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备高潮与“斗、批、改”运动

  2011年05月25日06:10

　　九大以后的政治形势
　　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各地各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和党组织的逐步恢复，落实政策、稳定形势等工作虽然进展迟缓，但也初步展开。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结束动乱局面，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毛泽东注意到这种要求，周恩来等人更是全力支持和从各方面开展工作来满足这种要求。
　　另一方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却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相背离，继续兴风作浪并相互争斗。江青集团中的张春桥说，现在九大开过了，有个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他感觉到了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甚至不满，认为存在着强大的“右倾复辟势力”，这种势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那些搞“二月逆流”的人，即老干部；一是知识分子。他们要反对这股“复辟势力”，为“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斗争。九大前后，在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庇护下，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或因未被“结合”进革委会，或因地位较“天下大乱”时有所下降而心怀不满。他们纷纷打起“反复旧”、“反右倾”之类的旗号，提出“造反派打天下也得坐天下”的要求，鼓动重建跨地区、跨行业的造反组织。1969年春夏之际，山西、山东、河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出现了由派性斗争引发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一些群众组织又成立专业武斗队，冲击革委会和人民解放军驻地，继续搞“打、砸、抢、抓、抄”，煽动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甚至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占国家银行、仓库，等等。
　　为了稳定刚刚有所好转的形势，九大后不久，由中央分别召集有关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驻军负责人到京开会，办学习班，帮助解决由派性引起的矛盾。1969年5月下旬，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并批转山东、湖北两省有关报告，严厉地批评“反复旧”的错误。7月23日和8月28日，中央分别对有关省和自治区发出布告和命令，要求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山头”，上交一切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公路交通，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央的这些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9月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武斗基本平息。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战备的指导思想、紧张气氛和坚决措施，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战备高潮
　　1969年初至1970年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有的已陷于瘫痪和停顿。九大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美苏争霸一时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8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显著增加。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苏联领导人相继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更使中国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为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战备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又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向中国发出新的战争威胁，甚至进行核恐吓。面对这种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很快进入高潮。
　　6月至9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了一系列战备会议，研究制订作战方案。8月2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国随即出现了修建防空工程的高潮。8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克服派性，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召开数十万人的动员、宣传大会，并开始整顿社会秩序、疏散人员和转移物资等。9月，毛泽东在国庆20周年口号送审稿中加写了一个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
　　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同意维持边界现状、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避免武装冲突。尽管情况有所变化，但中方仍保持着高度戒备，担心苏联借谈判之机发动突然袭击。10月7日，周恩来主持拟定的我国政府声明中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10月17日，中苏边界谈判前三天，因“紧急备战”转移至苏州的林彪，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人即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形式向全军下达这个指示。但是，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战争立即爆发的迹象减少，全国、全军高度紧张的战备工作开始有所和缓。
　　这次大规模的战备，对国内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紧张的空气和一系列加强战备的坚决措施，对于抑制武斗、平息动乱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紧张的气氛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1970年上半年各行各业正在进行的“一打三反”[1]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大战即将来临的认识也对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1969年底，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虽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斗、批、改”的任务，最先是在“十六条”中提出的。党的九大之前，毛泽东曾经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2]据此，九大向工、农、商、学、党、政、军、民各方面、各单位都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九大前后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前的各项政治活动，基本都包括在“斗、批、改”这个总任务之中。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在各个方面、各个行业落实党的一些政策，清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影响，“斗私批修”，树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新思想，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目的。
　　为了指导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毛泽东亲自抓了“六厂二校”的典型[3]。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间，“六厂二校”几乎提供了“斗、批、改”的所有主要经验。这是实践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个方面推行“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行动。在当时，大多数各级领导干部还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很多教授、专家、医生、工程师、作家、艺术家被当作“反动权威”批斗，各地“清理阶级队伍”中又人为地制造出一批“阶级斗争”对象，整党中出现严重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部门各单位普遍存在着不敢抓生产和业务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六厂二校”经验提出“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的概念，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提出“一批二用”的政策，多少改善了被称为“反动权威”的专家们的境遇；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给出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等，对抑制极端化倾向、稳定局势、缓和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六厂二校”经验并不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思想的纠正，而恰恰是以它为基础和归宿的。在“左”的基础上抑制一些极左做法这样的二重性，是这些经验突出的特点，反映了希望通过“斗、批、改”来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一基本思想的内在矛盾。
　　“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清理阶级队伍”。当时认为这是为了建立一支所谓“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4]。清理之初，其对象一方面是所谓“走资派”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另一方面则是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在没有法治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达到高潮。许多人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的人数迅速增加。
　　1970年1月和2月，党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正式宣布完成。这场持续多年的清查活动，有极大的任意性，被指为“五?一六”分子及其后台的人不断变换和增添，并株连大批亲属。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整党建党”。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的侵蚀，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开展整党被作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次整党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任务的错误认识和对党的队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1967年10月以后，毛泽东已提出整党任务。他所说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5]，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这个“纲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而对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却只字不提。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又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甚至提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因而“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
　　这次整党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吐故纳新”。1967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6]抽象地讲，党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它含有“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内涵。1967年底至1968年间，有关整党的指示和经验强调“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7]。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一些派性严重的单位出现了“大吐大纳”、“造反入党”、“吐疏纳亲”等问题。其结果是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符合党员条件。在1970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分别召开全军和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后，整党工作进度加快。至1971年，在基层组织恢复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省级党的委员会。
　　这次整党运动，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这次整党毕竟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遏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教育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教育革命”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于是，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以工(军)宣队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各级党组织；农村中、小学则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这类措施，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即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并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的学制又缩短为二至三年。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内容凌乱，水平低下，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当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很多学生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革命”，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的这“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乃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
　　知识青年到农村等地后，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劳动，传播文化知识，担任生产队干部以及小学教员、“赤脚医生”[8]一类的初级技术工作。他们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1970年大学、工厂开始招生、招工后，不少家长利用各种形式“走后门”使子女回城，某些主持其事的干部则依仗权力进行勒索。后来毛泽东了解到“全国此类事甚多”，并表示“容当统筹解决”[9]。197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
　　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干部下放劳动。1968年5月7日，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九大之后，全国各地干部下放达到高潮。
　　实际上，干部下放首先是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除少数大、中城市将一些干部下放到工厂外，多数地区的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与此同时，还有大批高等学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被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办“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
　　广大干部(包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斗、批、改”运动除以上所述几项主要内容外，还有诸如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以及工厂管理革命、商业革命等等，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斗、批、改”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左”倾方针的表现，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毛泽东本想通过“斗、批、改”运动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并未因此而结束。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斗、批、改”很少再被提及。
　　注:
　　[1]“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
　　[2]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
　　[3]“六厂二校”，指的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毛泽东派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进驻这些工厂和学校。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还有首都一些工厂的工人，与前者共同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与这些厂校的革命委员会一起执行“斗、批、改”的各项任务。
　　[4]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8年5月15日。
　　[5]《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
　　[6]《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
　　[7]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1967年12月2日。
　　[8]“赤脚医生”，指农村不脱产的、“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人员。
　　[9]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1973年4月25日。
　　[10]《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