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奔腾n4200跑分:易中天走红的背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6/11 06:53:27
2006-06-14 作者：文贵良
■文贵良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央视的《百家讲坛》开播将近五年了，登坛讲学的学者众多，涉及学科也广。今年，在《百家讲坛》上讲汉代、品三国的易中天教授成了学术明星:《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款中标。假如该书每本25元，版税就是3.5元，55万册的版税就是200万之巨，难怪会引发各方的议论。
易中天现象，第一步是登上《百家讲坛》，这很关键。学者走上电视，学术结缘传媒，成为新世纪学术走出大学围墙的新方式。中国传统的学术传播方式主要是家学与书院制度的，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学术训练与人格修炼同步，只是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了晚清，西方的大学引进了中国，学术开始在大学内传授，但现代媒体机构如出版社、报馆和杂志社为学术传播开辟了大学之外更加灵活的道路，《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国粹学报》等是第一批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杂志。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寻求出路，最后还是办杂志，《新青年》就这么产生了。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还是在大学传授，其次是通过学术杂志和报纸在学术领域内传播。学者走向电视的讲坛，学术思想的传播有了新的途径。在国外，还有著名哲学家在电视上进行辩论。学术进入媒体的公共领域是时代所趋，也是自身传播方式的拓展。
那么多的学者走上了《百家讲坛》，有很多人说话还是像大学课堂上一样，而易中天采用的话语方式就时髦多了，如用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等等。我觉得网上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说“易迷”大多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在“戏说”“大话”的文化时尚中成长的，可以说他们喜欢易中天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易中天采用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学习历史有两类人，业余的和专业的。业余的学习历史，首先是有趣，然后才是史识，也就是道理。专业的学习历史，首先是史料，史料是死的，全靠学习的人去激活，从中获得史识。易中天说本来想做“亲民学者”，不想成了“大众情人”，这很可以看出他面对的听众，更多的是业余一类的人。我想不会有历史系的硕士或者博士，会以易中天的方式去表述历史。大学的专业训练有自己的行规，学术本来就不是需要很多人要去做的，大部分人学习历史，就是获得人生的某些道理。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因为《三国》是讲计谋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总不是大家喜欢的。那时不知道问大人，是不是少可以读《三国》，老可以读《水浒》，现在年轻人喜欢听人讲三国(易中天所讲的三国是小说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喜欢吸取一些人生的谋略，谋略不就是创意么，我们这个时代是青睐创意的时代。我想专业的圈内人士也不会为易中天的“名利双收”遭受什么心理的打击，指出他“品”中的一些不符合史事的地方，也是圈内人士的天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嫉妒、冷嘲。周作人五四时期不愿意登高坛讲经布道，而愿意去静静地翻译几卷经书，正如他说的:各人有各人的胜业，勉强不得。如果有人觉得易教授是他的偶像，不妨向他学习，只是不一定学得来。
200万之巨的版税，引起讨论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像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的《莲花》等等卖个两三百万的，也许不那么扎眼。大学教师出书主要还是靠各种基金的支撑，很多没有稿费，不要掏出版费就不错了。这里讲的书，指学术著作。易教授的书是不是学术著作暂且不去管，只是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因此他的书卖价之高与其说给学术著作出版带来了一丝曙光，还不如说是仍然突出了其困境。贾植芳老先生说他在1949年以前，把翻译的《近代经济社会》给一家出版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价钱当时也不低，五两黄金。那时的出版社是个体的，很自由。现在的出版社有自己的难处，创造效益第一位，何况书号又有限。
作者：仲达 回复日期：2006-7-20 15:10:54 学界飞来的板砖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易中天，普通观众乐意奉上鲜花，“板砖”却往往来自学术界。“我认识这个人。他本来就不喜欢做学问，也没什么思想。我觉得他不够深刻，无法跟真正的大家相比。”武大一位教授尖锐地抨击易中天“干的不是正事”，并呼吁学界不能让这么肤浅的人蹦来蹦去。
鲜花与板砖相伴而来，理由是同一个：易中天改变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面貌，使其从神坛走向民间。
对于大众来说，这不是严肃的大学讲坛，不必钻研深奥的学术著作，也不用苦记课堂笔记，能轻松愉悦地收获知识与启迪。
在学术界看来，易中天颠覆了中国文化人清高淡泊的传统形象，热衷于抛头露面，甚至为了取悦观众不惜插科打诨。他的专业是文学，却漫谈历史。渲染这种一夜成名、名利双收，对那些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学者们是不公平的，也会助长浮躁的社会风气。
也有学者对此持宽容态度。曾给易中天上过课的武大文学院吴志达教授说：“他实际上扮演了历史学启蒙者的角色，通过独特的说史方式和个性解读，唤起人们对历史学的兴趣，这对于普及知识是有很大贡献的。”
“‘易中天现象’折射出传统观念的碰撞。”武汉科技大学高教所特约研究员李灿华认为，过去学者们信奉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泾渭分明。其实两者并不相悖。精英文化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引导“活”的文化
一位在校大学生说，我喜欢他的《品三国》，是在讲历史，而不是讲故事。在常人看来，历史知识很枯燥，但是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好的口才使历史变得生动。他把很生僻的历史知识用生动的语言展示出来，大雅也是大俗，现在社会应该对他的这种方式加以鼓励。人类的精辟的东西不应束之高阁，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接受。对于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大众化，通俗化，又不违反历史原貌，就应该受到欢迎，对于我们把握历史也很有好处。
“文化不是象牙塔尖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宝石，也不仅是书本里严肃的说教，而应融入并丰富大众的生活，这才是‘活’的文化。我们应该坚持的文化走向是雅俗共赏的。”吴志达教授说，没有精英文化，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理解阶段，民族的素质无法提高；没有大众文化，知识会在故纸堆里发黄，失去价值。
他指出，学者走平民路线是可以的，将文化传播到大众中去利在千秋，但传播知识时可以通俗，千万不能庸俗，这是底限。
使易中天扬名的并非学院讲坛或学术著作，而是电视和网络。对此，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光明教授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易中天的学术基础造好了一列火车；电视媒体是第一推动力，让它启动了；网络则是加速度，使之快速奔跑。
在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方面，电视媒体有先天的优势。网络是自由的，人们可以各抒己见。若善于借助两者的力量，原本只在学院内传承的精英文化，将充满活力地走向社会大众。“不过，目前人们的媒介素养总体水平不高。易中天的一家之言通过媒体传递出去后，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权威解读，出现盲从的情况。”周光明由此呼吁，加强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
■文贵良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央视的《百家讲坛》开播将近五年了，登坛讲学的学者众多，涉及学科也广。今年，在《百家讲坛》上讲汉代、品三国的易中天教授成了学术明星:《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款中标。假如该书每本25元，版税就是3.5元，55万册的版税就是200万之巨，难怪会引发各方的议论。
易中天现象，第一步是登上《百家讲坛》，这很关键。学者走上电视，学术结缘传媒，成为新世纪学术走出大学围墙的新方式。中国传统的学术传播方式主要是家学与书院制度的，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学术训练与人格修炼同步，只是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了晚清，西方的大学引进了中国，学术开始在大学内传授，但现代媒体机构如出版社、报馆和杂志社为学术传播开辟了大学之外更加灵活的道路，《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国粹学报》等是第一批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杂志。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寻求出路，最后还是办杂志，《新青年》就这么产生了。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还是在大学传授，其次是通过学术杂志和报纸在学术领域内传播。学者走向电视的讲坛，学术思想的传播有了新的途径。在国外，还有著名哲学家在电视上进行辩论。学术进入媒体的公共领域是时代所趋，也是自身传播方式的拓展。
那么多的学者走上了《百家讲坛》，有很多人说话还是像大学课堂上一样，而易中天采用的话语方式就时髦多了，如用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等等。我觉得网上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说“易迷”大多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在“戏说”“大话”的文化时尚中成长的，可以说他们喜欢易中天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易中天采用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学习历史有两类人，业余的和专业的。业余的学习历史，首先是有趣，然后才是史识，也就是道理。专业的学习历史，首先是史料，史料是死的，全靠学习的人去激活，从中获得史识。易中天说本来想做“亲民学者”，不想成了“大众情人”，这很可以看出他面对的听众，更多的是业余一类的人。我想不会有历史系的硕士或者博士，会以易中天的方式去表述历史。大学的专业训练有自己的行规，学术本来就不是需要很多人要去做的，大部分人学习历史，就是获得人生的某些道理。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因为《三国》是讲计谋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总不是大家喜欢的。那时不知道问大人，是不是少可以读《三国》，老可以读《水浒》，现在年轻人喜欢听人讲三国(易中天所讲的三国是小说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喜欢吸取一些人生的谋略，谋略不就是创意么，我们这个时代是青睐创意的时代。我想专业的圈内人士也不会为易中天的“名利双收”遭受什么心理的打击，指出他“品”中的一些不符合史事的地方，也是圈内人士的天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嫉妒、冷嘲。周作人五四时期不愿意登高坛讲经布道，而愿意去静静地翻译几卷经书，正如他说的:各人有各人的胜业，勉强不得。如果有人觉得易教授是他的偶像，不妨向他学习，只是不一定学得来。
200万之巨的版税，引起讨论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像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的《莲花》等等卖个两三百万的，也许不那么扎眼。大学教师出书主要还是靠各种基金的支撑，很多没有稿费，不要掏出版费就不错了。这里讲的书，指学术著作。易教授的书是不是学术著作暂且不去管，只是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因此他的书卖价之高与其说给学术著作出版带来了一丝曙光，还不如说是仍然突出了其困境。贾植芳老先生说他在1949年以前，把翻译的《近代经济社会》给一家出版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价钱当时也不低，五两黄金。那时的出版社是个体的，很自由。现在的出版社有自己的难处，创造效益第一位，何况书号又有限。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易中天，普通观众乐意奉上鲜花，“板砖”却往往来自学术界。“我认识这个人。他本来就不喜欢做学问，也没什么思想。我觉得他不够深刻，无法跟真正的大家相比。”武大一位教授尖锐地抨击易中天“干的不是正事”，并呼吁学界不能让这么肤浅的人蹦来蹦去。
鲜花与板砖相伴而来，理由是同一个：易中天改变了精英文化高高在上的面貌，使其从神坛走向民间。
对于大众来说，这不是严肃的大学讲坛，不必钻研深奥的学术著作，也不用苦记课堂笔记，能轻松愉悦地收获知识与启迪。
在学术界看来，易中天颠覆了中国文化人清高淡泊的传统形象，热衷于抛头露面，甚至为了取悦观众不惜插科打诨。他的专业是文学，却漫谈历史。渲染这种一夜成名、名利双收，对那些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学者们是不公平的，也会助长浮躁的社会风气。
也有学者对此持宽容态度。曾给易中天上过课的武大文学院吴志达教授说：“他实际上扮演了历史学启蒙者的角色，通过独特的说史方式和个性解读，唤起人们对历史学的兴趣，这对于普及知识是有很大贡献的。”
“‘易中天现象’折射出传统观念的碰撞。”武汉科技大学高教所特约研究员李灿华认为，过去学者们信奉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泾渭分明。其实两者并不相悖。精英文化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素质，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引导“活”的文化
一位在校大学生说，我喜欢他的《品三国》，是在讲历史，而不是讲故事。在常人看来，历史知识很枯燥，但是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好的口才使历史变得生动。他把很生僻的历史知识用生动的语言展示出来，大雅也是大俗，现在社会应该对他的这种方式加以鼓励。人类的精辟的东西不应束之高阁，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接受。对于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大众化，通俗化，又不违反历史原貌，就应该受到欢迎，对于我们把握历史也很有好处。
“文化不是象牙塔尖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宝石，也不仅是书本里严肃的说教，而应融入并丰富大众的生活，这才是‘活’的文化。我们应该坚持的文化走向是雅俗共赏的。”吴志达教授说，没有精英文化，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理解阶段，民族的素质无法提高；没有大众文化，知识会在故纸堆里发黄，失去价值。
他指出，学者走平民路线是可以的，将文化传播到大众中去利在千秋，但传播知识时可以通俗，千万不能庸俗，这是底限。
使易中天扬名的并非学院讲坛或学术著作，而是电视和网络。对此，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光明教授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易中天的学术基础造好了一列火车；电视媒体是第一推动力，让它启动了；网络则是加速度，使之快速奔跑。
在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方面，电视媒体有先天的优势。网络是自由的，人们可以各抒己见。若善于借助两者的力量，原本只在学院内传承的精英文化，将充满活力地走向社会大众。“不过，目前人们的媒介素养总体水平不高。易中天的一家之言通过媒体传递出去后，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权威解读，出现盲从的情况。”周光明由此呼吁，加强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