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freecams安卓客户端: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汪东兴错误言行

    资料来源于2008年3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该报首席记者王秋欣撰文《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汪东兴错误言行》。王秋欣曾任《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的责任编辑。

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汪东兴错误言行

作者  王秋欣 

　　《中国青年报》3月25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早在去年就着手策划“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图书，并在策划新选题的同时对以前出版的此类图书进行认真梳理，决定将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进行重新修订。这不仅因为该书文笔亲切、流畅，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为人们留住了一段值得铭记的珍贵历史，更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三十年前开启我国历史新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在征得于光远同意后，该书书名改为《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该书的英文版已由美国“西桥”出版社出版，日文版正在翻译之中。

　　日前，笔者作为责任编辑拜访了于光远先生，他精神矍铄、风趣幽默，对出版社重新修订的这个版本“十分满意”，认为装帧、编辑水平比第一版有很大提高，他也希望青年人能够多读好书。

鲜为人知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就目力所及，目前描述中国改革的著述，大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可以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领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不少著作都对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着墨很少。于光远则在书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的关系、背景和始末：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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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做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会议：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务。然而，对这样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指名道姓”地批评，不啻“太岁头上动土”。于光远的文中说：

　　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那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附记》不时闪现“亮点”：耀邦对马克思的书看得很细

　　应该说，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附记》所占篇幅比重不大，含金量却颇高。从《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一份邓小平手稿的发现》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都会使读者获益匪浅：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檀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学习。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忌，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日前，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书中，于光远以回忆的形式披露了一些党史事件的台前幕后，极具史料价值。本刊特摘编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25日（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卫生部部长）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江一真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时，组里的同志们当然注意到我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但是在会上一直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什么评论，仿佛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时，有人对我说：“你们该这么做!”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二）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接着汪东兴说：“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接着他讲：“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曾涛（新华社社长）、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他说：“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汪东兴说：“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的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