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作者：孙施文  时间：2011-03-09   《瞭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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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房，在住房制度改革后，从原先的非商品，即福利，转变成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并出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用名词——商品住房。在其后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住房市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浪，房价不断攀升，基本的住房需求得到满足，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大量居民越来越难以承受高房价的压力，买不起房或蜗居现象不断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住房制度改革的反思以及未来走向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同时，政府也在增加保障住房建设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住房市场的调控力度。

城市住房问题，尽管表现方式可能不一，但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都会发生，并且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关系到城市未来的发展。对于住房问题的解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当地的住房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仅仅关注于住房的数量和房价的高低，未必就能找到解决住房问题的良策，反而有可能加剧住房问题的程度，并带来其他的社会性问题。

恩格斯曾经研究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问题，指出住房问题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住房问题的产生是社会问题的反映，是由社会制度和相关政策所造成的。因此，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谁多几套房，谁能买得起几套房，而是为什么是他们能买多套房，社会财富为什么集聚到了这些人的手里，同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的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为什么买不起房。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住房市场调控的措施，以控制家庭住房数量为主要手段。也就是说，通过抑制购房者的数量来造成住房市场的供大于求，从而达到降低房价的目的。但很显然，这还是从住房问题的表象出发所采取的举措，也许这种方法真的能够缓解当前的住房问题或者降低房价，但也可能只是一时的，用不了多少时间住房问题就可能以其他的方式爆发出来。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调控手段，完全是建基于对住房性质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因此，就采取了鼓励消费、抑制投资的政策策略。就商品住房而言，其性质应该就是商品。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构成商品的基本因素；如果说使用价值是消费的话，交换价值就具有投资的可能性，因为交换价值的大小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当预期未来交换价值会上升而去购买，那就是投资或者投机，这并不是只有住房所特有的，因此所谓的住房的特殊性并不成立。再说，即使我们承认有这样的特殊性，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城市居民只能消费而不能投资，我们的政策中不是还有要不断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吗？

政府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运作更加持续和有序。尽管政府的调控并没有完全取消市场，但至少已经出现了两套房以内的交给市场，两套房以上的市场直接予以取消的状况。而这直接带来的结果是，政府直接干预了居民拥有财富和不同财富之间转换的方式，也直接侵犯到城市居民对自己资产的处置权利。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对于商品住房属性的认识偏差，导致了出于良好愿望和目的的市场调控手段和方法已经明显超越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而就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从短期讲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看，由于取消了市场，扩大了政府的作用范围，但政府又不能完全提供市场所需的住房，住房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甚至会引发更大、更整体性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历史经验教训的。

现在政府的调控政策，一方面知道政府无力大包大揽住房的供应，希望把住房问题的解决推给市场，但又希望市场供应的产品不具有投资的效用，只具有满足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功效，因此收缩了市场交易的范围；同时又明了市场规律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买卖双方的共同作用，因此通过限定住房拥有数量来收缩市场运行的范围，缩减购房者需求，从而扭曲了整个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把打压房价现象看成是调控的核心，从而既往不咎，只盯住新增住房的交易，从而导致买得起房的人无法买房，而买不起房的家庭还是买不起房，造成住房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仍被悬置。

以上说的主要是商品住房，至于保障性住房，应当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应具有商品的属性，即其兴建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因此，与其说住房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还不如彻底分清商品房和保障房这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住房，商品的归市场，保障的归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