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怎么看3d电影:心语－－叶延滨

乐趣：
        乐趣像字。字放在字典中，规规矩矩，呆头呆脑。字进文章中就活了，当然也要看放在谁的文章里了。放在官样文章里，就八股，放在小女人文章里，就发嗲生腻，放在性情文字中，就有情有趣。老百姓说话：“跟到好人学好人，跟到巫婆学跳神。”字是这样，我这里说的乐趣也是这样。都祝你快乐，生日快乐，新年快乐，但快乐与情趣，有的人处处能找到，有的人就是把快乐放在盘子里，端到他面前，让他一闻，也会馊了。
        找乐，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一度禁绝找乐，所以有个陈建功写了个小说，又拍了个电影，叫外国人发了个奖，因为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会寻找乐趣。
        享乐是受到批判的，受批时还加个后缀，叫“享乐主义”。在物质匮乏的时期，享受是对财物的过量占有，直接侵犯他人的生存需求，所以，享乐主义常常与犯罪放在一起看待。在商品经济时期，享乐刺激消费，带来大量的利润，直接牵动消费市场的繁荣，所以，除了正式的文件，从霓虹灯到电视剧，享乐与成功是放在一起展示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享乐的地位，人们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迎天降大任。所以，今天的享乐仍是“地下”状态，没有得到精神界的认可和支持。
        享乐之风一方面得到市场无形之手的策动，另一方面又在地下无序状态地泛滥，无节制地泛滥，就形成另一个市场——黄赌毒。
        人的享乐应有节度。同时，还有另一句话，人生不应拒绝乐趣。乐趣是生活中的正面内容，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应该视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就人生而言，乐趣与享乐不完全是一回事。富家子弟也会过得百无聊赖，贫苦人家也会活得笑逐颜开，证明乐趣与钱包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活得没趣是人生的悲剧，只是许多悲剧中人不知自己的角色。有人当上官，仕途不错，但因为珍爱屁股下这位子，活得谨小慎微，不苟言笑，让世上多了个官，少了个人，惨不惨？有人得了个漂亮老婆，交了桃花运，但因为怕红杏出墙，天天防着第三者进门，恨不能给老婆也装扇防盗门，累不累？没趣的人专能把好事变坏事，找乐的人就会把坏事当好事。有位先生丢了官，他说这没日没夜的差事当下去准得癌，说一声感谢上级关
心，回家练书法，也成了一书法家。有位先生被第三者赶出家门，他笑嘻嘻地对自己说，我这老虎饲养员找到替身了。
        快乐也许是先天带来的，它与每个人的性格有关。情趣更多是后来形成的，它与一个人的教养有关。一个人的地位不能给他带来乐趣，一个人活得有无乐趣也不由他的文化程度决定。快乐当然也可以学会，如当相声演员。快乐一旦职业化了，也就无趣了，相声的式微，这也是个原因。
        一个自己活得没有乐趣的人，人们没有理由小视他，但应该劝他去看医生，因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生活，心理不健康。
        真正懂得人生乐趣的人，还不是到处去找乐的人，而是善于把生活变得充满乐趣的人。比方说，他面临所有工薪族都头疼的问题，遇到一个不让他感到愉快的上司。他首先对自己说，幸好他是我的上司而不是我的老婆。（心情好多了。）他又想，幸好是我为他干活，而不是他为我干活，我要是上司，一定不要他，而他现在还得用我。（心情平和了。）他再想，和一个不好相处的上司共事，就像下围棋遇到个强手，要提高技艺，不和强者交手不行。（心里充满自信。）他还想，干好干坏自己有个目标，能升职是赢家，不能升职，我跳槽叫他生气，就不算输家。（他给自己一张不生气的底牌，在这逆境中也活得有滋有味。）
        乐趣是人生一味，可惜有人活了一辈子，还没体会到它，岂不有点白活了？

和平：
        活了半辈子了，比这个国家早几个月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一生的事，总与这个国家分不开。坎坎坷坷，喜喜悲悲，进进退退，正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中，什么是持续最久的东西，想了想，是和平。对于国家来说，仗还是打过的，边界上东西南北、大大小小地打过几仗，但对老百姓而言，自打这个国家诞生以来，就不常说兵荒马乱这个成语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对于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得之不易的最大实惠。
        不知为什么，小男孩儿都喜欢玩枪。在这个和平的国家里，最畅销的玩具是枪。大概这是一种英雄主义传统，男儿上前线建功立业。在我小时候，整个国家都穷，小孩的玩具多是极简单的手工制作品。我学会用旧报纸折枪，像电影上游击队用的二十响。还会用竹子做弹枪：竹管上再安一根当“弹匣”的竹管，装上一种树上结的小果，枪筒的构造如自行车打气筒，树籽从弹匣落进枪膛，利用枪管中密封的气体产生的力量，将前一颗树籽发射出去。这种竹枪，会发出响声，将子弹打出一二丈远，还能连续射击，大家都爱玩。只是这种竹枪要在结这种树籽的时候才能玩，所以一支枪玩破了，树籽也摘光了，只好待明年。
        我第一次摸到真的武器是在一九六〇年。这一年我随下放的母亲，从成都到了大凉山里的西昌，这一年是人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在离县城十多里的一所小学读书，同学多是农家子弟，我在和他们打过几次架后，被他们接受了。记得当时学校要勤工俭学，叫大家捡废铁、拾粪肥、打土坯。抬粪太臭，打坯太累，而废铁经过大炼钢铁早就见不到了。有个同学说，他知道哪儿有废铁。在距学校不远的地方有条小河，从县城去云南方向的公路横过小河，在上面架了座木桥。河不宽，乡里的放牛娃常在这儿洗澡戏水，那同学就是个放牛娃。他带着我和另一个姓李的同学来到河边。我在三十多年后还记得他姓李，是因为他父亲与唐太宗一样，也叫李世民。那放牛娃在水里狗刨了几下，一个猛子扎进河心，不一会儿两手从水里举出一个像藕节似的东西。“接着！”沉甸甸的，是炮弹！这同学告诉我俩，当地人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从西昌匆匆撤逃时，向河里丢了不少笨重的弹药，没有人来打捞，也没有人敢动。山里人老实，就让这些炸弹安安静静地在这里躺了十年。我一知道这是炮弹，腿都软了，又怕又惊，蹲在河边望着这铁疙瘩。十年的和平，让河水和淤泥把它变成一块锈铁，挂满泥水，让人想起在泥水中打滚的水牛。后来我也下河了，在淤泥里踩到那一窝窝的炸弹，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恐龙蛋。
        我也在枪林弹雨中过了三个月，不是在军队，也不是边境战争，至今也没有人说那是一场战争，而叫它“十年动乱”。那是1968年夏，我就读的中学的右侧是军分区，中学的左侧大院进驻了某部队的师部机关，学校正面是对立面封锁学校的工事。我们这些中学生被困在一座教学楼里，楼顶上架着同一派的工人造反派“支援”的十挺机关枪。夹在两支军队中间，十挺机关枪守着正面那条不足一丈宽的小马路，就这样我们在一座楼上被围了三个月。我那时在广播站，广播站取了个很长很悲壮的名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西昌1018战斗兵团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名字很长，不知可否进入吉尼斯纪录。在播音时要一口气念完这个“呼号”，肺活量小了还不成。名字短了也不行，因为广播站每次开播，对方的机关枪就响成一片，名字长点，在对方一梭子的子弹打完后，“革命群众”还能听见个尾巴“……完蛋广播站开始播音！”前面的革命定语都被枪声删去了，城里人都只说是“完蛋站”。广播站有二十个高音喇叭，后来一个个被对方的机枪打哑了，在还有三只没有完蛋时，在两支部队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广播和对方的枪声都停了，全城响起大联合的鞭炮声。
        说到和平，让我想起这些互不相关的往事，我想今日的安定实在是百姓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