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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知识与权力不能成为信仰的负面典范

2010-12-28 11: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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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
采访人：贝佳

信仰难分进退，难辨好坏。陈嘉映说，信仰是要以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判断依据的，是以当时的文化环境为基础的。我们如今拥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已不再要求知识分子或是当权者，作为信仰的引领者。但我们要求他们，当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时，不成为负面的典范。
在你找不到信仰的时候，用诚信的友情，向身边更优秀的人学习。

“生活方式的变化让传统信仰变化。”

凤凰网：人们应该需要一种信仰活着，有说法称现在中国信仰失落，您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人的信仰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陈嘉映：先说狭义上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独特的，其他的国家民族都有一个主要的传统的宗教，但中国没有。广义上来说，中国人的信仰系统是和中国的文化相联系的，我们传统上说信儒家。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大家都很清楚，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最近一百多年历史上几个坎，受到西方各种各样的冲击，传统的生活方式首先被瓦解了，继而传统信仰也被瓦解了。生活方式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信仰瓦解的就更加厉害。

西方人也在感慨信仰失落

凤凰网：您在国外很长时间，那么从全球视野，您如何看中国当今的信仰危机？也请您从个人东西方之间的游历，来谈一下对于“信仰”两个字的察与悟。

陈嘉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的变，他们也在感慨信仰在失落，只是程度上他们不如我们厉害。再比如日本，相对而言他们现代化发展的不那么被动，所以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变化就比较缓慢，信仰瓦解也就不那么厉害。与西方或我们的邻国相比，我们的信仰失落就显得格外怵目一点。变总是要变的，但变的比较缓慢，那么就是比较积极一些；变的太剧烈，就更有危害，更让人没有把握。中国可能是后一种。变化缓和，于是人们就有时间去对信仰进行重塑或修正。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明，也是非常扎实。

凤凰网：但是否正是这种“程朱理学”式的传统文明，使得现在转变非常困难？你说的“剧烈”是否是说文化和信仰跟不上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陈嘉映：你说的算是一部分。确实非常困难，但西方也未见容易。一个是我们当代文明跟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冲突很大，异质性高，兼容性较低。二是我们经历的比较大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之间，兼容性也很小。我们所经历的转变和撞击都是异质性很高的，我们现在的信仰就相比其他的民族更加支离破碎。
人总是需要有精神上的寄托，从民族的角度上来说更是这样。这和各种人的各种各样的寄托不一样，比如有些人喜欢音乐，有些人喜欢诗歌。但信仰不能是单个人的精神寄托，它需要寄托在一个很多人相信的东西上。宗教是一个例子，它是既有的、已经存在的。如果缺乏这种集体性的寄托，或者说信仰，人们就很容易盲从。

农二代信仰迷失应更多给予信仰宽容

凤凰网：最近几年，中国内地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猛，大量的农二代进城，他们不熟悉土地，但也不被城里人接受为“城里人”，他们在城市里经历着信仰迷失的煎熬。您认为他们应该信仰什么呢？

陈嘉映：农民工进城引发的信仰问题，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的。以前的农村虽然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是几千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农民工进城脱离了这种生活方式，很容易感到茫然若失。这种问题很广泛：当生活形式变化之后，应该如何面对。
有人说引进基督教、信佛教，重振儒教，我认为这些都不太现实。比较现实的是在当代社会更多的给予信仰上的宽容、尊重，这比引导更重要。有了这种宽容之后，大家能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信仰。他们能够更容易找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的其他人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他们聚在一起不为任何功利，就是生活上的慰藉和灵魂上的调养。

知识与权力，不能成为信仰的负面典范

凤凰网：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多的成为“无神论者”。虽然说信仰并非一定是宗教，但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现状：中国缺乏信仰的引领者？

陈嘉映：第一，相比其他的社会群体来说，知识分子无论在哪里，“无神论”的比例都更多一些；第二，知识分子本身也并不是信仰的引领者。耶稣或者穆罕默德，都不属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我们希望知识分子在信仰方面能够做出别的事情，比如做一个典范，但并不是引导者。这个说法之所以在中国不太一样，在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代表了读书人，古时候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读书人就是官员或者将要走上仕途成为官员。
但官僚体系就是引领者吗？也并不是。实际上，由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基本上已不再要求任何阶层起到道德典范作用。比如克林顿，比如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他们也许政绩赫然，但丑闻缠身。从这两个例子来说，我们不在于要求官员起到信仰引领或是道德典范的作用，而是要求他们不要起到负面的典范作用。知识分子没有权，官员占有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能见度最高。我们应当关注官员的道德品质，因为他们在体制不公正中带来的危害，比任何单个因素带来的影响都要重。

凤凰网：提到官员的这种权力，今年发生了几件事。比如“李刚门”，以及“宜黄自焚案”。这都是权力信仰的一种扭曲，他们将权力看的过于强大。您如何看？

陈嘉映：与信仰、精神生活相对的，财富、权力、色情，这些是最世俗的东西。虽然世俗，却也是真实的。一方面，信仰和文化的衰落使得这些世俗的东西“赤裸裸”的站立起来了。并不是说在过去，这些世俗的方面就会少，而是可以融合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但现在这些没有了。第二点，不是我们去把权力看的太重，而是社会本身权力就太重。中国一直是官本位的国家，但是传统社会中，我们还有其他的防护的东西。举例来说，过去的皇室、官僚从来都是双重身份，他一方面是官员的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他也是读书人，他们非常非常在意“史书会如何写”。而这些防护层如今都剥落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温暖的事情。比如上海11?15大火后的十万人自发的鲜花。无论是救助一个得病的孩子，还是地震时全国的反响，社会中美好、善良的感情和正义的行为还是到处可见。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事情得不到鼓励、张扬。

凤凰网：在我身边，挣得少的人抱怨物价飞涨身价直跌，挣得多的人抱怨私有财产无保障投资无门，仿佛所有的人都对生活不满意，您如何评价现在的信仰经济化（市场化），或是信仰的政治化？

陈嘉映：现代人的实际生活本身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在社会生活面前唱什么道德高调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就是要寻找一种方式，它是能够在现代经济条件社会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心灵生活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享有更多的社会自由，它给了你过一个更积极进取、更健康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就更危险。因为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你自己去做决定，你需要去负责。我们很难说是现代人弱或者强于前人，因为你只能按照现在的生活条件来衡量。市场化本身并不是道德沦丧衰落的原因。
作为统治阶级，一向都善于利用信仰，并给予很大的推动力。比如过去道教、佛教，北宗或者南宗的兴旺大多取决于当朝皇帝所信的是什么。虽然政治会对信仰产生影响，但今天这种影响已经弱了许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接收渠道。这是一把双刃剑，信仰的政治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适得其反的时候。

“诚信的友情让你不再孤单。”

凤凰网：请您谈谈您自己的信仰吧。

陈嘉映：我们总是在所了解到的各种文化中汲取养料，我们是在各种文明的教化中长大的。我从我的长辈，特别是一些兄长身上，学到了很多。或许是凑巧，在我年轻的时候，一直生活在非常优秀的人旁边，他们对事情的判断和做法一直对我起到了典范作用。我认为我们的道德培养就是在身边的人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对我来说，信仰的关键词是个老词——“诚信”，一方面，诚信让你和那些你愿意从他们那里获得尊重的人相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诚信让你和更深远的传统融合在一起，你不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

中国人在生活的各种因素中，“友情”是非常重的一环。有好多事情需要依赖它。在身边一定能够发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要努力、并用更多的善意和努力去和他们在一起，让自己“配的上”做更优秀的人的朋友。在友情的呵护和培养之下获得更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