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原爱蜜莉 灰毛衣种子:肖磊：“重庆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重庆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肖  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师、博士研究生）

 “重庆探索”以三个标志性的词汇“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先后出台了“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民主法制十五条”等具体措施，形成了三个关键词为“内核”，四个具体措施为“保护带”的系统工程。这个改革发展的新的架构，立足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诠释了科学发展观，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探路、领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一、“唱红”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新自由主义以及西化的意识形态大肆侵入中国，甚至党内，占领了媒体、网络、学校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在一些机构中甚至居于主导地位，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干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率先倡导“唱红”，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掌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纠正了错误的舆论倾向，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扫清了思想领域的障碍。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历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专门讲过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中，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但在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几届中央领导都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重要问题来抓。邓小平将改革开放设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并指出：“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文选第3集，36页）江泽民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 胡锦涛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重庆的“唱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方式诠释了我党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用几句很通俗的语言道出了唱红的积极意义：“说到‘唱红’，我们这边‘唱红’，当然会有一些人不乐意。但我们不仅说共产党的好话，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话。而且重庆电视台还有很多经济栏目、很多包括古今中外、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节目，是博采众长的，重庆人也是胸怀宽广的。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等，都在我们介绍之列，因此重庆人不怕人家说三道四。”正如赵磊老师所指出的：唱红是重庆模式的“魂”。人们做事情，总是要有一个目标和指导思想，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路线和方针，红歌的象征意义在于：它用大众文艺的方式指出了重庆探索的方向，恢复了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塑造的具体形式。如果说，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大众文艺和日常生活领域构造意识形态防火墙。这任务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重庆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我们有理由期待，更愿意为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二、“打黑”端正了共产党执政的纯洁性

黑恶势力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蔓延的一股社会毒瘤。由于基层组织涣散，出现了权力真空，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加之权力异化、官黑勾结，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败坏了我党执政的纯洁性。重庆通过“打黑”，保护了社会安全，维护了共产党的声誉，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打黑的意义，不仅仅是打掉黑社会及其保护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社会组织及社会管理中，共产党不去占领的领导权，就会被其它势力（黑恶势力、境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等）占领，并进而向党内渗透，轻则削弱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执政能力，重则影响社会稳定。打黑，防止党内个别人物腐化变质，锻造一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干部队伍，才能为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组织基础。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还再三告诫：党员干部要禁得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这些谆谆教诲，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薄熙来对“唱红打黑”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唱红打黑”，这就好比中医讲的“扶正祛邪”，“唱红”就是扶正，可以提升精气神，“打黑”就是祛邪，清除精神的污泥浊水，还城市一片蓝天、净土。也就是就是说，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对阵下药，为改革发展培育健康机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重庆探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将这两个领域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构架起“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

三、“共同富裕”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要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也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例如，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收入差距过大则是主要由所有制决定的，不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比如，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先富带动后富并不是必然的，没有生产关系领域内的制度保证，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富更富、穷更穷的“马太效应”，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事实表明：当前，我们的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有学者通俗地称之为：大家都“找不到北”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界和舆论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并且都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话语权。我们认为，重庆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纲领，切中了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为缓解社会矛盾、启动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只有立足于共同富裕，消除“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解决两极分化、内需不足等问题，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证，从而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动力。

改革的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具体实际，以及人民群众拥护。如果说前三十年，针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适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那么，当前的主要任务则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调整问题。也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辩证关系问题。重庆探索坚持两手抓，实施“边增长、边分配”的政策导向，用“群众路线”指导具体工作，立足于解决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对重庆探索质疑最多的是，认为重庆探索是强人政治，不具有可持续性。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重庆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制度保证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谓“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的担忧，只不过是“精英史观”、“唯心史观”的杞人忧天而已。在我们看来，一个政策、一个纲领并不是精英人物的主观想法，也不是强权维持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它就是可持续的，就是合理的。

对重庆探索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重庆探索应当超越左右，应当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对此，我们认为所谓超越左右，只不过是要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依附于“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派搞民主对话。如果说，这种建议有合理性的话，它是想“骑墙”，但这种骑墙在历史上也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事实证明，并不存在没有立场的思想，也并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左右的政党。对这种幼稚的观点，重庆出台的民主法制十五条给了最好的回答：我们要搞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体现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人民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轮流做庄制，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重庆搞的“大下访”、“三进三同”等措施，不就是人民民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探索吗？民主法制十五条不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吗？

（注:本文在2012年1月13日成都网友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庆探索共同富裕”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的基础上扩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