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模量测试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湖北理论信息网

◆张艳国  康凤云 刘俊峰

党的十七大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新号召。这是党中央对文化建设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纵观人类文明史，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科学判断文化发展的挑战，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机遇，科学解决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这项工作做得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如影随形，功到即成；反之，挑战成困难，机遇擦身而过，文化不进反退。这是文化史上的规律性现象。有鉴于此，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中，我们认为，要把握并正确处理以下八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

　　主流文化是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内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时表述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文化一般是指大众文化、休闲文化、快餐文化、俗文化等既不具有明显先进性，也不具有明显的消极性文化内容或类别。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之义，是坚持并促进社会主流文化。这是由我国目前的社会制度、政治指导思想和文化国情决定的，不能动摇。但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突出的先进性要求和特质，既不可能在全社会普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做到，因此，要允许并支持健康、有益、有群众需求的非主流文化发展。以社会主流文化引导、促进非主流文化健康发展；以健康、有益的非主流文化作为广泛开展的社会主流文化活动的坚实基础，实现两种文化在社会文化空间上的兼容互动，让消极、有害的负面文化没有大众空间，没有群众基础。

　　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即文化执政力的问题。削弱甚至放弃主流文化，必然丧失文化主导权，丧失文化先进性，甚至丧失共产党的执政权和执政地位。排斥甚至消灭非主流文化，必然削弱主流文化的庞大群众基础，使消极、有害文化有机可趁，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攻势。在文化阵地问题上，先进的文化、积极的文化不去占领、不去发展，消极的、有害的、反动的文化就会去占领，就会滋生蔓延。这是一条永不过时的文化规律。

     二、正确处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继承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二是指承接世界优秀文明，担负世界公民的文化责任。文化创新是按照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时代性、现代化、世界性发展方向，促进文化超越自我，不断进取，它主要包括文化观念、文化体制机制、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文化业态和文化手段等等的创新。文化继承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文化创新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被称为“推陈出新”。

　　在文化继承问题上，既要坚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原则，又要立足于文化基础和群众性要求，认真处理非精华、非糟粕的“中性文化”，如群众性休闲文化、大众性娱乐文化、民间性工艺文化、民俗文化等等，丰富其健康有益内容，促进其向时代性、先进性文化方向发展。不能简单地把“继承”与“创新”对立起来，思想要深一些，视野要开阔一些，内容要丰富一些，方法要科学一些。

　　在文化创新上，要坚持三条原则。一是要遵循科学、服务人类的原则，反对哗众取宠式创新、伪科学式创新、异化人性式创新。二是要遵循高标准、高起点原则，瞄准世界先进、国际一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高科技含量，走科技创新之路。三是要坚持弘扬个性，坚守自我的原则，把民族文化的特色与文化创新结合起来，坚持在创新中发展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中体现创新特征。文化创新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鲜明特征，是当代先进文化发展重要条件；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能使民族文化的个性得到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充分保护。

　　在文化创新上，要重视两个维度：一是民族性和世界性融合。民族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才能避免其消亡的命运，与世界文明交融，才能够更好地找到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空间和动力。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时，要具有世界眼光，把反映中华民族特色和当代中国风貌的文化产品尽可能多地推介到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去，在交流碰撞中找到文化创新的方向和方法。二是要实现文化的现实发展和未来发展的整合。做到现实和未来的整合，才能够使文化向前发展，反之，会停滞、复古，甚至倒退。要发展，就要站得高些，再高些，才能勇立文化发展的时代潮头。文化发展的目标，既立足于当代，又面向世界和未来，就能永远涌动创造的活力，涌动创造的激情，绽开创造的文化之花。

  三、正确处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文化事业，一个是文化产业。在我国，明确文化问题上的两大功能、两条战线、两个方向，是近年的事情。它们两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两个主要的支点，也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和主攻方向。两者互相依存、相互渗透，无法分割。但相比较而言，文化事业比文化产业更关键、更重要，因为文化事业关系着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问题。一个没有文化事业的国家，怎能具有挺拔的文化脊梁？因此，要正确处理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划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寻求它们的发展。所谓文化事业，是指以国家投资为主，其他社会投入为辅，为了满足公众的文化生活需要，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它具有公益性、无偿性的特点。如博物馆、群艺馆、图书馆、科研院所、文化站等。所谓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为这种生产和经营提供相应服务的产业，它具有经营性、营利性、有偿性的特点。如出版社、教科社、电视台、制片厂、文艺表演机构等。

　　根据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文化事业主要是政府行为，需要政府有计划、有规划、有重点地加大投入，充分实现文化事业的公益性、大众性、服务性功能，把社会事业作为社会文化服务产品做优做大。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重点是围绕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业主要是市场行为、企业行为，政府主要提供政策扶持和服务支持，文化公益要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之争中不断提升竞争力，壮大发展实力。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是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和战略投资者，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使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落后，不掉队，实现后发优势。

     四、正确处理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文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吸收世界文明，在世界发展格局中获得主动权，必须对外开放。不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是我国近代历史的惨痛教训和改革开放取得的基本经验。但文化开放不是被动、盲目的开放，不是放弃文化安全的自我牺牲式开放。相反，文化安全是文化开放的最高准则和基本要求。因此，讲文化开放不能离开文化安全，讲文化安全也不能离开文化开放。

　　在认识并处理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时，第一，要明确文化开放的目的意义，是为了通过开放，促进文化发展，进而赢得文化安全。第二，要明确文化的外部条件是开放，在开放的世界汲取文化养料，壮大自己，在开放的世界，经受非安全因素的考验，实现长久的文化安全。第三，把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同时放在国际背景下考量，确立民族自信，以自信的民族文化心理实行对外开放、迎接文化安全挑战。

    五、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与管理的关系

　  文化发展是科学发展、有序发展、可持续发展，核心是实现文化的功能；文化管理是依法管理、规范管理、人性管理，本质是服务。两者密切相关，相互支撑，文化发展需要科学管理，需要管理服务；文化管理以文化发展为实现管理价值的舞台，既以文化发展为对象，又以促进发展为目的。因此，要着眼于构建文化发展与文化管理的良性互动关系，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功能，建立灵活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按照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的要求，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管办分离，努力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的转变，从管直属单位向管全社会文化工作的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主要由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等多种管理手段的转变。

　 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的初期，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糟糕周期律”。表面上看，如同许多人所持的观点那样，是“领导艺术”问题，当然也有这个因素；但深层次地看，还是制度建设和依法管理的问题。一定要把握矛盾的关节点，靠制度和法律解决问题。当然，在行政作为方面，的确存在“掌控力”效应。如果面对经济诱惑，掌控力就强，就灵；如果无利可图，公益事务多而杂，难而烦，掌控力就弱，就失灵，那就是一个行政作为方面的法律和政治先进性问题了，就要靠相应的制度加以杜绝和校正。在行政作为上，文化管理要管该管的、能管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这是一条铁律；不该管的不要管，不能管的不要管，不越位作为，这也是对文化战线上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各行其道，相互支撑，良性发展，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取向。

    六、正确处理文化形式和文化价值的关系

　  文化形式有多种多样，现在广泛兴起的网络文化消费、文化欣赏、文化创意大大丰富了文化形式。文化创意在当今社会成为一种潮流，北京798艺术区就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成功案例，它已成为全球关注中国艺术的一个焦点。在上海、武汉等城市，创意产业园开始兴起，文化创意已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的一种崭新文化形式。

　  应该提出的是，文化形式服务于文化价值，体现文化价值；任何核心文化价值都要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得到体现。文化生产的低成本高效率，文化遗产、文化环境保护意识，文化消费的娱乐性，文化产品的推广要大众化、休闲化等等，这些都是形式服务于文化价值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观念的竞争，往往借助人们意想不到的文化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文化制作的精巧。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宣扬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金色池塘》引发人们对空巢老人的关心，《断臂山》提示人们关注并同情人类的“另类”等等，这些文艺作品没有教条式地向人灌输某种“理论”、某种“思想”，但是它们能给人以思想震撼，在实现艺术效果的同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思，而这种引人入胜、引人深思、引人重塑价值标准的方法远比教条式灌输的效果强烈、影响深刻。

    七、正确处理文化载体与文化方法的关系

　　文化广场、书店、电影院、博物馆、艺术馆做大做强，表面上看是载体建设，其实，背后是文化方法问题。要使“文化壳”有文化内涵，就要讲究吸引人的方法，不要总认为我比你高明，就要你接受；这种方法，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美国好莱坞电影《花木兰》为什么吸引人？奥妙在于它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结合现代爱情理念，运用现代动画科技，再加上成功的商业运作，容易“赚人眼泪”，并用眼泪换取了很高的票房价值；其他一些好莱坞影片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图书，中国传统经典《论语》，就是靠吸引人，打动人，引领人，世世代代地获得了读者，用当下的话说，“绝对地拥有码洋”，这是因为它反映了如古人揭示的文化定律：“读《诗》读《礼》，能言能立”；做人而不读《论语》，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又比如艺术，日、韩电视剧、歌曲，美国、英国的摇滚乐，俄国的芭蕾等强大的文化载体背后，其立身之本都是吸引人的方法。

　　熏陶人、感染人、感化人，这是中国传统润物细无声的方法，也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软着陆”的方法。如果先进文化、积极文化不善于运用文化方法，文化载体就不会处于强势和攻势，就敌不过消极文化和负面文化。因此高扬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在文化载体和文化方法上打好主动仗。

　　在文化方法上还要遵循人本主义，围绕人来做文章，这就是尊重人文精神。这种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历史的厚重性，最具有历史的生命力。文化的发展必须为人民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这样典型的例子，如《诗经》、《论语》等传统典籍尊重并弘扬了人文精神，才能够被中国人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在现代，文化建设在很多方面遵循了这一点，如北京奥运会就提出 “人文奥运”的口号。这是积极借用传统文化方法并与文化载体同构起来的生动体现。文化要葆有生命力，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八、正确处理文化成果与文化人的关系

　 文化成果具有种类性、层次性，有大众与精英、通俗与高雅、精华与糟粕的区别。在文化创作中，我们既要创造大众的、通俗的文化作品，又要创造精美的、高雅的文艺作品，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文化需求；同时，坚决抵制和反对文化糟粕，大力弘扬文化精华，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其实，我们所讲的大众性文化成果、大众精品文化成果与精巧的纯文化成果并不矛盾。芭蕾、京剧、交响乐、歌剧、纯文学等文化成果都是文化的精品，在市场上不可能像通俗文化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漫画一样流行，但前者却影响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即具有永恒传承性和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对这些文化创造给予大力支持。当然，大众性成果也可以出精品。“五四”以来，很多精品具有了通俗性。在现代，人们通过送文化下乡，送电影下乡，不仅丰富了农村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使得人们的文化欣赏能力得到提高。

    文化精品、文化上品、传世之作是靠人制作的，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够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文化成果的优劣与生产者的综合素质密切关联。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必然是由一批具有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起核心和领军作用的。文化精品与文化大师、文化高端生产与高端人才结合在一起，是一条具有规律性的文化特征。

　　文化人要形成团队，营造良好的团队环境，形成明星璀璨、群星照耀、文化群落蓬勃生机的局面，文化建设才能够生机一片，春光无限。在历史上，文化繁盛时期都有一个庞大的文化群。而文化成果的背后，是人才，人才是文化发展的关键。当前，要大力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结构，形成拔尖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长效机制。政府要舍得投入，为人才队伍培养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充分调动文化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确处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内在的几个重大关系，有重大意义：一是解决了思想上“凡事预则立”的观念问题，就是在“思想上有高起点”；二是在实践上解决了“事半功倍”的效益问题，就是在“举措上抢占制高点”。总之，挑战相对于机遇而言，正确转化挑战，变劣为优，挑战就变成了机遇；反之，机遇来临，不善捕捉，或者虽然捕捉了，但不会利用，机遇也就成了挑战。因此，迎难而上、克难奋进，化解挑战就会产生动力；瞄准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发展就好，发展就快，发展的态势就有竞争力。重视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挑战和机遇问题，沉着应对、科学分析、果断决策、快速反应，就一定能够在世界文化复兴格局中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张艳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研究员；康凤云，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刘俊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艾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