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后期体温38正常吗: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 三、包容者有如广州

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 　　三、包容者有如广州
　　
　　不知是不是真的有着历代“山高皇帝远”的原因，广州的媒体向来厉害且尖锐，但时常各持强而执己见，且难得达成同谋，故对广州作出“最说不清楚”的定位也透着丝丝无奈。所以，广州的表情在不少人眼中看来永远是暧昧的，一般来说，“样板城市”的选择首先是要检查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有多大，不仅在高新技术上作考察，还会在城市管理和领导上考虑，更应在文化层面上对其深究。
　　广州在文化上的确存在缺憾，缺少大师，一直是广州的一块心病。无论是从高校数（质）量或院士数量，撇开北京上海不论，连综合实力远不如广州的南京、武汉、西安这些城市也把羊城是远远拉在了后面，于是，有人便急匆匆得出了结论：“广州没有文化，留不住大师”，但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看来，广州并不是一座肤浅的金融城市，它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气质的。
　　广州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前列，也很早就有了地铁（相比于其他大区的非直辖中心城市而言，如武汉、成都、沈阳）但不是全国一流的地铁，最好的似乎应该首推香港，因为香港地铁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无政府财政补贴且能盈利的，其次，乘坐过那豪华上海地铁的人也基本对其充满好感，更随着造价最便宜且创全国票价最低的南京地铁之开通恐怕也给广州地铁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紧迫感，所以，第一总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比如，计划中的杭州地铁或成都地铁修好好难保不再超过南京地铁。而05年年底，被媒体惊暴出的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乘坐地铁一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不满，如此的运营机制，更是无情的拷问着海默眼里所谓的“最好地铁”。
　　而说到广州“水货”多，当年的温州、晋江恐怕也是不遑多让，从历史上讲，兵不厌诈最早便出于中国，而国人引以自豪的三十六计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怎么忠厚老实的计策。中国人最奉行的是斗智不斗力，而斗智通常都带有某种欺骗性，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经验更是丰富无比，所以，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固执的认为：“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欲，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信任他们。欧洲商人可很便利地在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与日本贸易，但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用中国人的名义；中国人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
　　在我的老家四川，下广州（东）远比去上海闯北京更有吸引力，广州（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了大量就业矛盾的，但要是因此把广州看作只有体力没有智能的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失偏颇了。广东人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而这几年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混乱和不安也不是专属于广州的，乱就是不乱，不乱就是乱，在貌似混乱的广州城并不防碍市民们悠闲的过日子，看来，广州就是一篇优秀散文，《足球》也认为广州是属于“形散神不散”那一类型的城市。“下广州”不只是一种说法，也绝对不是国内无业、下岗、失业甚至有业的人群中许多人对人生出路的重新定位，整个珠三角的发展是离不开那些到此作出大大小小贡献的“外乡人”的，他们，理应比强大的城市更值得尊敬！
　　外地人与广州格格不入的原因应该说首先是语言上的差异，粤语，不可忽视，它已成为时下中国最流行的方言，有因为香港明星们粤语说带来追星效应，更重要的，珠三角经济的巨大发展，让这一地区人对自己语言的信赖和偏好登峰造极，也许，不少高校毕业生在求职简历中已纷纷按用人单位的要求标注上了自己对粤语的熟练程度，更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布了广东话的“四六级考试样卷”，虽然都不是很正规，但一切又显得是那么的自然。其实，方言方言，本来就是给本地方上的人们用的，既然在广州，人们说说广州话也是很正常的。遍数全国，其实这种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上海人爱说上海话，成都人老说成都话，东北人就说东北话，而连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也不是说的标准普通话，他们说的可是“儿”化音特重的北京话！广州包括大部分南方地区看来是委屈了些，南方话就和普通话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外地人听不懂也是很正常的，而北方话和普通话本来就很相近，不论是东北人、河北人、山西人，他们的话对外地人而言都很好懂，那么大家就似乎默许他们说下去了，这一点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现的尤甚，同理，大家就不要因为广州、上海、温州这些地方的话听不懂就忿忿的要去剥夺人家说自己方言的权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在2005年，全国各大媒体也先后发起了一场场“保卫方言”运动，我们有理由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份份珍贵遗产，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何把握这个“度”，那就是需要法律去调整且大家共同努力的了。对此，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说：“如果现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灭，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方言？我认为会的，只要有群体的差异，就会有语言的差异，方言是无法消灭的。”似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隐隐有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广州火车站之乱是全国有名的，而2005年9月20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回顾了广州火车站二十二年之乱，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广州火车站的乱，就是从1983年开始的。22年来，广州火车站成为黑帮藏污纳垢之地，先后出现了黄牛党倒票帮、拐卖妇女卖淫团伙、黑公话宰客、住店党、黑衣党、双抢党、扎针党、背包党，等等等等。22年来，各级政府每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身为中国华南最繁华城市的广州（当然也是广州军区、广铁集团所驻地的广州），关系着每天进出广州火车站万千人的人身、财务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竟一托再托，直达22年也无法解决？我们可以拿长三角地区来作个对比，同样每天是大量客流、物流聚集的上海（包括南京、杭州）为什么就能相对处理好火车站地区的安全问题？这些经验更值得广州的相关职能部门借鉴。2005年5月20号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刊发了一条惊人消息：成铁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正在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现实情况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150人，此次被查处的警察占了该派出所全部警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网上甚至开始流传着“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的诸多版本，如此猖獗的交易怎能让人安心乘车？可以说，火车站是城市的窗口，要想把城市做大做强，广州（包括其他大中城市）今后的路还是很漫长的，广州在继新白云机场落成后，也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火车站，广州市规划局于2004年9月公布了位于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村的新火车站的规划方案，将争取在2008年春运投入使用，最终形成三个新老火车站（广州站、广州东站、新广州火车站）同时运客，分别满足旅客不同层次的需求。新站主要停靠客运专线车，一般为高速直达车，不停站或者少停站。政府规划一个新项目往往都有良好的初衷，不过，究竟实际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而我们绝对是希望并支持这一计划能早日达到预期目的，方便人民群众的出行，也顺便一洗广州火车站数年混乱之耻！
　　古人曾说“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苏州，食在广州”，柳州的棺材是美名远扬的，天堂苏杭的安逸也更不用说，而广州能独自把“食”垄断下来也很不简单，首先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小吃，“物美价廉”是其突出特点。因此，小吃拥有长久性最广大的爱好者，许多小吃则体现了永久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广州人好吃大餐，也会吃大餐，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吃来吃去几千年也吃腻了，于是才有了穷尽心思奢食珍惜动物和“怪物”，把人对“食”的渴求和贪欲演绎到了极致，而食、色往往同提。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凡样商品，只要有了需求就会源源不断的生产。而这种社会上目前日易壮大的“黄色娘子军”们，不论是在北国还是在海疆都已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黄色产业，甚至有人戏谑作“全国山河一片黄”。记得当年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曾运用过“牺牲一（三）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种荒谬的理论，但至少，她们还受到了一些理解和宽容。而在历来的中国社会，嫖客却往往比妓女更下流，可妓女往往比嫖客更让人轻贱，她们是得不到这个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的，她们没有阳光下的尊严。我们希望，在打击黄色产业的根本目的是整顿社会风气，同时帮助和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在外来人口本身较多较混杂的广州的确应该大大重视这个问题，昔大禹治水以疏导为正法多年终成，今治此“黄祸”，恐怕也应归本溯源，斩草除根才是正途，广州是冤屈的，“杂乱和破落”并不是城市的本意，城市始终是在人的意志下发展变化的，要是谁凭此光是咒骂古老的城而忽略当政的人，显得不那么公允，人，本应该是有罪的。
　　 也许，眼光放到全中国来看，哪个稍微有点钱的地方不是大拆大建，纷纷嚷着要修国际机场，修地铁、修高铁，修大港，甚至刚修好一幢高楼就立马炸掉，刚建成的一个火车站也能迅速拆除，这个，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来看，就是他们“修好一幢楼，再炸掉这幢楼，然后在原址重新建起一幢新楼，创造了3倍的GDP”。当代的中国，对GDP的认识已从一种崇拜变成了一种厌弃，这也是由于在貌似强大的GDP下，人民的生活条件却长期未能得到改善的原因所致。规划不合理，好大喜功，谋求政绩，把城市改造当成自己饭厅装修……这些种种正成为了目前我国城市畸形扩大化的罪魁祸首。看看经历过“工业化城市阵痛”的西欧就知道，毁坏是多么容易，而重新找回却是那样的难，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告诫过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而城市定位无法一步到位，这也是全国城市的通病，除了北京能高瞻远瞩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谁能一口把话说绝？当然，我们期待理性的回归，大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不适已给中小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中国目前并不是要继续扩大大城市规模，发展新型乡镇才当务之急，如何把握好开发这个度，并不是广州一城的难题，而是全国城市急待解决的难题。
　　广州，其实正是中国城市急功近利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中国人（非传统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从香港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华南一带的人对数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敏感，这正是穷苦而无助惯了的普遍的国人往往都摆脱不了迷茫和迷信，只是广州其表现上更为强烈一些罢了！另外好吃，贪利，好色，贪乐，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人的一生就是在围绕这七个方面痛苦，在广州，把它们对立面的魔鬼一个个放了出来，在貌似暧昧和华丽的灯下疯狂的群舞，直到衰竭，直到消亡。广州其实是一个英雄的城市，革命的城市，这里爆发过号称中国“巴黎公社”的广州起义，长眠着碧血黄花、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矗立着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的中山先生纪念堂……所以广州也选择了红棉花作为自己的市花，要知道，这红棉花可是英雄之花啊！的确，广州是本不应该让人感知如此浮躁的！
　　其实，“变”或“不变”并不是广州的要害问题，关键是理念的认同和思想的一致。历史上，岭南人一代代在南方生生不息，巨大的灾变和空前的繁华，在时光中同样只占有一瞬间，而他们生活的核心一直不变，广州的发展并不是要求放弃自身几千年的习俗和文化，只是希望把目光能放远些，眼界能放阔点，否则，那已变成“商业的文化”就只会像泼出去的水，永远不能再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