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了可以汗蒸吗:民主伤不起,请精英们不要误读“人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11 21:02:32
埃及又闹起来了,不用说这让美国很闹心。当年埃及“革命”爆发,美国迟迟不作表态,是因为在普世价值和地缘利益之间他没有办法取舍,所以最终才在形势比较明朗时屈服于利益。放弃穆巴拉克支持军方本来就带着冒险的成份,当它今天又要在埃及反政府运动和军方之间选择时,美国面临着否定之否定。年前选择支持埃及军方而放弃穆巴拉克还算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埃及社会还是简单的,只分为反穆巴拉克和支持穆巴拉克两派,现在“革命者”内部出现了分裂,埃及军方好象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把昔日的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对美国来说是痛苦的,因为这等于美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承认自己一开始支持埃及军方就是错误的。


美国的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建立在人权和民主之上,它的理论基础是主权在民。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权要由多数国民来决定,根据人民意志组成的政府才是合理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国家出现革命以后,当权者和造反者谁更有权利代表人民,却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问题。利比亚有人反政府,美国也有,美国可以指责埃及军方过度使用武力,却无法冷静面对国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冲击。前几天,一段美国警察对一群似乎受到约束的毫无反抗能力和暴力倾向的学生使用防暴胡椒喷雾的视频被放在电视媒体和网络上被反复播放,引发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自省,反而攻击埃及军方过度使用武力,显然缺乏说服力。



每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反政府的街头运动或者骚乱的时候,西方政府和媒体的态说价标准总是因人而易:如果发生在非西方国家则是革命,发生在西方国家则一律称之为骚乱,这种划分的标准因为存在私心,所以难以公允。看过马克·吐温著名小说《竞选州长》的人,都知道所谓程序的公平,并不必然导致实体的公平。因为程序公正只是保留了人们有公平选择的机会,是公平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对于选民来说,不只要有公平的选择机会,还要对选择对象的鉴别力。这就好象你到菜市场去卖肉,虽然你可以任意选择在那个摊上买那个肉,但是你却无法知道那块肉是喂过瘦肉精的,那块肉是注过水的。当公众的鉴别力被利益集团误导的时候,当人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过度依赖公共媒体时,形式的民主必然导致实体的专制,公众自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掉入“三人成虎”那样的陷阱,屈服于媒体的强制性塑造和文化霸权欺凌。《竞选州长》中的“我”就是这样被陷害的。就算“我”有再好的品德和名声,也要通过宣传才能被人们知道。对于州长的候选人而言,对他有直接深入了解的人只限于他的亲友和部分同事,最多只能占数以千万计的选民总数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几,绝大多数选民都要从公众传媒间接了解候选人。如果公众传媒联手要捧红谁或者要抹黑谁,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别是当传媒被垄断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手里的时候,谁当选几乎就是他们几个人就可以决定的。现代西方的候选人动辄要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竞选经费进行宣传,穷人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候选人的经费来自于有钱人的赞助,如果当选了,自然要投桃报李,给这些赞助商以一定的实惠,不然谁还愿花巨资来捧你呢?学雷锋显然是不是资本家所要。


新闻集团的总裁默多克在英国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高层人物都有很密切的联系,窃听门很显然得到了政府官员、警察高管甚至情报部门的暗中相挺,没有这样一定的内线,就算你有很强的技术手段,也是难以凑效的。在默多克的眼里,只要他关注你,在他的眼里你就是赤裸裸的,你的隐私你的社会关系,甚至你每天吃几顿饭放几个屁也有人在暗中统计。所以,当有人爆出默克尔从撒切尔夫人以来每次押宝英国首相候选人都能取得成功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它是传媒老大,等于他有几亿十几亿张嘴,谁又能说得过他呢?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不间断轰炸下,个人的辩解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关于公众对“革命”和“人民”概念的困惑,我们从泰国的“民主” 制度中就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迪。从他信开始,泰爱泰党几利赢得了泰国的所有的大选,他信把选举政策的宝押在占泰国多数的北部农民身上,诉诸于民粹,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大选。黄衫军因为对他信政策的不满,通过示威要求他信下台。这其中谁能称得上是“人民”呢?如果按照美国的“主权在民”观点,支持他信的选民是多数,当然支持他信农民和城市贫民是“人民”;但是从按照美国宪法“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理论,反他信“暴政”和“腐败”的王室、军队和城市中上层富人就成了“人民”。所以当泰国军方在王室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时,一贯对民选政府情有独衷的美国政府,却没有表现出惯有的义愤填膺,反而因为特殊的地缘政冶关系,装聋作哑,让泰国的民主精英们大失所望。

泰国黄衫军运动和红衫军运动的交替出现,其实是民主的美式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悖论:“多数人支持的政府一定是好的政府吗”,“社会上存不存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呢?”,“德国在二战中屠杀犹太人会不会数以亿计的日耳曼人对区区几百万犹太人的暴政呢?”根据《公司法》小股东可以通过撤销之诉来消灭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犯,但是在国家政治中,少数的合法权益又能靠谁保护呢?不管德国人现在再怎么辩解,再怎么忏悔都无法改变一个铁的事实:当年97%的德国投票支持纳粹上台,支持希特勒杀犹太人的德国人也是占绝对多数的!


美国有三亿多人,我们不知道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有多少,支持他们的占多大比例;埃及有8000万人,就算是拿出百分之一放在埃及的解放广场,那也是肯定放不下的;希腊几乎半个国家都在罢工,但他们也只是反对削减福利,却不说那么多的债怎么还……从这一点上看,表达不满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反政府行为都是负责任的,都具有进步性呢?我看未必。利比亚过渡政府终于成立了,但是我们看到所谓的过渡过政府也不具有代表性,它不过是一次分赃大会,所有的重要职位都分给了参加了反政府政治和军事行动势力,而那些没有参加“革命”的部族和政党的政治权利却没有人关心。难道说民主只属于能闹敢闹的人,这不成了“造反有理”、“闹而优则仕”吗?


更多的时候,“人民”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在他们的眼里凡是他们看着顺眼,能够主动实践他们普世价值理论的人都是“人民”,谁是“人民”全要看他们的言行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就算是汪精卫把他的汉奸政权利为“国民政府”,也无法掩盖其卖国性质。同理,西方媒体才把达赖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教合一的奴隶主头子称为民主斗士,西藏和新疆骚乱中的暴徒成了他们嘴里和笔下的和平使者,这同样不得人心。西方国家这样做,不可能骗过整个世界,反而让他们日益丧失公信力。除了一些汉奸外,偶像的倒台也着实让一些曾经一度迷恋西方民主制的中国精英们更加清醒。把反对中国政府和反对中国分不开,这是美国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失败的根本原因。历经鸦片战争以后百年耻辱的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有着极高的期待,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对政府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不爱国,他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才能在中国代表真正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