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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分配：怎一个“乱”字了得

上个世纪中国人为什么闹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可中国在某些方面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试举几例：

一、贫富差距愈拉愈大

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披露，中国的基尼系数“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0.5”，这就意味着严重的两级分化已经出现。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称，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财富的集中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确认，我国最高与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55倍，悬殊之大，令人吃惊。其实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些穷得叮当响的极贫家庭与那些富可敌国、挥金如土的亿万富豪比起来，其财富差距何止55倍。

近日，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发布的《商业白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如今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要知道，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远在100位以后，人均工资只是美国的十四分之一。可是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竟然将跃居全球首位。对于一个人均收入排名100多名以后的穷国来说，这种怪现象可以让我们看出如今贫富差距是何等的大，中国的富人是何等的有钱。

二，劳动收入比重偏低。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说说2004年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这一年的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市上空浓烟流滚滚，16个货柜的中国制造鞋子被付诸一炬，损失达1000多万人民币，烧了中国鞋仍不解恨，当地的鞋业工人还连续大游行，他们愤怒地喊出“要工作，要吃饭”的口号，矛头直指中国制造的鞋子。人们要问的是，西班牙工人为什么这么痛恨鞋？

埃尔切市人口大约20万，历来是欧洲的制鞋业中心，有大小鞋厂600多家。可是在当地市场上，欧洲鞋子平均价格是温州鞋的3到8倍。显然，它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中国产品的对手。大量中国鞋的涌入造成西班牙本地产的鞋子卖不出去，厂商纷纷关门倒闭，制鞋业的失业率已经超过30%。面对着滚滚而来的中国鞋，埃尔切市的制鞋业束手无策，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烧鞋事件。

西班牙鞋为什么竞争不过中国鞋？道理非常简单。西班牙工人能像中国劳工那样超时工作吗？西班牙工人能像中国工人那样拿那点微薄的工资吗？他们能像中国工人那样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吗？一句话，西国的制鞋工人不可能具有中国工人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西班牙鞋被中国鞋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这是很是很自然的事情。

近年来中美之商的贸易摩擦，从根本上说也与中国工人过于吃苦耐劳有关。微软的WINDOWS中国还做不出来，可是像轮胎和钢管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能造，中国也能造，可美国工人能拿中国工人那样的工资吗？他们能像中国工人那样苦吃死做吗？根本不可能！中国工人生产的轮胎和钢管，就是飘洋过海到了美国，加上运费也远比当地生产的便宜，美国本土生产的这类产品根本无法和“MADE IN CHINA”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贸易之争反映出的是低薪酬的中国工人抢了高薪酬的美国工人的饭碗。奥巴马是民主党人，而工会又是民主党选票的重要来源。为了保护本国工人的利益，奥巴马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当然在所难免。

对中国工人畏惧的不仅是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全世界都对中国工人感到畏惧。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全世界有多少国家的工人能像中国工人那样苦吃死做？全世界有多少国家的工人能像中国工人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美国大兵在阿富汗死几个人就闹麻了，可是要知道中国每年因矿难要死多少矿工？发生矿难可不可怕？当然可怕，但中国工人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矿难，偏要下矿井。中国工人不仅能苦吃死做，而且又最为忠厚。这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工农大众”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农民工几乎就成了“穷人”的代名词。当中国公司的高管拿着一年超过6000万的薪酬的时候，当中国公司的高管如陈同海这样的纨绔子弟每天挥霍的公款就超过4万元，过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的时候，底层的工人每月能拿到几个钱？而且这点可怜的工资还不一定能到手。就算拿不能到手资，他们大多也只能去跳楼，在高楼上表演一番“跳楼秀”。

中国工人贡献如此之在，薪酬却很低，201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社会财富怎么分：劳动收入占比为何持续下降》一文分析认为，相对于资本，劳动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所估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2%升至15%，增加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9%升至46%，增加7个百分点；而国民收入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反而由50%降至40%，降低了10个百分点。

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但从实际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上看，“以按劳分配为主”并没有很好体现。而在美国，从100多年前开始，美国劳动收入就基本保持在国民收入的70%左右。

面对如此优秀的中国工人，我想美国公司的老板们一定嫉妒得连眼睛都绿了

三、垄断企业高管薪酬高得离谱

企业高管能力强，贡献大，工作辛苦劳累，薪酬高一些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的薪酬再高，也不能高到荒诞的地步；而且还应当注意到，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并不完全是来自于这些公司高管的贡献，而是源于其垄断地位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所以垄断企业高管高得离谱的薪酬，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公司高管薪酬有多高？下面试举几例；

2007年，平安保险老总马明哲年薪高达6600万元，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647倍；

全国百强上市公司高管2007年平均年薪58.39万元，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若再加上股权激励收益，估计至少相差30倍以上。其中18户金融企业高管平均年薪351.1万元，是金融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71倍，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0.8倍。

近两年来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些国企高管薪酬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普通职工工资金增长速度，双方差距仍在拉大。

四、官员收入极不透明

官员财产公示被称为“阳光政策”，是一种“终极反腐”的最有效的手段。当为了给垄断企业高管发高薪的时候，有关方面声称这是“与国际接轨”；而对于官员财产公示这个国际通用的做法，“与国际接轨”这一招显然绝对不能用了，“与国际接轨”又变成了强调“中国国情”。更早的时候，许多官员对财产公示是公开反对的。现在不敢公开反对了，可是官员财产公示仍然无法施行，其理由仍然是“中国国情”：“条件不成熟”，“难度很大”。

五，垄断行业自肥无度

在中国，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的分配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扭曲的市场价格导致的行业暴利，最终是肥了一小部分人。

根据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石油、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它行业平均工资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上的差异，实际差异可能在5-10倍之间。2010年5月13日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说，2009年行业收入差异为15.93倍。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石油等行业与加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差距并不大，仅仅高出20%左右。差距的迅速拉大，还是近几年的事。

近年来，“第一阵营”队伍又有所扩大，有不少人称如今的路桥公司异军突起，其暴利甚至超过房地产业。《证券日报》曾评比过2009年三大暴利行业，路桥收费业荣登榜首，金融保险业位居次席，房地产业只能敬陪末座。

六、退休待遇实行是双轨制

第一，退休待遇极端不合理。我的一位领导，文革前就担任本市政府机关的副分局长，文革中被打发到我所在的工厂任某部门的科长。几十年过去了，他和他原先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事都已退休。可就因他在企业而别人在政府机关，退休金简直是天上地下。他刚退休时退休工资仅几百元，还不到他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事的退休工资的一点可怜的零头。

第二，机关和企业的冗员的命运完全不同。中国机关和企业都存在严重的冗员。计划经济时期，企业解决失业问题的方式是“低工资、多就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国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后，这种用工制度就难以再实行下去了，于是工厂实行了大规模的“减员增效”。所谓“下岗”，所谓“买断工龄”，几乎如同将工人扫地出门。许多四十、五十岁的工人下岗后，他们做生意没有本钱，再就业其条件又比不过年青人，完全失去了生计，处境极为艰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样是冗员，机关和事业单位却是另一种待遇。当年酝酿大部制时，机关减员八字还没见一撇，就有人出来大声呼吁“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如何“慎重”？不外是机关的冗员绝对不能像工人一样下岗，要保证他们照样养尊处优。都是国家的主人，同样都是冗员，工人和公务员其命运竟是如此不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西南某地实施的所谓“带薪创业”的办法规定，今后该市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不仅将保留编制、职级3年，保留工资待遇1年，带薪创业不成还可“打道回府”；此外，公务员自愿辞职创业的最高可获奖20万元。对于泡制这一荒唐的政策官员，我只能说你们知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第三，退休的方式不同。工人哪怕差一天到退休年龄，社保局都不给办退休手续，你还得继续交养老保险金，一定要一分不少地交够了全部养老保险金后你才能在社会保局办理退休手续，才领得到退休工资。于是许多下岗工人，连温饱都很困难，可是仍不得不勒紧裤带挤出钱来交社保。可是公务员不同。公务在到退休前的几年就可以退下来，工资全部照拿。为了鼓励他们把位置腾出来让给年青人，有的地方还开出极优厚的条件。

第三，工人养老保险金全部由自己和企业交，而公务员则是由政府买单（其实就是由纳税人买单）。

七、灰色收入难于禁止

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涨价、乱摊派；一些人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等。这些隐性收入难于统计，也难于纳入收入调节范围，且屡禁不止。

上述各种不公，不仅有违当年我们革命的初衷，而且也是诱发各种社会不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是改变这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难度相当大，因为它会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拚死反抗。

建立一个公平、公平的社会，仍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