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25章内容概括:千载之下 谁解忠魂：忠王李秀成临终变节质疑

核心提示:
      难道李秀成是傻瓜、疯子，明知活不成，还要给自己扣上一个大黑锅，赚个千古骂名，才死得开心，死得其所？果真如此，他怎么可能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主帅，凭着自己的愚蠢屡次打败老奸巨滑的华尔和老谋深算的曾国藩？

对于太平天国的大多数统帅将领,后人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当然对他们的争议也不少，如洪秀全的不思进取，杨秀清的倨功自傲，韦昌辉的妒贤嫉能。其中最遭非议的要数李秀成。李秀成是个文武兼备，深有谋略的军事将领，颇有石达开之风，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得力干将。他作战机智勇敢，多次打退清廷和洋枪队的进攻，受封为忠王。在天京危急之际，李秀成还向洪秀全提出“避其锋芒，转战南北”的正确建议，可惜未被采纳。天京陷落后，在突围过程中，李秀成将他的好马让与幼主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在天京城外东南的方山被敌人擒获。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为太平天国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竟然在被俘之后写出数万字的自供状“乞降”。在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这样写道“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支柱,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不失为一个勇敢的战士；在遭到失败时，为绝望的心理所支配，表现出了可耻的动摇和变节。”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综观李秀成的经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李秀成多次打败湘军，早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和湘军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何况当时天朝已亡，他对清廷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之前他又多次劝曾起兵反正。这样的一安定分子，清廷能容得下他，曾国藩会留下他给自己惹麻烦？李秀成不是傻子，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也不是傻子，不应该看不到这一点。既然他已无赦免之理，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向曾国藩乞降呢？果真是贪生怕死，贪图富贵，无耻叛变吗？他真是愚蠢到明知一死却摇尾乞怜，让天下人耻笑，遭后人唾骂，担当千古罪名吗？

如果他真是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富贵的小人，又何必与清军浴血奋战呢？还不如早早归顺，起码加官进爵，胜如现在的身败名裂。或许有人会说，那时太平天国气数未尽，天王对他又器重有加，这种情况下他不会变节。那么什么时候是变节的最好时机呢？在清军重重围困天京之时，天京城内内缺粮草，外无救兵，洪秀全病入膏肓。如果他真是一个小人，完全可以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把天京拱手相让。可他却坐失变节良机，反而向天王提出突围北上的建议。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那时的天国可以说是没的救了。即使这样，他还要逞英雄，死守天京直到城破。城破之后，他本该自己仓皇逃窜，保住自己的小命。可他却要保驾幼主，把自己的好马都让给他。此时变节还来得及，起码可以交出幼天王，卖主求荣，也算得奇功一件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非得让清廷擒获再投降呢？

难道是寄希望于老曾顾念多年打仗的交情，幻想他惜英雄重英雄，留下他这条命，并命他在清廷谋个前程。不幸的是他又多次劝说老曾拥兵自重，老曾留着他不是正好让清廷抓着了把柄，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甚而至于连老命都保不住。他放过李秀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不会傻到这种地步吧？

难道李秀成是傻瓜、疯子，明知活不成，还要给自己扣上一个大黑锅，赚个千古骂名，才死得开心，死得其所？果真如此，他怎么可能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主帅，凭着自己的愚蠢屡次打败老奸巨滑的华尔和老谋深算的曾国藩？

难道他是要故意装疯卖傻，效法孙膑假痴不癫，希望清廷看他可怜，饶他一命吗？试问慈禧曾国藩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能发得了慈悲，放过这个平日切齿痛恨的宿敌吗？

难道他幻想清廷能把他放在枕边好让自己想到太平天国就日夜不宁，警策自己接受教训，励精图治。即便他真有如此天真的想法，清廷又怎会有这般的好心。慈禧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贵国之欢心”，在她眼中，国计民生算个屁。

难道说李秀成被老曾忠君卫道的精神感化了，真的要死心踏地归顺清廷吗？然而此时的满清王朝，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腐烂透顶。除了几个奴才走狗之外，谁还会为他效力。他们的鬼话，骗得了谁？即使李秀成真有忠君卫道的思想，他作为洪秀全手下重臣，忠也应该是忠于太平天国，怎么会向蛮夷君主俯首称臣？

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效法蜀汉的姜维的假投降，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复兴太平天国。他所说号召太平军余众投降，其实就是要保存实力。可惜曾国藩不是邓艾，于是他没有做成姜维。老曾可能早已识破他的心机，在他刚刚想做姜维之时，老曾便挥刀让他饮恨九泉，到那边见他的榜样姜维去了。他们俩个千古忘年之交会在泉台谈些什么呢？假如姜维遇到了曾国藩，那么他就只能做李秀成；假如李秀成遇到了邓艾，他可能比姜维做的还要好。时势弄人，李秀成不但没做成姜维，丢了命不说，还赢得了千古骂名。如果他当初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像陈玉成那样痛骂老曾几句，或许还能得一副厚葬和一个千古英名。

再看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曾国荃为泄私愤，在审讯李秀成时“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叱勇割其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李秀成轻蔑地对曾国荃说:“曾九，咱们各为其主，而天下事兴灭无常，你今日偶尔得志，何得对我如此狠毒？”从古到今，多少人屈打成招，在严刑峻法摧残下下，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1864年8月7日傍晚被曾国藩杀害，时年42岁。就义之时，李秀成谈笑自若，慷慨赴死。面对如此残酷的折磨，没有伟大的抱负，怎么能够如此坦然？李秀全无愧于“万古忠义”这四个大字。李秀成如果真是个无耻的叛徒，那么历史上谁又能称得上真正的烈士？

李秀成的自供状，与其说是降书，不如说是遗书。在这洋洋数万言里，他详细回顾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他提出“收齐章程”，希望由他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无非是为了手下将士免于清廷屠戮。尽管李秀成在自述中曲言卑辞，写了许多自污自辱的话，对曾国藩大加褒扬，而且自认大清子民，“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然而细观其全文主旨，都是从全国大局出发，提出的治国安邦之策，他提出了防鬼为上，并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建议。“虽我有我国之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取到其炮，取到车炮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而且据罗尔纲等学者研究表明，曾国藩对李自成自述进行了大量了删改。尤其是七十四页以后，因为李秀成在这部分内容中劝说曾国藩拥兵自立、取清朝而代之，被曾国藩撕毁。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把李秀成劝曾国藩作皇帝的曾家口碑写给了罗尔纲先生，口碑记录为:“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果真如斯，那么这不仅不是乞降书，而是对曾国藩的劝降书。设若他当时遇到的不是曾国藩，而是袁世凯，历史也许会被改写。可惜他所托非人，曾国藩文人出身，忠君卫道的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他不会更不敢叛清自立，故事最终以英雄的悲剧收场。

富有戏剧性的是；半个多世纪后，我党著名领导人瞿秋白在牺牲前也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国人视为叛徒。两人的举动真可谓是异曲同工，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巧合。曾国藩余满清鹰犬，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尚能得到伟大领袖的赞誉。而李秀成这个“革命先烈”，“阶级兄弟”，却由于伟大领袖十六字御笔朱批，以叛徒之名盖棺定论。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少人仍然寻章摘句，詈骂不止。

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集团兵勇自募、粮饷自筹，且实行兵为将有、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虽与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显区别，但也不同于八旗、绿营诸将帅。曾国藩就认为，他们自练兵、自筹饷，与岳飞的岳家军极为相似。所以，他们有时候称湘军为“义军”、“义旅”， 将自己募练湘军、举兵东征称之为“起义”，以有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其《讨粤匪檄》虽然气壮如牛，但却始终不敢稍违这种身份，只能立足于维护地方利益，至高至大不过是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绝不能像大将军出征那样，动称奉天子之命征讨四方云云。然而，他们也不同于祁寯藻、彭蕴章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旧贵族。因为他们手中有实力，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既非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也不是满洲贵族驯化已久的奴才。所以，从本质上看，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

首先，谁也离不开谁。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而当他们面对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种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

所以，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大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矛盾，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相应做过几次较为明显的调整。

第一次是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怒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

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称“才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且从此改弦更张，行事更为谨慎，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化，为臣之道也随之不同，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犯颜直谏虽自古有之，不失为臣之道，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宁可放弃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尝试，另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再也不甘冒风险，贪图便捷。因为皇上既然不许，臣下就不该强而为之，这在曾国藩看来也是为臣之道，且从此恪守不逾，无稍改变。

第二次是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从此惕然警惧，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传入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担心自己也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那样，含冤而死。他面对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忧悴已甚，喟然长叹，对身边的好友刘蓉说:“当世如某公辈，学识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醜，而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对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愤懑，可谓溢于言表。这样，咸丰元年至八年之间，尤其四、五、六、七几年，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不在日记中有所发泄。所以，当摹写石印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出版之时，其他年份或间有删节，而上述时期则全行删除，以致在数十年日日相连的日记中，造成十几年的空档。《清稗类钞》称:“ 湘乡曾氏藏有《求阙斋日记》真迹，装以册页，得数十巨册，皆文正所手书。宣统纪元携至上海，将赴石印。中颇有讥刺朝政、抑扬人物处。或见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录，以卷帙浩繁而罢。及印本出，重览一过，则讥刺朝政、抑扬人物之处，皆删除净尽矣。”

第三次是咸丰七年，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两家的恩仇，关系到国族的兴亡，这是任何人所不能预计的。若按照历史学家的正确观点，这自然并不能算是主要原因；不过个人的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作用也不能等闲忽视。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说些掌故聊供谈助而已…… 这个题目的全称应该是《翁同龢与李鸿章两家恩怨的前因后果》。

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是翁同龢之兄翁同书的儿子，大学士翁心存之孙。其父咸同间任安徽巡抚，被劾革职遣戍。这本是宦海风波的一件极寻常的事，可是却因此牵涉到国族兴亡的大计。大风起于末，读史的人至今为之扼腕叹息。因为此事事迹多涉苏州一府，很多为史所不载，摭拾成文，足备苏郡掌故；但失实之处，或仍在所不免。

翁同书以书生出典军务，与钦差大臣胜保共负四战之地安徽的“剿抚”重任。那时安徽的形势非常复杂严峻，军事势力有清军、太平军、捻军以及地方武装的团练四方面。翁同书并且担任地方大吏的安徽巡抚，更是应付孔棘，力所难胜，终致因办理团练事宜调度乖方、屡失城池而于同治元年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严劾逮治，几乎被处死刑。那么翁氏所应结冤的该是曾国藩，然而事实却是李鸿章。俗语说“冤有头，债有主”，说来也真话长。

常熟翁氏是苏郡的望族，一门鼎盛，自从道光二年翁心存中进士以后，自己和次子同龢都是宰辅重臣，且相继为两朝帝师；长子同书和幼子同爵又都是封疆大吏；同龢与孙子曾源则均是状元及第，这些是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苏州盛事。稍后另一大家族也正在安徽悄悄地兴起，那便是后来凌驾翁氏、以李鸿章及其长兄李瀚章为代表的李氏家族。事情更凑巧的是，江苏的翁氏到安徽做官，安徽的李氏却主宰江苏、尤其是苏州地区的命运。

当时干戈遍地，四郊多垒，豪绅土劣，纷纷组织地方武力，结砦自保，有些绅劣借此武断乡曲，鱼肉人民，官吏莫敢谁何。李氏兄弟的父亲借着是个乡宦，伙同子弟，居乡颇多不法。合肥那时虽非会城，却是皖北的重镇，略有良心的地方官吏，不能不对李氏予以制裁。当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和后来的彭玉麟都对李氏子弟有过严厉的处置，这是李氏对翁氏结冤的第一步。至于后来的彭玉麟，因为他素负刚直清廉之名，李氏对他无隙可寻，而翁氏则不然。

咸丰季年，曾国藩的湘军已立定脚跟，指日可成“中兴伟业”，幕府人才济济，李瀚章、鸿章兄弟在幕尤为曾所倚重。咸、同之际，曾国藩虽被任为两江总督，但开府之地江苏一省尚非他能履任之地，还有待于略取。合肥是李氏兄弟的乡梓，一切情况自然他俩最为熟悉，翁同书处置苗沛霖团练事件调度乖方，自然难逃他俩的眼中，所以同治元年初曾国藩严劾翁同书，不但一切事由都根据李氏情报，连奏疏主稿也出自他俩之手，措词之严厉，公报私仇，自在意中。若不是清廷顾念翁心存两朝帝师，翁同书恐怕便会“依部议”身陷大辟。这是李氏对翁氏报冤的第一着。

若说李鸿章那时官卑职轻，那倒也并不然，咸丰季年，李鸿章已屡次被保举为实缺道员，但仍留曾幕训练淮军。那时天国屡经内讧，败局已定，曾国藩于立定脚跟之余，对东南局势有了缜密的布置:即由他的九弟曾国荃包围金陵，左宗棠经营浙、闽，而最重要的苏、常一带，则责成李鸿章专练淮军准备攻取。李于同治元年四月勾结洋人，用洋轮载兵械沿大江千余里下驶，直拊太平军之背。那时长江下游两岸还全在太平军之手，这样的行军方式，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特例。于此可见那时西方列强在扬子江下游，无视清廷的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已到何等程度！

训练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非一朝一夕之事，清廷和曾国藩把这等大事委诸李鸿章，可见李鸿章的地位在咸丰季年早已出人头地。他不但能把成万的大军和辎重在太平军的眼皮下从腹地运到海滨，且能组织一支西洋的雇佣军供他使用，即是以西方冒险家英籍戈登、白齐文和美籍华尔为首的洋枪队组成的所谓“常胜军”，配合着训练有素的淮军，向苏、常一带太平军进击，这自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但苏州人民实在好福气，苏州府属恰是归天国第一流人物忠王李秀成开府治理所在，他的府邸便是苏州城内的名园拙政园。因此苏州在李秀成的长期庇护下，匕鬯不惊，安居乐业，迥异于其他各地。苏州人民既然感戴李秀成的德政，自然得有所表现，若按传统的送“万民伞”或“脱靴”那些办法倒还罢了，可为了对忠王尊敬起见，用的是刻碑竖坊。那些碑坊都是石刻的，高竖耸立于苏州主要街道。常熟翁氏是苏郡主要望族，当然曾由翁氏族人出面为忠王建立一座石坊。

到了同治初元，忠王已从苏州调回天京主持中枢，苏州由郜云官等十王主持，抵挡不住淮军第一骁将程学启和洋将戈登的猛攻，势穷力蹙，只得要求献城投降。但是程学启不顾不杀降人的古训，竟把十位降王全部杀掉。这种不顾信义的野蛮举动，连戈登也看不入眼，几乎要和程学启火拼，终于一怒辞去常胜军头目职务，窜到非洲苏丹去干他老本行，结果是给苏丹人民杀死在喀土穆，这也是苏州太平军革命时期的一段掌故。

李鸿章攻陷苏城之后，见到通衢上的翁氏对忠王歌功颂德的石坊，使命令拆下，但并不予以捣毁，只是把它藏匿起来。这一着李鸿章可真厉害，他若据此出奏朝廷，按《大清律例》那是大逆罪，法应合族处死。李鸿章也很明白，那样会给朝廷出难题，这若在康、乾时代，自会按律办理，但在季叶，纪纲已弛，未必定能扳倒翁氏。还不如“引满不发”，叫翁氏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李鸿章这一手着实厉害，迫使翁氏忍气吞声，坐候回击的机会。

以上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翁、李两族的代表人物名位都更高了，一个在中枢主持财政，一个是封疆大吏兼管军政，二十多年的含仇蓄恨，翁氏终于得到报仇的机会。那便是1884年的中法甲申战争。按照常例，应该是武将主战，文臣主和，尤其是翁同龢长期做户部主管，馈饷是“计臣”的职责，他也顾不得了。为给李鸿章过不去，纠合一批书生的清流党，主张和法国侵略者开战。结果中国竟然反胜为败，缔结了辱国条约。这不过是翁氏的牛刀小试，但已使李鸿章为此吃足了不少苦头。

过了十年，便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那时翁、李两氏的地位都已达到了顶峰，文武双方的主张还如十年前一样。李鸿章所经营的北洋海军在吨位上确实驾凌日本之上，但是在军队的素质上，李鸿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翁同龢仍旧是财政的主管，他也明知道所谓“海军经费”已有一部分被挪用作修建颐和园，但为了报仇雪恨，不惜拿国族荣誉、北洋舰队和日本孤注一掷。这次战争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孱弱，从此完全暴露在世界各国眼中，一直被人家欺凌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两家的恩仇，关系到国族的兴亡，这是任何人所不能预计的。若按照历史学家的正确观点，这自然并不能算是主要原因；不过个人的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作用也不能等闲忽视。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说些掌故聊供谈助而已。

两家的恩仇，却有人把他俩凑在一起做成一副有名的对联，甲午战争后曾脍炙人口，联云: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