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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研究和军队问题——一个小型座谈会的发言

　　　　　　　　　　　　　　•徐海亮•

　　我没有专门研究军队文革和林彪问题，仅顺便读了一些材料，但涉及武汉“７
２０事件”，不得不想知道种种军队和文革的深层问题，包括此后的问题。今天我
是“班门弄斧”。借此机会，仅谈一下个人感想，即如何从一个侧面看文革与军队
问题，也涉及到林彪问题，但不是从专案和法学角度。军队问题在文革问题里面占
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不可以说，要不是军队和林彪，文革的开始、中途与结束、
后果，就会大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党和军队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制度
。但这些年对于文革的研究，主要在“宫廷政治”范畴，也有在官员、文人和造反
学生领域做文章的，但军队特殊，有隐秘性，披露较少，深入更难些。对此，余汝
信先生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一、叙谈的定位。

　　今天也是与革命前辈的对话，与学者、亲属相互的对话；交流对文革史实的认
识。今天这里坐的，我看基本上是红卫兵一代的人，有不少老同志的子弟，实事求
是地对我们参与过的历史做一些反思。关起门讨论交流，不主张简单做一个结论，
或者宣扬出去，要严肃和科学地反思文革问题。

　　现代中国曾经存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时代，也是我们在座的这一代人曾
梦想做英雄与承继革命事业的时代；毛泽东一代英雄的辞世，邓氏的“两案审判”
，实质在政治上、法律形式上彻底结束了文化革命与革命英雄的时代，命运也使第
二代人与我们当时的革命理想、事业失之交臂，机会与条件“尽失”。我们现在可
以做的，首先——可能依然是记录、发掘、还原、认识与科学解释这个历史。除实
证历史之外，应在历史唯物的立场上，借助于传统文化、历史哲学和中外比较知识
，科学、历史地来评价我们亲历的这段历史。探讨中国问题，离不开毛泽东，网上
和报刊上十分热闹，你谈拥护或谈反对毛泽东，不可能绕开文革问题；而要科学地
研究和反思文革，绕不过去的问题之一是军队的文革问题。

　　二、反思的一个问题。

　　从文革当中我就一直在思考和忧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依靠人民的军队开展
了文革，文革发生了我们根本不可预见的障碍和内部冲突，群众——至少是部分群
众过激和非理性的思维、言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军队对于政治文革的不适应
，军队干部犯错误、军民关系的疏离等等，许多重大事件与军队参与文革有关，可
以说，这些问题对军队是造成了严重伤害的。我这几年探讨武汉的文革，特别是“
７２０事件”，多是深思它的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教训，不光是陈再道司令员和
“百万雄师”一群人的悲剧，也是造反派群众、部队指战员的集体悲剧，从事件本
身及其后续事件看，甚至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痛心疾首的悲剧。

　　（诚然，这里说的是自己人，杀人放火的违法坏人除外）

　　老实说，我自己对于运动中受冲击的老干部和思想后进的群众，开始就没有偏
激的情绪、言辞，更不要说以后了。在“武汉事件”之前，我自己根本说不出口时
兴的“打倒陈再道”和咒骂所谓“百匪”，一个解放军老同志，司令员，有何了不
起的错误，我就能轻易去把他“打倒”？仅仅因为他不支持你造反派吗？“百万雄
师”与造反派也是内部矛盾，谈什么“匪”呢？当时谢富治在武汉说大学生要正确
对待解放军，不要骂“百匪”，那不文明，在那个武斗和武装镇压文革背景下，在
群情激愤的历史条件下，我感到自己总还是文明和冷静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
了，影响不了群众运动。今天研究和记录真实的历史，我当然更不愿意去简单指责
别人，伤害去世的老人，即便他们曾经有过什么错误。

　　部队介入文革政治斗争，旧的山头宗派问题，对地方工作的不熟悉，加上新的
文革是非或派性问题，往往弄得焦头烂额。这几年因为想武汉问题，接触到和听到
一些部队参加文革工作的同志情况，他们的个人真实情况、遭遇和复杂心态，披露
很少，一般研究没注意。我的看法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按照党组织
命令去执行政治路线和任务，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要再去过多追究个
人的责任和得失了。对于“三支两军”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军队干部在
十年政治斗争中的事情，该抱一个宽容理解的历史态度。我看新版的“将帅名录”
就很好，撇开他们在文革中的是非，平白地记述作为军人的历史。当然，我们在座
的不是做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没法叫别人怎样正确对待、处理干部，总还可以当
个老老实实的民间学者，在历史研究里说实话，说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军队有利的
话，不致瞎鼓噪。

　　在文革之后，有的军队干部依然受到不该有的伤害，一些人受到政治斗争余波
的影响，历史恩怨形成的心结未必一一打开（你们看连徐帅那样高位的人，关于一
些历史问题的心里话还是在最后才公开出来的）。特别是，后来军队现代化的迫切
问题被经济为中心的强势挤偏，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远远大
于文革初期！我们不得不要求以传统革命教义武装军人管理军人，稳定捍卫社会主
义的柱石，而管理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传统教义与社会转型、多元文化的冲突，
甚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纷纷出现，使军人处于比文化革命远要为难的地位，面
临经济转型和全面的社会腐败，军人比文革里判断谁是左、右派，和决策究竟支持
谁，还要尴尬十倍！工人农民成为弱势，工农子弟兵的军人群体在“拨乱反正”中
反而成为弱势，长城居然在有条不紊地不断自毁。这是更不可忽视的民族之痛。关
于这，好些文章已经论述过的，相信大家都有共识。

　　打一个不恰当地比喻：毛、林、周三巨头集卢梭、伏尔泰、丹东、罗伯斯庇尔
、拿破仑于一身。波拿巴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革命军队）丢弃在俄罗斯雪原；我
在克里姆林宫里展示１８１２年缴获的法国军队的铜炮前（有的还是革命初年铸造
，大概是革命的教士“破四旧”用教堂的钟熔化铸造的吧），感慨非常！因我深深
热爱的法国革命，也因我看到的中国革命（１９４９年以前和以后的，特别是文革
，和文革前后的军队）。法兰西的大革命毕竟开创了欧洲与世界历史的新世纪，而
今天从官方到民间，倾向性的意见是：文革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毛、周和林彪却
把跟随他们革命的两代人（其中当然也包含革命军人群体），留弃在文革失败后的
中国。他们都不管自己死后会“洪水滔天”了！

　　三、理想主义的惆怅。

　　革命理想主义的法国左翼雅各宾革命党人，并不真正理解他们的革命仅仅是为
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开道（请看马克思《神圣家族》）。而反映出最底层民众政治诉
求的雅各宾革命党极左翼，将法国革命的积极遗产，一棒又一棒传递到法国和欧洲
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马、恩继承与整理革命的历史遗产，指导了（今天已经成
为悲壮历史的和自由主义者批判的）国际工人运动。

　　文革中的两代人，包括他们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积极分子们，也并不明白，所有
的奉献、奋斗、冲突、血泪、恩怨、失误，却换来以英美文化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
，在深含宗法传统、专制传统的中国畅行。“龙种”孵出杂交“跳蚤”。

　　四、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看问题。

　　１．“政治初恋”问题。在文革和意识形态资源问题里，我一再用“初恋”一
词，来并不一定科学地比喻两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愫，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
不相信自己对马、列、毛革命召唤的事业的“初恋”之恋情，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
实现自己的初衷，与原有的宏伟革命理想结合。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自己曾经的“
初恋”和心田深处的眷顾。想一想，大家对自己的初恋总还是刻骨铭心与珍惜的吧
？在文革回忆与研究中对红卫兵理想主义的颂扬与保留，是一代人珍藏自己“政治
初恋”的表现。不管你赞成还是所谓去“彻底”否定文革。

　　所以我主张尊重历史和整整的一代人。犯规与犯法的是另一回事。

　　崇尚革命战争岁月、其理想行为，可能是另一种两代人共叙的“初恋”平台；
是我们共同珍惜历史传统的体现。建国前后的军队某些问题（也饱含山头、宗派的
历史纠葛）、文革中的军队问题，后文革时代里军队的问题，可能显示出在革命的
“初恋”的珍藏或宣泄中，三千年历史积淀影响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烦恼。革命是一
把双刃剑，我们也是烦恼了几十年。红色的武装割据和毛泽东一辈人的武装崛起，
始终是集英雄与枭雄一身的蒋介石的最大烦恼，但他最多是烦了２２年（红色割据
）！他离开大陆政权，问题就转变了。老实说，毛泽东在庐山一次次深深思考，为
什么也是老革命的国民党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他比他的“老蒋同志”烦的事情还
要多（大一统的国家、党政军民问题多），还要长久！

　　中国的革命军队的殊荣，令我们一代往往幸福地沉浸于革命的初衷，老一辈的
“初恋”，在“革命造反”和“军政”“传统回忆”阶段留步。革命党人打天下坐
天下、管理天下，顺理成章嘛！一部分革命军人和军外职业革命家转型到行政、经
济、文化领域，他们成为新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们可能不同程度沉湎于“训政”
的严肃程序和得心应手的乐趣，本能上却崇尚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化建设，在实现
政治、经济、军事现代化的管理转型上，真是举步维艰。如果套用列宁主义的经典
话语，批评工人离开革命理论，从本能上只有搞无政府主义的话，那么，以中国革
命的农民为主体的我们这个革命党、深沉浸淫于传统文化里的我们数代人（不光是
农民，还有其他社会成分和年龄结构，也当然包括红卫兵一代在内），不真正懂得
马克思和现代政治文明，不经文化观念的彻底转型和身份的转型，我们本能上也只
能善于崇尚官僚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文革一旦按当初我们个人的理解“胜利”
了，红卫兵一旦凭借文化革命多少掌点权，也很难超越我们曾经激烈批判过的“走
资派”的官僚主义和专制色彩。从本质上看，我们个人的境界并未超越孙中山多少
！尽管他只是口头上提出他的政治理想，实现甚微。进城和执政以后，我们面临的
新生国家和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不一定是理想初衷与革命“初恋”变成的现
实。所以有革命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主义、经院式马列主义与中共实际操作的情感
纠纷（如历次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有战功卓绝的军功新贵，与新建构与发育中
的党政体制的次次冲突（如党政军交织的数次党内高层斗争）。

　　军队内部、高级将领与党政之间，将必然出现军队现代化、制度化和革命军队
在战争岁月形成的固有惯性、乃至某种惰性（！）的冲突，我总以为军队内部的几
次不愉快斗争，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新时期必然经历的冲突。老一辈的军人，
不管他还在军队或转党政文化部门，都有个思想与身份转型问题（相对于战争年代
）。出现毛泽东一再要求与宏扬的“战斗队、政治工作队”和实践的尴尬转型，本
来军事将领已转向政治家，但现实又铭刻着一些人的军人历史——乃至是山头历史
的痕迹，一些人以为军事革命家必然就是政治活动家，“以革命的名义”投身于现
实国家、社会生活。老的人，新形势，又不可避免地把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
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老命题，推进到新的时期，“党”与“枪”都不无尴尬
。这一方面也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党军关系问题，沿袭战争年代传统形成的尴尬。后
人理应理解。除军队、革命知识分子之外，执政党——国家与工人阶级群众，也发
生了其他类似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必然，是奉行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我
们的必然，也是年青的国家政治生活必然出现的问题。

　　２．遗憾的是，一些老一辈的领导人、将帅，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还
停留在把“初恋”当现实的境界，他们以为“初恋”就必定“成婚”，革命者必然
是称职的管理家，革命理念就是管理逻辑，合家安好，美满十分；而我们一再宣扬
传统与革命理想主义，遂出现了红卫兵一代，既要维护父辈美满的“婚姻”法理，
又要显示革命正宗和新的正义诉求，勇当新时代的英雄，承继大统，遂有文革初期
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与继而揭竿而起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但初衷并不等于就必定
成现实，现实也并非初衷。我们在１９４９年，靠党武装的农、工群众夺得了政权
，宣示了革命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发生与存在自然是合理合法的（我这样讲，有个
自由主义的朋友当即提醒和驳斥我，解放战争和夺权并不合法，乃至孙大炮的武装
革命也不合法呵）。但是历史哲学与现代的政治学告诉我们，单凭革命武力和理想
，不能证明和确保我们的革命取得的政权的永世合法性，不能保障“革命婚姻”的
永世和睦。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他主观上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
问题。他希望使老近卫军避免蜕化堕落，须在国家的管理与制度建设中获得持续的
合法性。他试图绕过西方的宪政概念（我觉得他不是没有想过过西方制度，而是不
准备选择西方制度，他不只一次对英美民主制和纳粹德国、苏联体制做比较而批判
后者嘛），凭借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来扩大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来促进我们
政权合法性的再次被确认，深化这个合法性，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通过文革的政治
、思想锻炼，自下而上地获取继承革命事业和国家各级权力的合法性，希望我们一
代人真正能接下这个革命的班（如陈伯达宣传的，把两代人衔接起来）。我一直认
为，马克思在提出他的革命学说时，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了阶级斗争、革命和现
代民主两个方面的精华，但我们对于后者，注意不多，理解不多。比如毛泽东一度
考虑和宣传过，也被人民群众欣喜与赞叹的巴黎公社，就是一种制度探索性选择，
尽管他可能是现代普鲁东派和布郎基派所崇尚的乌托邦。从这种思路，我认为，林
彪在文革之前和运动初期用部队政治动员的简练话语宣扬的宗旨，是毛主席的文革
原则，我想他也不是违心去说的，是一种真切的理解。我们当时都能背诵他的警句
和要句嘛。所以林还是文革派。

　　３．不过，革命军队在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其群体，以及最高层军事领袖
在新的国家的党政生活里的科学定位，几乎是我们这两代中国人的难题！１９４９
年来有关军队问题的种种思想冲突和悲剧，也许无不出于此。军队成为“第一次革
命”成立的国家的主要工具；在中国历史文化、政治文化的实际生活中，军队既可
能成为革命政党和革命专政的强大工具，同时也可能成为个人与小集团的工具，是
把双刃剑。这里涵任何集团或个人，原则上，当然也包括他老人家自己！我想，这
是讲一个总体精神和原则，不是抨击哪一具体实体和个人。文革当中，碰到理解不
了的高层冲突，我也是想，这个党是大家奋斗而成的，不是毛主席他一个人建设的
，所以有分歧和斗争是正常的。革命的根本原则和问题对大家都是适用的，而现实
是仅仅批判过高岗、彭德怀和林彪，我们把他们批判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

　　我这里不对他们个人做价值判断，只讲这个原则。

　　怎样才能完善和完成老革命家的现实定位，获得执政的持续合法性？关键就看
集中了党和军队权力的他们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才
获取了真正的合法性，否则，牺牲了无数先烈才到手的政权仍可以得而复失，可以
人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流失，甚至可以一夜起来就发现权力彻底丧失，那就不会有我
们高唱的“革命江山万年长”了！这不取决于我们心里想过什么爱过什么，或着意
在宣扬什么。宣传革命传统当然必要，也并不难，但这只是第一层面的举措；要从
现实和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就难得多。为什么毛泽东总要说我们这个体制，弄得
不好，变成法西斯是很容易的？毛这个话从５０年代所有制改造初步完成时就讲，
当时谁会理解？到６０年代大家都似是而非地拥护，其实大多数人不理解甚至反对
毛的这种似乎“极左”表述。主张集权者总不喜欢别人谈法西斯嘛。一些老军人，
以为共产党本来就是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就是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我们手里有枪
，怎么会变？！但是，我想他这个警告不是空穴来风，更非无来史证明。

　　打下江山进城，初衷还是做公仆的革命者，变成当然的管理者，不需要形式上
的民主选举，人民和历史就选择了共产党。老一辈的大多数开始确实是想为人民谋
利益的，不过，早就有人宣称“是我们解放了你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代表你
们的”，主政管理者自然成了革命秩序的“老公公”；于是出现老公公的悲剧，以
管理者自居的老公公们，把人民群众当成儿子、儿媳妇，家长式地管理各级行政、
社会生活，指点人民群众，筹划政治和判断国是，引导人民过新生活——甚至好心
“背儿媳妇过河”，结果适得其反。且不讲我们还不认识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建设
规律，从文化意识看，有不肖者，就可能违背“儿子儿媳”——其实本来是管理者
父母的人民群众的本来意愿，调戏群众、粗暴群众；甚至有公公会偷偷在“过河”
时也“掐”儿媳一把，甚至“强奸”儿媳。这样，人民当然就不会愿意。所以，在
身份与功能的转型中，如果我们代表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治与经济、思想腐败
了，靠革命打夺来的江山和权力就可能失去合法性。这样地话，人民就可以疏离、
抛弃蜕化的功臣。前途是什么？要嘛革命政权自我更新完善，要嘛变成反动政权自
己跨掉，要么，我们用暴力维持这个自认为当然合法的权力。那会是什么情景呢？

　　所以，毛说弄不好变法西斯很容易。毛泽东当然是历史哲学家，不是危言耸听
。诚然，在文革中他似乎也没有想出多少好办法，思想幼稚和缺乏政治训练的红卫
兵更没拿出好办法，来解决根本制度问题，具体地解决党和军队对人民究竟是保护
还是镇压的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总沉浸在“老公公”的辉煌中，陶醉于继任老公公的权势，追求
候任老公公前途的憧憬里，他们以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者、保护者自居；他们实际
很不爱唱《国际歌》；为什么人民群众总要高唱这首歌，为什么中国人总要在“从
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里共鸣？法文歌词里这一句的原意，直译讲的是：不存在至
高无上的拯救者，不是上帝和皇帝，也没有（古罗马的）护民官等等——专指以民
众代言人、保护者自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扬者（卢骚初论和初释这个古罗马
民主的概念，在清末民初译为保民官）。反映了法国底层民众对资产阶级启蒙教义
和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概括的）。

　　把军队问题和体制问题连起来，当然不是说强调军队就必然去拥护专制独裁，
变法西斯，而是说要搞法西斯必然要利用军队。１９４９年以后，主政的领袖要解
决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这就与现代政治文明发生剧烈冲突了。文革是第二次革
命，革命里的革命，林彪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在毛泽东的文革初衷的意义上
，他并没有讲错；军队在这特殊时期，也由于林这个强人的存在（１９６６年前就
存在了，我们一代正是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热潮里投身于文革运动的，我们真拥护
和仰慕解放军的），再次发挥了战斗队政治工作队的作用，再次参与了政权的更迭
和改善改良，文革真正是“从”军队发起，军队高层最先出现权力变化人事更迭，
军队参与文革、支左，军队稳定局势，参加“三结合”，军队参政、甚至成为党政
的“主角”，本来是维护与捍卫国家秩序的军队，要保卫和支持对于既有秩序的造
反，军队茫然了。“不想干政”的林自然干政了，这由不得他。于是，１９４９年
之后的老问题又在新的台阶上演，螺旋上升，且更为高级。林和军队高层领导还有
没有身份转型，成为合法称职的文革的国家管理者问题？还有没有与党、政——那
个时候实质是与毛泽东的关系的问题？还有没有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还是高踞人民
群众之上，甚至临驾党政之上的问题？旧瓶装新酒。林就成为文革中的“彭”、“
刘”，终于酿成全党全民的悲剧。林彪事件，实际上改变了文革的命运，某种意义
上，也改变了全党和全民的命运，

　　这个悲剧，首先是一个我们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你去打倒了“四人帮”，声讨
了毛的“专制独裁”或谴责了“林贼”就可以必然避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
从中央到基层，对于文革初期的文革派领导干部而言，都是同样存在的。领导运动
的，亮相于群众的，热心投身于运动的，并非你支持和参加了文革，进入了新生的
革命委员会，真正代表人民的问题就已经解决。说到底，也不是你“彻底否定”了
文革，就能彻底解决的。

　　实质是：林与毛在终极问题的上不一样，差异出现和扩展，林并不赞成军队和
国家就这样“文革地”继续革命下去，他和其他军事强人打下了天下又拥戴了使革
命党人继续合法的文革，还不合法吗？！文革形成的权力变化还不该稳定下来吗？
而毛的文革理想还远远未实现呢！！至少老将归位，小兵回营，支左的军人迟早也
得离开政坛与权力；不是说剥夺军队权力的表面现象，而是党政机器的重构。林终
于暴露出他并非毛理想的那种文革派，他就不是彻底的文革派了，他甚至根本就不
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文革派，他又滑到“吉伦特派”尴尬位置了（先前的刘少奇们早
成为这个革命的“吉伦特派”），他回到类同建国初期党政军一些领导同志的保守
状态，仅寻求一个保守的改良性制度，甚至是既得的制度，通过阶段性的革命取得
的执政权力的制度。于是林彪和毛泽东在坚持还是退出毛式文革问题上分道扬镳，
这是历史的必然。１９６６年以前已经出现的问题，集聚表现出来，在新的螺旋上
升中成为问题中的问题。毛、林都是问题中人，是传统中国文化里的人，毛泽东与
林彪冲突的悲剧成为必然，比刘少奇还要惨烈。毛、林在当时同样位居九五之尊，
毛、林同为政治家和军事家，顶层政治功夫都非同寻常；而毛更偏向于哲学家和政
治家，相对而言，我觉得林更像一个中国古典悲剧的老军人，政治上又令毛非常失
望。

　　美国情报部门研究分析文革、中美关系前景，早在１９６７年，还把毛与林看
成一回事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林并非把毛的事业能进行到底的助手。报告说：

　　“毛泽东成功地撕（裂）开了官僚机器。然而，这是有问题的，不论他能否发
现有经验的或能干的人，他们也是忠诚的毛泽东主义者，能重新激励老化的党的机
器，能够改换它，或是建造一个与党并行的权力机构。年青的积极分子获得了革命
的体验，但是，仅仅如此他们还远远没有继承真正的权力。事实上，更传统的力量
——同样为官僚成分的人民解放军，似乎证明了是决不可少的。没有他们，中国可
能已堕入动乱。这样，在文化革命的骚乱持续１８个月以后，毛离他要建立的最终
目标，还有一个长长的路要走。……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毛去世了，我们仍旧预计
继续的一连串的人或事情，将是无序的和混乱的。林彪是被选择的继承者，但他将
面临一个分离（裂）的考验。我们不能信服他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力和体力（耐力）
，在伴随毛泽东的去世而来的残酷的派系倾轧中庆幸存活下来。他的机会在很大程
度上是能否左右解放军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在这样的时间里——党被严重削弱的时
候。然而，近来的事件令人联想到，基于个人对抗和政治冲突的宗派主义，在军队
里也和在别处一样的发生。……事实上，文革的事实必须证明，永恒的毛的革命，
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个人。甚至在林彪获得权力以后，我们仍然预料运动会脱离
极端的毛主义的国内政策”。〔１〕

　　请注意，这是美国人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编写，７月１３日编号存档的！

　　林彪之后，毛还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还要解决党政顶层和军队的关系，比
如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也并未彻底解决；邓上
来以后，仍面临类似问题，他也想解决，但也没有能完全解决。他们都是问题中的
人。

　　问题的深层次可能也在于社会波拿巴主义，带枪的强人可以成为波拿巴（比如
毛，林；当然他们决非简单的波拿巴范畴与层次，这只是不恰当的比喻；林可以成
为用剑捍卫革命成果的波拿巴，也可以成为用剑断送革命的波拿巴），别的人也完
全可以利用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去“正确”嘛！因为“党”也好，“个人”也好，
都是可以变化的，这是毛泽东讲过的。反过来这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历史思维与
集体行动的悖论，是文革宗旨的一个悖论（“九评”里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第１２
条，就讲的防止个人野心家控制军队，军队必须要在党和人民手里的问题，现在你
搞研究的，也讲什么“反军派”——他反的是“军”？还是军不在党和人民监督之
下，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问题？实际上，文革里对立各派，对待军队多少都有实用
主义态度，要军队支持自己，支持自己就是伟大的解放军，否则就是“保皇兵”。
毛泽东６７年７月就指出武汉军队态度变了，原来支持军队支左方向的派别，就会
反过来攻击的。４０年后还分什么“反军派”“拥军派”，不是与争论“四清”“
四不清”的矛盾一样，绝对不是科学的表述吗？如果这种糊涂观念在研究中可以成
立，那就可以在干部群众中分什么“反党派”“拥党派”了）。文革没有解决这个
本来想解决的制度问题（他们一代很难解决），而军队和干部群众一样在文革冲突
问题中深受伤害、蒙受羞辱，元气大伤。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传统政治文化看“君军关系”。

　　但是，毛泽东在批林时说什么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是马
克思的主要著作，其实他说的不对。马恩两卷集就选了。研究法国史和马列的人就
不尽同意，在１９７１年就不同意。马克思讲的小波拿巴的波拿巴主义，比狭义的
“武人政治”，还要深刻广泛得多。小波拿巴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是资
本主义经济全面急剧上升，政治急趋保守反动的历史时期，也正是法国工人运动高
涨、国际共运发端的时期。波拿巴主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而不是军人政治
对于文官政治的反动。一些朋友现在说林彪上台，就会早些时开创政治与经济改革
开放的局面，是这样吗？可能，也不可能。他与邓小平并非一枚硬币的两面。

　　武汉“７２０事件”里出现针锋相对的语录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独
立师、“百万雄师”）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东海舰队过境分队、造
反派），“枪”与“党”的对立；显示了革命初衷和历史现实的悖论。今天谁也没
有看明白“７２０”的教训，不是哪个人哪个派的教训。你仅仅片面列举了文革里
军队的苦难，但不一定就科学地理解了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理论的光环下，为
什么我们有现实的迷茫和运作的窘迫。我实证与研究了“７２０”，才开始明白“
林彪问题”的教训。“７２０”的悲剧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还不仅是文革本身，而
是党本身与军队本身的某些历史恩怨。不知晓革命历史的学生和工人，哪里知道周
恩来和陈再道当时在想什么？“百万雄师”高层的朋友到今天还标榜自己是“反对
林彪、江青”的英雄，他们明白毛、林、周不得不一起和分别筹谋的军队山头、宗
派问题吗？

　　陈再道将军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抵制，以至部队出现骚乱，自己无法制止，我
始终认为是丢了解放军的脸，决非什么“抵制林彪、江青”的光彩之事。他后来在
回忆中，又把自己本来已承担的责任，通通卸掉，总是和革命老军人的身份不符合
吧？不过，我也始终明白他为什么对文革运动思想不通，会有抵制，是个普遍问题
，他又是个粗人。但是，他在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１日和其他高级将领一起写信给中
央军委，反映出他实实在在地总结和吸取了文革中自己的教训，决不希望党和军队
、人民在政治斗争中受到伤害。这样，我们就历史地全面地看到了陈再道。在当年
的信中，八位老上将军表示：

　　鉴于当前事态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提出以下要求：人民军队属于人民
，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镇压人民，绝对不能开枪，绝对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为
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军队不要进城。

　　和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比起来，这是个令人称道的陈再道。

　　４．中国封建时代有一些历史可以做借鉴（不是比附）。李唐王朝和赵宋王朝
，是军功至尊建立的，他们坐稳江山，皇室与顶层军功贵族也必然要经历角色的转
型，当然也会有数不尽的权力争斗和血泪叹息，在这个地位的变换中，王朝代表的
核心自觉到什么程度，没有去研究，但至少李世民、武则天和一些贞观元勋，赵匡
胤、赵光义、赵普们还是比较自觉的。在唐宋时期发育、出现极盛的封建经济、文
化，难道是偶然的吗？自然，他们特别地关注军功元勋和藩镇军头，也出现唐宋衰
亡的悖论，马背崛起的赵宋竟然武力衰降，藩镇起家的李唐亡于极力节制的藩镇割
据。另一类典型王朝，如刘汉和朱明，其崛起主要借助于农民革命，中国特色的革
命的农民战争和游民文化成就了这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取得了政权。一旦革命成
功，其中央核心较快地实现与完成了角色的变化转型，利用大地主阶级的政治文化
、儒家道义，较稳定地恢复封建制度，统治了国家。有人说，韩信和徐达的遭遇，
也像是古代的“林彪问题”。众所周知，西汉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基
础，成为最早的“制度”一统王朝；明代的经济、文明，业已感触到近代世界地平
线上的晨曦，不可低估，但中国与世界的近代大跃进竟失之交臂。所以，古代政治
法则也有古代的政治潜规矩。尽管属于封建社会。

　　其实毛、周、林都是中国古代帝王术、君臣术极为娴熟的高手，毕竟他们已是
现代人，又深怀古典的情素。

　　五、军人必须要有军人的尊严。

　　这个问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与金敬迈聊天，他
先谈起的。我们伤感于我们怎么缺乏胜利者的尊严？缺乏革命军人的尊严？

　　领袖有领袖的尊严。老前辈要有他们的尊严。政治工具的军队和人民群众也有
自己的尊严。军队可能打错仗，甚至打败仗，军人可能被俘虏；从历史高度看，这
都不是军人个人的过错和耻辱。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战里，政治与军事都是失败者
，但他们却永远怀念阵亡者，为他们建立纪念碑，把过错看成国家的。我们的文化
缺乏这个概念。我们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军，往往作为政治、宣传意义的对手看待
，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军人看待，这样，就没有历史地看待国军，谈不到客观地尊重
他们在国民革命和民族抗战里的地位，更谈不上尊重作为个体的军人。

　　转回我党我军的问题来，问题就大了。别的不说，我们的文革失败了，现在也
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军人和红卫兵、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市民群
众在文革的惨败里（包括自己内讧和林彪事变）和文革后的清算中彻底失去了尊严
。最终，毛泽东他老人家本人也失去了尊严。今天，谁还敢说“虽败犹荣”啊！这
是时代的悲哀，共和国历史长河里，最中坚与最富于创新精神和最积极向上的力量
失去了尊严，民族就失去了希望。后来，经济泡沫鼓起来了，军队也经商赚钱，少
数高官富了起来，腐败空前地进入军营，军队就有了尊严吗！

　　军人蒙羞，军人失节，决不是国家与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军人失去了军魂与尊严，一旦“祖国在危急中”，靠谁来保卫她？！

　　所以，文革研究的另一个深层次意义，是中国人必须从反思文革，恢复民族的
政治自信心，军人必须从文革成败的磨难里恢复军魂。这不是什么敏感和犯忌的领
域，而是从中央到老百姓都得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首先要做的，当然就包含
有：为老一代的革命家，科学地回顾、反思，确认他们的历史，恢复他们应有的尊
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整整一代人（是整整一代，而非几个、一群，或这个山头那
个宗派，这条或那条路线的），理解他们的真诚、奉献、伟业，理解和剖析其历史
局限、谬误和总体的悲剧。

　　我想，这样也是怀念与批评了老近卫军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

　　如果我要研究军队和文革的问题，将恪守我的信念。

注释：

〔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ＮＩＣ）　２００４年５月解密的《毛时代的中国
（１９４８－１９７６）》的专题报告之一（Ｐ３５８－３７１）。报告编号：Ｎ
ＩＥ　１３－７－６７，２５　Ｍａｙ　１９６７。这里是我的初译稿，一些字句
较别扭，还要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