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李宗盛的词:３８军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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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军，文革期间的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其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第１纵队。１纵与２纵、６纵，合称林彪“三虎”，同为公认的东野主力。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其１１２师３３４团的前身，为１９２８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暴动后创建的红５军之一部，１１３师３３８团的前身，为１９３２年吴焕先等重建的红２５军７５师一部。１９３７年８月，两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１１５师的两个营。１１２师３３５团和１１３师３３７团，前身亦为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１１５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该军１１４师，前身则为东北军１１１师，１９４２年起义投奔中共，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三虎”之中，１纵、２纵与林彪的渊源远不及６纵。６纵１６师，即后来的４３军１２７师，其历史可溯源至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第４军独立团（即中共早年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
１９２６年，林彪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分配在该团当见习排长，从此与革命军事生涯结缘。 弄清历史渊源，是重要的。不要老说３８军与林彪本人如何如何。如果非要说什么林彪嫡系，真正算得上的，只有一个１２７师。说３８军是林彪嫡系，怎么不说它是彭德怀赖以起家的老底子？１纵在东北战场确实打得好，原因一是其基础好，二是林彪指挥得当，与其是否嫡系，并无必然联系。
１９５３年７－８月，３８军返国，集结于吉林省境内长白山地西南端。军领率机关驻通化市内，所辖１１２师师部，位通化市郊庙沟；１１３师师部，位山城镇；１１４师师部，位海龙。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２１、６９、３８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２１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６２师，归还２１军建制。 ６９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２１军防务。３８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６９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２１军、６９军务于３月５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３８军务于３月８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个军的连环调动，牵动大，时间紧。据３８军军史称，２月１５日凌晨４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１６日０时１５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１８日１９时１２分，先头部队第３３４团１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三天时间。所以，据该军军史，可以确切得知，３８军调防保定的时间，是１９６７年２月，而不是在“文革前夕”，时距毛泽东解决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已近十个月。
３８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４８００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４８岁，政委王猛，年４７岁，皆为３８军的新人。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新四军——三野出身。１９４７年任华东野战军２纵６师１７团团长，后任由６师整编的２１军６３师师长，１９５６－５９年曾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四年，回国后历任３９军副军长、６４军军长，１９６４年由大校晋少将，同年接替邓岳，任３８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八路军——二野出身，在二野１６军４６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１９５４年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１９６１年任校政委，正军级。同年二政校撤销，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要求回野战部队，未有正军职务可以安排，降任３８军副政委，在所不计。１９６４年与李光军同时晋升少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接替于敬山任军政委。
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３８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３８军的到来，成为杨所支持的北京军区的一大麻烦。
关于保定的军事地位，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６９军军部同驻保定。１９５８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１９６６年４月间，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１９６７年１月，河北省军区和６９军介入保定地区文革。２月１１日，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２７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１２００余人，入狱２３８人。
３８军初抵新防区，于２月２４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３８军尚无一定之见。
自１９６７年４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３８军示好，寻求支持，３８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３８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３８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２３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３８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７人死亡，近３００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３８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至翌年１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３８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３８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在邯郸炮１４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说：“农造团头头崔士林，他父亲崔田民（余注：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崔田民利用５０１狂派（余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伸向石家庄，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３８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明点３８军的名，但无形中给３８军造成了压力。惟北京军区各人知道，３８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毛泽东、林彪对３８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不好太造次。与其和３８军硬顶着干，不如退一步以避其锋芒。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８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郑、李的报告。到了１９７１年１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不及两载，河北省会三易其坡，也真够折腾的了。事后有人说，这是郑、李故意让３８军难堪，此说似乎不无道理。石家庄是６３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会组成人员中，６３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同为副主任，而其他各驻军首长，包括３８军军长李光军，则只是常委，这安排本身，就很难说没有亲疏之分。
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是郑维山的老上级，现突被撤职，无疑打了郑一记闷棍。郑自顾不暇，稍舒缓了３８军的压力。３－８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保定两派代表、两军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学习班长达五个月，在中央的督促下，由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出面做两军工作，两军、两派都各作了一些让步，通过协商，８月中，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会，地区革委会主任，由３８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１０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李的调动过于匆促，显得有点不大正常。据张云生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６３军副军长徐信遗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３８军，有意在本军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内情究竟是否如张云生所言，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应是事实，是刘海清而不是徐信接替李光军任军长，亦是事实。
１１月，省军区机关最终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３８军压力再大减。
１９６９年，是３８军翻身的一年。 ２月间，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３８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谢没有说明，这是那一方面的决定，但王猛可以感觉到，不可能仅是北京军区层次的，应该是中央的决定。这一决定由谢富治来传达，颇为微妙。
其时，北京军区政委共三位：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李为兼任，刘常驻山西，实权已向谢转移。同年１２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为军区党委书记，谢排名于首。谢对３８军较为放手、支持，处事似比郑、李公道，事情在向对３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保定成了３８军一家天下后，王猛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７月，３８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８月１０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万多人参加，３８军、北京军区和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对抗“三个布告”的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高压态势之下，８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到１０月，收缴武器工作基本结束，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停歇。
军事工作方面，３８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
１９６９年２月２４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３８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１０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３８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军。 １９６９年１０－１２月，６３军从河北移驻山西，军领率机关从石家庄移驻太原。原被北京军区视为“刺头”、“骄傲自满”的３８军没有被撵出河北，反而，“华北山头”的“老大”６３军离开了河北，这真有点儿讽刺意味。翌年３月，３８军党委第一书记、政委王猛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３８军负责人首次进入河北省核心领导层，这在前两年也是不可能的事。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１２月１０日，３８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３８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鸟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３８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１２月１６日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口头常言“实事求是”，这个批示，就十分不“实事求是”。其一，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并非越权。平息地方两派纷争，不是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也绝无可能去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为，何况，陈的所为符合当时“大方向”。其二，毛泽东一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将原与此事无关的林彪扯了进来。林彪是否真的对毛说过这样的话，大有疑问。
对３８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３８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亦从未单独求见过林彪。这也是“⒐１３事件”后３８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将３８军列入“借用力量”，仅是林立 果一厢情愿，与３８军本身无关）。
无论如何，３８军的批陈报告，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石头”，砸向了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毛批示当月，王猛获提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次年７月，经毛林同意，中央调王猛任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在任期间，对江青等插手体委渐生反感，有所抵制，江也不悦王，欲借“四届人大”之机提拔庄则栋取代之，王乐得离开体委，“四届人大”前夕，调回部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粉碎“四人帮”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要求，于１９７７年２月，重返国家体委任主任（军内职务保留），１９８１年７月，再回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１９８５年以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
文革奉行体育外交，王猛对外以国家体委主任身份几乎天天露面，闻名于世。知情者言，以王猛的才干，８０年代本可更上一个台阶。惟以笔者愚见，王虽不满陈伯达、顶过江青，在国家体委亦做了不少好事，却也支持过保定地区造反派。就因为这后一条（这本是文革客观环境所致），在主军的邓小平心目中就大打折扣。王猛能以大军区正职“安全降落”，相对于他的同侪，已属万幸。这些，已是后话。
１９７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根据《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队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陆续撤销“三支两军”机构，撤回人员。前于１９７１年接替刘海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的３８军副政委徐炜，亦于中央《通知》发出后的翌年３月调回部队。在军队主政的高峰时期，３８军除２２个团分管保定地区２３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外，还抽调干部战士到京中央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军管”、“军训”，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奉命到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
１９７４年，全国“批林批孔”。江青要抓“批林批孔”、批所谓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抓到了３８军。江青派工作组到３８军１１３师３３８团８连进行“批林批孔”试点，给８连送“批林批孔”材料，形势所迫，３８军也不得不派人到８连“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多次发表，８连闻名全国。当年７月２８日，王洪文、江青请北京军区三位负责人和３８军的四位领导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到３８军呆了一个晚上，召开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及３３８团８连全连参加的接见会，王、江讲话、赠书，江青又作“顺口溜”夸３８军，折腾了好一阵子。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江青等所为，徒劳无功。表面虚与委蛇，是没有办法的事，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他们走到一块。
１９７４－７６年，“批林批孔”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定地区武斗、混乱再起，河北省委、省军区难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动用早已脱离地方“三支两军”的３８军。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３８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３８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
３８军奉命于１１月１６日对全区各武斗据点实行武装包围，之后，收缴枪支、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班子，１２月１３日，保定集中５００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３８军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保定此一文革的“重灾区”，方根本结束了十年的反复动荡。
（２００４年２月）
附：文革期间３８军正军职领导人更迭名录:
军长：李光军（１９６６。５－１９６８。１０） 刘海清（１９６８。１０－１９７２。５） 朱月华（１９７２。５－１９７６。１０） 政委：于敬山（１９６６。５－１９６６。１２） 王 猛（１９６６。１２－１９７０。１２）邢 泽（１９７０。１２－１９７２。１２）
王丕礼（１９７３。１１－１９７６。１０）
主要参考书目：??
１、陆军第３８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纪念李光军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保定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９ 三十八军主将们的命运浮沉在朝鲜战场上，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的三十八军的史料已经很多了。从江拥辉以上的主将，都有较为详细的传记。但是，和中国的现代历史一样，作为宣传品，而不是符合史实本身的一种变体，这种“历史”只褒扬正面，宣扬伟业，而忌讳负面；人物传记只写顺境，升迁荣誉，而淡化和隐匿逆境沉浮和命运悲剧；所以，严格地说，那不是历史科学，也不是一个可以立传的人物真实、客观的人生写照，它还不具备映射社会人生过去征程的镜子的作用，更不可以知盛衰得失，荣辱更替。所以，本文将另辟蹊径，彰显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以还原历史本身。 作者在刚刚步入青年时期，就亲临保定，拜访过三十八军，熟知他的历史。作者的一段命运，和四平攻坚战时的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时三十八军主力112师政治部主任，文革时期的三十八军第七号人物，副总参谋长张致善大校息息相关，并熟悉这半个老乡。作者的三舅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与三十八军同属一个战斗序列的三十九军115师政治部干事，火线记者，《志愿军一日编辑》之一。所以，有此因缘，以为别传。既然是历史，就不可能虚拟编造，所以，有关材料，大部来自军史、党史和相关著作，一部来自见闻。象万毅、刘贤权、江拥辉、李光军等，作者博客早有涉及，或涉及未提名而已，史传已详记部分从略。严格说,历史除亲历外,多不是原创作品,而是资料的汇集整理,分析评判.三十八军是一只老红军部队，1928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组建红五军的时候， 就有了三十八军的雏形。长征后红三军团主力并入红二十五军的一部。改编为八路军105师386团，以李天佑为团长，这就是最初的三十八军112师、113师的前身。105师主力挺进山东以后的1942年，地下党策动驻扎海滨地区的东北军53军111师整军起义，加入八路军序列。它就是三十八军114师的前身。抗战胜利以后，为了抢占东北的资源，依托苏联，图谋全国，八路军，新四军华北主力，以林彪为最高统帅，挺进东北。冀东李运昌部（冀东抗日大起义后组建），冀中吕正操部（另一支华北起义参加八路军序列的东北军为主力）山东105师罗荣桓、陈光所部（不含聂荣臻部），新四军3师黄克诚所部，共十万人开赴关外。后来，罗荣桓属下万毅所部发展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这就是后来成建制的三十八军。也即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时，第一纵队编为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1950年，该兵团从华中回师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10月19日作为入朝作战的第一梯队，从通化（三十八军）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中成就了不世的威名。朝鲜战争后，三十八军回师通化，后来被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战略预备部队。1967年文革紧张时期，和其他战略预备部队一起，从东北调入华北，拱卫京师南大门保定至今。
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部队，三十八军从兵源到装备都代表着解放军最精锐、强悍的力量。我军军事革命以来，它装备了第一支摩托化部队；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是第一支组建的合成集团军（1984年4月1日）；拥有第一支电子对抗大队；拥有第一支防空混成旅；最先成立陆军航空兵大队（1988年1月8日）；最先成立数字化实验部队等等，是各集团军中兵力最多、兵种最齐（拥有数十个技术兵种、一百个专业兵种，专业兵种分队占分队总数八成，专业技术兵员占总员额七成），武器装备最优良，火力、机动力、突袭力、防御力、快速反应能力、合成战力、独立作战能力、纵深打击能力、作战保障能力、后勤技术支持能力、自动化数字化作战能力等等都在全军首屈一指，具有最强的综合作战能力的部队。但是，一直到文革时期，他的历任主将鲜有善始善终和飞腾者。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在政治的大风浪中，猛将，勇将、儒将——名将们，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浮沉，足够智者、觉者掩卷深思，以为知得失的史镜……
以文化大革命为界，万毅，李天佑，梁兴初，江拥辉，刘贤权，邓岳，李光军、刘海清、朱月华九人先后为军长。李天佑上将以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职，去世于1970年，有幸避过“九.一三”事件。万毅，梁兴初，刘贤权为政治所累，前二者沉沦十数载，重出已是迟暮之年。后者“四人帮” 倒台后，堙没不闻。读史至此，常令人黯然。
东北军53军111师师长万毅（1907年8月-1997年10月31日），原名万顷波，满族，辽宁省金县人。1930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东北军团长、旅长、1936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率111师起义后，加入八路军105师序列，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出关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及政委。它就是十三兵团三十八军前身。所以，严格地说，万毅中将（1955年授衔）不是三十八军第一任首长，只是该部队成军时的首任长官。解放军成立后，万毅为四十二军军长，东野特种兵司令。建国后为东野炮兵司令，二机部副部长。1953年起，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长（或曰四局局长）。1959年8月22日，批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由庐山移到了中南海的怀仁堂，人数由140人扩大到1061人，另增补508名有关人员列席。开幕会后，分组讨论，总参与军委办公厅同列一组，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重点小组。两三天没人发言。上级部门不断来人督导，检查，无奈，与彭德怀从无无瓜葛和历史渊源的组长万毅莞尔一笑，说：“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
然而，与会将军们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反而举例说明彭总意见书有理有据，饥饿已成现实，他是真正为民请命。万毅感慨万分，毅然表态：“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去批吧！……”在全组一致同意他的提议后，万毅毅然决定解散小组，停止批判。由是成为彭黄张周集团一分子，被贬抑为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11月至1966年3月，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1966年3月起任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11月至1973年11月被关押。
1978年3月万毅才重出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80年获得平反，任总后顾问。1985年获大军区正职待遇。他是一介正直的爱国军人，以旧高级军官身份投身抗日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心怀天下，悉心黎民，却蒙冤十九载，消磨了余生的光阴，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生前最后军职为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李天佑上将（任职:1947.07-1949.02）,（生卒1914年-1970年），广西临桂人。北伐军第七军军长李明瑞部士兵，1929年12月随李明瑞参加百色起义，任警卫排长、连长。同年7月，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领导下，经过三千里长征进入中央苏区。李天佑调任红三军团，升任团长、师长。而老长官李明瑞，以红七军军长职，于1932年10月在江西雩都被肃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天佑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1938年5月，李天佑因病调回延安，不久转到西安治疗。年底，奉命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1943年8月，化装成蒙古商人，骑着骆驼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到达延安。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出关后，奉命到沈阳，协助吕正操完成鞍山、营口地区的设防任务。1946年1月，被任命为北满军区参谋长，不久北满军区改为松江军区，李天佑就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1947年5月，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万毅为政委)。一纵改编为三十八军后,为首任军长。建国后，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病逝。广州军区，前后以刘兴元，丁盛为司令员，是四野林彪嫡系的大本营。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倒台，陆空两军，多人牵涉事件中。将军以早殇得以全节，也是幸事。
梁兴初（任职：1949.05-1952.05），又名梁兴祚 (生卒年1912.8.23-1985.10.5) ，外号梁大牙（门牙两虎牙，两犬牙），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升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团长。长征到陕北后，改编为八路军105师过河东进，到达山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东进支队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挺进东北后，由十纵队司令员，转任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第二任）。使他最为出名的战役是辽沈战役时指挥十纵，守御黑山，成功地阻击了以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的新一军为骨干的廖耀湘兵团，保证了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完成了“关门打狗”的战略任务。入朝后，以二次战役的战绩被彭德华赞誉，三十八军由是获得了“万岁军”的雅号。1967年，文革时，因是前四野林彪爱将，被推荐接替被打倒的黄新亭（贺龙二方面军部属）（先是韦杰，旋即被打倒后，改派梁兴初）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到任后，不支持任何派别，强令各派联合，消弭了四川动用后备武库，甚嚣尘上的武斗。“九·一三”事件后，受林彪牵连，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一起被撤职。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14号文件，成都军区被点名者除了他外，尚有：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另，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中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作了深刻检讨后，梁兴初到了太原化工厂，11月20日，梁兴初被隔离审查。后因病住院，出院后去太原工厂劳动，接受了八年审查。
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朱月华言：林彪事件后，张春桥任总政主任，约梁兴初将军谈话，将军拒之。张亲率随员造访，将军蓬头赤足，横卧床上，与之对语。表现了傲岸的人格。 1979年年9月14日，黄克诚在纪检会议上指出，对待老同志，应有个基本看法。说梁兴初反对毛主席，上了林彪的“贼船”，你们成都审查了１０年，竟拿不出一件站得住脚的事实。这是对老同志的不负责任。梁兴初，一个打铁的，从小参加红军，受过９次伤，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此番讲话后，审查结束，梁兴初才获得了较为公正的待遇。1981年10月23日，成都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梁兴初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为：梁兴初未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但有政治错误。本人认识错误态度较好。鉴于梁兴初在战争中有卓越贡献，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决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给予大军区正职待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意见。 一代战将，晚景其实是凄凉的。 将军一生在政治风浪中屡屡遇险，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清托落茨基匪帮”。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这后不久的1939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二、三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第一大队和第七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王风鸣秉承康生意志，在湖西大搞“肃托” 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为其帮凶，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3000人被无辜杀害。梁兴初也被羁押。幸赖同志逃出虎口，向罗荣桓，陈光报告，罗荣桓亲临湖西，扭转局势，从虎口救出险些遇害的梁兴初。但将军最终未逃过文化革命一劫。
江拥辉，（在职：1952年7月-1957年8月）原名江祥桂（生卒年：1917年-1991年2月13日），江西瑞金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少共国际师战士。后任红1军团保卫局科员、第1师1团副特派员、第2师特派干事,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保卫部巡视员的等、1943年起任滨海军区13团营长、团长，山东军区第1师2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2团团长,第1纵队1师副师长、师长，第四野战军38军112师师长、军参谋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副军长。第二次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江拥辉在其中直接指挥了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战功卓著。后于1952年4月担任了该军代理军长，同年8月，出任军长。1953年回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62年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文革中，奉中央令，一度支持运动，在“旅大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旅大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群众组织争斗时，曾支持一派，与海军支持的造反派对峙。1967年3月28日，旅大警备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旅大实行军事管制（当时，作者到过旅大，亲眼目睹了武斗双方森严壁垒，兵戈相向的场面）。但江未参与林彪集团，也不支持“四人帮”在辽宁和沈阳军区的代理人。安然渡过文革。1983～1985年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接待了来厦门特区视察的邓小平。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 作为战将，事实上没有常胜将军。1952年4月，江拥辉接替调任志愿军西线指挥部副指挥的梁兴初为三十八军代军长，10月升任军长。在部队换防之际，志愿军总部决定对敌发动攻击，以争取战略主动。三十八军主攻铁原西北10公里的战略要地白马山地区。李承晚第9师在此深沟高垒驻守已达一年。当三十八军完成攻击准备，尚未发起攻击时，某团文化教员谷某叛变投敌，暴露了我军进攻意图。三十八军在部署已定，先期发动攻击，可使敌措手不及的主观良好愿望下，请示兵团司令王近山同意，依计划发起攻击。凡九昼夜，遭遇朴正熙为师长（后为韩国总统）的韩军第九师有准备的顽强阻击。虽有进展和收获，但是付出了伤亡6700余人的惨重代价，仅歼敌9600余人，并未完成预期战役目标。在美军第八军范佛里特部合围上来前，江拥辉果断下令撤退。避免了更大损失。但此战，也是三十八军损失最大的一战，并以无功而告终止。
刘贤权（在职：1957.09-1960.05）（生卒：1914─1992），15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县城，刘贤权参加了红军。在红一方面军历任班长、干事、指导员、师卫生部政委。抗战时期一直担任115师343旅政治部民运科长，长期从事地方武装工作。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逐渐引人注目，任过1纵3师政委、师长，该师原为东北军新编111师的两个团，在万毅带领下起义，编为滨海支队。1945年进入东北，扩编为民主联军7纵19旅，在四平保卫战中伤亡很大，后与20旅一起划归1纵，编为3师，即后来的三十八军114师。该师在辽沈战役歼灭廖耀湘兵团时大显神威。刘贤权入朝作战时为四十七军副军长，政委，调三十八军军长。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文革”开始后他即利用军队及造反派在青海省向省长王昭夺权，遭遇王昭和副司令赵永夫反击，一度被罢职，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在中央扶助下重掌青海帅印，代替杨植霖，王昭为青海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见作者博客《血染湟水河畔》），他对“文革”中青海省的混乱局面有直接责任。1967年4月，中央又命刘筹备内蒙古革委会， 1968年，毛泽东指名刘不要回青海，担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同年任铁道兵政委，1969年任铁道兵司令员，1970年负责北京地铁工程。1971年经毛泽东亲自提议，刘贤权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4年因“复映旧影片对抗样板戏风波”受江青问罪，1975年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粉碎“四人帮”后，因文革表现，1977年被撤职。后赋闲落寞而终。将军玩政治，玩掉了自己。
邓岳（在职：1960.05-1964.08）湖北麻城人，原名邓术权、邓述金（1918-）。1930年12岁就参加了红军。后为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五团团长秦基伟选中，当上了秦的警卫员。1933年10月下旬的一天，秦基伟团长被张国焘诬为“改组派”接受审查，邓述金被视为同案犯被吊打到一周，险些丧命。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成为红七十三师二七六团三连连长，率部奉命于广水东南一地阻击敌人。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伤亡惨重，团长恼怒，欲枪毙他。是詹才芳路过，救了这个十六岁连长一命，为共和国保留了一名耿直倔强的将军。长征途中邓述金因患疟疾，被部队发了10 块光洋，动员就地复员当老百姓。两天后带赶上部队。又发病落荒，被十二师师长陈赓所救，用自己战马牵着行军，完成长征。在泅过汉水时，又为一个李姓战士负着过江，以己命换邓岳一命。历经战阵，从四方面军红军大学警卫排长（其时改名邓岳），到八路军新四旅10 团团长。从山东军区三师出关，与曾克林部（李运昌下属）两团合并为东北野战军3纵7师。邓岳是首任师长。辽沈战役后，入关作战，是首攻海南岛的主力部队。入朝时为四十军118师师长。118师是首先接敌战斗的志愿军部队。在“揭幕之战”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全歼南韩6师一个营和一个炮兵中队。经中共中央批准，将118师首战两水洞的和120师进行云山阻击的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邓岳为首功。第五次战役时，邓岳用两个团并肩进攻，迅速突破了南韩6师的防线，插入敌军阵地纵深。354团3营孤军闯入敌腹60公里，遭遇英27旅，奋战突出重围，但伤亡惨重。邓岳指挥118师连续击退美陆战1师7团、英27旅和加拿大25旅的反扑，终于插到指定位置。因功升任40军副军长。归国后，于1960年5月调任三十八军军长，他也是第一个从其他部队调任三十八军的主官。归国后先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后为沈阳军区副司令。文革中曾为林彪秘密接见，但不为所动。1975年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李光军：（在职：1964.08-1968.10）（生卒年：1919—1995）江苏省睢宁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伍。抗日战争时期，任县边区抗日青年救国团主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队连长、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第4师9旅26团营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63师参谋长，师长。1953年，李光军率63师入朝作战，在朝鲜升任少将，归国后接替邓岳为三十八军军长。1967年2月15日，三十八军由通化调防保定，李光军分工负责三支两军工作。4月，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３８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两派掀起大规模武斗，副参谋长张致善和两个副师长在支左中被打成重伤。由是，三十八军与河北军区始终不睦。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三十八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三十八军支持激进派。但是，7月，作者去保定时，见三十八军纠察巡逻，不带红袖标，不配像章，军风严紧。军士们说，军长不赶形式，不追求时髦，依然保持三十八军军中劲旅作风。赴军中，见军风整肃，无标语彩旗，心中深为惊服。
1967年10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据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六十三军副军长徐信遗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三十八军，有意按刘贤权建议，在本军提拔副军长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故有此调动。李光军后为武汉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
刘海清（在职：1968.12-1972.05），是从四川北部大山沟里走出来的红军娃子。1933年参军时，他才12岁。先后给张仁初、熊伯涛、萧华、邓华、孙毅等红军名将当过警卫员。解放战争时任112师团长，入朝时为113师副师长。年仅28岁。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正面的四十、三十九、六十六、五十五军已向敌军展开猛烈进攻，敌人开始往南全面溃退。领导决定派一支部队插到敌后切断其退路好关门打狗。副师长刘海清奉命率38团翻山越岭，一夜急行150华里并在敌军飞机威胁下，化装韩国军队，大摇大摆向敌纵深开进。先敌5分钟占领了三所里，断敌南逃退路，英勇阻击从平壤方向来援之敌，战斗极为惨烈。这就是彭德怀司令员亲拟嘉奖通令，并呼‘38军万岁！“的由来。刘海清戎马一生，在三十八军前后共35个年头。1955年，刘海清被授予大校军衔。离开三十八军后先后担任北京军区，新疆军区副司令16年。由于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却与“将军”二字擦肩而过，成为终身的“无星战将”，在解放军中也是“仅此一人”。可见命运对他也并不公正。
朱月华（在职：1972.05-1978.05） (生卒1922-)，江苏赣榆县欢墩镇朱孟村人。自幼进私塾学习，16岁当了塾师，教书不到一年，投奔八路军，成为二队二营机枪连战士。曾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参加过锦州、四平、天津等著名战役。1949年9月调任３３８团副团长，1950年7月被任命为３３８团团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授予朝鲜三级国旗勋章。1951年5月后，调任３３７团团长。1953年任师副参谋长，同年5月，任１１３师参谋长。1954年冬，升任副师长。 1965年3月，升任１１３师师长，授予上校军衔。1968年7月，任３８军参谋长，1969年7月，升任副军长。1973年5月，升任３８军军长，同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6年3月，到军政大学学习至年底结业。 1978年6月调任五十五军军长。1980年下半年调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1月离职休养。
虽然三十八军是军中主力，但文革及前历任军长，六个长征干部，最高军衔除李天佑外，皆止步于中将、少将，职务也仅至于大军区副职。在成长中，多人曾陷入肃反清查泥淖，侥幸幸存。可见，在政治风云中，凡是名将皆难逃脱定数，这也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