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肾肾盂分离怎么办:刘武生：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刘武生：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发布时间:2011-11-21 09:58 作者:刘武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056次

 　　1955年底出现的冒进，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就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心态。刘少奇说：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当时，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他在座谈会上表示： 　　“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农业发展有个长远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防止。 　　【“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主持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注意防止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也注意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实存在哪种倾向就反对哪种倾向。早在1953年，他就多次提出“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 　　在这次制订国民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有盲目冒进的苗头后，首先想方设法防止冒进。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时，毛泽东曾经提出“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人提出，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2月7日，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解答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6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由于全国计划和财政工作会议没有能够有效地遏制住急躁冒进的苗头，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 　　“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二是，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是，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为了落实节约钢材，他回到北京后，根据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的情况，5月10日，又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这时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周恩来再三说明增加基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1982年11月4日，胡乔木回忆说： 　　“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可以说，这是两位中央领导人就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一次面对面的交锋。此后，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而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 　　【“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日益紧张的趋势，周恩来、陈云等认为，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相应规定的指标也是冒进的。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为了降低急躁冒进所表现出的高指标，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l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周恩来在会上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各项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反过来，预算又会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对于这一阶段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论：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 　　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 　　【“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为进一步遏止住急躁冒进，周恩来等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从1956年7月起，他用很大精力主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提交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审议。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国家计委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大大提高了，经过修改后提出的两个方案，仍然偏高。为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这两个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至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削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编制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向中共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 　　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设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一九五六年钢材、水泥、木材供需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时说： 　　“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今年的生产和基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同时应该指出增产节约仍然是我们今后经常的任务。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根据目前材料的紧张情况，在安排今年下半年生产的时候，应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每年下去看看。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 　　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过程中，周恩来为了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剖析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并从这几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四条指导性的经验教训。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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