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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12 01:29:49
中国政商关系史：作为企业家 政治应该是
核心提示：建国后前30年，党政官员兼职企业遍及国家的每个毛孔，而后30年，随着私企的壮大或遭遇制度困境，中共便以企业家兼职党政职务来逆向回应。此次通过选拔民营企业家成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政治姿态，将政商之间的扭结系得越来越紧。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北京新华门左边墙上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十二个大字依旧锃亮，但中共决定在民营企业家中选拔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以显示更紧密拥抱民间资本群体。
建国后前30年，党政官员兼职企业遍及国家的每个毛孔，而后30年，随着私企的壮大或遭遇制度困境，中共便以企业家兼职党政职务来逆向回应。这种政治式的徘徊、往返，烛照出中国企业100多年间在官商螺蛳壳里跳舞的影子。
权力的历史成见
“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政治的本能反应。
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官商之间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不对等关系，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
为免权威受到挑战，中央集权制度定期性地将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中国企业史，被生生演绎成一场政商零和博弈史。
史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结道，“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即使游历欧美的孙中山，也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纳入三民主义中的民生。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势如累卵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后者如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说，“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不过，在士农工商的界限划分中，帝国在千年里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政商的交叉、流动。
晚清时，中央权臣联合地方精英发起“洋务运动”，一些富有商人被授予政治头衔，有的称之为“红顶商人”，政商界限被打破。商人与权力的关系，由此经历了三阶段蔓延，从胡雪岩盗窃式的化公为私，到盛宣怀的股份化，再到民国时期的孔宋家族，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利谋私。
尽管无力剪除“官僚资本”，但在多数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承袭政治权力的成见，寻求把商人置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1927年，上海资本家支持蒋介石军事集团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趁势提出希望在南京政府中有点政治发言权，要求政府正式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在党内直接有自己的代表。然而，蒋介石拒绝资本家成为全国党代表。1929年4月，中国工商业组织得最早、作用也最为显著的一个团体上海总商会被强行改组。新商会被要求“须得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的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
允许党内有代表
在创制“官僚资本”这一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名号后，执政的中共代表人民全面控制生产资料，自身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并在“保证自身（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下，制度性压抑民间工商业30年。
1978年前，非公经济只剩下打游击的个体工商户或小商小贩。作为体制外的力量，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官方的态度是“看一看，不鼓励也不打击”，“放两年再看”。由于在政治上被异类看待，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初普遍的做法是民营企业主使用“红色帽子戏法”，通过将自己企业注册为公有组织来掩饰私人所有权。1990年代改制时，科龙等明星企业纷纷倒在“国有资产流失”这颗地雷上。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私营企业，开始获得合法地位。但该条例以雇工是否超过8人作为区分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的规定标准，助推所有制歧视，而且没有声明要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并限制企业主收入。
很快，政治的脚步就跑到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前面。尽管已经远远跟不上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这项法律至今仍未废除，成为法律遗留问题，以至于全国工商联几次提出《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建议案。
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民营企业家大批入党，开始跻身政治边缘带。据全国工商联去年统计，68.6%的党员企业主是在2001年以后入的党。
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民营企业家的经济优势逐渐向政治权势转化。如今，从下而上大陆商对官形成一种金字塔型结构，“也就是，在县乡一层，民企老板对政治有强大影响力和参与度，而政权层级越往上，老板的政治身份越少，影响力也越小。”研究政商关系的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张长东说。
在一些基层，根据浙
“越是市场制度发育不完善的地方，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参政议政，因而，参政议政是在转型国家的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条件下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积极应对措施。”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李宏彬说。
在2002、2003、2004年企业家与政治大批联姻后，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李宝梁调查发现：私企主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趋于平缓，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显示为“倒U型”曲线。
“应该是制度改进效应，当制度指数改进一个标准差，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可能性就会比均值降低8%到20%。”李宏彬研究称。
李宝梁更愿意采用另一种解释，“对于许多实力较强的业主来说，他们宁肯把资产向海外转移，以求得更加平稳长远的发展，而较少在政治方面作更多的表现。”
私有化的三条道路
原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前苏联、匈牙利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商关系转轨道路。
中国经济的主要活力来自于基层经济。在大陆国企“抓大放小”以及管理层收购潮以前，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企业多数起于小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企业家群体，多数是原处于政治边缘的普通群众，他们从事民营经济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学的企业家精神，而是有着某种被动的，或某些临时性的行为动因。这塑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和脆弱性。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虚弱，还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骤选择。在改革的顺序上，中共将开放外资放在了民企培育与国企转制的前面，使得外国直接投资成了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替代物。
相比之下，前苏联长期依靠孤立的国有企业，改革不遂而推行休克疗法，随之暴富的富豪，几无草根。几乎与中国同期改革的匈牙利则将创制民营企业作为改革优先，有技术有人脉的国有企业经理层纷纷加盟，崛起成为企业家中坚。
根据福布斯富豪榜上（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老总不会上榜）的数据，出生于匈牙利的耶
随着2008年10月中信泰富炒汇巨亏，2009年荣智健倒台。2010和2011年胡润富豪榜前10名企业家，变成清一色的草根。在2011胡润富豪榜前50名中，只有30%的企业家拥有政治头衔，包括全国人大代表3人，全国政协委员11人，全国党代表3人，这些都是在企业崛起之后才拥有的政治荣誉。
同样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在2008年最富有的十大富豪中，没有一个人是从创立中小企业起家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和高层建立公开的亲密关系，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前苏联共青团或政府的官员。
“可以说，俄罗斯最顶级的富豪，需要首先建立联邦政府层级的政治庇护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关系，向地方层级渗透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和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吕鹏向本刊记者表示。
在匈牙利，由于成为大私营企业主的，都是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出身不低，实业根深，对中央和地方政治都相应具有自主性。
而对富豪榜上的中国企业来说，其全国性影响的建立经历了缓慢而艰难的旅程:先认识地方上的干部，建立“地方增长联盟”，再通过这些渠道，“自下而上”地巩固扩展更高层次的“人脉”，其影响力尤其依赖于早年结交的地方干部不断地晋升。
“中国其实也有从中央做起的富豪，那就是香港的大亨们，那也是统战的一种策略。梁稳根成为中委候补热门人选，是本土大亨地位提升的重大事件，但与香港富豪比，本土大亨的政治地位，显然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吕鹏说。
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不同的稳定系数。
因私企经济有着强大独立性。匈牙利近些年的富豪榜上成员，稳定性非常显著，排在前10名的人几乎没什么变动。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富豪们不稳定，“因为俄罗斯的寡头是普京用来对抗地方的工具”。同样，在国有企业这个“长子”面前，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地位也不稳固，其能量更无法与俄罗斯富豪比肩。
中国富豪榜甚至被人戏称“杀猪榜”。据《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来登上胡润百富榜的1330位中国富豪，有50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获刑富豪有18人，待判富豪有2人，正在接受调查的富豪有10人，下落不明的富豪有7人。
内心深处的不安感，“让富豪们被上榜前，几乎都曾来求情。”《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建工透露。
欧美富人政治
随着梁稳根成为“红色资本家”，民营企业家这个资本群体，从政协人大、党代表进而竞逐到“候补中委”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核心，这种步步推进，是否真的会从“参政”演变成“主政”？
在排斥富人介入政治的传统基因下，这种想象勾起了民众对金钱政治的焦虑。
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其利益代理人，在多元平衡下影响国家走向。欧美国家可以说在每一政治层级，议会与商业集团的关系是直接的，企业家的政治权利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选、院外游说等方式，进行多元交叉表达。
而在中国，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治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甘思德调查发现，不管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渠道和方式，其实区别不明显，且越来越趋同。
方式不外五种类型：一是加强与统战部、工商联、私企协会联系，成为反映要求的娘家；二是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召集的座谈会，表达企业呼声；三是通过一定途径，将要求纳入党委政府决策过程，并了解结果；四是与当地党政领导建立个人联系；同时，有些企业家在每年固定时间，直接走入前台，提出议案和提案，参政议政。
至于民企利益表达后，政府回应与否以及如何回应，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因为政权强调自身是由与利益集团没有关联的独立人士组成，要求政权超越各种利益集团之上，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公平的协调指挥。
事实上，尽管在中国，民企经济实力依旧是政商互动格局的始发因素，却不构成政治安排时组织上“正式介绍”的主体内容。围绕政协委员等职位，工商联向统战部推介某企业家时往往会放大其经济规模和纳税业绩，但等到统战部门“正式介绍”该企业家出场时，缩小其他方面而大谈他的社会影响力和公益形象。
政治可靠在人大和政协选举中极具重要性。民营企业主往往通过慷慨地捐助政府的福利项目，相应地获得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名。
在“两会”现场就座的企业家，个人利益不能成为正式利益表达的主要对象。看似是牺牲，但此举强化了政治安排的合法性，进而使得企业家有了足够多的机会可以非正式利益表达，予以弥补。
政商双方的自觉漂白，维护了权力“刚直不阿”的形象。
政商解钮
在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之复杂超出想象。而现实演进逻辑日益显示中国商业并没有往“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方向走。相反，随着“国进民退”的议论，和对垄断和权贵资本的指责升级，中共通过选拔民营企业家成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政治姿态，将政商之间的扭结系得越来越紧。
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在形成透明的政商关系路上，企业家只是配角。一些学者为之焦虑，认为政府不应该单个处理，更多应从公民的普遍权利入手。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政府应把权利搞清楚，明确哪些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可以干的，这比融资难不难的问题重要得多，“政府不能没钱时鼓励民企进入，有钱了又把人家轰出去，“风箱来回拉”，这种事情最妨碍发展，好不容易在广西有了一条民营铁路，结果现在半死不活。”
周其仁主张，政府第二个要做的是，把服务费用降下来。“现在政府太贵了。要增加政府开支信息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经费监督，不能随便乱吃乱拿。”他说，现在一个小官员就可以到企业寻租，“为什么中国出不来乔布斯，因为大量的企业家大量的时间在搞关系，巴结这个巴结那个，否则全是麻烦。哪有时间追求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万科原总裁王石高调提出“不行贿是我的符号”后，并没有陷入政商关系的显性麻烦中，实应归功于企业治理结构对他的支撑。万科在20年前就已经上市，受到监管部门和股东的制约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王石作为一个正常、理性的职业经理人，他唯一能做的正确决策就是，不能为了给其他股东挣钱而去行贿、并因此让自己坐牢。
未来要破解政商关系的悖论，企业家自身最便于做的是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