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是极限词吗:读毛泽东诗词解史

读毛泽东诗词解史- -

本人很欣赏毛泽东的诗词，称之为中国旧诗词的绝唱。毛以后尚未有堪与比类者。而毛诗词创作的高峰期应该算1935年十月。这个月内他创作了四首诗词，按《毛泽东年谱》排列的顺序为：《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他一生中写诗作词的最高潮。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我们的老祖宗是把词也说成“歌”的，因为词是为古曲所配，为唱而作。因此，把诗词作为文人内心世界的抒发、表露，往往不错。

这个月毛所作第一首《长征》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是毛诗中的精品。那种苦尽甜来、云开日出的喜悦心情跃然诗中。中国的诗界，普遍认为这首诗描述了长征这个伟大壮举。例如周振甫评论道：“像这样空前伟大的历史事件，具有这样伟大而深刻意义的长征，作者却能用56个字来写它，这是多么高度概括的艺术手腕。”其实这只是雾里看花。毛在此诗中写的只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更重要的是写他在党内斗争特别是与张国焘斗争的首次胜利。

查历史记录，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路途更遥远，战斗与胜利并不亚于一方面军。只是他们只不过偏师而已，并不值得歌颂。其实，长征的各支队伍中，损失最惨重的就是红一方面军。

再查历史，我们发现，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一方面军，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于1934年9-10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杨幻敏、黄质文秘密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其中就有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内容。陈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并撤退四十华里。于是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均开了口，第五次围剿变成驱赶。

还没完。李宗仁、白崇禧派到天津通过吉鸿昌与中共代表接头的刘少南被抓捕吉鸿昌的军统特务击毙，而陈济棠放走的红军已经兵临广西边界。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22日开始撤军。于是从全州到兴安60公里湘江无兵防守。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后来经三年查证：李、白确实让出走廊给红军过境，并严守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地龙虎关。李、白防中央军进广西是真，只要红军不进来，中央军也进不来罢了。

只是因为没有接上头，红军并不知道已经让出走廊，所以南攻江华县，失去三天宝贵时间。23日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何健急报老蒋，得蒋命令后调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企图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而红军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27日改变部署挺进湘江抢占两个渡口。但湘军也抢占了全州，于是只剩下几个小渡口摆渡红军全军，湘江一战，红军惨败，八万余人只剩三万，只得转向贵州。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也破产了。非但如此，蒋介石震怒之下于28日强令桂系与湘军夹击红军。李、白继续阳奉阴违，下令：“打尾不打头”，只追红军不与湘军配合夹击。甚至缴了进入广西的中央军万耀煌、周浑元各一部的械。杨成武于1989年回忆道：“要是我们从江西出发不带那么多辎重家当、坛坛罐罐的话，是能抓住白崇禧的桂军南撤的有利时机，顺利抢渡湘江的。”在与湘军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杨成武笑道：“我这把骨头差点也埋在湘江边上了。”

到了遵义会议，毛进了常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传达手稿。）。后来“在行军途上，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聂荣臻回忆录》，上。）毛成了实际上的总指挥，因为当时整个中央，除了打仗，没有别的事情。但这毕竟只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实权，而非合法的中共领导人。即使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掌握了军事领导权，红一方面军也继续损失惨重，三万人打成七千人，损失比例超过以前，乃至于发生林彪写信要求毛下台让彭德怀指挥的事情。

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李先念部在懋功会师。此时一方面军连同中央机关只剩不到八千人，而四方面军则拥兵八万！25日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毛、张争夺领导权也正式开始。此时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总政委周恩来。党的领袖是张闻天，毛只是前敌指挥部政委。29日政治局会议，补选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为军委委员。但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并不满意。7月18日政治局在芦花开会，张国焘取代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并成为五人组成的军委常委的“主要负责者”。毛也只好同意。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参见：《毛泽东年谱》，第463页；《周恩来年谱》，第285页。）

此外，改组总司令部，刘伯承仍担任总参谋长，四方面军的王宏坤任副参谋长；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该前敌总指挥部乃红军史上第一次建立，命令明确指出由四方面军指挥部兼任，张国焘权力扩充。

8月4-6日沙窝政治局会议改组了原本运作良好、机构健全的总政治部。取代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取代李富春任副主任。周随即以四方面军人员改组总政治部。同时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称谓，周恩来兼司令、政委。接着，改组总供给部、总卫生部，四方面军人员担任政委。重建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四方面军何畏任政委、李特任教育长。最高指挥权与各总部实际已被张国焘掌握。如果一、四两个方面军继续合在一起，老毛连“名不正、言不顺”也保不住。

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兵分两路，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经阿坝北上，徐向前、率右路军经班佑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摆脱张国焘之后，8月19日毛泽东马上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毛起草《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批评张国焘的西进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主张北上打通蒙古通道，靠近苏联求得生存。此次会议毛改变了7月18日决定张为军委总负责的决定，但张仍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常委。

毛用“党指挥枪”的办法来治张，这次常委会参加者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这个常委会已经闲置了许久，恰如毛所说：常委会，在遵义会议时已批评到未发生作用，鲁班场战后至现在仍未发生作用。每周开一次会，要预告准备议事日程。张国焘显然忘记了这个闲置许久的机构，他没把党中央常委抓在自己身边，只一门心思抓住红军总部、中革军委。于是把“党指挥枪”这把利剑或长缨拱手让给老毛了。

8月28日右路军抵若尔盖县的巴西，毛以党中央名义电令张北上陕甘，张不从。张认为总司令、总政委负责全部军队的指挥，这是芦花会议决定的。9月9日张电令右路军南下马尔康。现在的说法是张要谋害毛，叶剑英获悉后急报毛，于是毛召集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开紧急会议，秘密决定红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连夜北上，脱离险区。但张国焘、徐向前均不承认有“谋害”一事，也无文字资料证实。个中秘密只能去问毛、叶了。

不过至少是历史事实的是：毛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纵队9月10日凌晨秘密出发，这是明显违背政治局芦花会议“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决定的。这支部队“走六十里到拉界，与四方面军分离。9月11日走八十里到俄界。”〔韦国清、黎林著：《长征经过路线（时间、宿营地、行军里程、气候、要记）》〕注意，这个行程正是跨越“岷山千里雪”的行程，也是甩开徐向前、的右路军的行程。而这支“北上先遣队”至17日才突破腊子口。

于是我们应该认为，“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指的是老毛脱离张国焘的控制那种喜悦心情。过了岷山，七千人的“三军”也就不受远在岷山以南的八万军制约了。“三军”更应该指的红一、三军加上中央机关纵队。而党中央在手，不怕张国焘掌握的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连同总参谋长刘伯承了。何况红军总部率领的八万红军主力，并没有过岷山。更何况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还远在云南，以三军指全体红军是没有道理的。

9月12日，毛在岷山北麓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此前一天，还在赶路的毛就以政治局名义致电徐向前、，解除张国焘的指挥权，“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毛泽东年谱》，第473页；《周恩来年谱》，第292页。）此次会议还改编红一、三军团为“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另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为军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此事其实已经推翻了芦花会议的决定，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情尚未发生，毛已经先向张动手了。

即使从现在官方的资料中也能看出来，在毛、张之争中，毛是主动进攻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是非，拉走七千部队显然是毛泽东的必须。如果继续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混在一起，他绝对会失去一切。所以兵分两路并使中央机关脱离张国焘，恰是他求之不得的方针，并非无奈之举。后来毛夸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个事件。至于那份“密电”是否真有，恐怕只能让当事人在九泉之下去争论了。

既然已经摆脱了张国焘的八万大军之巨大压力，他当然可以发动进攻了。于是又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是啊，你这个张国焘，把握着八万军马，搅得整个红军不得安宁。你犯的那些错误和罪过，没人敢说。今天轮到我来收拾你，凭着本人把住党中央这个法宝，总要把你的势力给分解了。该去哪就去哪，广大指战员还是会留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的。14日毛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他“服从中央电令”。15日张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出《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作为答复。以后20日毛召开中央常委会，当然只会对付张国焘。

另外一边，18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9月22日，毛泽东获悉有红十五军团在陕北活动。在这一天以前，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要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但他很清楚，必须把中央机关带走，摆脱张国焘。

27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奔陕北与十五军团会师。纵观整个一方面军长征史，基本上就是老毛的夺权史。此时中央总领袖人物是张闻天，于是我们又看见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精彩演出，使我们想起8月4日沙窝会议上，毛自己说的：“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

张国焘显然不是对手，尽管他已经担任着比毛泽东多得多的职务，尽管他拥兵十倍于毛泽东，仅凭着“党指挥枪”这四个字，他就处于下风。等他明白过来，10月5日，他自立中央，自任主席，并宣布开除毛、周、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下令通缉；还下令将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终因其身边的中央委员太少而非法。

10月7日，毛翻越六盘山，作为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回答，他作《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说，苍龙指蒋介石。其实这时候毛恐怕连做梦也不会梦见老蒋，这时的苍龙更像是张国焘，中央机关便是毛的长缨。那之前，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一方面插手川军地盘；另一方面全力进剿红四方面军。而毛领导的陕甘支队，自9月17日突破腊子口便无战事，只需击破地方杂牌军小部队即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切齿道：毛采取金蝉脱壳之法，让他承受敌主力大军围剿，自己则溜之乎也。

恰好同一天，10月7日，老蒋也发现共党首脑机关不在川西，而是去了陕北。加上顺势控制四川的部署已经完成，于是从成都飞西安，一面布置剿匪，另一面插手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地盘，甚至想连带上阎锡山。但毛也并非没有忧虑，张国焘拒绝北上实乃幸事。其实他哪里希望张北上？拥兵八万的大灰狼过来，每日里都必须“与狼共舞”绝非好事。但毛偏偏连连致电要求、命令，把张激怒，这叫“欲纵故擒”。张在那里还确实可以牵制老蒋，使自己一路平安，更好。其实分歧并不很大，无论毛还是张，目标都是“打通国际通道”，靠拢苏联，以求援助。不同之处毛说从外蒙古，张说从新疆。甚至不怀疑，如果张说去陕甘，毛一定会说去新疆的。

10月19日，周恩来率军开进吴起镇，这里是陕北苏区的地盘。一方面军长征结束。21日，彭德怀在吴起镇附近歼敌一个团。这比腊子口歼灭那不足一连的地方武装要辉煌的多！毛于是作诗以贺：“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确实，此时毛身边无大将，只有彭德怀具备大将风采。林彪无论资历、威信都不到大将的地步，更何况不久前还要求老毛让位，虽然提到军事五人团，但要服众尚待时日。其他，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都在张国焘那边，而且贺龙、肖克的二方面军也远在云南、四川西一带，显然会与张国焘会师于前。没有几个镇得住的局面大将，迟早会出乱子。但目前他身边堪称为大将的，确实“唯我彭大将军”一个了，如果再失去这员德高望重的大将，“党指挥枪”未必指挥得动。

却不料老彭并不喜欢拍马屁，改“唯我彭大将军”为“唯我英勇红军”后，原物退回。不要小看这一改一退，其含义是说红军是一家，不论哪一部分的红军都是自己人。强调的是全局而非帮派，同徐向前那个“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是一个道理。老毛恼火但不露声色，等到延安整风，毛成立“特别小组”，专门对彭的百团大战进行批判，老彭为百团大战反复检讨。康生组织人就是不放过，就连康生的部属师哲也看不过去，直接向老毛为彭说情。谁知毛认为彭的态度“十分勉强！”并下断语：“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驳回师哲的说情。待到1947年8月，老彭沙家店大捷，毛又书写本诗以褒奖，唯一的细节是，仍旧是“唯我彭大将军！”老彭，尔奈我何？！

10月22日毛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并决定派出贾拓夫、李维汉为先遣，寻找一个月前才从报纸上发现的红十五军团，扩大队伍。11月2日周恩来、彭德怀会见程子华等陕北领导，正式收编红十五军团。3日又开政治局常委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任红一方面军司令，毛兼任政委；林彪任一军团长，徐海东任十五军团长，队伍扩大到一万人。别无他事，扩红与筹粮饷。19日，部署直罗镇一战，至24日，全歼东北军106师，击毙师长牛元峰。军事天才也算惊人，但他虽然亲自察看地形，却无心做诗了。

我们回头望望，1934年12月18日，贵州黎平与次年1月1日猴场政治局会议，毛打败博古、李德之后，心情舒畅便作《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如果把“天”解为中央领导权，这豪情也就昭然若揭。不过无论如何，到此时“名正言顺”还是没有落实的事情，无诗兴也不奇怪。

11月中旬，林毓英（张浩）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指示中共必须以抗日统一战线为中心工作。毛接受了，并于28日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宣言有两个作用：一是向共产国际表明服从的态度；二是表明“西北军委”就是中央军委。

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自称中央；责令老毛为“北方局”。次日毛即赶去瓦窑堡，13日会见林毓英。商量过程已不得而知，16日林毓英致电张国焘：“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林毓英 16日9时”毛、张都清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是必须服从国际的指示的。

张国焘也许到死也没明白这个电报全部是谎言，却实实在在致他大势已去。在他的回忆录中，张依旧信以为真地称：“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其实， 林毓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下属的工会理事会成员，压根儿无权代表共产国际。而且，林于8月中旬离开莫斯科，彼时“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尚未发生，林只是奉王明派遣，回国传达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的，连这些也是背诵下来的，手头没带片纸只字，更别说什么“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了。自长征开始直至1936年6月刘长胜带来密码，中共与国际失去联系几乎两年，恢复联系是1936年七月初的事情。林自己也无法与莫斯科联系，何来“共产国际派我”之说？

毛利用林毓英的工作有了成效，于是1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林毓英继续假戏真做，代表共产国际承认毛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24日林毓英致电朱德、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样，张国焘的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因为当时任何国家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共产国际批准才算数。即使张国焘不服输，他也将被手下抛弃。

已经有史家评论，无论弄倒张国焘的林毓英（张浩），还是弄倒王明的王稼祥，所谓共产国际的承认都是编造的。特别是王稼祥，知情人道：所谓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就不要争了”的话，根本就没有。管它有没有，生米煮成熟饭了，能填饱肚子就行。毛泽东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领袖，当然心旷神怡。于是下令东征。1月26日离开瓦窑堡，28日到延长，31日主持召开名为“西北军委”而实际是中央军委的会议。原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便自动免职了，只挂着“红军总司令”的空衔，无妨也保留张国焘“红军总政委”的空衔，“党指挥枪”是绝对必要的！

他拍板决定亲自挂帅东征。2月中旬，毛泽东在清涧县袁家沟的黄河边，诗兴来了！于是吟唱出《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驱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词堪称豪放派的千古名篇。如果我们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看成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再把成吉思汗比作张国焘，这篇词的豪气何来就不难理解。至于老毛自己作注曰：“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也是不错的。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头子，只有自己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点，到文革便挑明了。至于“反封建主义”，那正是地道谎话，言不由衷的。由此开始，真正实施了高水平的封建主义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目标，秦始皇是手段，在目标完全实现以前，手段是第一位的。

只可惜，应了骄兵必败的古训，75天的东征失败，还损了大将刘志丹。5月2日毛又渡河西返，13日召开第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除了自己没错之外，严厉批评了所有干部，包括林彪：“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

没错！党又是谁的呢？

（2002.4.22发故乡.史海）华知又被拒。5.7发华知.历史5.10再修改。9.8修改发启蒙论坛。

评毛诗词，本意原想说明，他的诗兴并非如那些吹捧家们所称道的那样，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之类。他的诗兴是与权力欲望的满足息息相关的。那个《沁园春.雪》便是正式当上“西北军委”、其实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后的豪情抒发。已经有史家评论，无论弄倒张国焘的林毓英（张浩），还是弄倒王明的王稼祥，所谓共产国际的承认都是编造。特别是王稼祥，知情人道：所谓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就不要争了的话，根本就没有。

但我依旧觉得，他的词填得确实棒。我欣赏的也就是这几首：《贺新郎.别友》、《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若说诗，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可读。其他的都一般化。网友说的有理，以权力来推广，脍炙人口也并非难事，何况我们的传统便是：文人无行，只求御用。至于“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也能入词，不要说李白、苏轼还是辛轩稼，恐怕就连张打油都会吐血。

问题在于，能飞多高才算鹰？

文革中，本人独囚一室四年。一日偶得看守发善心，偷偷借一本《李白诗钞》与我。无异久旱逢雨，遂抄录之。未几，发现这位诗圣其实多数诗都属无病呻吟！例如那篇最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罗典迭故，抄着抄着，竟使我想起乡下的唱书人唱书。

不过诗圣毕竟还是诗圣，“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何等豪气。几十年了，我还背得挺顺。更何况他还有《将进酒》、《蜀道难》等等。

还有的诗人，如晚唐的许浑，就靠一句“山雨欲来风满楼。”流芳千古。

只是我想，如果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名牌。当“小燕子”满天飞的时候，还会有多少人去研究平仄对仗呢？如此，无论婉约还是豪放，恐怕再难得飞起几只鹰了。不似当年，识得些字的便会些诗词了。

当年，重庆谈判，《新华日报》发表《沁园春.雪》立即引起轰动。也说明此词应该不俗。我的一个难友，当然比我大许多，他岳父便是毛的一师同学。他曾给我看毛给他岳父的信，依稀还记得一点：“郎公兄，此次赴渝和谈，身系国家安危……”信中邀去延安一游。然此君因愤愤于《沁园春》一词“充满帝王思想”而拒绝了。“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获“反动文人”之名誉，殁于1962年。（发故乡.史海）

看了两个跟帖，不由得想再说几句。

先说仙与圣。尽管我至今还能背诵杜甫的许多诗篇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长诗，但我确实更喜欢李白。杜甫的诗太压抑，读了使人喘不过气来。还有，也许中国的诗词格律就是从老杜开始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严格的平仄与对仗，堪称典范之作，也是杜诗中少有的欢快诗。不似李白，撒开去由着感觉做诗。如此一来，看来李白是仙更贴切些，老杜作圣好。以后纠正。

大约还是初中时，课文里有《蝶恋花。游仙》一词。当时是很欣赏的。后来读了历史记载，发现老毛娶了贺子珍的时间在1928年6月，而杨开慧牺牲的时间，在1930年11月。不对头了。再往后，知道了，在1928年6月，老毛在一次开会时看上了18岁如花似玉的贺子珍，两天时间，两个人就上床了。第二天一早，老毛宣布：“我和贺同志相爱了。”后来部下来祝贺，毛正式摆宴席招待，算是婚礼。按照现在的《婚姻法》，属于“事实婚姻”，是要判重婚罪的。

而此时，杨开慧正在长沙，拉扯着毛的三个儿子，躲避着白色恐怖的威胁。只因为她是毛的妻子。1930年10月杨终于被抓捕，何键命令让她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释放；否则杀头。杨开慧勇敢地选择了死亡，用生命表示了对毛的忠贞。老毛于1927年8月离开杨开慧，还不到一年就与贺子珍上了床。他所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也算虚伪到家了。其实“开慧未死，贺身已续”两年半了！只可怜杨开慧在老毛说：“我和贺同志相爱了。”之后，1928年10月尚作诗挂念道：“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也无怪乎井冈山民谣曰：“朱司令努力干――挑谷走田间。毛司令努力干――革命兼说爱。”的。

抒情的诗词，首先讲一个“真”字。他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都表现了一种真情的流露。都比这首假情假义的《蝶恋花》要美得多！凡是假的，绝不会是美的。从此，我听这首词或以它作的歌曲，就如同吞下的蛋糕里有一个死苍蝇。

大约在1989年春夏之交，《光明日报》女记者戴晴写了一篇文章：“‘我失骄杨’还是骄杨失我？”对此作了更详细的讨论。

再，词也不合格律。后三句押的舞、虎、雨，与前边五句押的柳、九、有、酒、袖是不对的。偶然有必须的突破，可以理解，整个后三句转了韵，这对于词是不可以的。从这一方面说，说是好词，也不成立。（2002.4.26发故乡.史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