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沙井壆岗旧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 侯玉波

中庸思维、整体思维常常可以“代言”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这些结论是否有数据支持呢？侯玉波副教授和朱滢教授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彭凯平教授从1998年开始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研究并进行了很多试验。他选取超过1万名测试者，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处理事件、社会适应等问题进行横向分类比较，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确实有区别，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确会影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中国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非新话题。但侯玉波副教授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充分的研究支持。传统的研究常常难以逃出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多元的时代和社会发展对这一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他在梳理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验和比较，编制一套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使得中国人思维特性得以量化、具体化，为以后进一步从事与思维方式有关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理论指导。目前研究虽已达到精确结构与分类，但还有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因此实验结果还没发表。

侯玉波认为，北大教授费孝通的四句话可以概括中国人做人方面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侯玉波解释，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的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心理学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

有一些实证研究，如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差异研究,在事件归因方面，西方学者习惯归因到个人，中国人则强调团队影响。西方研究者将此称为归因错误。但在中国，这一错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中国人先看情境再看情境中的个人，与西方人相反。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西方跨文化的思路——寻求统一、一致的机制和理念来衡量中国人是不对的。

既然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不同，那么如何衡量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呢？

赵志裕、杨中芳等学者2000年在香港曾发表过一个关于中庸思维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他们得出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彭凯平2002年所做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如何测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侯玉波从思维分类学的方向进行思考，希望能通过研究得出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用这一结构进行测试、综合中国人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而分析这些不同得分的维度如何组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整体思维；并研究如何用所得出的整体思维方式，预测其之后的心理和行为，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其在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

研究一，建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

首先，在分析以往中西方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理论框架；接着，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编制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以适合测量中国人思维特性量表为工具，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思维特性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2001年，研究小组编制了包含17个题目的思维方式结构量表。该量表包含联系性、变化性、矛盾性、折中性、和谐性。但由于每个维度的题目太少，结果不是很理想。

2004 年，研究小组对上述量表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通过对1883名15岁以上被试者的进一步分析，原始的量表变成三个因素的量表：变化性、矛盾性、联系性。三个因素是这样的：变化性包含5个衡量不变观念的题目，为了与字面意思相一致，在记分的时候这些题目反向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变化性越高；联系性包含4个强调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题目，这些题目衡量一个人对联系观念的看法，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事物；矛盾性包含4个衡量矛盾和适应性的题目，得分越高，表明越喜欢用矛盾的观念看待和处理问题。

2005年，小组扩大样本，对上述量表进一步完善，对1200名被试者资料的分析，量表的题目从13个增加到26个，仍包括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分析结果发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有所提高。从统计学指标上看，这一结构已基本上比较稳定，算是比较好的工具。

研究二，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思维差异。

得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结构，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这种结构是否为中国人所独有？

研究小组因此用这一结构对136名北京学生和100名法国学生被试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中国人与法国人在思维量表上的得分确有不同。联系性、变化性上，二者有明显差异，矛盾性的差异则不明显。

另外，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人的得分中，三维度明显相关；而法国人总分所体现出来的三维度之间相关性则非常低。

研究三，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特性。

中国人思维方式并非生来而就，它呈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青少年思维方式是如何发展的？有什么样的规律？和成人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小组对 15岁以下的被试测量表明，其三维度呈现聚合式，三维内部结构成一体，即正相关。而对成人来说，联系性、矛盾性与变化性则是呈负相关的。

中国人的思维维度中，联系性与矛盾性是正相关，二者与变化性是负相关。根据这种相关性，将联系性和矛盾性合称为单一因素，将之命名为“辩证思维”，即用联系、矛盾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这种“二维”研究表明，青少年思维内部关系的结构与成人不同。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辩证思维能力随之增强。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在塑造人的思维特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学校教育中关于辩证观念的灌输，使得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另外，小组还做了一些后续研究，如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中国人对事件的归因，如何影响中国人处理健康问题，如何影响人们对压力的应对，如何影响管理者处理人际冲突的行为与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关系，与个体社会适应性有何关系，思维方式与成就动机的关系等。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有明显联系。行为方式可以通过结构进行预测。从而证明这项研究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