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杀予夺的近义词:应该如何认识“后危机时代”

系统梳理和正确透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士在所谓“后危机时代”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对我们抓住和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争取今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对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世界关于“后危机时代”问题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重新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在“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众多拥护者看来，后危机时代只不过意味着世界“正在远离自由市场、信贷宽松、高风险交易和高薪的黄金时代，进入一个以紧缩银根、加强管制、减少投机和政府更多干预市场为特征的新时期”（[美国]拉娜·福鲁哈尔：《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美国《新闻周刊》2008 年10月13日），生活在“新时期”的人们将再度扮演储蓄者而非投资者的角色。由于短期内信贷紧缩的局面难以改变，节俭之风将再次盛行。在他们看来，新时期的这种“新的时代潮流”标志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重新兴起。他们还认为，虽然18世纪末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和20世纪自由市场赢得胜利，是历史的进步，但今天改变了“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兴起并不代表进步，而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反动，只不过是一股正在向世界迎面吹来的“邪风”。（参见[美国]杰弗里·加滕《如何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月15日）因此，主张政府退出的人们喜欢宣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给全球市场造成巨大的无效率，更深层次的国家干预意味着官僚主义损耗、效率低下以及贪污腐败更加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参见[美国]威尔：《资本主义跑调了》，《华盛顿邮报》2009年5月10日）这样的观点，尽管他们很少有人会怀疑，再次回到不干预时代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但是他们也普遍表示相信，“伴随着国有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或许只有在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时代才会‘爆发’，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则悄然隐退，无力对抗自由市场经济思潮。”（参见孙小林、熊敏：《拯救通用：华尔街的国家资本主义幽灵》，《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29日）
（二）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美国著名学者、《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从现在美国人因为“金融恐慌、萧条阴影、看不到头的伊拉克战争，还有不间断的恐怖威胁”而郁闷，从他们因为“在几乎各个行业，在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过去的格局似乎都被搅乱”而焦虑，从他们“发现一个新世界即将产生，但担心塑造这个新世界的是外国人”等众多事实中，无疑可以得出世界已经从反美主义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法里德·扎卡里亚：《他者的崛起》，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的结论。他注意到，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后美国时代”似乎是个“令人不安的前景”，因为他们被告知“生活在一个黑暗危险的时代”，“基地”组织、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构成这样或那样的威胁，恐怖主义、流氓国家、核扩散、金融恐慌、萧条、外包和非法移民在国家话语中也“赫然出现”。但他表示相信，美国人面临的威胁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却被“夸大了”，其原因部分在于“暴力逐渐减少，信息却不断激增”。他还认为，“后美国时代”是20年来一系列积极趋势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些趋势创造的国际环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
（三）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危机就像一场风暴或者龙卷风，所到之处景象为之改变。而当危机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世界的格局已然改变。”2009年5月10日法国《青年非洲》周刊一篇题为《翻天覆地》的文章这样说道。在该文看来，“危机只是一个觉醒进程的神奇加速器，这个进程首先是中国，接着是印度，随后又有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其他南方国家加入进来。我们称之为‘新兴国家’，这些国家正加快脚步，开始赢得地位，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认为，金融危机后的未来30至40年内，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他所谓的“相对大国”时代，“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已经过时，任何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干涉将日益受到挑战，各国在宗教、种族、社会等方面的分歧和差异日益明显。因此，在新的世纪，各大国“不能再用20世纪的国际经济管理工具管理21世纪的经济，不能再用过去的观念考虑今天世界的问题”，需要考虑建立新的国际关系，需要考虑如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如何建立“更符合实际的21世纪国际新秩序”。 （参见严明：《萨科齐:超级大国已过时，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新华网巴黎2008年1月20日电）
（四）世界将步入“重新划分”的时代。2009年7月9日，《俄罗斯记者》周刊发表P·布尔米斯特洛夫和W·佳特利科维奇两人的署名文章《重启》。该文认为，现在的世界就像是在大战前夕，世界将步入“重新划分”的时代。在未来重新瓜分世界的进程中，谁能成功地利用自身优势，谁就有良好的状态。该文指出，美国、欧洲和中国各有优势。美国依靠“军事-商务综合体”包括大型跨国集团、战争、战争威胁、推动他国政权更迭等等，都有利于美国巩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并遏制对手的影响。美国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大众文化和思想的强大渗透力上。欧盟看起来非常具有“诱惑力”，但联合起来的欧洲未必会介入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进程。而且，欧盟发展到27个国家，这大大降低了它的一致性。而中国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赢得了世界的好感。中国也没有搞思想输出，受到很多国家的尊重。同时，中国的经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吸引力，即在不搞民主化和不根本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快速增长。该文还指出，虽然一些大国领导人表示，八国集团过时了，应当用20国集团来代替它，但是不能排除还有“中国—美国两国集团”和“多中心并存”等其他的可能性。该文还援引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斯韦特兰娜·格利金娜的话说，当出现了几个强大的力量中心，对各国更简单和更有利的不是结成牢固联盟，而是利用他国的矛盾搞投机。我们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
（五）世界将走向“未知”的时代。法国经济学家巴韦雷认为，在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世界“出现了一种自16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格局，突出特点就是展现出一个十分混杂和不稳定的世界，它充满了对西方垄断人类历史和价值观的质疑。无论是民主的作用、开放的经济还是全球化，都进入到未知世界。”（[法国]巴韦雷：《危机使我们进入一个未知世界》，《费加罗报》2008年10月6日）美国安全部门“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20日发布的报告《2025年全球趋势：一个转型的世界》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原因包括全球化、新兴强国的崛起，以及“财富和经济实力相对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该报告还宣称，“今后20年间，向一个新体系的过渡将充满风险”，“战略对立最有可能围绕贸易、投资、技术创新以及收购出现，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军备竞赛、领土扩张，以及军事对立等19世纪的情形”。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也认为，“就当前这一历史时刻而言，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多项根本调整正在同时发生。正是这一点使最终结局如此难以预料”。（[英国]昆廷·皮尔：《一个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视野》，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4月6日）
（六）世界进入“政治全球化时代”。法国传记作家巴弗雷认为，2009年4月2日伦敦峰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单边主义的终结”，“象征着世界西方化的终结和多边格局的出现”，预示着“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无规则全球化时代和2001年至2008年的混乱全球化时代之后，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大门正在开启”，“一种政治全球化正围绕各种金融监管机构逐渐成形，以制衡市场全球化并使其维持稳定”。 （[法国]尼古拉·巴弗雷：《伦敦峰会：21世纪新秩序》，法国《费加罗报》2009年4月5日）在他看来，在“政治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虽然受到严重威胁，但仍将继续推进，“它将进行调整，可能会因注重稳定而牺牲一定增长，因注重监管而回避部分风险。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也将不断转变，以家庭过度负债为特点的美国信贷和消费模式将成为过去，而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则必须设法打造更加自主的发展基础，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他还认为，在政治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新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初以来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以及美国制定的全球规则都会逐渐受到质疑”，而“新兴国家不仅将继续经济赶超，还将进行政治赶超”。
（七）世界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法国前总理、“新地球”科学方针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罗卡尔等则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过后，在欧洲、美国、中国和其他所有地方，“昨日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推翻或者注定将被推翻”，已经开始的“争取新的社会模式的意识形态战争”，“将在法国、欧洲与全世界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法国]米歇尔·罗卡尔、奥利维耶·费朗、埃里克·莫兰：《意识形态战斗现在将打响》，法国《世界报》2008年10月8日）他们认为，除了各国模式外，还应当创造一种全球性管理模式。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等则认为，在“意识形态的新时代”，国际体制并非只是需要“简单的改进”来反映世界力量和财富的变化。他们还指出，“假如美国想成为这个新时代领导地位的真正竞争者,它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到,现在形势真的不同了,挑战已经绝对不仅限于遏制共产主义或打败恐怖主义”。（参见[美国]布鲁斯·詹特森、史蒂文·韦伯：《美国的强行推销》，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8年11-12月号）
（八）世界步入“阴郁时代”。日本作家五木宽之认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人们普遍存在一种难以名状而又无法摆脱的“心灵恐慌”或“灵魂危机”，无论是美国、欧洲、亚洲还是伊斯兰国家莫不如此。这种病状恐怕不是用十几年时间就可以治愈的。他把这种至少50年才出现—次，也许是自文艺复兴以来500年才出现—次的现象，视为全球性的大转变：从“骚动的时代”向“阴郁的时代”的转变。（[日本]五木宽之：《衰退时代：日本人应有的“觉悟”》，日本《中央公论》月刊2009年3月2月号）他认为，在这一“大转变”的时代，战争形态从以轰炸机和坦克为代表的、急风暴雨式的“骚动型”变成了恐怖行为和游击战这种“看不见对手、也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让人疑心生暗鬼式”的“阴郁型”。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变化同样也体现了“阴郁”的侧面。以往的“开发”、“增产”等观念正在被“缩小”、“珍贵”等观念所取代。总之，整个世界都在从“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骚动”状态向“阴郁”状态转变。
二、把握“后危机时代”问题的几点认识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着眼于“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以及争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我们认为,透视上述世界关于“后危机时代”问题的主要观点，可以得出以下若干认识。
从“全球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观点背后强调的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必要性来看，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8页）、“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同上，第1361页）的重要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从“世界在变，游戏规则亦应改变”之类的观点开始流行，从“后美国时代”、“相对大国”时代、“重新划分”的时代、“政治全球化时代”这些变相的新“美国衰退论”的观点来看，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加快了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大调整的进程。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方面因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及其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尚未发生“颠覆性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因为世界主要大国为了在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和打造新的优势，必定会调整或转换自己的发展思路，改革或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出台新的发展战略，很可能会围绕货币政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也有可能“围绕贸易、投资、技术创新以及收购”出现“战略对立”的情形，世界多极化进程和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大调整的进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必定会充满各种曲折和风险，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难度空前加大，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困难性必将更加凸现，我们必须妥善应对。
从“未知”的时代、“意识形态新时代”、“阴郁时代”这些观点明确传递出世界各国深刻反思各自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信息来看，从这些观点背后表达的对“出台新的世界发展哲学”的强烈呼唤来看，我们认为，起码可以得出以下这样三个基本认识。第一，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同上，第1361页）的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再次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第二，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始终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等一系列战略思想，是高瞻远瞩和极富远见卓识的。第三，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的重要论断，深刻把握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根本性影响，为我们正确应对金融危机，再度迎来自己具有全球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为我们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