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伦电影手机在线:[转贴]2010各大论坛经典回复终结版 【猫眼看人】

　　进入11月以来，世界各大媒体集中报道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多达60%的中国富人(资产净值在150万美元以上)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移民;在净资产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中，27%的人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美国国土安全部《2008年移民数据年报》显示，这一年度有4万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加入了美国国籍。

　　法新社援引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报告称，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中国富豪们，有46%的人正在考虑移民国外，有14%的人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接受采访的富豪们透露，至少30%的人已在海外投资，由于某些国家会为来投资的外国人提供永久居留权甚至给予国籍，所以这批人随时可以移民海外。

　　新华社报道，在过去10年里，中国大陆已有200万人拿到了美国绿卡，40万华人取得了加拿大国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最近发布《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蓝皮书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向海外移民总数达到450万人，其中赴海外留学的107万人中，仅有27.5万人回国，70%以上的留学生流失海外。

　　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1)》透露，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查的富人都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资产1亿元以上的富人群体中这种表现更加明显，大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47%的人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结构中十分重要的阶层——官僚特权阶层，也出现了更值得警惕的异动。我这里有一份很陈旧的资料：2004年10月，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披露，仅1998年至2004年7月期间，因贪污、贿赂、侵吞、挪用公款而潜逃海外的党、政、公安、司法、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管理高层人员就有7160余人，这还不包括外逃未遂被捕的1267人。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透露，申报到美国投资移民的人数，2008年大约500人，2009年就超过了1000人。观察家指出，能够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或者能拿出数百万人民币把老婆送到美国投资移民的绝非普通百姓，而是财力雄厚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很多是所谓的“裸官”。“裸官”是指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的人。据说我国有118万名“裸官”，平均每个省(包括直辖市)有3万多名，这些“裸官”已经把数百万家属子女移民到了海外。

　　据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和谐温暖的国家，人民生活简直幸福得要死，半夜做梦都在嚷嚷着感谢党和政府，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留恋万恶的资本主义，去了就不回来了呢?怎么会有那么多吃里扒外的东西放着天堂一样的日子不过，非要坠到地狱里去活受罪呢?

　　英国路透社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增长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惠及到所有民众身上，但未能克服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人们为了逃离这些社会弊端，所以在他们有条件离开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报告的观点。路透社说，海外移民现象“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普遍的艳羡情绪。”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则认为，那些想离开中国的人，主要是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选择在海外投资的人，则是为了分散和规避人身及资产的风险。国内有论者则站在国家立场上忧心忡忡地说，如此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的出现，不仅会造成我国的财富流失，同时也会造成人才流失、税收流失和消费流失，对中国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将产生消极影响。

　　这些解释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然而如果认为仅只是上述原因就推动起了如此大的移民浪潮，让那么多不同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我又认为是不全面的，没有真正触及产生这种巨大社会动能的最深层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伊斯顿把社会过程描述为一种致密的政治系统，他试图证明，这种政治系统不分时间和空间，不管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原始的还是发达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体现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律或者说特征。伊斯顿所做解释的基点，就是把社会过程中的国家特征、政府运作和公民行为看成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政治互动关系，即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所构成的行为系统，为了更好地说明他的观点，他通过《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创建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著名的“伊斯顿政治系统模型”。

　　这个模型非常复杂，简要概括，我想它应当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社会系统，主要由政府与人民这两种最基本的要素构成，这两者只有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显示其存在，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公民的要求被称之为对系统的“输入”(input)，而政府作为系统中的接受方，则根据这种要求制定政府政策，采取有效行动，满足公民的要求，这就是“输出”(output)。“输出”既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好的影响，也有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未必全部能够达到公民所要求的那种条件，于是，公民继续重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模型中的另外一极，即“反馈”(feedback)，“反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审查已经做出的决定，改变某些行为;另一种，就是针对公民要求中提出的新问题，继续制定政策，继续采取行动……社会过程进入到另一个循环。

　　一般来说，循环畅通有效的社会，就像一个人拥有强健的肌体一样，我们将其称之为健康的社会，反之，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伊斯顿为这种阻滞的社会过程发明了一个专有词汇：“黑箱”(blackbox)(与波普尔的“封闭社会”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是，在公民意愿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之间，不透明，不畅通，决策仅只在政府成员中间(也就是极少数人)产生，而非由最广大的构成社会的公民提议产生，公民用来表达愿望和实现利益的通道被淤塞，政府决策与公民利益有很大的冲突，甚至背道而驰，完全违背他们的愿望，侵犯他们的利益。

　　伊斯顿试图揭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规律或者说政治运行规则，因此他没有对“黑箱现象”给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归纳，但是，稍微具备政治学常识的人都会发现，“黑箱现象”所对应的恰恰是人们常说的极权专制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政策才可以被少数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政府才可以毫无顾忌地违背人民的意愿，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利益，并拖延乃至于拒绝在社会过程中做有效的“反馈”。

　　我们观察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德国，观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好朋友古巴和朝鲜，都无法否认伊斯顿的概括具有无情的精准性，当你弄清楚他的思路以后，你得到的惊喜将不亚于阅读哈耶克和波普尔所得到的喜悦，你甚至会觉得，这三个人尽管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然而他们却都在指认同一个事实。

　　对于这个事实，生活在宪政民主时代或国家制度下的人一定会极为惊讶，体面舒适地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生活在专制独裁时代或国家制度下的人则只能瘦骨嶙峋，长歌当哭：“命!这全是命呀!唉嘿嘿嘿……”

　　“命”好还是不好，既受制于文化传统，又受制于现实政治。就像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中产生一样，极权主义是在等级制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只要这种观念作为精神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机体之中，这个社会也就很难能建立起健康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也不可能形成政府与人民的有效互动(即“反馈”)，这个社会一定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社会领域出现“拧巴”，形成所谓的“特色”。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下面我选择一些与我们的话题有关的数据，来说明我们的“特色”究竟是什么“特色”，这些“特色”究竟是怎么来到我们面前的，它又在什么条件下促使产生了移民浪潮，希望读者有耐心读下去，当然，对数字头疼的读者也可以跳过去不读。

　　众所周知，中国行政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老百姓的收入只增长了19倍，中国44%的政府开支都用在养公务员上了(日本同样的费用仅为2.5%)。以2007年为例，用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单位工资为29425亿元，加上其他支出，共计花费375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9.95%，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却低得可怜，仅有12%，这个比例在日本占到54.18%，美国占到58.31%，德国占到53.84%，英国占到55.27%，巴西占到40%。与之相对应，中国用在全民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却是这样的：日本23.3%，美国21.5%，印度19.7%，中国呢?不好意思，是3.8%!

　　另外一个数据或许可以解释我们对上面的数据感觉错愕的原因：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西汉为1：7945;东汉1：7464;唐朝1：2927;元朝1：2613;明朝1：2299;清朝1：911;当下是多少呢?1：67，也就是说，我们每67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官员。

　　据预测，中国政府2011年全国税收将突破60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3亿国民(包括被城管追打的小贩、每天奔行20个小时的长途运输汽车司机、在地铁口卖针头线脑的老太太、住在简易工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被迫下岗的工人和被政府强行拿走土地的失地农民)每个人都强制性地被政府征缴了4615元税款，相当于每个家庭(以4人计算)缴纳了18461元税款，可是——我们不说别的，单说学费：中国大学的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位居全球第一!

　　下面的数字同样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掠夺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有多么严重：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持续增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达到世界第二了，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又是多少呢?以2008年为例，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的7%!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让我们很没面子地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还停留在美国1910年的水准。

　　再说一说让人心碎的房价。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标准是5：1，联合国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城市中，澳大利亚悉尼是8.5：1，美国纽约7.9：1，英国伦敦6.9：1，韩国首尔7.7：1，日本东京7.9：1，新加坡5：1，中国是多少呢?平均大约为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更是达到了40：1!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最重要原因是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各级政府形成依赖土地收入的“土地财政”维持运转，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单是土地转让金收入一项年均增幅就超过33.6%，这笔钱都是从老百姓兜里用近乎于抢劫的方式拿出来的。如果说卖地收入是明抢的话，那么，房地产项目各项环节的行政性收费就是暗抢了，这种毫无道理的行政性收费竟然达到50余种，涉及25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总体费用占到全部房产项目开发成本的15%-20%!

　　有论者指出，一方面特权垄断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损失，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环保等成为了无米之炊。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中国政府曾经提出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项也没有实现。2005年，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北京大学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起码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2005-7-30)。

　　至于被权力垄断的殡葬业利润可以达到1000%-2000%，骨灰盒利润达到300%，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就不说了吧!

　　“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模式所导致的发展，从根底上来说是以牺牲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实现的(所谓低人权，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也)，有人极而言之：“先富起来的不是人”，虽然情绪化了一些，却也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底层民众的利益被政府和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强行劫掠，在相对意义上不是变得更富有，而是变得更贫穷了。事情还不仅于此，在政府的掠夺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不仅严重透支了社会资源，同时还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单是空气污染一项，在中国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65万人以上，世界银行估计的数字还要大一些，达到75万人。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达到20万人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到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4岁儿童每年有超过20万人由于意外伤害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世界第一。

　　“陈行之同志，你这个态度很不好，话不能这样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困难再小，乘以13亿就会成为超级困难;成绩再大，被13亿人一平均，也变得微不足道了，你得体谅政府的难处。”

　　我很体谅政府的难处，但是，我们怎么看待政府人员日益猖獗的腐败呢?我们怎么看待政治运行过程对腐败所起的制度性保护作用呢?我们又怎么看待政府人员远远高于其他社会人群的犯罪率呢?一份资料说，从1999年到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有人惊呼：“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而这里所说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是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的游手好闲之辈，他们是载入国家宪法的“三个代表”，是我们每一个人躲也躲不开、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公仆”，是直接面对民众诉求(“输入”)和应当对这种诉求做出回应(“输出”)的权力者，是在社会过程中本应当对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做出反应(“反馈”)的机构，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至为重要的人群，居然成为了“最大的犯罪群体”，你让我们说什么呢?你让我们怎么说呢?

　　上述种种现实并不是飘在空中的浮云，我们也绝没有闲情逸致远远地欣赏它的五彩缤纷，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像烟雾一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直接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之所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死也死不起,不是源于多么深奥的社会运行规则，它就源于这些看起来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枯燥的数字对比之中。

　　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所反映出来的深刻的社会现实，决定着所有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必然会招致人民对政府的批评，事实上，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民没有沉默，他们通过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和反抗(于建嵘先生对此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网民更是通过网络这个唯一还透气的孔隙，尽可能表达着自己的观点，然而得到的结果又如何呢?据官方统计，仅2006年一年，中国政府就逮捕了604名据说是危害了国家安全的人，是2005年的两倍，以同样罪名遭逮捕的人数，2007年达到了742人，比前一年增加了23%，2008年逮捕了多少?2009年逮捕了多少?2010年逮捕了多少?即将结束的2011年逮捕了多少?它们分别增加了多少百分比?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知道的是，目前国家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已经超过军费，我想，在这个令人乍舌的天文数字中，肯定不缺少对表达不同观点的人的监督和逮捕费用。

　　凡此种种，不同位置的人的见解当然会彼此迥异。

　　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所谓“全面”，我理解应当包括体现公民参与社会过程的政治状态，包括关乎每一个人生存质量的经济状态和包括体现在更广阔社会层面的文化状态，如果上述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溃败，当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有人则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官民对立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疯狂掠夺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入无人之境，已经把中国弄得满目疮痍，国之不国，超负荷的资源透支和环境污染已经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在山河破，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坠入地狱。然而却也有人认为正是在这个匪夷所思的时代，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推动和改变了中国，意思是把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了，成为了世界瞩目的国家。更有人全然看不到我们列举的令人悲愤的数字，相反，认为目前中国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富裕，安定，和谐，幸福，好得不能再好了，再好就要出麻烦了。甚至有人高烧四十二度，认为中国权威主义的权力主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那句口号：“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哪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饿殍遍野)，再次成为了某些人的歇斯底里臆想，他们把这种臆想强化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为了宣扬这种意识形态，甚至把宣传机构设置到了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用贫苦中国人节衣缩食缴纳的税款，一掷千金地宣传起了所谓“国家形象”，在全世界开设了数百家形迹可疑的孔子学院——之所以用“形迹可疑”四个字，是因为这个学院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派出的文化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著名的歌德学院并没有使用德国政府征缴来的纳税人的钱，仅仅是一个接受各方资助的用于进行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