。”

　　静下心来赏读她的摄影作品，就觉得仿佛透过一扇窗，窥见了一个眼科医生丰富的内心世界。我曾为她拍摄的风光写过很多文字，她也曾为我的拙作配过许多美图。我最喜欢的一幅，画面是一片密不透风的麦田，满眼成熟的金黄，它使我联想起圣哲苏格拉底关于“最大的麦穗”那句名言：这麦地中肯定有一颗麦穗是最大的,但你未必能碰见它;碰见了也未必能下此断语。

　　人生犹如此。人在青年时代，常常抱着寻找最大一颗麦穗的理想，困惑于一片无垠的金黄中。有的人刻意求索，满怀希望而又徘徊不定，在一些麦穗前停留，又犹豫着弃它而去，总觉得最大的还在前边，就这样一直地寻下去，直到许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始终两手空空;而有的人就在身边选择，不失时机地采摘看上去金黄硕大颗粒饱满的一穗，丰收了自己的梦想，此后心无旁骛，不再左顾右盼，不再错失良机。其实圣哲早就说过，最大的一穗就是你手中摘的那一穗。

　　约稿人语(4)

　　我欣赏的是这幅作品的意境，闵燕无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棵最大的麦穗。

　　现代科技浓缩了人类的时空，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被收进一只小小的光盘。当我将光盘插进电脑，看见一页页洁白的A4纸在入耳的丝丝声中从打印机里不断吐出时，心想，至少我对赵编辑的承诺没有落空——当然我知道它不会落空。

　　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给正在成长的年轻医生一些有益的启示。

　　后记：本书付梓在即，惊悉责任编辑赵秀娥女士不幸病逝。这部倾注着她心血的作品，成为经典绝唱。她走得匆匆，没有能够看到《同仁眼科手术笔记》的出版。可以告慰这位优秀编辑的是，本书正如她所期待的那样，深受眼科医生和读者的欢迎。仅以此文深切纪念。

　　中午十二点四十出发

　　2003年4月，一段不能忘记的日子。

　　周五上午，护理部主任告诉我，医疗队十二点四十出发。

　　这是一次普通的，也是不同寻常的送行。曾经多次送人，也被人送过：抗洪抗震，援非援疆，下乡扶贫，这里曾经派出过无数支医疗队。

　　十二点半，出发的队伍到齐了，十六个人，大部分是护士，全是女性。为首的护士长四十出头，其余年纪都不大，最小的刚二十岁，护校毕业两年。

　　她们像往常一样，迈着职业的、悄然无声的脚步登车，不时和相熟的人打招呼，从容冷静。唯一让人感到不同的是，一枝红色的康乃馨，从她们装着简单生活用品的纸袋中，温柔而又热烈地探出头，表达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祈愿。

　　院长来了，党委书记来了，工会主席来了。送行的人群中，已经有人在悄悄落泪，更多的人眼圈红红的，他们故意转过脸去，怕别人看见。

　　为勇士壮行是不该落泪的，无论送开赴战场的军人，还是送奔向疫区的天使，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鼓舞士气。

　　没有豪情壮志，没有感天动地，一切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在非常时期，我们这所没有感染科的医院，不但设立了隔离病房，还在院内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送走了自己的一批又一批子弟。此前，已经有多名医生、护士去收治SARS病人的医院工作，至今没有回来过一次。

　　谁都有父母家小，谁都知道“非典”的可怕，谁都明白接触病人会被传染;当人们戴上厚厚的口罩，谈“非典”色变的时候，离开相对安全的岗位，冒死走向困难和危险的，就是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儿，就是这些平凡无畏的姐妹。

　　参加医疗队，去帮助患“非典”的病人，首先要过家庭关。那些青春靓丽的女孩，大多是父母娇养的独生女;那些为人之妻的少妇，许多都有年幼的孩子。难得她们的父母、丈夫深明大义，深藏起无限的牵挂，送亲人走向艰险与叵测。

　　舍身锋刃，万望珍重!考斯特轿车缓缓启动，送行者频频挥手，追着车隔窗叮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我忍了半天的泪，终于夺眶而出。

　　2003年春天是一个令全球不安的春天。在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同时，“非典”也带着狰狞的嘲笑向人类开战。战争与瘟疫使人们平庸的生活多了些谈资，也多了无数的鲜血和死亡。

　　战争是人类对付自己同类的产品，瘟疫是自然回击人类的礼物。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一些男人忙着制造战争，一些女人却在拼死抗挣瘟疫——在隔离病房中，与病人朝夕相处、对他们悉心照料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如今，仗打得差不多了，男人们已该鸣锣收兵;“非典”却依旧猖獗，女人们还在“浴血奋战”。

　　这个世界，应该感谢伟大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