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延迟测试:收入被增长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收入被增长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深度男人

随着各省区市全部公布2011年半年报，各省居民“钱袋子”收入增长情况也随之“出炉”。上半年29个省区市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10%，31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跑赢”CPI(8月3日中国经济网)。中国的神奇在于，你要什么数据，统计部门一定可以给你弄出什么数据，至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是否可信，反正你不信，也得逼着你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1月8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表明，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等方面的工作，发出中共高层高度关注社会收入分配的政治信号。成思危随后在论坛上表示，我国经济转向依靠消费将成为必然，要促进消费必须首先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这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建立工资与CPI联动等制度。

有了总书记的指示，又有所谓的“大家”点拨，于是收入跑赢CPI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动向和社会动向，并不是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而是特别在意领导们的看法、想法和说法，只要领导们倡导的事情，不论其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下面的一大批人伦道德缺失的马屁精就有各种手段，保证老百姓的收入“被提高”，至于老百姓是什么感受，找点理由搪塞一下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比较好糊弄的，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中共高层领导和经济界人士对社会分配不均衡，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各类社会矛盾交集的情况下，发出关注社会收入分配的信号，应该说贫富差距和低工资、低福利引发的问题，给高层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和冲击，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窘境。高层关注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给那些中低收入者在困苦边缘挣扎时，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是，如果没有严格的配套措施，老百姓的收入就会出现被增长、被中产的困境。

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各类社会矛盾的高密集爆发区。多年来，历届政府都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提上了重要的关注高度，20年走过来，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拉愈大。既然中央如此关注，以中国集权式管理机制，按理说解决起来不是难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没得得到解决，症结到底出在哪里？

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官民差距、管理层与工薪层差距、国有垄断企业与非公经济群体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在公务员群体、国有垄断企业和企业高层管理者层面，差距应该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在生活质量方面），关键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非公经济群体的工薪阶层和农民工群体层面，而这些群体的收入在现阶段很难通过政府调节来实现，他们的收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胡锦涛强调，要加快完善税收制度，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胡锦涛也要求，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尤其是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方面。

胡总提出解决和平衡收入差距是一个总体方向性框架，对于国有企业和公务员队伍来说，只要启动强权机制，解决起来的难度不是很大，这也是多年来，在这个群体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至少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至于依靠市场来解决收入差距的群体，怎么来落实胡总提出的措施，这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依靠老板们的善心大发来缩小差距是根本不现实的，企业只有在保证生存和盈利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其相适应的社会责任。

于是，问题就摆在了政府管理者面前，谁来给中低收入群体涨工资？如何让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跑赢CPI？无论是高层重视，还是经济学界呼吁，企业经营者承担不了慈善家的角色，只要在市场能够接纳的工资范围内，有工人需要这份工作，凭什么其谴责企业给员工的工资低了？这是市场决定的。胡总在提出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就已经点明了，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起缩小收入差距的重任。这么多年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暴露了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担当的缺失。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政府必须要在如下方面进行下重手整治：

首先，政府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政府的浪费主要表现在两大块，一是政府毫无节制的“三公消费”，二是地方城市建设失误导致的维修和整改浪费。政府“三公消费”现在已经突破万亿，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浪费，如果节约5000亿下来，至少每年可以解决全民医疗和优化义务教育，比如给学生提供免费营养早餐和午餐，免费校服等。各地每年城市建设有一笔维修改造资金，全国年累计投入高达逾两万亿元，这笔资金绝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城市建设缺乏长效规划和豆腐渣工程所致，浪费金额每年逾万亿。如果把城市建设所造成浪费的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高房价必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其次，国营垄断企业和政府公营事业必须要弱化盈利能力，凸显公共服务性质。中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年盈利高达万亿，完全失去了全民的特性，丧失了市场调节功能。国营垄断企业和政府公营事业，由于特殊的地位，在促进民众消费和保障民众利益方面，尽量应该采取微利经营，或者将利润回馈给社会。如今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公营事业已经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大肆敛财的工具，盗用“全民”和“国有”之名，行搜刮民财之实。如果还有哪个百姓说国有企业有他的一份，估计全国人民都笑了，这种笑很凄楚也很无奈。垄断企业和公营事业的高额盈利更多是民众的血泪。政府高层管理者面对国营企业巨额盈利的微笑，人性完全已经被金钱所迷失，眼里很难再看到“人民最大”了。

其三，政府对于目前的两税制要做调整。国税和地税的分开，提高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地方政府财政的削弱，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就在土地买卖上大做文章，推高房价，导致高房价成了民众财富的黑洞，严重侵蚀了民众的消费能力，使得中国经济循环链条上少了“消费”这一环。国税和地税的分开，不仅仅造成税务人员的成倍增长，更是使得地方财政失血，很多地方政府如果不依靠土地买卖，早已经濒临破产关门的尴尬境地。适当的推进税务改革，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的自主性，使百姓从高房价中解脱出来，从而也避免地方政府祭起暴力拆迁的大旗。

其四，加强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功能。保护百姓基本权益的《劳动法》，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一纸空文。私营业主在利益最大化和地方政府GDP指标的驱动下，根本无视工人的基本权益。如果中国的竞争优势老停留在廉价，而不是促使工人权益的保护，提升和扩大工会的权力，保障工人的利益博弈权和话语权，低收入者就会永远陷入“低收入泥潭”难以自拔。低民生必然导致低消费，低消费凭什么带来高发展？庞大的13亿人把经济发展寄托在外销上，简直就是中国最大的黑色幽默。

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尤其是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方面，中央已经号准了脉搏，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优化成具体“药方”，并在政府实际执政过程中去得到有效落实，对于执政当局来说，绝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老百姓就算相信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CPI增速，但是基础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也说明不了居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更不能反映居民生活生存压力的减轻。

虚假的数据掩盖不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这种虚假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一种乱象，让百姓和执政者的距离越来越远。民众再也经不起喊口号的忽悠了，当政府还有一息尚存的公信力，就必须立刻承担起给低收入群体增加工资的大任。否则，长此以往如果不解决社会收入差距问题，当有人吹响“均贫富”的号角时，整个国家势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