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手作文结尾:佛教中国化的先驱——慧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11 19:54:45

其实,佛教文化本是印度文化的反映,为使来自异域的佛教使中国人乐于接受,慧远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比如,佛教僧伽家庭观念十分淡薄,而中国却有“百事孝为先”、“忠臣出孝子”的传统,家庭、宗族是构成中国社会大厦的基石,伦理道德、政治支柱均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慧远首先在理论上把佛教义理同维护名教的传统有机地协调起来,并给俗家弟子大讲儒家经典,用老庄等玄学来解释经义,从而使佛、儒、道文化得到融合,佛教得以弘扬光大。

慧远(334-416年),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之一,本姓贾,雁门楼烦 (今山西忻州市崞阳镇东)人,一说为山西忻州宁武县一带人氏。慧远出身于仕宦人家,少年时研读儒家经典,对《老子》、《庄子》也颇为精通。21岁时闻知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立寺传教,声名远扬,于是前往拜谒。这一去,竟从根本上改变了慧远的人生道路。

在恒山,慧远静心聆听道安大师讲经说法,顿有所悟,佩服之至,惊叹曰:“真吾师也!”他的“顿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慧远生活的年代,南北长期分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们深感生命之短促无常。士大夫阶层内部更是相互倾轧,不少明达之士隐居山林,精神无所寄托。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佛教因果报应的出世理论,犹如一线曙光,为精神濒临崩溃的人们照亮了人生之路。顿时,佛教大盛,信徒遍及南北,慧远兄弟也在大潮的冲击下皈依了佛门。

为了实现建立佛教法规宏纲、弘扬佛法的目标,他“精思讽持,以夜继昼”,刻苦钻研佛理。三年后,24岁的他以道安门下上首弟子的身份开讲佛经,而且大胆打破当时讲经不用 “俗典”的戒律,引用《庄子》中的譬喻,解释佛经疑义,使“惑者晓然”。这种不同寻常的尝试,得到了道安的赞赏。

东晋兴宁三年 (365年),燕军进逼,道安不得已迁至襄阳。慧远随行,这一呆便是15年。后又遇前秦进犯,道安无奈,只好将众门徒分散到各地传教。慧远对无休止的战乱深恶痛绝,想远离中原和江南这片是非之地,到广东罗浮山结庐栖身传道。谁知太元六年(381年)途经浔阳(今九江)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庐山西林寺旁修建了龙泉精舍,居住修道。转眼三年过去,慧远徒众与日俱增,同门好友慧永又请求官府在西林寺东修建了东林寺。在这里,慧远主持佛事30余年,“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使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在庐山期间,慧远的主要活动,一是著书立说,“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佛教理论,旨在充实、改革佛学内容;其二为弘扬佛法,回答社会上对佛教的挑战。这些著作流传下来的虽然只有38篇,但他的以佛教为核心,又广泛吸收百家学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精华,却对后来佛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精心培育发展了名扬四海的庐山僧团,以及虔诚的听法修行的居士群。庐山僧团的核心人物当首推慧远的胞弟慧持及师友慧永。慧持不仅是慧远志同道合的手足,更是慧远最得力的助手。他学问精深,在蜀郡传经时驻足龙渊精室,诸僧“皆望风推服”,以能入其门作弟子为荣,称作“登龙门”。河内人慧永也是东晋高僧,注重修禅,弟子众多。

慧远的佛学思想体系极具中国特色。其佛教理论中最精细、最能集中体现他思想深度的部分,是他的“法性本体论”思想。他所论的“法性”,从广义上讲,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性、本质,在佛学中则指佛法的本质。慧远认为,获得法性的渠道是“体”,即体会、体悟。修持的最终目标是把握不变的法性本体,这才是最高境界。总之,慧远的佛教思想体系中,法性本体论是深层的理论依据,神不灭是核心,轮回报应思想为重心所在。这些论说中有些解释离开了印度佛教的原典,如承认神永恒不变、法性的实有等,都标志着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分离。可以说,慧远佛教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化佛教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16年),一代名僧慧远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之路,安然圆寂。他居住的东林寺,这座极尽林壑之美的建筑,千百年来一直是庐山的胜迹,是世人顶礼膜拜的“道德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