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anwarhadid:舒芜“主动告密”胡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12 03:04:15
当回忆往事时，他依然难以面对心理的、道德的晦暗处。为他辩解的论者，也同样不愿意触动他最敏感的痛楚，转而以貌似深刻和艰深的“思想演变”来阐释历史场景中的他。
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反戈一击”，永远是舒芜先生的历史尴尬。
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一群人的悲剧和他本人的悲剧，由此拉开了序幕。难以面对，却只能面对；难以言说，却不能不言说。尴尬或隐痛，注定伴随而行。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一个个老去，故去。胡风走了，路翎走了……舒芜也终于出版了自述。在叙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一些史实的辩正（虽然这也非常重要），而较少内心的解剖和道德反省。在谈及当年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及提供胡风等人信件的过程时，舒芜——包括有的论者，将侧重点放在接受新思想和追求历史进步上面，而对道德这一本质的因素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他们看来，舒芜之所以“反戈一击”，率先在文章中提名道姓地批评吕荧以及老朋友路翎，不过是思想选择的必然。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一个人要选择所谓“进步”或“革命”的思想，难道他就可以不顾友情，不管做人的准则吗？如果必须这样，其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经听说过为了某种需要而将父母和兄弟姐妹杀掉的“大义灭亲”的故事，听起来总是让人毛骨悚然难以接受。在我看来，只要不是涉及刑事和法律问题，再美妙的思想和理想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血缘亲情和友情为代价，以抛弃千百年形成的道德准则为代价。
1952年，舒芜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府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的最后一章，当做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地讲它几句。受了这种恶劣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做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
这哪里像思想总结，分明更像揭发和举报！在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这一做法无疑是树了一个恶劣的范例，而后来提供私人信件是更为恶劣的延续。
舒芜1952年并没有身处“你死我活”的处境中，他可以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接受新的思想，但完全可以不涉及他人，又有什么必要以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老朋友的方式来证明思想转变呢？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无非是他想以更积极、更主动的举动，来表明自己划清了与业已失势的“胡风派”的界限，从而也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立足之地。这就不难理解，在公开发表了这两篇文章之后，舒芜离开了南宁的一所中学，调到了北京，一时又成了风云人物。后来，他还是难逃反右厄运，这却不是他本人最初所能预想到的。因此，舒芜的举动远不是思想选择的必然，而是行为方式背后所隐藏的私念和失去了道德准则所致。思想演变的分析，虽是认识历史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本相和人性的隐秘。正是从这一思考出发，我把舒芜1952年的“反戈一击”，看做是比1955年提供胡风信件更为严重的事件。前者，主动权尚在他自己手上，他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后者，主动权则已在别人手上，他被历史惯性驱动而无法自拔，已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了。
历史的无情，就是如此降落在舒芜身上。
他必然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当回忆往事时，他依然难以面对心理的、道德的晦暗处。为他辩解的论者，也同样不愿意触动他最敏感的痛楚，转而以貌似深刻和艰深的“思想演变”来阐释历史场景中的他。
舒芜先生有一本文集，名曰《回归五四》。依我看，也许更应有另外一本书——《回到常识》。
[作者李辉，传记作家。现居北京。着有《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