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45年表态：“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

一九四五年底，马歇尔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什么。

文章摘自《书屋》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世联 原题为《近距离的观察》（有删节）

对美国的态度

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四九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我们从未对美国说过“是”，就与史实有异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些帮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参见P111)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是美国一百六十八年国庆，毛泽东要胡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庆祝美国国庆──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文中谈到美国革命、独立，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赞许，对美国评价很高。“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P88)。

也是在这个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分电报，详细说明了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P335)。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战友们》，“战友们”这一亲切称呼是毛亲自加上的。

一九四五年底，马歇尔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P88)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什么。(P429)

当然，毛并不真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感兴趣。七月四日的社论中说：“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P336)毛对美国的称颂，原是有相当的实用考虑的，他希望美国能实际支援中国的抗战和战后的建设。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让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现实功利的考虑。

一九四五年，毛本不想去重庆谈判，“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217)对于中共来说，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还与国民党人士广泛接触，顺带完成了对国民党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断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P419)回到延安后，毛又说蒋：

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是坚决反革命，我看不见得。(P422)

写作回忆录时，胡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何必提社会主义”

尽管毛在五十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四八、四九年。“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P517)。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一九四七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泼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P545)

一言九鼎，一九四九年九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没有提社会主义。

然而，仅仅四年后，毛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改变了四九年的提法。一九五三年反对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就是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稳妥”；至于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肉体消灭。

转向如此之快，原因有两个：

第一，毛实际上对未来的社会体制并无清楚认识，之所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并非基于认真的研究，而是以苏联的进程照搬过来的。

第二，无论如何辉煌，毛此时还处在夺权阶段，言行均有所顾忌。即使在气吞山河的得意时分，他也保持着必要的谨慎。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他谨慎，所以才使他不断进步。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左的做法从未停止，但在公开的原则上，毛还是相当注意分寸的。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那就不同了，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推行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