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不稳定是怎么回事:《剑桥中国晚清史》——清末西北回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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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西北回民起义——读《剑桥中国晚清史》 （转载）


我想略谈一下自己的心得。费正清先生已经在《剑桥中国晚清史》这部巨著中把历史的真相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他的观点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这里就从个人的角度及从对本章节（《西北边疆危机与回民起义》中的回民起义这一节）的理解与掌握的程度，来略谈一下费先生所没有涉及的一些背景和这次起义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

                                        (一)

清末西北回民起义，从一方面看，它是中国近代农民起义的一部分，因为其矛头指向的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及其腐朽制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回民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19世纪60年代陕甘宁首先发生起义，与北方的捻军、江南的太平军起义遥相呼应。太平军及捻军的活动为西北回民起义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当时清朝政府所聚积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朝纲混乱、军备废弛、腐败盛行，鸦片战争使得这一堆积到一起的矛盾如同活火山一样开始爆发。如果说这一情况适合于当时的整个中国，那么对于西北则完全不足于说明当时起义发生的原因。费先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觉得还不够。

西北自古就是回回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自元代以来）。它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那儿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与之相比。要了解西北回民起义，需先了解主导起义的这些人、这些民族，整个起义过程中回回民族占主导地位。了解回回这一民族，对于了解西北起义及这次起义与其他起义的不同之处有很大的帮助。“回回指西北地区的回纥人，当时的天山以东的回鹘，中亚突厥民族和中亚国家统治下的非突厥人都统称为回纥或回回，大约从十世纪以来回纥人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主体民族。”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回回民族专指中国境内与维吾尔族分开说的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这个民族并非指单个的民族——回族 。在西北，一般指回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四个族。所以在本文中我一直用回回民族或回民，而没有用回族。我想《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用的“回族”这一词，应该改正过来最好。

“清朝乾隆时代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回民族中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门宦组织，门宦组织是回民军组成的基础，也是维系整个回回民族的一种宗教组织系统。” 而现在门宦在这四民族中颇为盛行，足见门宦在当时回回民族中所起的作用，门宦虽是一个宗教组织，事实上它也是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如今已变成一个纯粹的宗教组织，但偶尔也对政治产生和施加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当时门宦制度的产生是西北回回民族社会、经济和宗教经历数百年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民族生成兴旺之后在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必然表现，正如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随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必然要确立自己的文化政治结构一样。”门宦制度集中体现了回回民族对自己政治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回回民族生存自主的政治要求和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是回回民族面临的最主要的也是最严重的矛盾。”而各门宦间也存在着矛盾，门宦与清朝政府间的矛盾是从乾隆时期开始的，门宦发展遭受打击和限制的主要力量是政府。清政府对门宦势力所代表的回回民族的政治要求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回民族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回民族的歧视和排斥。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回民族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使回回民族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故此，清朝后期西北回回民族反清斗争呈现连绵不绝之势直至发展为同治年间持续数十年遍及陕、甘、宁、青、新疆等地的大规模穆斯林起义。

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回回民族与清政府间的矛盾，不如说是传统伊斯兰文化同封建的儒家文化间的一种冲突。当时回回民族用起义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实现他们生存自主的政治要求。“回民领袖马占鳌认为：反清不是寻常事情，要求河州各门宦齐心出力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 当时也有史料记载清朝政府对回回民族采取了残酷镇压和极不公正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所编的童谣：“东方来了个董大帅，斩杀回子如削菜，东方来了个董福祥，今年回回命不长。” 从这儿不难看出回回民族当时处境。的确，西北回民起义是被清政府逼出来的，他们是逼迫无奈之下的反抗。“如1762年清帝颁发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当时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于终身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轻的多。”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在回疆地方清政府分建回汉二城，二城之间的交通受严格限制，规定回汉间不得通婚。此外，在公文书中常常“民回”连称，把回从民中分开，又常用回贼，回匪的名称，并在回字上加 旁。” 这样不仅在回汉人民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而且也无意中使本有的民族矛盾更具复杂化，当然这样又加剧了清政府同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矛盾。而当时汉民生活日益贫困，更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回汉矛盾及由此而引发的事件中官员对汉民的偏袒使得回回民族对政府的仇恨进一步加强。

西北与当时的云南起义不同的是，这块土地上的回回民族与中亚有更多的联系，是他们的信仰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他们自古就有中亚民族的血统，很自然的继承了他们彪悍凶猛的风格，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民族一旦信仰了伊斯兰教，那么他们对信仰是坚定不移的，而当时起义之领袖也最清楚这一点。他们利用各族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门宦关系，当时回回民族内部因教派纷争而不和，恰巧清政府借此制造事端，但是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圣训》上写着：穆斯林皆兄弟，不可互相残杀。这样使得他们把“不和的仇恨”瞄向清政府，门宦制度也因此而起重大作用。“门宦制度是回民军组成的基础。” 这次起义与捻军，太平军的最大不同就是因为门宦制度始终是维系斗争延续的主要因素。因各民族所信奉的教派和门宦的不同，使得力量得不到最大的统一，虽然在反清斗争上能取得一致，但对具体的问题却各有所持，这就决定当敌人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对策时，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对策。这一点费先生在本章节并没有提到。  

“迫害是比杀戮还残酷的。”西北的回民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为了反抗清政府对回回民族的暴政，纷纷揭竿而起，点燃了起义的烈火。甘肃自宁夏首先发难， 先后形成了四个起义的中心：马化龙反灵州、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 。这次起义经过十几年的苦苦奋争，最终被平息。这次起义之所以被平息从客观上说是双方力量的悬殊，主观上的原因也决不可忽视。双方力量的悬殊是根本的，但主观上起义内部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也不可忽视，尤其是起义的领导人即上层分子为谋求个人的权力而采取的妥协态度决不可忽视，还有清政府所采取的“以回制回”的政策。

                                           (二)

西北回民起义与任何一次起义不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求抚活动频繁而普遍，这在历史上是个很少见的。回回民族反清运动中的求抚活动具有持久性和公开性，它是一个与斗争目标紧密相关的重大政策。

“1866年金积堡回民军来犯的清军，清军惨败之余，继以华溃，当次之时，马化龙立即求抚，献出占领两年多的宁夏俯城和灵州城。” 可见，回民军的求抚不同于投降，抚局总是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出现。当时有人对马化龙的求抚不解，以为马化龙果趁此时，结连河狄，号召党类，南困秦陇，北收延榆，夏元昊之业难聚建。而乃计不出此，一则投城于扬宫保，再则投城于穆将军，区区保守金积堡，几如驽马之恋栈豆。 求抚的确不是积极的反清行动，但也不是放下武器和放弃斗争，更不是所谓的投降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上上之策。抚局意味着回民军由武装反清转向与清政府妥协，维持相对的和平局面，但同时也反映了回回民族既反抗清朝政府又缺乏一种推翻清王朝的勇气和目标，他们反抗只针对清政府某一政策而非整个满清政府，一旦他们的要求达到，见好就收，这一点是与众不同的。

历史上也有求抚招安的先例，而清末回民起义的抚局，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投降，实则是一种和平夺取权利的手段。但他们一旦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削弱和驱逐清政府在地方上的势力。事实上抚局并未恢复清政府的统治，拥有实力的回民军拒绝清政府对其军政事务的干预，况且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的武器。在这些地区，政府官员形同虚设，无法贯彻朝廷旨意。相反回民军在管辖的地区委派官员，操练军队，修筑堡垒，征收赋税。难怪左宗棠进攻西宁时说：“西宁名存实亡……今欲革故鼎新，收其权，归之官，谈何容易。”抚局的出现可以说一方面是回民军反清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清政府对这一结果的承认，虽然有些不情愿。在西北回民反抗清王朝统治过程中抚局是回回民族保持和实现斗争成果的一种战略，是他们反复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抚局中他们取得了自我管理和政治自主权利，回回民族摆脱了清政府的政治牵制，门宦宗教阶层成为政权的掌握者。与其说清政府平息了起义不如说西北回民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后来军阀混战时期，西北回民军阀始终占据西北足于说明，这次起义造就了西北回民军阀武装。

然而，我们在看回民求抚的同时也应该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次起义为以后军阀势力的上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求抚是酝酿军阀势力的一个温床。”他们清楚他绝决不清政府的对手，与他们能抗衡如此之久只不过是巧妙的利用了“时机”而已。当时清政府正忙于其他的事务，沙俄欲吞并我新疆地区，为了更好的对付沙俄，清政府也不想节外生枝，也愿招抚，况且清政府也领教了回回民族的厉害。1862年，西宁回民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西宁办事大臣玉通力不能制回，遂主抚议，回回马尕三狡黠异常，即以抚局愚官，复挟官以铃制汉民。清政府也发现了回回民族不是一个寻常之民族，积极寻找代理人，希望能够实现以回制回的方针，回回头目中一些人也积极寻找政府的支持，借助政府的支持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回民领袖马占鳌、马万端、马万有等亲自派自己的儿子去求降，当时号称‘十大少爷’左宗棠接待并亲自给马占鳌之子马七五取名‘安良’还赠送了‘翰如’的表字。并表示决不会亏待马占鳌等人。”  “马占鳌用铁链自锁，向左宗棠请罪。” 以取得政府的信任。从这儿不难看出回回头目急切需要政府的支持。但也从此马占鳌等成了清政府在统治西北回民的代理人，某中程度上成为政府的爪牙。为取悦于清政府获得更多的利益也不惜反过来镇压自己的同胞，为朝廷建功立业，获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后来官封五品顶戴。至此这些回回头目完成了从反清领袖到清廷官员的转化，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客观分析，这些起义领袖投靠朝廷后一方面维护官府在这些地区的统治，追逐个人的权力，一方面他们作为回民内部的政治集团，支配着该地区的社会，这样回回民族内部的政治关系有了一定的变化，在原有的门宦教权外，出现了依靠政府的新的政治军事势力。有些领导人既是门宦的传人又是官府在回民中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如马永瑞，教权与政权兼而有之。我们说过门宦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当时起义发生的主要原因，虽然起义被平息，回回民族中的一些头目与官府在某中程度上达成了一致，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仍将存在。他们为了彼此的利益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和解以共同寻求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清政府改变了以往对门宦制度的压制政策，变成类似马占鳌集团对门宦的排挤，达到其以回制回的目的。但是由于这个民族的特性决定了这些新上台的回民领袖不可能脱离宗教体系，他们与他们的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脱离他们的宗教而生存，也许这就是西北特殊的地方之所在。同时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朝廷而去与自己的兄弟同胞对抗，这是宗教对其不容许的，他们也只不过是巧妙的利用了朝廷与门宦之间的关系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如果说求抚是军阀势力产生的温床，那么门宦则是其发展壮大的屏障。他们既然以宗教起家则必然也以宗教为其底。这就决定了西北军阀的两重性，教权与政权之间既存在分歧又存在合作。费先生虽没有写明，但我想他也肯定知道这一点。

西北回民起义绝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回民起义。如果说这次起义的发生在于两种文化的冲突，即伊斯兰文化与封建儒家文化之间的冲突，那么西北回民军阀的产生在于两种文化在当时条件下的结合。

这也许就是我读费正清先生《中国剑桥晚清史》中回民起义一节的一点心得。


参考文献：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忠礼、刘钦斌：《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宗教论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