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蝎子养殖:寻找广州最后的疍家

1869年的疍家女子（约翰·汤姆逊/摄）

70多年前的二沙岛，右侧地段相当于今天的星海音乐厅

疍家人居住的水栅

荔枝湾上的疍家船

河上居住、以捕鱼为生的疍家生活

疍家人的婚礼

疍家人又被称为海上的“吉卜赛”人

▲现代疍家阿妹

上世纪30年代，广州的疍户人口逾15万，云集长堤及河南对岸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俞小婷
让我们先从一张七十多年前的图片（见右图）说起。这是从中山大学北门瞭望对岸二沙岛的情景：沙洲如卧，烟水空蒙，篷艇出没，这是一个疍民聚居的地方。如今二沙岛已被一片繁华所掩盖，疍民已经在现代都市中烟消云散了。
据上世纪30年代学者的调查统计，当时每10个广州人就有1个疍民，可以说，除了一个陆上的广州，还有一个水上的广州。我们这个城市至今依然留下他们深深的烙印———炒田螺、艇仔粥、咸水歌，这些人们最为熟悉的东西都源自疍民。他们是广州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拨开世尘，去重觅他们过去与今天的余踪。
水上的“贱民”世界
在今天的中大码头广场上，有一幅石制地图，标识着珠江广州段的所有河涌出口和重要地点。在上世纪30年代，这些出口和地点都遍布疍民的船只。其时，珠江一水如沸，岸边的疍家船连天相接，蔚为壮观。
在中国历史上，疍家是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该群体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至今也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统一的说法。“疍”字有蛮夷之意，特指水上居蛮。在古时候，疍民是个受到严重歧视的群体，户籍为“贱”，生活条件恶劣。据载，对于疍民，古代的广州曾有多项规定：不准上岸居住、置立家产；不准与陆上居民通婚；等等。相对于人类正常的陆上定居而言，水上定居本身就是这个族群边缘化的体现。到清代，雍正开豁疍户贱籍，疍民在政治上才成为“良民”。
民国时期，广东省民政厅颁布了《严禁压迫疍民恶习》的政令，指出应消除歧视，反对欺压，但对于陆上的人来说，歧视和欺压已是积习难改，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广州1932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当时全市人口有104万左右，而当时各方面统计所显示的疍民人口数量，介于10-15万之间，仅疍艇就超过2万艘，疍民至少占据了广州市人口的1/10。研究过疍民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估计，同年珠江流域沿海一带的疍民不下100万人。
疍家族群的生活空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上的广州。相对于陆上的广州，这是一个不能忽视却被长期忽视的存在。在二沙岛南（当时称“沙南村”）就聚集着这些水上居民。而当时的岭南大学（中大前身之一）师生从广州的家里回校，渡江全仗这些疍民摆渡。一来二往，这个历史悠长却沉默于史书的群体，引发了回国不久的岭大社会学教授伍锐麟的兴趣。
1932年，伍锐麟和陈序经共同创办岭南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他们通过岭南大学及附属的博济医院对疍民在教育和医疗上的接触，着手调查沙南村的水上居民，从而准备进一步调查广州市及珠江三角洲的疍民。
沙南的疍民，从属于珠江口的疍家族群。历史上珠江口这段水道北起虎门，南至万山群岛，沿江分布的疍民群体非常多，总的来说有深圳、香港、中山、珠海、台山、新会、顺德、番禺、东莞9个地段。根据沙南疍民的族谱，他们这一支里的陈氏，是从东莞市地段移来的。然而本地却有传闻，说是乾隆年间，先人为了捕虾停靠在黄埔，再拿到广州市场出售，后来，在广州沙南停泊的人多了起来，渐渐地就定居在此。
当时，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开始上岸陆居。他们多数都有简陋窄小的窝棚、水栏。出生在大沙头的水上居民陈叔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些窝棚、水栏是用打捞到的废木料搭建而成的，一般用于存贮木柴或供到达学龄的小孩读书时居住。而稍为富裕的人，甚至购建了砖瓦房，成为“两栖居民”。
同时，疍民妇女受到过较大的误解，坊间一直有关于她们不检点的传言。
实际上，疍民的生活习惯决定了男人外出女人掌艇的家庭分工，而守着疍艇的妇女们为了增加收入，会用摆渡招徕客人。疍家女撑着船，欢快地唱着咸水歌：“一篙掌，二篙掌，三篙掌到广州湾。人话广州脂粉地，我话广州晒树皮。晒得树皮来舂粉，女人搽白面去揾郎。有郎之时真架势，冇郎之时贱过泥。”
她们的歌谣唱得太热情，笑容太甜，以至于被人看作淫妇。其实，真实的疍家女状况，是另一首歌：“挠一桨，娶新娘。捧茶夹张香，洗揩船板有我份，斟茶装饭奉爸娘。一早起身做到晚，清茶冇啖落肚肠。一更二更手不停，三更四更撑入涌，欲想五更撑到去，谁知撑到日头红。”
沙南疍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女性的身上还要加重些，因为他们重男轻女的风气，与当时大多数地方一样。
上岸后，“晕陆”反应强烈
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开始对珠江水上的疍民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有人提议中国应该有57个民族，56个加上一个疍族，最后的结论是，虽然历史上疍民可能算作少数民族，但由于汉化程度较高，且疍民内部没有族属认定的意愿，疍民由此被归入汉族。在识别后的几年，疍民问题仍按少数民族问题处理。
不久，疍家人遭遇了族群命运的转折点，广州疍民被带入“两栖”时代。
1954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随后《珠江区水上居民转业安置计划》出台。1960年前后，大陆正经历严重饥荒，中国政府先后共拨款1420万元，安排疍民上岸。在基立村、荔湾涌、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素社、石冲口、科甲涌、如意坊、东望、猎德等15处建渔民新村，这成为上岸后的疍民最主要的聚居点。
1956年，全国合作化运动此起彼伏，珠江渔业联社成立，陈叔与卢细佬的家庭被分配到相应的生产大队。陈叔一家虽然从大沙头搬到了渔民新村，但生活、生产仍离不开水上。“除了响应国家号召上缴鱼虾，”陈叔说，“还不时去码头做搬运。”同时，政府还在疍民之中建立基层组织：党委、水上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等。
政策出台时，过半疍民选择另谋他业，彻底上岸，成为工人。在《民国广州的疍民、人力车夫和村落》一书的编辑、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何国强看来，走上陆地，是疍民族群放弃自己族群的文化特色，这是一种摆脱边缘化的权宜之计。
卢细佬当时只有十来岁，随父母把户口从芳村长堤迁至今天所在的山村街道。由于考虑到上岸还要“上山下乡”，他们与其他五六十户花地河渔民一样，选择了继续“留”在江上。另一方面，“我们怕适应不了陆上的生活。”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疍民长期居住在狭小的水上空间，体质和行动方式都已经渐渐适应了水环境。中枢神经系统和平衡系统习惯了船的摇摆，上岸后会遭遇“晕陆”反应：一方面，在稳固的环境中产生生理晕眩，另一方面，疍家人和岸上人身份的交叠、尚未完全消失的歧视，以及经济拮据导致的生活困难、文化落差带来了心理晕眩。
作家杨万翔曾撰文回忆过这样一个片段：“上世纪60年代，我的一位街坊，找着个标致的疍家姑娘作女朋友，他在人前免提‘拖友’的家庭背景，两人出双入对，引起一片艳羡；待到女家亲属赴男家造访，亲属中几位扎髻老奶奶身著阔大袖口、宽短裤脚的黑布斜襟传统疍家衣裳，被够格当民俗学博士导师的三姑六婆瞄出根底，登时惹来满街讪笑。”
“为什么把珠江污染了，我们什么补偿都没有？”
疍民刚克服了“上岸眩晕”，城市化的浪潮，又把他们再次推向边缘。
“因为沙南在广州市中不算是块值钱的地方，所以地主也不把它看重。假如广州市繁荣中心转近沙南，那么沙南的地价也必增高。”伍锐麟在这份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的调查报告中曾作过这样的预言。
1994年，二沙岛开发启动。曾经为疍民聚居的沙南成为了品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一跃成为广州地价最贵的地方。而滨江东一路，到二沙岛、珠江新城都成为开发商和政府重金打造的宝地，周围渐次建起了美术馆、少年宫、观光塔，配套均是高端的消费场所。尤其是以冼星海命名的音乐厅，可谓其中重镇。
1945年，在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追悼会上，挽联、花圈和上千名群众簇拥着冼的遗像。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登台讲话，他以“属于广东最底层的疍民”这句话，说明冼星海从小备受欺凌，家境贫寒。多年后，星海音乐厅在这片疍民生活多年的土地上建起，但居住在此的疍民，却不得不再次面临离开家园的境况。
1997年，作为“一年一小变”的标志性项目、广州未来新城中心的珠江新城建设计划启动。在二沙涌、科甲涌停泊的船只、生活在渔民新村的陈叔等又要搬迁。部分村民被安置在猎德的东方渔村和黄埔的九沙围。已适应了渔村生活的疍民及其后代，被迫离开刚刚建立起共同回忆的生存空间。他们为城市化让路，从过去的边缘撵去当下的边缘。
1999年9月，他们的渔船、小艇、水栏被视作珠江广州河段最难拔的“钉子”、珠江水上的卫生死角和脏乱点，被有关部门拉走、拆除。根据广州市府的部署，在接下来的50周年国庆期间，广州将在那里举行大型庆祝典礼。
早年自主上岸的疍民在代际流动中已经适应了市民身份，他们的后代基本上没有水上生活的经历。但后来由政府引导上岸的疍民尚未完成身份转换，他们世代依靠渔业生存，职业技能单一，文化程度不高，转业变得困难。当年加入渔业联社的疍民，大多没有社保，普通退休渔民只能拿到每月225元的补助。
“征农民的地有补偿，把珠江征了给了我们什么？”陈叔说。正如土地之于农民，珠江对于疍民而言，就是生存之本。事实上，渔民要面对的不仅是城市的扩张，还有城市的污染。
1978年后，政府拨款所建的新村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上岸疍民总人数达5万。计划经济模式被打破，29岁的卢细佬将使用多年的摇橹船换成柴油机动船，以往顺水要摇橹3小时才能到达的金沙洲，现在只要20分钟，夫妇两人每天能挣上百元。
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毁了珠江的水质，渔民们捞上来的多是中毒的死鱼，每年的《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都报出成倍增加的污水排放量。为了提高效率，许多人购置了机器来进行捕捞，但是产量相对于昂贵的设备成本和受污染产生的损失并不见好，加上用机器捕捞的渔船越来越多，渔汛几乎消失。
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和珠江两岸的整治，市内的渔业生产基地不断减少，再加上广州一些河段被列入禁渔区，“那时候，要开船到顺德、番禺打渔。”卢细佬回忆，即便是水上人家，船上的饮用水都只能从岸上买。
“我们始终是弱势群体。”陈叔说，“哪里污染了都有补偿，为什么把珠江污染了，我们什么补偿都没有？”
成为广州最后的疍家人
亚运在海心沙开幕当晚，烟火灿烂。陈叔和街坊在电视里看到了自己曾经风餐露宿的水域，被烟火照得通明。而正是这一年，无论陈叔，还是卢细佬，他们都成为广州珠江段最后的疍家人。
2004年，疍民再次面临上岸的选择。据陈叔介绍，在当时的“自愿淘汰”办法中，上缴船只和牌照，可一次性获得补偿15000元。原来一起生活打渔的疍民，最终只剩21条船仍然坚守珠江。于是，仍然“靠水吃水”的他们去到海心沙。
“如果政府帮我们办到社保，这里99%的渔民都会彻底上岸。”在上岸前，卢细佬的心愿是拿上退休金，过上吃自来水的生活。
2010年，政府治理花地河，卢细佬他们的上岸问题首当其冲。而陈叔一众所在的海心沙水域更是亚运整治工程的核心地区。作为上缴船只和牌照的补偿，最终他们还是拿上了“农转居”的社保，每个人一个月500多元。“比以前在船上打捞废铁挣得还少”。“老窦养仔，仔养仔”是渔民众口相传的生活真理。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年过花甲的卢细佬只好继续外出打工帮补家用。
不久，卢细佬和另外9位疍民在荔枝湾旅游点谋得一份工作：为游览花船开船。“每当游客有安全顾虑时，我就会告诉他们，我是水上人。”
从2010年12月开始，卢细佬坐上74路公交车，前往荔枝涌旅游点准时上班，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半。在这最近16个月里，卢细佬一改过去60年的生活，从水上到了地上。而曾经一起在花地河的兄弟，如今都已经各奔东西，惟有还在一起上班的人，在工作闲暇之余，还会聊聊天。
“总是有些不自在。”卢细佬坦言，还是有点怀念过去自己开船的日子，因为那给他感觉“无忧无虑”。
当然，“无忧无虑”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当被问及还有没有外出工作时，陈叔指了指膝下正在吃小熊夹心饼干的小孙儿，眼角泛起鱼尾纹，说道：“现在，看着他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
朱绍杰、俞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