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章盖的模糊怎么办:转帖《中国知青事典》序

1994年8月28日
有几位亲身经历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轻同志，潜心研究数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大量搜集文献档案资料，尽可能地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撰成《中国知青事典》一书。全书共5卷，126万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第一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当他们热情地请我为本书作序时，便欣然命笔，写下几句简短的文字。
说来话长，我在工作中曾经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结下过一段特殊的姻缘。1954年，我从陕西省（西北局）奉调中央工作，即受命担任劳动部部长，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劳动部负责城市就业人口的安置，当然也涉及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因此，对这段历史的原委是比较了解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设想是50年代初提出来的，起因是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迅速增加，城市工业和其它行业却没有能力全部吸收就业，于是决定让一部分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时的动员对象，还限于家在农村的青年学生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家在农村的，也包括城市中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这一论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但这场试点因1958年骤然兴起的“大跃进”运动而变得虎头蛇尾。50年代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为数很少，真正形成规模，被提上国家的工作日程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1962年，国家在精简城市人口达到高潮时再一次提出组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动员的对象是未能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截止到1966年，已有百余万城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全国性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升学无路就业无门，上山下乡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从1968年到70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达1600余万人。这种作法，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极左路线的肆虐横行，使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多数下乡青年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许多青年的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知青的到来，形成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城市学生被迫中断学业，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以至贻误了学习深造的大好时光，这种损失不仅对青年本人往往是无法弥补的，对国家而言，则造成了人才培养的大断层。为了安置下乡青年，国家先后花费了100亿元以上的巨额开支，却未能使他们在农村“扎下根”来，最后只好将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将这些问题概括为“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70年代末，新的中央领导人决定放弃组织上山下乡的作法，这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大得民心的。此后，国家又为解决返城青年待业，夫妻两地分居，知青子女入户以及其它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
在指出上山下乡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体察了民情，经受了磨练，增长了才干，丰富了见识。这些收益成为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资本。总之，这场从经济上看得不偿失的运动确也锻炼了一批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从发端到结束，前后持续了25年之久。它的发展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是一段内容很复杂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过程。认真回顾这段历史，予以科学的总结，以及推动我们国家的现代史研究、经济史研究，以及“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对于深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都是很重要的。据最近公布的统计资料预测，到2000年我们失业人口将达2亿多，这是一个多么严重危险的前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研究，对于总结我们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益的。
几位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青年学者有志于此，推出了这部填补空白的严肃之作。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作者坚持可靠性的编写原则，力求公正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种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由于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决定了这项研究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多学科合作的长期工程。几位青年朋友，在这方面既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就应该继续深入下去，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是我所殷切希望的。

马文瑞，汉族，1912年11月生，陕西子洲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安定县委书记、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四大队九支队党支部书记。1938年起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八路军三八五旅政治委员。1944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常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局常委、副书记兼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纪委书记。195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1966年冬至1973年夏“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监护”审查。1977年6月至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78年12月至1984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5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