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logo怎么设计:美国霸权主义的演变及其实质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杨玲玲】

霸权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至今，美国已经从一个地区大国演变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相应地，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也先后采取了关注他国利益、否定他国利益、蚕食他国利益、覆盖他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等5种方式，称霸世界的野心逐步表露无遗。考察美国霸权主义的演变及其实质，认清不同历史时期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本世纪初年它的新动向和新特征，对于我们有效地开展反霸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注他国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一词源出希腊文，原指个别强大城邦对其他弱小城邦的支配和控制，现指某些国家凭借强大军事实力践踏或威胁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企图主宰整个世界或所在地区。霸权与主权是对立的。主权原则要求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权利平等，即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倘若一国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将本国主权扩展到别国主权范围内，形成某种不平等关系甚至是支配关系， 这样的行为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的实质是追求一国在国际社会的霸权利益，用本国利益取代他国利益，甚或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全人类利益之上。
追求本国的霸权利益是美国的一贯做法。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政府就把自己的外交政策看作是符合并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政策。美国谋求国家霸权利益的早期例证，就是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门罗政府在提出对外政策的原则时，要求欧洲列强不把美洲大陆当作它们的殖民地，反对任何欧洲国家控制美国承认的美洲独立国家，反对将欧洲的政治制度推广到美洲的任何地方。美国打着维护拉丁美洲新国家利益的幌子，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的口号，以此掩盖把美洲划作其势力范围的真实意图，是由于当时美国的实力和范围还仅限于美洲，因而谋求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就成为美国最实际的国家利益。美国学者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西半球——这就是美国制定门罗主义背后的动力”[1]。
继主张门罗主义之后，美国加紧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于1899年抛出“门户开放政策”,妄图把美国利益变成中国利益，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却标榜“尊重中国之独立”、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1919年，美国又抛出威尔逊的“14点计划”，进一步把美国的利益说成是西欧各国的利益，以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安排，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但却标榜是为了西欧各国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及支持“公正的安全与和平”。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威尔逊的“14点计划”，是新形势下“门罗主义”的翻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所奉行的，都是这种改头换面的门罗主义——一种较为隐讳的霸权主义，即在关心他国利益的名义下谋求美国的霸权利益。美国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受到自身国力的制约，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足以以绝对优势同其他列强相抗衡而在全世界为所欲为。它不得不采取较为隐讳的霸权方式。
否定他国利益：“冷战”前期的美国霸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由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性大国。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的武装对峙，导致“冷战”的出现。美国此时的国家利益也由隐讳的霸权利益转为公开的霸权利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为首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提出了“权力—实力—利益”的理论，认为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权力冲突的社会。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是通过权力来获取和实现的。美国的外交目标应该是“增强权力、维持权力、炫耀权力”，“发展国家利益表现为攫取权力，而最重要的是占据军事优势”[2—1]。摩根索学派将“权力—实力—利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反复强调权力始终是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获取国家利益的关键。“权力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增进国家利益就意味着增进国家实力，增进国家实力则意味着增进国家权力，而增进国家权力反过来又增进国家利益”[2—2]。一国的利益与其实力成正比。惟有美国才有实力充当解决全球范围内各种争端的超级大国。
“权力—实力—利益”的理论对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热衷于世界领导地位”,自诩肩负着“保卫自由世界”的历史责任，公开宣称美国军队要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所及的一切地区和所有方面。每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利益冲突，美军便恃强凌弱，将灾难强加给其他民族。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内部纷争，美国也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下出兵干涉。显然，这时的美国已经开始赤裸裸地追求霸权利益。
蚕食他国利益：“冷战”后期的美国霸权主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急剧变化：发展中国家日益壮大，国际政治力量趋向多极化；各国各地区交往日益密切，世界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美国国内经济危机严重，对苏联核优势的丧失和侵越战争的后遗症等，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受到挑战与削弱。为了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人提出了“相互依存”的理论。该理论针对“权力—实力—利益”的理论过份强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及权力冲突，反对用全球遏制的战略来追求美国利益，认为需要运用合作与结盟的战略来实现美国利益。他们解释说，美国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当今世界在经济、通讯、人类欲望等方面变得相互依存。旧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土崩瓦解，旧的口号已经失去了鼓动力，旧的说法已经无益[3]。 这时的最佳选择，只能是相互依存，通过尊重他国利益来蚕食他国利益。
从公开追求霸权转而谋求合作，以便从中攫取他国利益，反映了美国虽然调整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实施策略，但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最终实现高于其他国家利益的美国利益的战略宗旨没有改变。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放弃自由世界的领导权等于自甘孤立。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一个自我孤立的美国不可能保持自身的内部平衡、社会准则及政治制度。美国的力量对于维护全球的稳定和“进步”极为重要。内向的美国，会给世界造成真空。这种真空将由逐步升级的混乱来填补[4]。就是说，没有美国的领导，全世界会陷入混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提出，为了确保自由世界的生存和成功，美国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责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茨说，由于美国赋予自己领导世界的责任，致使美国的外交活动成为整个政府的主要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内阁部门的任务。美国要求它的驻外机构除了执行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上的传统职责外，还要对驻在国从事广泛的国事活动，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各方面的管理利益。
可见，美国鼓吹的 “相互依存”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依存,是在“合作” 字眼掩盖下的美国霸权利益。这一点得到了美国政治学者基欧汉和奈的肯定：这种合作利益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的解释，——与国家安全概念一样，都是为了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化 [5] 。
覆盖他国利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霸权主义
苏联解体，导致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凸现；“冷战”结束，致使美国失去战略对手。然而，美国并没有放弃世界霸权。此时的世界，无任何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无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能够与美国相匹敌，无任何重要地区不在美国势力的控制之下。美国认为，由它们打造单极世界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为了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1994年7月，克林顿总统签发《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谋求霸权利益的基本战略。
在美国官方人士看来，所谓“扩展”，就是扩大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美国决定从三个方面入手，具体实施这一战略：第一、巩固西方世界的现有阵地，增强西方国家（集团）的实力和内部凝聚力，这是战略的基础；第二、扶持、控制已经被“和平演变”的国家，帮助它们在政治上转体、在经济上转轨，这是战略的核心；第三、压制和打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促其变成“国际社会中的负责成员”，这是新的战略图谋。所谓“参与”，克林顿解释说，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积极“参与”一切国际事务，以造就有利于美国的长远目标、防止出现威胁美国利益的国际环境。
美国的“扩展和参与战略”涉及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经济方面包括，以贸易、贷款、投资为诱饵，而后再转为谈判筹码或攻击手段，胁迫有关国家或组织跟着美国走；操纵国际组织推行经济全球化政策，诱使各国敞开大门接受美国精心设计的经济援助陷阱，并最终受制于美国。政治方面包括，以“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向不肯屈服于美国的国家施加压力，甚至动用武力干涉其内政。文化方面包括，加强垄断资本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利用殖民地时期遗留的英语优势推销美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攻击影响垄断资本利益的社会改良思潮；用美国的摇滚乐、唱片、好莱坞电影，潜移默化地影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传统文化，瓦解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破坏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这种思想侵略仍然是以美国武力作为后盾的。
克林顿政府的 “扩展和参与战略”强化了美国曾经奉行的全球遏制战略。“冷战”过后，昔日的世界战略格局已经面目全非：拉美国家纷纷陷入外债危机，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崩溃，日本崛起的经济势头遭到削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连续创下108个月稳定增长的新记录，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4以上。
超强的综合国力为美国霸权主义在当代国际社会推行露骨的实力外交和隐讳的“参与”外交提供了丰厚基础。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干预和渗透，美国竭力将本国利益全方位地覆盖他国利益，试图打造美国的单极世界，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
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新世纪初年的美国霸权主义
进入21世纪，美国政坛更迭。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上台主政，强力实行“单边主义”霸权战略，在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称王称霸的恶劣角色。
——单边主义。美国执政当局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可以不征求盟国的意见，甚至不顾盟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单独采取行动，不惜损害别国利益，以确保美国自身利益。将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送上国际法庭，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使冲突升级、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等，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动。特别是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问题上,美国不顾俄、中和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对，一意孤行,并且单方面退出当年与苏联签定的《反导条约》，从而加大对外政策中的强硬立场。布什政府认为，当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美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应当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历史机遇，建立起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因为众多国家反对导弹防御系统而予以放弃，“那将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将向所有国家展示：继续推进这种防御技术是我们的利益所在”[6]。
——“冷战”行为。美国执政当局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国际社会中威胁或潜在威胁其利益的国家，并把它们当作现实的和未来的敌手加以对峙抗衡。当前，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从欧洲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不放弃“实力威慑”政策，联合日本将打击矛头直指中国，同时抛弃克林顿政府鼓励俄罗斯“政治改革”、保护俄罗斯“民主成果”的主张，更加强调需要对付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军事实力雄居各国之首。美军在海外仍然驻扎数十万人，随时准备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随着美国同其他大国拉大综合国力的差距，布什政府加快美国谋求单极独霸的脚步。美国国会批准2002财政年度军费预算达到创记录的3 105亿美元，用来发展高精尖军事技术，形成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
——反恐合作。“9·11”事件彻底结束了美国建国以来本土从未受到严重打击的历史。这迫使美国第一次将本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首位，导致美国全球战略出现双重目标——既要推行单极霸权，又要维护本土安全。在这一双重目标的掣肘下，美国被迫使自己的单边行为“低姿态”。然而，与恐怖主义作战是一场看不见敌人、无法分辨前线与后方的战争，无法预测要花多少时间及以何种方式结束，现行国际法和军事规则均无章可循。在新的敌人面前，美国不得不寻求国际合作。因此，美国的全球政策已将单边主义加进了国际合作的涵义。“9·11”事件发生后，白宫主动与盟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紧急通话，美国国会答应立刻支付长期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布什总统两度访华，中国最终加入WTO，美国主动要求同欧洲盟国恢复谈判强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议定书。而在几个月前，布什政府曾经拒绝这样做。此外，美国在NMD问题、北约东扩问题、车臣问题、巴以冲突、在亚太地区加强前沿部署和台湾问题上暂时收敛其强硬态度，注意减少外交摩擦。
但是，美国并未彻底放弃单边主义。在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华盛顿的某些做法更加专断。在谋求不得已的多边合作时，美国始终保持其主导地位，时时显现单边行为的本质特征。布什公开要求各国做出选择：“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7]，这同“冷战”时期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而美国出兵阿富汗、美国国防部秘密报告列出美国可能对7个国家进行核打击，则是霸权主义嘴脸的进一步暴露。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美国霸权主义由来已久，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第二，美国霸权主义随着实力的增长而不断扩展其内涵和外延；第三，美国霸权主义的手法不断变换，但追求单极霸权的目的不会改变；第四，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是将美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格局内，美国霸权主义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实质及其演变过程， 不为它所迷惑，警惕并制止它所挑起的各种“事端”，将是世界人民面临的长期任务。
[参考文献]
[1] [美]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 [M]. 冯明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58 . 335-336.
[2] 周运清.国际关系理论基础[C].厦门：沿海文化出版公司，1993 .63[-1]，62[-2].
[3] [美] 亨利·基辛格.新的国家伙伴关系[A]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研究所.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107.
[4]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美国[J] .[美] 外交政策 （季刊），1976，（夏季号）.
[5]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M] .林茂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6] 穆 阳.鲍威尔与美国外交[N].北京：学习时报，2001-05-14（2）.
[7] 郝雨凡，等.美国安全战略往哪儿走[N] .北京：环球时报，2001-12-07：（7）.
[作者简介]　 杨玲玲 （1956 － ）， 女，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