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公主九味卷怎么做: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 （下）(2)_

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 （下）(2)时间:2010-07-03 00:42 作者:杨银禄点击:2051次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穿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自己的5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6元津贴）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他担任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期间，他当过3次联络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他经常来往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住所。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下来了。毛远新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觉，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
　　江青拿到检讨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全文完）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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