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诉求的一般方法:陈岱孙、周培源、梁漱溟、马一浮

陈岱孙---高贵又超脱的学者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年表

　　1915年考入福州鹤龄中学。

　　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

　　1920年毕业後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

　　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

　　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後赴英、法、意等国作短期考察和研究。

　　1927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

　　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1952年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

　　1953年以後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等职。他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

简介

　　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他的主要着作有散见于各报刊中的学本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一书。在该书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于"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陈岱孙撰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1981）等论文，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他着重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问题，认为既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确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此外，上世纪50年代，陈先生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60年代初参加《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编写，70年代末编写《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后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上、下册，1981）。

　　虽然陈岱孙先生的名气很大，着作却极少。究其原因，与陈寅恪、金岳霖等那一辈学者一样，陈岱孙在学术上特别自律，讲义一遍又一遍地给学生讲，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就是不同意拿出来出版。陈老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从思想上打通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学生手里流传的讲义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词，送给毕业生两句话---"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岱孙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陈岱孙学术上极端严格，上课没有一句废话，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当时北大最出名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哲学系的冯友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从东西方哲学出发讲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就是陈岱孙，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也总能不声不响地圆满解决。行胜于言，这在陈岱孙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陈先生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陈岱孙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关注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很新，能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是一位杰出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宗师。

　　陈岱老曾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陈岱老的这句话足以让世人景仰百年。

陈岱孙与清华

　　----史轩

　　今年10月20日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先生诞辰105周年。从清华园开始，陈先生执教70年，培养的学生数以千计，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岱孙先生是清华1920级的毕业生，自1927年留学回国到母校任教以来，将其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清华，不仅培养了众多经济学人才，而且为清华经济系和法学院的创办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为苦难祖国　立"经济救国"之志

　　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九年半的传统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15年考入福州名校英华中学三年级；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

　　1918年夏，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正是这一次上海之行，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是他在紧张的考试结束之後去黄埔滩散步，当要步入公园时，眼前的"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使他惊呆了，"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对于年轻的陈岱孙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在此萌发。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众多学子的爱国热情，也促使陈岱孙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何以积贫积弱的原因。在参加了游行、请愿、宣传活动後，他意识到，富强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他由此产生了"经济救国"志向。

　　1920年夏，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这年秋天，他带著"学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回来为祖国效力"的理想，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金钥匙奖，之後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系学习。在这四年当中，他发奋苦读，终日沉浸于图书馆。除了攻读经济学专业书籍外，还常常阅读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名著，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治学如筑塔　执教清华25载

　　1927年，陈岱孙在游学欧洲近一年後回到祖国，9月应聘回母校经济系执教，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此时的清华，正值改办大学不久，于1926年成立的经济系，无论从师资、教学还是课程设置等方面来说，都还处于起步阶段。1928年他担任经济系主任，上任伊始，一面投身于繁重的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经济系的建设与发展。在他看来，"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後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鼓励学生不仅要注重"本系课程的基础"，而且应注重诸如政治、历史、哲学、心理、算学等知识的基础。在他的宣导和主持下，经济系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经过几年的发展，经济系的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人数在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学系。

　　1929年，根据当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清华开始形成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成立文、法、理三个学院，陈岱孙又就任法学院院长，同时成为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管理。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在西南联大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与师生们一道，坚守著教育、学术阵地，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为抗战和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建言。

　　1945年11月，陈岱孙和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面对战後满目疮痍的校园、被日军严重破坏的校舍，以及众多等待遣返的日军伤兵，他带领30多名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而艰难的交涉与修复工作。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返校师生的安置与秋季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

　　解放後，陈岱孙任清华第二、三、四届工会主席，在职工思想政治教育、配合学校各项行政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尽职尽责。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调往中央财经学院，任第一副院长；1953年10月又调入北大经济系，任系主任至1984年。

　　为坚持真理　追求进步的一生

　　陈岱孙执教长达70年，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仅仅埋首书斋的人，而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即怀抱"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培育治国经邦的人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後的面貌。面对时代的大变动，他敢于对关乎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做出回答。1945年10月1日，他和联大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国事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进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将学校南迁的计画，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

　　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离开了清华，但他对清华的热爱之情从未改变。1980年校庆时，这位已80高龄的老人欣喜地表示，愿为新恢复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1984年，他被聘为经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同时，自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陈岱孙先後担任副会长、名誉会长，为联络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交流、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是为母校工作服务年限最长、奉献最大的校友之一。

　　回顾自己的一生，陈岱孙先生曾谦虚地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1997年7月27日，他平静地走完了他那97年平凡而杰出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後时刻，他对护士说："这裏是清华大学"。

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任继愈

　　抗日战争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学（其他高等学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等都属于专科学院，不称大学），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京师大。其中，北大、清华两校地位相当，性质相近，都是国立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比北大多了一个工学院，历史较短；北大历史较长，文科师生人数较多，两校师资多为国内一流学者。这两校的关系较亲密。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清华大学金岳霖、闻一多、张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课。哲学系与经济系少交往，陈岱孙先生没有在北大兼过课。

　　抗战开始，北平沦陷，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後，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临时大学的第一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县，借用蒙自海关旧址上课。租用歇业的一家法国洋行作为单身教师及学生的宿舍。我们有较多的机会看到久已闻名、未得谋面的老师们的生活断面。

　　在学校网球场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嫺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学院同在新校区域上课。

　　我未读经济系，听到经济系老同学传来的一些陈先生的轶闻，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讲课条理清晰，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

　　完最後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陈先生讲课并不念讲稿，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昆明气候温和，无狂风暴雨，有似热带雨林气候，阵雨过後，雨过天晴。也无需玻璃挡风遮雨。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後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二、陈先生还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一百多人。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当当，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选课单系主任当面看过，签字後，才能交教务处正式登记。）在规定时限内，可以加选，也可以退选某门课程。陈先生执行起来十分认真。有一位同学，过了学校规定选课时限，来要求加选课程，抱著侥幸心理，企图碰碰运气，写了一个申请，说了一些延误的理由。陈先生看过他的申请，一言未发，把信推在旁边，接过下面另一同学的选课单。这位同学看到碰运气没有指望，也一言未发，悄然退出。陈先生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讲这件故事是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任继亮，今年已八十多，记忆犹新。

　　三、陈先生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考题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这个题目等於对《财政学》的全面测试，不光考记诵，还要考联系实际的措施。可以想见陈先生教学的学风，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闻自西南联大经济系）

　　新中国成立後，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原清华的文法学院大部分师生并入北大。陈先生调到北大经济系。全国上下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全盘接受苏联的大学教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无

　　是处，对西方学者的经济学，避之唯恐不及，对西方的学说故意置之不理。中国自我封闭了近二十年，形成人才断层。"四人帮"清除後，拨乱反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流派大量涌来。学术界有一批趋时者刮起不讲马克思主义，唯西是从的风。

　　陈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他通晓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学也有长期深入的理解。在极左思潮时期，陈先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苏联经济学的机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瞭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有过系统研究。以他毕生的精力，辅以深邃的学识，加上他多年学术积累，虽然年事已高，在十年内，发表了著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编了《政治经济学史》，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绝非十年之内从头起步可以完成的，这是他多年蕴藏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的硕果。

　　在极左思潮时期，学术问题不能讲透，政治棍子动辄到处飞舞。一些学者仗义执言，如马寅初、孙冶方，遭到意外横祸；有些"识时务者"，随风篷转，不顾事实，昧著科学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谋个人的富贵。陈先生屹立不摇，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陈先生写文章、发表著作和他不写文章、不发表著作，都显出爱国知识份子的人格风范。

　　陈先生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表现在治学方面，也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他的门生弟子遍及海内外，有声名显赫的，有学术卓越的，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也有出于各种机遇默默无闻的。凡是来请教、送文章请提意见的，都受到春风般平等的接待，虚而往，实而归。学识渊博如陈先生，比一般专家更懂得科学的严肃性和治学的艰难。他常对来访者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其实，即使是他自称"不懂"的某些领域，也比自以为"懂了"的人懂得还多。真正实事求是的学者都能从中受益。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现了某些伪劣的专家教授。再加上"文革"之後，文化教育这个重灾区元气大伤。大学裏能正确无误地传授知识的教师已经算上乘。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师已十分难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响深远，为同行钦仰，陈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前辈学者之一。

　　从陈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雍容宽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陈岱孙终生未娶

　　－－－－－柳已青

　　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北大陈岱孙先生80多岁还给本科生上课，90多岁还带博士生。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有人感叹，只这一件事，足以让人景仰百年。陈岱孙有一代宗师风范，他的学生亲切地称他为"岱老"。

　　自1927年哈佛归来，岱老先後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执教70载，可谓桃李满天下。岱老学识渊深，才华盖世，却又淡泊名利，洁身自爱，操守坚贞，堪称师表。

　　许渊冲在《山阴道上》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这一代人的爱情》。文中提到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杨振声还就此现象写过一篇文章《释鳏》，在联大教授圈子中流传。教授之间，互相开玩笑，或自嘲，或作诗，玩一些文字游戏，这也是抗战时期紧张生活的一种调济。

　　这裏讲一讲陈岱孙先生终生未娶的逸事。

　　唐师曾在《一诺千金》一文中说："岱老一生符合世俗关於伟人的所有定义。既为伟人，世俗的毁誉褒贬便接踵而至，追随一生。学问之外，同学舌尖上的岱老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在这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逢场作戏的世界裏，简直是个亘古神话。"学生议论老师的人生经历和婚姻恋爱，是自然事，多半在宿舍的卧谈会上进行，有捕风捉影的成分。

　　据高年级同学讲，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岱老和同学周培源同时爱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双方击掌盟约，将来谁先得博士谁娶其为妻。于是两位翩翩少年同时留学欧美。岱老在哈佛苦读四年终于获博士学位，他归心似箭，当即买船票辗转回国，可功亏一篑，人到北京才发现，"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已被人略施小计捷足先登。据那些笃信爱情至上的学兄讲，岱老因此终身未娶，独善其身，从27岁活到97岁。

　　唐师曾的这段文章中有不少传言，有传奇色彩。事情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终身未娶，独善其身"。陈岱孙终生未娶在许渊冲的文章中是另一种版本：

　　陈岱孙和周培源在美国留学期间同时爱上一个女同学，回国後这个女同学成了周培源的夫人，陈岱孙就终身不结婚，但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陈岱孙没有子女，于是他的好友周培源、冯友兰等的孩子都叫他"陈爸"。

　　据许渊冲的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学时，陈岱孙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笔挺，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要言不繁，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下课钟声一响，他也刚好讲完。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後来一查，原来是钟敲晚了。

　　陈岱孙40多岁在联大上课，是一个钻石级的王老五，让很多女生怦然心动。可见他的魅力。不少联大女生谈恋爱，冲著陈岱孙这样的标准，希望能找到像陈先生这样的男同学。

　　王曙光这样评价陈岱孙："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让我们记忆这位孤独而神秘，高贵又超脱的学者，他的一生，不同凡响，使人忘却尘想。

周培源--一代宗师、科学泰斗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属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

　　1924年，他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同年秋天，由於他成绩优秀，被清华学校派送去美国继续完成大学课程，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周培源於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先从师贝德曼，後改从E.T.贝尔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W.K.海森伯（Heisenberg）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

　　1929年，又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S.泡利（Pauli）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研究。同年回国，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其时年仅27岁，而後又先後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授。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澄女士结婚，生有四个女儿。王蒂澄退休前，一直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

　　1936年至1937年，根据清华大学休假规定，周培源再赴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爱因斯坦（Einstein）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周培源一家刚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周培源对此一笑了之。

　　1937年，他假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7月底，平津沦陷；8月，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周培源受校长梅贻奇之托，安排学校南迁，曾先後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著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国。他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後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

　　1945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用，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被应邀留下。由於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当时，周培源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性职务；次年即离美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在美国有关方面接受了上述这些条件後，他在美国继续工作不到一年，於1946年7月离职去欧洲参加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他还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这次大会以及会後新成立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选为理事。

　　1946年10月，周培源由欧洲重返美国，并於1947年2月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全家返回上海。1947年4月回到北平（今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培源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九三学社主席，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注：在九三学社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接受许德珩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一致推举周培源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1981年因年事已高，周培源主动辞去了校长职务。

　　周培源教授还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最早的委员之一，是亚洲流体力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以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为目的PUGWASH（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的理事。

 [学术成就]

　　 周培源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座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周培源一直致力於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并应用於宇宙论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求得了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若干解，与静止场不同类型的严格解，并於1939年证实，在球对称膨胀宇宙中，若物质和辐射处於热平衡态，则宇宙必为弗裏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严格的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添加进引力场方程，求得一系列静态解、稳态解及宇宙解。还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与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较实验，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个更符合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客观实际。初步结果已显示出，郎曲斯解与实际相符。80年代，周培源致力於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即经过座标变换联系起来的几个解，究竟应该是一个解还是几个解。他对照流体力学中保角变换，认为这种情形应该是几个解而不是一个解。产生这种不确定的原因在於爱因斯坦方程缺少必要的座标条件。

　　在引力理论方面，他提出了"谐和条件是物理条件"的重要观点，并且提出和指导了中科院高能所李永贵同志等的"地球引力场中光速各向同性检验"实验，在世界上首次获得地球表面水准方向和竖直方向传播速度的相对差值在10-11量级上相同的结果，这一结果有可能使人们对爱因斯坦引力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

　　在湍流理论方面，30年代初，他认识到湍流场和边界条件关系密切，後来参照广义相对论中把品质作为积分常数的处理方法，求出了雷诺应力等所满足的微分方程，并希望能把边界的影响通过边界条件引入雷诺应力的运算式中。1940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湍流的论文，该文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湍流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从而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於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对推动流体力学尤其是湍流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公推为以雷诺应力方程为出发点的工程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工作。50年代，他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轴对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的物理图像来说明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并根据对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的研究，分别求得在湍流衰变後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关联函数、三元速度关联函数。之後，他又进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将衰变初期和後期的相似条件统一为一个确定解的物理条件，并为实验所证实。从而在国际上第一次由实验确定了从衰变初期到後期的湍流能量衰变规律和泰勒湍流微尺度扩散规律的理论结果。他首先提出了以研究湍流的基本涡旋结构作为出发点，以某种典型旋涡作为湍流元，采用先求解後求平均的新方法，从而避免了传统湍流理论中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现不封闭性的致命弱点。根据这一想法，他与蔡树棠先生在1956年从粘性流体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发，找到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在衰变後期的轴对称涡旋解。此後周先生又与是勋刚、李松年、黄永念、魏中磊、钮珍南等同志合作引进并验证了准相似条件，发展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并於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80年代，他又将这些结果推广到具有剪切应力的普通湍流运动中去，并引进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联立解。经过半个世纪不懈努力，周培源的湍流模式理论体系已相当完整。

　　最近黄永念、是长春、朱照宣等从混沌的观点出发，在真实物理空间内找到了一种涡球作混沌运动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湍流旋涡结构理论的正确性。在测量仪器方面，继诸乾康，俞达成等人研制出恒温热线热膜流速计（简称HWFA）以後，盛森芝等人又于最近研制成IFV-900型智慧流速测量系统。这是一种主电桥予移相型新一代HWFA，与传统的HWFA相比，线路模型接近真实条件，在HWFA的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技术上有重大革新，完全革除了传统HWFA的三个调节参量，测前调整时间缩短了十倍以上，稳定工作的频带加宽了二倍以上。湍流研究的这些新的进展，证明了一批湍流理论、实验和测量仪器学者、专家，在周老的指导和影响下，已经形成了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派。

 [教育事业的贡献]

　　周培源从事高等教育工作60多年，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早期学生中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胡甯等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办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格和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他自己的学识、见解和治学、做人之道等人格魅力，被人们称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他在北京大学，大力支持并亲自组织领导研制成功了华光型电脑镭射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术的重大革新。

　　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周培源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争取裁军和世界和平，为繁荣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赢得了国内外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敬仰，被人们赞之为科学家的表率和楷模，"和平老人"，"杰出的民间外交家"。

 [大师的风采]

　　1．报效中华，毅然回国

　　1945年末，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结束，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科研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下并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应邀留下，年薪高达6千多美元（相当於80年代末的6万多美元）。由於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科研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为此，周培源当时明确提出：第一，不做美国公民；第二，只能担任临时性职务；第三，明年7月要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因此只能工作到明年6月末。这三个条件都被美方接受。周培源准时於1946年7月离职赴欧，并於1946年10月由欧洲返回美国，1947年2月全家（他、夫人及三个女儿）乘船离开三藩市前往上海。其时，国民党已全面发动内战，且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政权即将崩溃。因此在国内外的不少朋友得知周培源全家要回国时，都劝他不要回国。周培源当时的想法是："我虽不瞭解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我是由清华大学派送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个时候，清华大学教授的月薪仅约相当於25美元。周培源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也不相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不实宣传，报效中华之心极为坚定，带领全家於1947年4月回到北平。

　　2．86岁的高龄，亲自参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的视察

　　周培源对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为关心。50年代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水坝工程时，他曾两次到武汉参加三峡工程会议，并同会议全体人员前往三斗坪考察预选的大坝坝址。签於三斗坪的坝基是花岗岩，较40年代美国工程师所选坝址（位於南津关，系石灰岩坝基）合理，因而当时周培源是支援较快建设三峡工程的。但80年代以来，在阅读了全国政协调查闭关於三峡工程的报告和许多其他有关材料後，周培源认为三峡工程不仅仅牵涉到工程技术问题，还牵涉到经济、生态、社会、淹没区的矿藏甚至军事、人防等许多问题，而且建设周期需要20年，因此包括长期投资的利息在内耗资将以千亿计。国家要在近期建设这项工程，必将延缓许多其他急需上马的建设专案，何况此工程尚有不少重大问题有待研究论证。因此周培源建议要在综合国力明显允许的条件下，在十分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方可考虑三峡工程的施工问题。根据国家科学决策的需要，时已86岁的周培源，在社会工作、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於1988年9月毅然接受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政协委员奔赴湖北和四川有关地区视察。他们进行了大量和辛勤的考察工作。视察团回京後，周培源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据实提出了建议。

　　3．关心和推动教育事业，多次损赠房产、文物和奖金　

　　1987年他将其父亲在家乡遗留下来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捐献给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站。1989年周培源及人王蒂把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用自己的部分工资收藏多年的145幅珍贵古代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无锡市政府向他们颁发了一笔奖金。周培源夫妇立即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分别捐赠给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又於1990年5月将这笔奖金的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振华基金会作为奖学金，用於资助鼓励社会上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让人人享受科学技术的恩惠"。周培源夫妇还分别向他们的母校上海市实验小学和吉林省扶余县扶余镇实验小学各捐赠一万元作为奖学金。他们认为："字画文物与奖金既来自人民，都应该把它们还给人民。"

　　4．刚直不阿，作风正派

　　周培源为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来头多大、压力多高，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为了抢夺"科学革命的旗手"，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特地跑到北京大学找周培源，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对这位不速之客非常冷淡，并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把陈伯达顶了回去，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举。陈伯达刮起一阵"打倒爱因斯坦"的黑风後，周培源从科学实际出发，不畏权势和巨大的压力，不随波逐流，坚持科学真理，顶住这阵黑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因斯坦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曾刮起一阵取消基础理论研究的歪风。周培源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从国家近期和长远利益的综合考虑出发，态度鲜明地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他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於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时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於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1958年"大跃进"时，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一些提法和做法都很错误，同时有的人还不顾事实地宣传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等等。当时周培源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从不附和。

　　数十年来，周培源信奉的格言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自周培源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研究开始，在60多年他所研究的数十个科研课题中，大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选定的。周培源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时，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他建议了一个题目，但周培源经过考虑後没有采纳英国教授的建议，而是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作出了很有创见、水准甚高的博士论文而荣获该校的最高荣誉奖。周培源对於任何问题，譬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都十分注意实事求是。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科学现象；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20年代周培源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座标有关"论点，80年代後期获得了科学实验的初步支持；1975年他提出的研究湍流理论的"准相似性条件"，1986年在北京大学湍流实验室中获得了证实；他在湍流理论研究中於40年代提出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创举性方法，直至高速电子电脑发明之後在80年代末才想到用逐级迭代法求解；……。这些都是周培源实事求是的科学例证，也是符合他关於新科学理论的三个条件的。周培源堪称锲而不舍的楷模：早在20-30年代他即选定物理学基础理论中最难的两个方面作为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数十年来矢志不移；在引力理论研究中，20年代他提出"座标有关"论，直至90年代仍在进行科学实验以充分地证实它。周培源是一位科学头脑非常清晰、敏锐的科学家，他十分勤奋，顽强进取，忘我工作。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和高龄的情况下，至90年代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勤劳不止，奉献不已。

　　周培源为人谦和、坦诚，度量宽宏，性格豁达，平易近人，对下级、对学生特别和善且关怀备至。他要求自己甚为严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联系群众。他学识渊博，成就卓著而又谦虚谨慎，深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崇敬。

　　5．九十华诞，社会名流与团体祝贺的诗词、条幅

　　李政道先生的题词："培育桃李满天下，源自前辈种树人"。

　　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宗师巨匠，表率楷模"。

　　李先念的题词："尽心国事，老当益壮"。

　　雷洁琼的题词："为发展中国科研和科学教育促进国际科技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方毅的题词："科技先驱"。

　　周光召院长的题词："岁老根弥壮，科兴业更精"。

　　卢嘉锡的题词："引力理论湍流理论科研教学六十年桃李满园硕果流芳师诚科技泰斗；领导工作科协工作奉献业绩半世纪老而弥笃志且益坚公实学者楷模"。

　　宋健的题词："科学泰斗，世代风范"。

　　赵朴初题词："当年天竺忆追陪，坛坫风云不我嗤，九十喜君犹矍铄，天人学业愧肩随"。(一九六一年馀与君参加新德里太戈尔纪念会时，余曾与印度主持者论战得君赞许，馀少君五岁礼记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吴阶平题词："少年壮志淩云周游欧美为科技事业奠定基础；耋龄培植新秀启浚开源祝丹心彩霞相映生辉"。

　　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题词："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北京大学力学系师生员工祝词："开湍流研究逾五纪孜孜不倦结硕果，创力学专业庆四旬循循善诱育英才"。

　　北京大学力学系晚生吴际可、盛森芝、朱照宣祝词："一代宗师学厚仁厚情厚五洲学子同贺福如地厚，科学泰斗言高行高德高华夏晚生共祝寿比山高"。

 [恩爱夫妻 周培源和王蒂澄]

　　1930年某个星期日，周培源到一同学家中作客，无意中发现一张女子照片，形象亮丽动人，使他眼睛为之一亮。他原以为是这位同学的妻子刘孝锦，当得知不是时，心中不由暗喜。

　　同学夫妇看出他的心思，决定撮合这门亲事。照片的主人叫王蒂澄，是刘孝锦的同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她是吉林省扶馀县人，父亲开一家造纸作坊以维持生计。她天生丽质，机智伶俐，有很强的感悟力与凝聚力，是同学之中的核心人物。

　　周、王两人相识两年後，於1932年6月18日在北平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主持了婚礼。此後，这对夫妇双双出入在清华园中，成为校园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直到数十年之後，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四女儿如苹说道："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著看。"

　　自然，生活中并非都是诗情画意。後来，周培源的大女儿如枚、二女儿如雁相继问世，辛勤与劳累也随之降临到他们夫妇头上。王蒂澄因身体虚弱而得了严重的肺病。肺病，当时尚无特效药物可治，一旦得病，遂成重负。周培源把夫人送至香山眼镜湖边的疗养院，整整疗养了一年。他自己则挑起了既为人父又为人母的双重责任，二女尚小，嗷嗷待哺，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每到周末，他还要骑上自行车去看望病榻上的夫人。从清华到香山，往返50馀裏，当时只有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其辛苦劳累，自不待言。

　　在女儿看来，父母虽然性格不同，却恩爱一生，"人家一辈子没红过脸"，母亲1989年瘫痪之前，两人每年都要踏青、游玩。还没出门，先生就把手臂抬起，相搀著形影不离。出差时大包小包多，女儿只好说："对不起！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周先生早生华发，50岁上右耳失聪，所以说话总"大声嚷嚷"，"自己听不见也怕别人听不见"。於是，周家上下每天都要听他公开"谈情说爱"。每天早上打拳、晨练之後，他一定到老伴房裏问安："你今天感觉怎麼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物理学家带著公式化的特点，天天重复同样的话。周师母便说他烦，可能觉得他不够浪漫！

　　89岁时，他的相对论引力论研究有重大进展，一兴奋，心梗住院。91岁时他又招收了博士研究生，想在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

　　1993年11月24日，他如常晨练，又到老伴房裏说话，感觉不好，想躺下，就再没起来。

　　晴天霹雳，周师母以为谁在开玩笑，一时不能接受。然后埋怨老伴："不讲信用！说好他先送我，可他连个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连个再见都不说……"

　　随後，她很平静地面对一切：打电话通知国外的女儿回来；送他走，不要穿西装，中国人穿中山装。

　　当晚，夜深人静时，轮椅上的老人要女儿如苹帮她做件事："替我写封信，带在他身上，贴在他心口。"那晚女儿写了一遍又一遍，不是这个字不对，就是那个字没写好，直到她满意为止："培源：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其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学术思想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生平概要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过几次邹平，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大事年表

　　1893年 1岁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

　　1898年 5岁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入中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 24岁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1928年 35岁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

马一浮---“儒释哲一代宗师”

一、中国国学大师、原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亦是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后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目前，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蒋氏山庄建有“马一浮纪念馆”

二、人物评论

　　《理学大师马一浮》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引自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引自《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了马一浮二十年间乐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同上，“横渠四句教”）。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马一浮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二卷，附录一卷）、《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等①。马一浮同时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近闻，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将集资合作整理出版马一浮的全部著作，这将为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诗文书法，乃至近现代儒学的发展等，提供极大的方便。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同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里显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不足为取。但他当时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致陷于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说的：“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这方面来讲，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也不能说一无意义。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同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泰和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这里，他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了极点，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人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能按照他的体验去践行（即“反求自心之义理”），那才“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先圣”，而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为个人品德和操守的修养信条，一生中始终表里如一，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不已。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论语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又尝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孝经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三）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和《孝经大义》二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若能读此二书，则对于他“六艺论”的文化哲学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则诚所谓“各有分齐”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同上，“答程泽溥一”），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同上，《续编》卷二，“示张德钧”）。所以，在他的讲学中，从不分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而只是要人们“向内”、“求己”，并一再声明，书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同上，卷一，“答许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刘君”），或者说“以求己为先，多闻为后”（同上，“答程泽溥一”），等等。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在阐发理学思想上，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同上，“答吴君”）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其实，“大量者（识广宽容者）用之即同，小机者（识浅量狭者）执之即异。”人们应当明了，“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复性书院讲录》卷一“读书法”），“儒佛禅道总是闲名”（《尔雅台答问》卷一“答任君”）；“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同上，《续编》卷五“答黄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为归”的，那么“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鲜季明”）。由此可见，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同前引贺麟著）。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具体说来，马一浮认为，涵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关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之说来作论证。他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由于“为物欲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总之，都是由“气夺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则必须用涵养，而涵养之关键，则在于“主敬”。所以，他强调说：“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泰和会语》“义理名相一”）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复性书院讲录》卷二“论语大义七”）。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在“理”的问题上，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按照马一浮所引朱子的话，实在是很难得出他所推论的结论的，显然他是想挽救朱子向外穷理的支离繁琐，而有意这样来推解的。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那么他为什么采用“穷理”一名，而不采用“格物”之名呢？他解释说：“只为从来学者都被一个物字所碍，错认物为外，因而再误，复认理为外。”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同上，卷一“学规”）这也就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反求自心之义理”衔接起来了。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马一浮说：“穷理主于思之意多，博文主于学之意多。”所以，“博文为立事之要”的意思，主要是强调必须多学多识，才能正确而果断地处理各种行事。他十分重视学习，要求学者达到“通而不局”、“通而不执”，并且认为只有那些“足以尽天下之事相而无所执碍者，乃可语于博矣”。（同上）他也十分注意学习方法，专门写了一篇“读书法”，来指导求学者。他认为，读书的关键在于得意、穷理，否则就成了“读死书”，“买椟还珠”，毫无用处；再则，读书虽然属于穷理博文方面的事，但也必须付诸笃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否则岂不是“玩物丧志”，自欺欺人。他总结读书之道，概括为四点：“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具体地说：“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反之，“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总而言之，“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同上，“读书法”）马一浮在这里所讲的读书之道，完全是他的切身体会，经验之谈，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笃行为进德之要”也是这四句中的要紧之处。强调笃行，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落实处。他解释说，德是指内在的品德，即所谓“自其得于理者言之”，而行是指外在的行为，即所谓“自其见于事者言之”。所以，德和行就像理和事的关系那样，只是表示内外的名称，而不是无关的两件事。笃的意思则是指“充实而有恒”。他认为，德有“性德”和“修德”之别，前者是先天本具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修养得到的。但是，学者也必须知道，“性德虽是本具，不因修证则不能显。”因而，所谓“笃行为进德之要”，也就是讲的“因修显性”。他严厉批评“执性废修”的谬见，并借用佛教“性修不二”①的说法，来强调“圣人之教在因修显性，决不执性废修”（《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二“示张德钧”）的思想。他说：“理虽本具，亦要学而后明，精义入神，方能致用，所以说性修不二。专言守良心，便是执性废修。”（同上，卷三“示杨霞峰”）他更发挥说：“全性起修，即本体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体。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乃是笃行进德也。”换言之，他认为，“行有欠缺，即德有欠缺；行有间断，即德有间断。故虽曰性德无亏，亦须笃行到极至处始能体取。”（《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这里，马一浮所讲的“性修不二”，其核心也就是他说的“修此本体之功夫，证此功夫之本体”，也就是说，从心出发再返回到心，充分表达了他的一切唯心的根本立场。不过，就他强调笃行的重要性来讲，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十分赞赏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认为佛教讲“悲智双融”，儒家讲“仁智一体”，这方面只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见得此意”（同上，卷一“示张立民”）。他说：“说食不饱，数宝不富”（同上，“示吴敬生”），所以如果把圣人的教导“只作一种知解、一种言说领取，而不肯笃行，则是辜负自己，辜负先圣”（《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以上，仅就马一浮理学思想中的部分主要观点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至于他融通儒佛方面的许多精彩论述，则由于篇幅关系，当容另撰专文介绍。（本文原载于《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文章注释

　　① 转引自蔡惠明：《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缘》，载《法音》杂志1988年第1期。

　　① 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载：“一浮长余二岁”，马叙伦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据此知马一浮生于1883年。张中行《负暄琐话》“马一浮”篇说：“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恐由推算致误。

　　② 这一年鲁迅先生弟兄二人也参加了县试，周作人在《知堂问想录》“再是县考”一文中，据当年日记的记载，回忆说：“会稽凡十一图（按，每图五十名）：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

　　①这些著作都收在马一浮编《复性书院丛刊》的“儒林典要”类第三辑中。《丛刊》分“群经统类”（其中又分初、甲、乙三编）和“儒林典要”（其中又分一、二、三辑）两大类，收入了许多重要的宋明理学家著作，为研究宋明理学提供了一批注释和版本都极好的原始资料。

　　① 如熊十力在讲到他的《新唯识论》的根本精神时说：“哲学不仅是理智与思辨的学问，尤在修养纯笃，以超越理智而归乎证量（按：即反求自证）。《新论》根本精神在是，中土圣哲相传血脉亦在是。”（《十力语要》卷三，“王准记语”）

① 马一浮在此自注说：“性修不二是佛氏言，以其与理气合一之旨可以相发明，故引之。”（《泰和会语》“义理名相二”）   

三、诗词列表

　　观物

　　千人针

　　怅望

　　春日怀归简浙中故旧

　　即事

　　春望

　　暝

　　得啬庵见和人日诗再答一首

　　屈原、杜甫，千古诗人之宗也，欲作淳风祠祀

　　乡思

　　闲居即事寄啬庵

　　夜闻风雨，晨起见雪

　　遣暑拟寒山诗（二首）

　　杂感（十三首）

　　续咏古

　　杂释

　　黑龙江 峨眉幽邃处以江名溪，诧人耳。峡下

　　望雨 梦中闻雨，醒而知其误。望雨之情，不

　　中秋前夕寄怀天乐

　　九日登凌云峰歌

　　疾

　　谢禅客

　　秋夜

　　闻雁

　　送朱铎民如南华礼虚云长老

　　社戏

　　复阴

　　早寒

　　晚钟（十六首）

　　述诗

　　答樊漱圃

　　远征军

　　翠鸟

　　客去

　　养生

　　诗三昧

　　寒夜

　　遣病口号

　　山居销夏（八首）

　　山中卉木序（二首）

　　夜声

　　夜坐

　　月夜独望

　　八月十五夜月

　　松生垂询近状，书此奉简

　　禁诗

　　短歌行

　　夜闻风雨

　　九日登尔雅台

　　和啬庵山中杂题二十二绝（三首）

　　答王敬身西安见怀，仍用人字韵

　　清明

　　暴雨坏篱，庭中积潦成泽，雨过口占

　　雨后

　　伏涨

　　题《龙氏母霜寒补衣图》

　　见风飘坠叶偶题

　　孤斟

　　忆桐庐故居

　　自赠

　　行客叹

　　移桐庐所留残书新至，喟然有述

　　千人针　　

　　游子征衣慈母线，此是太平桑下恋。

　　岛夷卉服亦人情，何故云鬟偏教战。

　　街头日日闻点兵，子弟家家尽远征。

　　倾城欢送皇军出，夹道狂呼万岁声。

　　众里抽针奉巾帨，不敢人前轻掩袂。

　　一帨千人下一针，施与征夫作兰佩。

　　大神并赐护身符，应有勋名答彼姝。

　　比户红颜能爱国，军前壮士喜捐躯。

　　拔刀自诩男儿勇，海陆空军皆贵宠。

　　白足长怜鹿女痴，文身只是虾夷种。

　　徐福乘舟去不回，至今人爱说蓬莱。

　　岂知富士山头雪，终化昆明池底灰。

　　八纮一宇言语好，到处杀人如刈草。

　　蛇吞象骨恐难消，火入松心还自燎。

　　荜路戎车势无两，水碧金膏看在掌。

　　明年《薤露》泣荒原，一例桃根随画桨。

　　千人针变万人坑，尺布何能召五丁。

　　罗什当筵食蒺刺，佛图隔阵讶风铃。

　　四海争传新秩序，河间织女停机杼。

　　秦都闾左已空闺，夏后中兴无半旅。

　　君不见樱花上野少人看，银座歌声夜向阑。

　　板屋沉沉嫠妇叹，朱旗犹梦定三韩。

　　编者注：此诗乃马一浮先生用极其辛辣的手笔讥讽了侵华日军用“千人针”这样的底裤穿在身上“防身”、“迷信”、“怕死”的丑态。

　　观物

　　无用为时贱，忘身自古难。

　　风高知野旷，雪尽入春寒。

　　山鸟频惊猎，江船逆上滩。

　　物情良不远，避世敢求安？

　　春日怀归简浙中故旧

　　龙钟犹远道，莺语入新年。

　　迢递三巴路，凄凉故国弦。

　　乱流趋瘴海，白雾失春天。

　　仰羡归飞燕，移樯近柳边。

四、著作要目

　　1、《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2、《宜山会语》（《释学问》、《释义理名相》）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3、《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书目举要》）复性书院木刻本，1939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4、《复性书院讲录卷二》（《群经大义总说》、《论语大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5、《复性书院讲录卷三》（孝经大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6、《复性书院讲录卷四》（《诗教绪论》、《礼教绪论》）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7、《复性书院讲录卷五》（《洪范约义》）复性书院木刻本，1941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8、《复性书院讲录卷六》（《观象卮言》）复性书院木刻本，1942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9、《尔雅台答问》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10、《尔雅台答问续编》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11、《濠上杂著》（《太极图说赘言》、《尔雅台答问补编》）复性书院木刻本，1940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64年。

　　12、《蠲戏斋文选》（《诸子会归总目序例》、《与蒋再唐论儒佛义》、《与贺君昌群论玄义诸书举略》）整理稿。

　　13、《蠲戏斋文选》（《与熊十力论学》、《与曹赤霞论学》、《与叶左文论治史》）整理稿。

　　14、《蠲戏斋诗词选》（《避寇集》、《芳杜词剩集》）复性书院木刻本，1943年；台湾自由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