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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重新评价毛泽东内情

2011.11.30 收藏

“文革”结束后，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央决定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由于毛泽东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于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需要处理好的核心问题……

叶剑英的讲话初步总结建国史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此后，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总结的时机也日臻成熟。

1979年9月29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强调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不少同志听了以后认为，在这一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然而，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距离给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还有很大的一步……

于是，就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提上了中共中央议事和工作日程。

西方关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

当时，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先后平反，尤其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刘少奇冤案的昭雪，使一些人简单化地认为：既然过去被认为完全“错”了的人和事统统都是正确的，真正错的就只能是毛泽东一个人了。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思想就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了。

而此时，国际上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也颇为关注。这是因为，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予以全盘否定，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方某些舆论将赫鲁晓夫的这一行为简单地概括为“非斯大林化”。毛泽东逝世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成为当时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西方观察家和西方舆论甚至认为：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非毛化”。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两次采访了邓小平，她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这些问题的提出，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历史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对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而是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决议》稿的“四千人大讨论”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央决定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为此，中央决定，集中全党智慧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的起草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日常工作由胡乔木具体负责。

《决议》起草前中央就提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此，《决议》起草小组以起草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调人组成了起草班子。

1980年5月23日，起草小组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决议》初稿。邓小平看后，感到整个文稿写得太沉闷，而且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邓小平要求《决议》起草小组重新写。

9月10日，起草小组再次改写出了约6万字的《决议》稿，并于10月12日将此稿发到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内高级干部中进行讨论。这次讨论参加人数是4000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

讨论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偏颇甚至相当极端的意见。有人认为毛泽东搞的是“农民社会主义”。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分成两个体系：前30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后10多年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老同志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形象

针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传说和国内的各种声音，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其中，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

黄克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被打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如何对待和总结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挺身而出。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谈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他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乘到中南海陈云住处探望之机，专门征求了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陈云提出，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仅仅过了两天，就迅速将此意见指示给了起草小组负责人。

陈云的建议提出前，起草《决议》的思路都受“建国以来”的限制，主要是写建国后的32年。至于解放前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只有几百字。但这样写，总觉得不能达到科学评价毛泽东的目的。陈云的谈话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起草小组采纳陈云的建议，在《决议》稿上加了一个部分――“前言”，对建国前28年写了4大段2000字。在《决议》定稿时，“前言”又被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共计3000余字，这对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沈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