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天路的歌词是什么: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历史局限性

一、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立即进行“剥夺剥夺者”的工作。首先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1917－1918年先后两次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废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国有制。接着，进行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首先收归国有的是银行，1917年11月20日接管了国家银行，不久又没收了私人股份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分为两个步骤，1917年11月－1918年6月是按照个别企业单独进行国有化，1918年6－12月转为大规模地、按部门按行业进行国有化。与此同时，对运输业和对外贸易也实行了国有化。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俄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按照战时体制改组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对粮食、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垄断和配给制；国有化范围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逐渐实物化。

　　1921－1925年苏维埃俄国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列宁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指出，在俄国即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道路，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有三：（1）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农民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由支配。城乡经济周转成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结合的途径。结合的形式最初曾设想为商品交换，后来实践把它确定为商品买卖。商业成为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2）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形式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3）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以保证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从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杠杆来发展经济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26年苏联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针对当时工业技术落后、门类狭窄、主要为轻工业的状况，提出工业化的任务是建立强大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现代农机制造业。建设资金要靠国内积累，主要来源是国有经济的利润，被废除的沙皇时期缴纳的外债利息，农民的“贡税”（相当于被免除的过去缴纳的地租）。社会主义工业化促使工业迅速增长，1929年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据优势地位，1932年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到70%，并建立了能以现代技术改造整个工业和农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方面，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不断增大，到1932年已把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消灭，成为工业中的唯一经济体系。同时，工业化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即工业的现代化大生产与农业的落后小生产的矛盾，工业的迅速增长与农业的缓慢发展和商品粮提供不足的矛盾。斯大林认为，出路在于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在工业化后期取得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果基础上，苏联从1930年起开始实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到1934年农业集体化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90%，到1937年农业的集体化已经完成，集体化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3%，集体化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99.1%。实现了以集体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取代富农经济和农民个体小生产，商品粮的成倍增加支持了工业化的实现。同时，实行了从限制富农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使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从工业和城市扩展到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对资本主义成分总进攻的胜利。

　　通过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化，苏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斯大林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论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苏联经济已经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成分已被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获得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苏联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确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具有指令性质，这标志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由于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主体和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商品货币关系对生产不再起支配作用，而成为计划管理的工具。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开始改变工业管理体制，特别是从1932年起逐步由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分级管理体制改变为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这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便在苏联形成了。

　　二、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成因和历史作用

　　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否具有客观基础和理论根据，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历史理由，对此国内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既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客观理由，而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个错误。笔者认为，对于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不应简单地否定，而应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它的产生既有客观基础、理论依据和认识根源，又有当时的特殊条件。 首先，苏联经济模式产生的客观基础和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派生出两个具体矛盾，一是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的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交互作用，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正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深刻分析，得出“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消灭私有制，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在此基础上以整个社会的有计划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取代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分配方式。苏联经济模式正是建立在上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基础之上。同时，在苏联经济模式形成时期，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危机空前严重，而社会主义正蒸蒸日上，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尚未显现。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经济模式的缔造者不可能具有“超历史”的眼光，不是按当时的条件和理论，而是按未来的情况去设计经济体制。这里需要的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观。 其次，斯大林建立的经济模式是否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列宁关于“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的迂回过渡道路”的论述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存在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列宁没有指出在完成这一过渡时期之后，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是否仍然存在一般商品货币关系，这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从发展方向看，斯大林建立的经济模式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第一，两者都坚持“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也没有放弃过渡的目标，只是在过渡的方式上认为不能走直接过渡的道路。第二，两者都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退却。第三，两者都主张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仍坚持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由于两人都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逻辑结论必然是认为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又由于两人都主张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逻辑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不能长久保留一般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转为产品经济，或者转为新型商品货币关系。事实上后来承认和实行的是新型商品货币关系。因此从原则上看，斯大林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即使从列宁的晚期思想，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工农结合和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联系在一起来看，斯大林也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原则，这一点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当然这并不是说苏联经济模式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不存在问题，而只是说在这方面斯大林与列宁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别，模式的局限性属于认识原因和历史原因。 再次，苏联经济模式是在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形成的。由于恢复时期主要是振兴农业和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十分薄弱，在恢复期结束时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比重低于农业，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低于轻工业（为43.4：56.6 ）。同时，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下，承受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条件下，为保证国家经济独立，增强国防能力，造就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苏联必须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不仅因为工业化是巨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贯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而且因为工业化要建立能用现代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基础，建立独立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建立能满足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需要的现代农机制造业，建立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的国防工业。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是高速度。当时苏联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斯大林要求在10年跑完这个距离，认为决不可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或者做到这一点，或者被人打倒。赶超的内容，不仅是在工业增长速度上，而且要在工业发展水平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此，斯大林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这一切决定了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即粗放性增长方式，经济军事化和重轻结构失衡。同时，这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 最后，苏联经济模式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一度辉煌。一种经济体制有没有历史存在理由，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到二战前，苏联完整地实现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929－193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为1933－1937年。从主要任务和目标看，“一五”是在产值上使苏联变成工业国，“二五”是在技术上使苏联变成工业国；“一五”是在工业增长速度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五”是在工业发展水平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五”是进行农业的集体化，“二五”是进行农业的机械化。在短短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这么宏大的经济技术发展目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经济增长率看，“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年均增长21.4%），国民收入增长86%（年均增长15.5%），劳动生产率提高38%；“二五”期间，在总结“一五”出现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和轻工业发展滞后的教训基础上，把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调低为16.5%，其中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提高到18.5%，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为14.5%。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战争威胁加大，经济的发展转向了备战性质。1938－1940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3.2%，国防工业年均增长39%。这一切表明，苏联经济模式曾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曾在抵御希特勒德国入侵、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三、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与经济改革的不成功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苏联经济模式也不例外。在其产生的初期，其优越性和历史进步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历史局限性开始显现，并越来越突出。

　　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指由于历史原因包括主客观条件而形成的模式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便以各种弊病而表现出来。具体说，主要是在战后，特别是7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体制方面单一公有和单一计划，缺乏动力和竞争机制；发展方面粗放经营，科技进步缓慢；结构方面比例失衡，产业落后。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苏联经济模式在体制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高度国有化，管理权限集中化，管理方法行政化，资源配置计划化，产品分配无偿化、收入分配平均化。由于各种经济职能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因此体制的所有特征和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经济的高度国家化。 苏联经济模式的问题存在于三个层面：模式、体制和政策。苏联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模式和体制问题尚未显露，但某些政策错误是明显的，如工业化片面追求高速度，农民“贡税”过重；农业集体化不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是为了工业化的需要，严重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冒进、侵犯中农利益，致使农业长期停滞在低水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在政策层面，而且在体制层面进行了某些改革，但基本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没有发生模式性变化。因此，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没有解决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在1958年取消了集体农庄对国家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对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实质是免除了农民的“贡税”。这是从政策角度对农业体制所进行的重要改革。但是，赫鲁晓夫没有使改革深入到集体农庄体制内部，而是相反，走向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瞎指挥，搞破坏生态的“大规模垦荒”，违反农业条件的“种玉米热”，取消科学的“草田轮作制”，导致农业生产大起大落。对此，赫不仅不反省，反而诿过于集体农庄庄员不把精力用于集体生产，于是大搞“限制宅旁园地”运动，认为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残余”，集市贸易是“搞投机倒把”。这样，赫鲁晓夫从改革农业政策开始，却又回归为传统体制的卫道士。 对于工业和建筑业，赫鲁晓夫曾于1957年进行过改组，主要内容是从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这次改组不仅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模式的根本痼疾，没有突破传统体制，而且即使在传统体制范围内也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而是以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除了在联盟与共和国之间重新分配经济权限、使企业换“婆婆”之外，没有解决任何经济体制问题。不过，1962年开展的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试验，倒是为后来的改革准备了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965年改革，中心是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主要内容为完善计划工作，改进工业管理，加强经济刺激。1973年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进一步完善部门管理体制。1979年又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措施。这一时期的改革，由于完善计划体系和指标体系，减少下达的计划指标数量；扩大企业权限，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加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因素，领导的重心转向经济方法；建立经济刺激基金，把企业集体和职工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成果联系起来，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一度明显加快。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调整农业管理体制，鼓励发展个人副业，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政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实行有保障劳动报酬制，推行农业集约化方针，发展农工综合体。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村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整个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突破原有模式，加之后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就此止步，结果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走出萧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苏联经济却进入了停滞以至衰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