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图片:改革的“道具化”正在延误改革

改革的“道具化”正在延误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

2010-08-02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积压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些关键的矛盾和问题，成为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把改革当“道具”，以改革的名义谋取地方、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拖延改革的最佳时机，挤压改革的有效空间。

　　首先，改革取向“空洞化”。主要表现为以改革的名义摄取和放大部门和个人利益，使改革的基本价值“空置”，变成谋取私利的遮丑布。在“刚性利益”与“柔性价值”的权衡中，由于改革的核心价值缺乏制度的有效支撑，促使“垄断财富、权力财富、暴力财富”膨胀，结果一点一点地消解了我们一直倡导的核心价值。垄断价格、腐败和权黑勾结腐蚀了最起码的“社会信任”。经济的“过度市场化”推动“公权市场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公众对腐败已见怪不怪，使政府效率和公信力双双下降。强势利益集团“绑架改革”并以改革的名义使一些改革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严重挤压“社会信任”这个成功改革的社会基础，并最终把改革引入歧途。例如，十七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改革的“民生”目的与价值，这是我们在对以前发展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共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一共识对我们共度时艰，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一些地方却以改革的名义，把公用事业当成“摇钱树”，进行公用事业私有化，当然，并不是说公用事业不要改革，但改革的路径和目标决不是私有化，而是通过管理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让老百姓更满意。

　　其次，改革措施“泡沫化”。所谓“改革泡沫化”，是指无关宏旨、或口号成分多操作成分少、甚至明显地偏向强势利益集团的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出台，又一个一个地不了了之，而事关全局的关键性改革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迟迟不进行，延缓了最佳改革时机，积压了社会矛盾，使“社会信任”这一有效改革的社会基础遭到了极大的戕害，深入改革难以为继，改革空间进一步缩小。如干部选任过程中的腐败，我们出台了许多考评、监督、民主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效果不佳，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一个如何产生“一把手”的问题，谁来决定“一把手”的选用，是群众决定，还是上级部门决定，这是遏制选人用人腐败的“关键性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泡沫化改革”措施再多，看起来很热闹，但不可能最终解决干部选任中的腐败问题。

　　最后，改革结果“工艺化”。主要是指一些地方和部门把自己打着改革旗号所进行的改革的结果一律看成是完美的，不允许批评。这样的事例很多，就不一一列举。我要说的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我们不能以维持现状来挤压或放弃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空间。改革与发展无止境，要改革、要发展，社会批评是一个基本的“助推器”。必须真正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通过公民社会的广泛的社会批评，不断扩大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空间。总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应在价值理念、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上有新突破，特别是在“关键性改革”上有实质性突破。谨防用非实质性改革、泡沫化改革、改革的名义挤压深化改革的空间，错失改革的最佳良机。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

陈永苗

2010-08-01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分别出现两次移民热潮，一次是混杂偷渡客；一次是“洋插队”（留学）。21世纪以来的第3波移民潮，不同于前2次，新富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主力军。更可怕的是，根据《凤凰网》1月10号报道，还有二百多万的贪官和他们的家属，也转移走了4000多个亿的财富。他们不但掠夺走了改革的成果，更把底层民众推向贫困。

　　“先富”起来的贪官和精英走了，起来代替的他们的，只会更贪婪。例如农民会认为用新村长换掉吃饱的村长，更糟更坏，吃相更难看。而且底层民众首先要有饭吃，必须足够的资源在。当资源很少，底层民众之间就会惨烈的内斗。如此表明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已经无力通过“分配改革”，再为人民找回分配正义。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对穷人的心理影响。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民，在底层民众看来，带来了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 “先富们”已经不承认改革早期国家给其好处，如今享受了特权，而不愿承担义务，总以蛋糕没有做大为由推却。“后富们”等了三十年。一个人有多少个三十年可以等？所以“后富们”也等得不耐烦了，流露出对“先富们”的种种不满，加上公权力的窒息，于是“先富们”拍拍屁股走了。他们的移民行为会让人觉得 “抛弃”甚至“逃离”国家。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以往之处，在于逃离体制风险。

　　二是对开放政策的影响。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民富裕，先富带动后富，二者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先富带后富的安排，首先需要假设一个封闭的国门，可是这项安排与开放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一旦国门为“先富们”大规模打开，先富带后富的安排就会失败。这样预设中的一丝缝隙，改革早期看起来微不足道，如今成为巨大的黑洞与深渊。让改革早期的信心，如今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今看起来，似乎有一点需要关闭国门，才能遏制大规模地“鱼烂陆沉”。可是一旦关闭国门拒绝开放，把自己从全球体系中摘出来，三十年的改革成就立即化为乌有。

　　三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90年代之后“先富们”推动改革目的很明确：改革圈钱，然后投奔自由，去美赴加。如今处境就像圣经中大洪水来临，“先富们”极力维护着崩溃前的稳定，自己却暗渡陈仓，随时准备登上“诺亚方舟”逃生。正是因为有外逃的后路，“先富们”对于搜刮百姓才特别肆无忌惮，不像古代的士大夫，还特别注意社会稳定，给自己及其子孙留条后路。

　　他们享受了太平日子和太多的特权，产生了人身傲慢。长期的优势，让他们消除了幽暗意识，有着过分的安全感。他们也不担心子孙遭到清算，家族被连根拔，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放弃了株连。他们的子孙不准备在中国生活，骂不到，清算不到。

　　长期以来通婚在社会等级流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底层民众的子弟只要有才华有本事，“高干”和“中干”的女儿还是青睐的。现在甚至连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很大部分只想孔雀海外飞，破坏了底层民众子弟上升的一个重要传统渠道，影响了社会稳定。

　　这是一个已经不是潜在，而是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且有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倾向。但是孔雀海外飞的问题，政治立法不能解决，也未必可行。白俄罗斯美女如今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 受到“特别商业保护”，遭遇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参加集训、查收赋税、无法再被外国公司聘用，每个想出国的年轻姑娘都必须得到政府书面批准。简而言之，尽可能禁止美女出国。白俄罗斯的方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四是对改革政策能否执行的影响。一位网络上爆红，网友热搜的18年前西湖边漂亮校花老照片“夏雨荷”真名叫殷珊。西湖最美女子身在日本已为人母，如此“流失海外”，也算对这种浪漫回忆，构成反讽。大部分国人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物，也是仅仅在于国外，例如美国的美好，之于贪官和中产阶级。而底层民众处于生存底线上挣扎的，无法移居国外，国内翻身的概率很低，其自由的出路，就是放弃维持生存的沉重，放弃生命存在的重负，自杀或者奔赴死亡。

　　“人上人”的自由，在于外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人下人”的自由在于死亡，在于解脱。还有一部分人，不上不下“人中人”，他们的自由在于做梦，内心移民，做一个在私人领域有限放荡的“动物”。

　　能否外逃，这个已经成为各个阶层考虑自己政治方案的的决定因素，国人因此可以区分为“动物人”和“植物人”。 “动物人”看到危险，立即奔跑外逃。“植物人”扎根于土地，逃无可逃。

　　移民因素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系数，已成为急迫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改革时代出现的重大政治方案和政治思潮，对此毫无考虑。移民因素可以消解任何有力推动改革的因素。因为贪官可以跑路，可以跑到国外，无需承担动荡的任何后果，任何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都也推动不了改革。只要贪官外逃和中产移民的因素在考量进来，一点改革动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