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艾托斯o化好渣:张文江:《史记·货殖列传》讲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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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欲长钱,取下谷”,就是薄利多销,周转快,做大数量,所谓跑量。如果想让钱多起来,那么把下谷大量收进来,而且越便宜越好,只要卖出的价格比买入的价格高一点就行。“长石斗,取上种”,买来要放上一段时间,不是很快卖出去的,一定要可以做良种的谷子,收获才可能多。前者就是所谓的短期投机,后者就是所谓的长期投资。一个买的是垃圾股,自己也不会要,先买进,明天只要价钱高一点马上卖出,一年周转十遍甚至更多。一个买的是优质股,你要耐心收集筹码,而且要放上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投机还是投资,根本目的都是赚钱。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有矛盾,一般人很难同时驾驭。但是白圭交替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达到了“积著率岁倍”。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
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不奢华。你要做生意,先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可以太享福。你看他伙食差一点也不要紧,虽然也想享受一下,但看看跟经济利益冲突了,那就再熬一熬。衣服穿得破旧点也不要紧,你去看电影中那些经营山西钱庄的人,都像土老一样,对欲望有所节制,成本才可能降低。所以第一代做生意的人都是很朴素的,这样才能开创起家业来。但是他们的子孙往往就浮华了,于是又一点点衰落下去。
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跟部下同甘共苦,否则你高高在上,摆出老板架子,别人不会有动力为你奔走。当然是身先士卒,同患难,共富贵。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一看到机会来了,反应快得不得了,好像形成了动物的本能。一个狮子要追一个猎物有多难,猎物也会拼命地跑,你要比它快,否则就得饿死。猛兽挚鸟,天上飞地下跑。短线追时间,非常快,有爆发力。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于是白圭作了总结,这里“治生产”是做生意的意思,也有人说“产”是衍文(《考证》引《汉书》无“产”字)。“伊尹、吕尚之谋”,大政治家的谋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孙吴军事,商鞅刑法,都达到极高的水平。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不足与权变”,只有达到权变才是智慧,不是执著死的原则,临时要能够变化。“勇不足以决断”,扭扭捏捏的人,下不了决断。“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钱钟书有解释:“以取故予,将欲取之,则姑予之;《后汉书·桓谭传》所谓:‘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非慈爱施与之意。”(《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385页)因为我要从你这儿多拿点,于是先给你一点,予是取的手段。我觉得如果把取予两边平衡起来,可能更符合白圭的思想。所谓仁就是人际交往,仁从二人,就是一个互动关系。“仁不能以取予”,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不能每一笔交易都考虑得失,拿了就拿了,给了就给了,非常爽快。当然他还是有其经济目的,但这个目的没有那么直接。“强不能有所守”,坚强在于有所坚持,有一个地方你要苦熬的。“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可见他的门槛也不低。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即使你要跟着我来学,我也不收你。
这些是他入门的基础,这些基础已经变化了。“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有智、勇、仁、强,这些都是很高的治国方略或美德。这些方略和美德本身都是大学问,可是到了白圭这儿,他作了一个实用性的解释,目的于是变成了手段,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白圭把天上的东西应用到地下来了,只是还多少包含着天上的影子。等而下之的人连这些影子都没有了,那就是完全的唯利是图了。
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是一切从商的人的祖师。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试指有所行得通,《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因为到处碰壁,反而把本事积累大了。白圭的才能有所体现,有所发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它本身也是一套学问或者技艺。
《史记·货殖列传》禀承的投资理论是相反理论。这是最古老的投资理论,也是最古老的投机理论。传中此类语句不一而足:“物贱之征,贵之征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相反理论是古典投资理论的精髓,现在看也差不多是对的。在市场牛、熊循环的转换中,在事后也往往能够看见,也有一些秉承相反理论成功的人。
相反理论上去简单易行,实际上并不容易。这里有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相反理论发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中,但是无法判断这个时间周期有多长。《货殖列传》在“计然”处描述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就是三年一个阶段。第二个周期,“六岁穰,六岁旱”六年一个阶段。第三个周期,“十二岁一大饥”,十二年一个阶段。此外在“白圭”还描述了第四个周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就是把三年的阶段细化到一年。传中出现的四个周期,可以组合成一个周期,总的来说没超过十二年。十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数字,在英语中,一打(dozen)就是十二。构词法从one到twelve有其一致处,然后从十三开始新的序列。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殖列传》看来,没有超过十二年的周期。因为传中的人物是投资家和哲人不一样。投资家的周期不能太长,凯恩斯有名的一句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投资家就是要在这一生成功,而哲人不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功。像尼采宣称有的人到了死后出生,他说的大概是自己吧。有的哲人在一生很晚的时候才成功,比如说叔本华,但是毕生还看得见,而最大的哲人毕生是看不见的。孔子生前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成功,一直到死后才一点点两样了,真正起比较大的作用是在几百年以后,当然那也是进一步被误解的时候。哲人研究的学问,比如说岁差,七十多年过一度,几乎一生都看不到一度化。但投资家或者投机家,一般不超过十二年,最多二十四年,不会太长,太长就不看了。
看一个循环周期十二年,如果你要看明白,大概至要看两遍,这就需要二十四年。因为你在第一次看到时,会以为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寻找不出其中的规律。但第二次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中,你会看出来不一样中有同的东西。要了解这样的两个周期,就是二十四年。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一般也要到第二个周期一半过了以后,才能大体看明白。那十二年就必须再加上六年,至少就是十八年。这样说来,要对十二年的周期大致有一个把握,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岁在金,穰”这套投资理论,计然本人应该是看明白的,就算他绝顶聪明,要对于周期相对有一个把握,一般二十年过去了。而二十年过去了以后,一个人的好时光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计然这个人只能做老师,不能自己来“三致千金”了。信奉这套理论的实行者,那就是范蠡。我判断下来,在吴越争霸的时候,范蠡一定还是个青年,在越王那儿前后有二多年(-494?-473?),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驾一叶扁舟出走的时候,也不过是四十多岁的壮年。这样以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才大致能摆平了。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这十二年的过程也不是死的,具体的变化还需要另外判断,不应该是机械的一套。其中“岁在木,饥”可能有错误,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论。第一,根据“岁在金”云云,只有三年收成好,九年都有灾害,这和“六岁穰,六岁旱”不合。第二,《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于金穰、水毁、火旱均相合,但是作“三岁处木则康”。康是小丰收,也可以相当于“穰”。第三,白圭说“太阴在卯,穰”,卯为东方木,也相应于处木则康。但是即使将“木饥”改成“木康”,从“明岁衰恶”来看,这三年也不是年年都是好的,所以“木饥”也未必错。而且从十二年整体来看,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年成是不好的。这里的思想应该来自《易经》,所谓“忧患学《易》”。所以在判断客观的情况时,需要对坏方面考虑得多一点。事实上也是这样,尤其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坏的情况肯定要比好的情况多。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一句话,“熊长牛短”。人生好的时间很少,社会上好的时间也很少,你在坏的地方都能够立足,做一件事情才可能获得成功。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个“极”无法判断。前面讲周期有多少长,是时间无法判断,这里讲什么地方是极,是空间无法判断。往往在一个升势中,升了还要升,在一个跌势中,跌了还要跌。如果你主观认为到极了,贸然进出,会亏损得很厉害。其实理解这个理论,单单极是不够的,用《易经》思想来补充,就是“六七八九”四个数,也就是所谓“体七体八,用九用六”。七是阳变阳,八是阴变阴,这是趋势的维持。而九是阳变阴,六是阴变阳,这就是所谓极。七八阳变阳或者阴变阴,其实也已经是变了,但是不容易看出来。所以用《易经》的四象解,比用两极解,内容要丰富。当然判断还是可能出错,最后的判断,需要高度的智慧,还需要高度的经验。讲到底还是需要一个生意眼,《论语·先进》所谓“亿(亿)则屡中”。其实“亿”也可以看作数量词,对于大的数量来说,子贡也只是“屡中”,没有也不可能是百发百中。
所谓极就是阴变阳和阳变阴,在转变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指标。在事后看来非常清楚,但在当时看不出来。在下判断的时候,同时用几套方法互相验证,还要知道自己可能会出错,所谓自知其无知,大概才不会自以为是,发生大的亏损。这个古老的投资理论,现在也同样适用,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曲折。在整个周期中有很多相对的地方,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包含无数的变化。但是《史记》没有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司马迁就抓住了两个极点,对还是对的,可能会比较简单化。
前一次还提到了古典作品的意义和经济人假设。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讲了半天,不就是讲了一个经济人假设吗,那么还需要读古典作品干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用读古典作品。强调我们古人也提出过经济人假设,除了自我满足一下虚矫心理,没有实际的作用。为什么需要读古典作品,我的解释是,读古典作品目的是研究古今的联系,探索的是人心和人生,是一个爱智慧的活动,这和经济人假设的目的在于应用不同。为什么我对经济人假设既承认又有保留呢?我有一个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最珍贵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人心和人生,而理财的精髓在于认识自己的精力分配。人心和人生,大家天天都脱离不了,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珍贵,珍贵的是外边的东西。其实这里边内涵的丰富,根本不是外边的东西所能比拟的。那么是不是把外边的东西都扔掉,只照顾里边的东西,那又不对了,又好像变成一个空的理论了。里边和外边的东西有所结合,而且结合有一个度,这才是明心见性或者认识你自己。我想应该把经济人假设看成人类思想成就的一部分,也是探索整体人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真正想得到的还是幸福,经济活动不过是途径和手段。那么经济是不是到达幸福唯一的路,到达幸福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经济人假设的提出者亚当·斯密是一位伦理学教授,研究经济学如果达到极致,必须关注伦理学的领域。对于人生的整体来说,经济、政治、哲学,彼此之间是不能割断的。《独立宣言》宣示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人只是相应了基础部分的生命权,还有政治人相应自由权,还有道德人或者伦理人相应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道德人或者伦理人还不够,甚至还可能有哲学人或者宗教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典作品比较深厚,它涉及人性的多方面内容,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人性除了这个部分没有其他,对人生会造成伤害的。当然经济人假设还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人的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纳入自利的范围来看。虽然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跟原来经济人假设的物质性自利行为,已经两样了。
再回到《货殖列传》。讲到了第三次,我觉得基本上精华已尽,最好的东西讲完了。前面都是上古传下来的经验,而后来就是汉代的事实。以下的内容虽然不太重要,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思想。一刀切完以后,再捡回来讲一点。
猗顿用盬盐起。
猗顿是陶朱公范蠡的弟子。当时有两种盐,一种是内陆的盐,一种是海盐。盬盐是内陆盐池里的盐,现在青海、甘肃一带还出产此类的盐。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一个是做盐成功了,一个做铁成功了,于是富甲王侯。盐铁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在汉武帝以前主要由民营,汉武帝时改由官营。后来桓宽写了一本《盐铁论》,记录了汉昭帝时的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站在地方一边,主张不要扰民,反对垄断。桑弘羊站在中央一边,无论如何坚持国家专营。官营比起民营来,一般效率会低一些,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财力支持,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央的收入。这在后来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隋唐演义》中程咬金是贩私盐出身,因为盐的成本非常便宜,国家卖很高的价钱,于是走私就可以发大财。贩私盐要用武力保护的,国家不允许,当然有暴利。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乌氏是县名,倮是人名。这个人把马啊牛啊养得多了以后,全部卖掉。然后搜求了一些珍贵的丝织品和其他宝物,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送给了少数民族的首领。“间”就是候着机会,悄悄地,没人知道地,在他可以接受的时候。“遗”读wèi,赠送。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他得到了十倍的回报。给他的马啊牛啊不是一头一头的,是满山满谷的。好比真有钱的人不数钱,马牛多的人也不数马牛,满山满谷地送给你。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秦始皇把他和封君并列,允许他和其他的臣子去觐见。封君指领受封邑的贵族,乌氏倮因为富裕,可以跟有地位的人并列。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还有一个巴寡妇,她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穴。专营这个矿点好几代,家里的钱多得没法数。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寡妇应该是很穷困的人,因为没有丈夫的经济支持。但是她能守住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用金钱来保护自己,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也没人敢冒犯她。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因为巴寡妇有钱,秦皇帝以待客之礼对她,为她筑了一个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一个是乡下管牛羊的人,还有一个是穷乡僻壤的寡妇,但是他们受到皇帝的尊重,靠的是有钱。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和前面的范蠡、子贡不能比,相差了好几个档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子贡在当时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来到一般国家和国君“分庭抗礼”,也没有觉得低一等。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再了不起,也只能居于臣列之中。这就是一统天下以后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气概没有了。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由秦到汉,重新统一了。关是关隘,梁是桥梁,开关梁,互通有无。山泽是虞的领地,过去禁止进入。现在政策宽松了,允许普通人自由开采。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过去打仗的时候,道路不通,现在又通了。大家做生意,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到。你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
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汉初因为中央的控制力还不够强,恐怕六国的豪杰诸侯强族在地方上成为不稳定因素,于是迁徙到京师看管起来。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把齐国的田氏一族搬到京师来,造成了从汉代开始《易经》的流传。先秦时代《易经》的流传,大都是朦朦胧胧的传说,不完全靠得住,也没有确切的证明。而齐国这个懂《易经》的田何到了京师以后,后边的流传清清楚楚。由谁传给谁,以及这些人的大致生卒年,都可以考得清楚。其中有一支传于太史公,也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谓“受《易》于杨何”,杨何传于司马谈,司马谈传于司马迁。所以说,《史记》有着明明白白的易学传承。在中国古代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跟《易经》没有一点接触,是不可能的。司马迁也懂一点易学,否则《史记》这本书写不出来。
正文的连续讲解到此为止。以后就是有选择地跳着讲了。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
这是《史记》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贤人在朝廷里殚精竭虑,讨论军国大事,这是朝。还有一部分人隐居于山林,把自己的名声炒高,这是野。两件事的统一在哪儿,都有其经济目的。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做官的时间长了,各项收入积累起来还怕少吗?如果做贪官就做不长,算下来还是不合算。但是一般人尝到甜头以后会上瘾,于是就控制不住了。“廉贾归富”,好比薄利多销,虽然贪得少一点,但是一旦有了品牌效应,那么就会更富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企图得到更多的财富,是人的天生本能。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前面举了好多例子,这里是一句总结,有千钧之力。在商场上竞争,如果他输给了你,那肯定是智慧和能力用完了,索就是尽。如果他还有一点点多余的力量,绝对不可能退让半步。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因为运输成本太高。把粮食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去,自己在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年,要种粮食,停留十年要种树木,百岁要“来之以德”。对于德他有自己的解释,人物是人再加上物,不是空的一个道德。人,包括人所附着的经济条件,也就是前面的“富贵之门而仁义存焉”。贤人的“贤”字从贝,有经济条件的意思。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如果你没有做官而可以和做官的人平等,叫“素封”。张守节《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素封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相对于素王是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素封就是做臣子,因为经济抬不过政治。而素王是思想,而政治其实脱离不了思想。所以说哲人有危险性,跟王有竞争,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所谓封指的是吃租税,比方说千户侯,千户的租税就归于他。每一户出二百,那么千户侯的收入就是二十万。朝觐就是朝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聘是诸侯之间互相的礼节,享是祭祀和宴请。“朝觐聘享出其中”,千户侯的开销都是从这里来。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
一般老百姓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收入。“率亦岁万息二千”,一般来说,一万每一年有二千的利息。古代的利息比较好算,一般就是百分之二十。下边还会讲,如果利息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这场生意就不做了。如果资产达到一百万,也有二十万的利息。“而更徭租赋出其中”,上边要来收赋税之类,这些开销可以用来买断社会义务。比方说要服兵役,如果不出人,可以出钱代替。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人有广泛的享受选择,几乎可以不受限制。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千户侯也只不过是这点出产,你有财富也可以有这点出产。既有丰富的物资供给,又有处士的名声,他不想做官了。这就是《史记》为“素封”所描画的美好前景,也就是所谓地主阶级的生活环境。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下,而且也许有空想的成分吧。政治和经济真有可能各安其位,彼此之间没有冲突吗?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家中贫困,双亲老了,妻和子尚待抚养,过年祭祀时没有钱上供品和饮酒,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不感到羞愧,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没有钱的人卖力气,稍微有些钱的人斗智力,更有钱的人抢时间。“既饶争时”,呼应前文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这是一个大体的框架。现在列出了两条治生的道路,一条不待危身也就是经济的道路,一条危身取给也就是政治的道路。危身指这条道路上存在的风险,给就是经济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官员没有退下来的路,不仅仅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还有经济基础的问题。当年华盛顿不愿意继续做总统,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品德高尚,也因为有一群读书人盯着他,不允许出现独裁。此外还因为他在经济上有着退路,从政有多么累,而回去有老婆孩子和庄园。如果退下来已经没有了田地,那么就是一个无拳无勇的糟老头,所以怎么肯放弃权位呢?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农业,末富是商业。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崇本息末,就是崇尚农业,抑制商业。本富是生产领域,末富是流通领域,奸富是欺骗领域,比如说卖假货。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没有岩处奇士的行为,喜欢空谈仁义道德,不感到难为情吗。“长贫贱”不是长时间的贫贱,而是以贫贱为长,觉得贫贱是优点。但是司马迁这里留下了一个余地,有岩处奇士之行就可以。比如说,伯夷、叔齐就可以,这是流传千古的人。又比如说,颜回、原宪也可以,原宪对学问的理解足以和子贡抗衡(参考《韩诗外传》卷一之十),更不用说颜回了。“户说以眇论”,眇论其实还是有作用的,但那是对少数人,“户说”当然行不通。没有伯夷、叔齐的品行,你要模仿或伪装,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司马迁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丝悲愤情绪没有消除。《史记》的文章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弦外之音,如果推广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问题。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编户之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和我彼此不用话多,大家亮亮财力就好了,谁财力大谁占上风。你比我大十倍,我就觉得比你低了。百倍,我看到你就害怕了。千倍,你就可以差遣我了。万倍,你对我的侮辱也可以接受。如果还是在小人的阶段,那肯定不会错,就是这个道理。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贫困怎样比较快地达到富裕,“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绣文”做针织品,不如卖笑“倚市门”。“倚市门”,也就是上文的“今夫赵女郑姬,目挑心招”之类。做这些行业,当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贫者只能靠此来谋生。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有一种解释,是做一场生意,贪贾取三分之一的利,廉贾取五分之一的利。还有一种解释,贪贾能取得十分之三的利,廉贾能取得十分之五的利。贪贾对利润的要求太高,容易错过机会,而廉贾因为薄利多销,反而赚得更多。
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如果其他杂业的利润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这场生意我就不做了,因为成本核算下来赚不了。当时利息的水平是百分之二十,那么从事其他杂业的利润应该大于百分之二十。
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对于社会阶层的风气转移来说,往往是上层的生活习惯向下层传递。贫人也想模仿富人致富,但是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于是只能互相比较谁做生意的时间长。家里要是看不见这个人,长期在外跑单帮,说明他有出息。“数过邑不入门”,就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一句诗:“商人重利轻别离。”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没有政治的支持,也没有触犯法律,这些都是合法致富。“尽椎埋”可能是写错了,一般认为应该是“尽推理”。“推理”不是指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看情势而动,测算、思考、判断。“去就”就是买进卖出。“与时俯仰”,随着时间波动而低买高卖。“获其赢利”,由“货”而 “殖”,取得利润。“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通过商业而快速致富,然后从流通领域投资于生产领域,做规矩生意,把钱洗白。“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前者不管不顾一刀切,看准机会,先做了再说。后者很细心地一点点清理,不能马虎大意。这一经济观点,似乎取象于汉代的政治。《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投机得来的钱,如果一天到晚再去投机,时间长了必然会输。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风气,赚了钱就往往买地,现在还有一个房地产问题。“变化有概”,货殖活动没有死道理,但有活道理,虽然有变化,还是有大致的规律。“故足术也”,可以作为技艺来效仿。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农(畜)、工、虞、商(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民。“为权利”,权和利是两个字,权是政治利益,利是经济利益。现代的“权利”一词和古代同形,但意义不同,古代是两个意思,现代是一个意思。同时还应该分清两个意义近似的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前者是用于征服他人,后者是用于维护自己,此消彼长。各种各样发财的人,有其档次和级别,大的可以在一个地区称富,小的只能在一个乡里称富了。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一切物品的最终价值都来自劳动,而致富的人剑走偏锋,另外走一条独特的路。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田农看上去不起眼,但也能做到富甲一方。掘业是拙业,不是掘矿的意思。盗墓虽然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挖得到财宝,也有人靠它发了财。赌博是不良产业,也有人靠它致了富。做生意跑单帮,算不上男子汉的建功立业,但是也有人获得成功。贩脂大概是卖油,算不上光彩的行业,但是有人赚到了千金。卖汤水豆浆之类,不过是小生意,可是有人也许经营了连锁店,成了千万富翁。磨刀打剑,这是平常的技艺,有人从事它过上了好日子。胃脯可能是牛肉干、猪肉脯之类,很不起眼,有人开上了当时的豪华轿车。兽医并不需要很高的医术,但是有人因此获取了富贵的生活。
此皆诚壹之所致。
那些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做一件事需要非常专心致志,才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出状元”就是打破均衡,在本行业做到领先。《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人发财,非常吸引人,我想提出的质疑是“而今安在哉”。天下的财富在根本上就是聚散不定的,每一代都有人往上走,但同时也有人往下走,这些都是变化的象。不可能有一个行业保持长期领先,也不可能有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富裕,读书人还应该看到更高的程度。
由是观之。
总结陈辞。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你说从事哪一个行业就能致富,没有一个确定的行业。货者,活也,本来是变来变去的。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能人就来这个场合显身手,而不肖者在这里遭遇崩盘。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你的家里如果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么和这个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相通。你的财富真的达到了一个数量级,那就差不多和一个国王一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最后再一次强调素封,这是本传的一个关键词汇。素封就是用经济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素王就是用哲学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这三个系统之间是互通的。
“欲长钱,取下谷”,就是薄利多销,周转快,做大数量,所谓跑量。如果想让钱多起来,那么把下谷大量收进来,而且越便宜越好,只要卖出的价格比买入的价格高一点就行。“长石斗,取上种”,买来要放上一段时间,不是很快卖出去的,一定要可以做良种的谷子,收获才可能多。前者就是所谓的短期投机,后者就是所谓的长期投资。一个买的是垃圾股,自己也不会要,先买进,明天只要价钱高一点马上卖出,一年周转十遍甚至更多。一个买的是优质股,你要耐心收集筹码,而且要放上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投机还是投资,根本目的都是赚钱。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有矛盾,一般人很难同时驾驭。但是白圭交替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达到了“积著率岁倍”。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
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不奢华。你要做生意,先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可以太享福。你看他伙食差一点也不要紧,虽然也想享受一下,但看看跟经济利益冲突了,那就再熬一熬。衣服穿得破旧点也不要紧,你去看电影中那些经营山西钱庄的人,都像土老一样,对欲望有所节制,成本才可能降低。所以第一代做生意的人都是很朴素的,这样才能开创起家业来。但是他们的子孙往往就浮华了,于是又一点点衰落下去。
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跟部下同甘共苦,否则你高高在上,摆出老板架子,别人不会有动力为你奔走。当然是身先士卒,同患难,共富贵。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一看到机会来了,反应快得不得了,好像形成了动物的本能。一个狮子要追一个猎物有多难,猎物也会拼命地跑,你要比它快,否则就得饿死。猛兽挚鸟,天上飞地下跑。短线追时间,非常快,有爆发力。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于是白圭作了总结,这里“治生产”是做生意的意思,也有人说“产”是衍文(《考证》引《汉书》无“产”字)。“伊尹、吕尚之谋”,大政治家的谋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孙吴军事,商鞅刑法,都达到极高的水平。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不足与权变”,只有达到权变才是智慧,不是执著死的原则,临时要能够变化。“勇不足以决断”,扭扭捏捏的人,下不了决断。“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钱钟书有解释:“以取故予,将欲取之,则姑予之;《后汉书·桓谭传》所谓:‘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非慈爱施与之意。”(《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385页)因为我要从你这儿多拿点,于是先给你一点,予是取的手段。我觉得如果把取予两边平衡起来,可能更符合白圭的思想。所谓仁就是人际交往,仁从二人,就是一个互动关系。“仁不能以取予”,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不能每一笔交易都考虑得失,拿了就拿了,给了就给了,非常爽快。当然他还是有其经济目的,但这个目的没有那么直接。“强不能有所守”,坚强在于有所坚持,有一个地方你要苦熬的。“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可见他的门槛也不低。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即使你要跟着我来学,我也不收你。
这些是他入门的基础,这些基础已经变化了。“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有智、勇、仁、强,这些都是很高的治国方略或美德。这些方略和美德本身都是大学问,可是到了白圭这儿,他作了一个实用性的解释,目的于是变成了手段,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白圭把天上的东西应用到地下来了,只是还多少包含着天上的影子。等而下之的人连这些影子都没有了,那就是完全的唯利是图了。
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是一切从商的人的祖师。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试指有所行得通,《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因为到处碰壁,反而把本事积累大了。白圭的才能有所体现,有所发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它本身也是一套学问或者技艺。
《史记·货殖列传》禀承的投资理论是相反理论。这是最古老的投资理论,也是最古老的投机理论。传中此类语句不一而足:“物贱之征,贵之征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相反理论是古典投资理论的精髓,现在看也差不多是对的。在市场牛、熊循环的转换中,在事后也往往能够看见,也有一些秉承相反理论成功的人。
相反理论上去简单易行,实际上并不容易。这里有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相反理论发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中,但是无法判断这个时间周期有多长。《货殖列传》在“计然”处描述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就是三年一个阶段。第二个周期,“六岁穰,六岁旱”六年一个阶段。第三个周期,“十二岁一大饥”,十二年一个阶段。此外在“白圭”还描述了第四个周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就是把三年的阶段细化到一年。传中出现的四个周期,可以组合成一个周期,总的来说没超过十二年。十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数字,在英语中,一打(dozen)就是十二。构词法从one到twelve有其一致处,然后从十三开始新的序列。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殖列传》看来,没有超过十二年的周期。因为传中的人物是投资家和哲人不一样。投资家的周期不能太长,凯恩斯有名的一句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投资家就是要在这一生成功,而哲人不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功。像尼采宣称有的人到了死后出生,他说的大概是自己吧。有的哲人在一生很晚的时候才成功,比如说叔本华,但是毕生还看得见,而最大的哲人毕生是看不见的。孔子生前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成功,一直到死后才一点点两样了,真正起比较大的作用是在几百年以后,当然那也是进一步被误解的时候。哲人研究的学问,比如说岁差,七十多年过一度,几乎一生都看不到一度化。但投资家或者投机家,一般不超过十二年,最多二十四年,不会太长,太长就不看了。
看一个循环周期十二年,如果你要看明白,大概至要看两遍,这就需要二十四年。因为你在第一次看到时,会以为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寻找不出其中的规律。但第二次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中,你会看出来不一样中有同的东西。要了解这样的两个周期,就是二十四年。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一般也要到第二个周期一半过了以后,才能大体看明白。那十二年就必须再加上六年,至少就是十八年。这样说来,要对十二年的周期大致有一个把握,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岁在金,穰”这套投资理论,计然本人应该是看明白的,就算他绝顶聪明,要对于周期相对有一个把握,一般二十年过去了。而二十年过去了以后,一个人的好时光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计然这个人只能做老师,不能自己来“三致千金”了。信奉这套理论的实行者,那就是范蠡。我判断下来,在吴越争霸的时候,范蠡一定还是个青年,在越王那儿前后有二多年(-494?-473?),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驾一叶扁舟出走的时候,也不过是四十多岁的壮年。这样以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才大致能摆平了。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这十二年的过程也不是死的,具体的变化还需要另外判断,不应该是机械的一套。其中“岁在木,饥”可能有错误,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论。第一,根据“岁在金”云云,只有三年收成好,九年都有灾害,这和“六岁穰,六岁旱”不合。第二,《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于金穰、水毁、火旱均相合,但是作“三岁处木则康”。康是小丰收,也可以相当于“穰”。第三,白圭说“太阴在卯,穰”,卯为东方木,也相应于处木则康。但是即使将“木饥”改成“木康”,从“明岁衰恶”来看,这三年也不是年年都是好的,所以“木饥”也未必错。而且从十二年整体来看,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年成是不好的。这里的思想应该来自《易经》,所谓“忧患学《易》”。所以在判断客观的情况时,需要对坏方面考虑得多一点。事实上也是这样,尤其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坏的情况肯定要比好的情况多。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一句话,“熊长牛短”。人生好的时间很少,社会上好的时间也很少,你在坏的地方都能够立足,做一件事情才可能获得成功。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个“极”无法判断。前面讲周期有多少长,是时间无法判断,这里讲什么地方是极,是空间无法判断。往往在一个升势中,升了还要升,在一个跌势中,跌了还要跌。如果你主观认为到极了,贸然进出,会亏损得很厉害。其实理解这个理论,单单极是不够的,用《易经》思想来补充,就是“六七八九”四个数,也就是所谓“体七体八,用九用六”。七是阳变阳,八是阴变阴,这是趋势的维持。而九是阳变阴,六是阴变阳,这就是所谓极。七八阳变阳或者阴变阴,其实也已经是变了,但是不容易看出来。所以用《易经》的四象解,比用两极解,内容要丰富。当然判断还是可能出错,最后的判断,需要高度的智慧,还需要高度的经验。讲到底还是需要一个生意眼,《论语·先进》所谓“亿(亿)则屡中”。其实“亿”也可以看作数量词,对于大的数量来说,子贡也只是“屡中”,没有也不可能是百发百中。
所谓极就是阴变阳和阳变阴,在转变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指标。在事后看来非常清楚,但在当时看不出来。在下判断的时候,同时用几套方法互相验证,还要知道自己可能会出错,所谓自知其无知,大概才不会自以为是,发生大的亏损。这个古老的投资理论,现在也同样适用,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曲折。在整个周期中有很多相对的地方,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包含无数的变化。但是《史记》没有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司马迁就抓住了两个极点,对还是对的,可能会比较简单化。
前一次还提到了古典作品的意义和经济人假设。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讲了半天,不就是讲了一个经济人假设吗,那么还需要读古典作品干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用读古典作品。强调我们古人也提出过经济人假设,除了自我满足一下虚矫心理,没有实际的作用。为什么需要读古典作品,我的解释是,读古典作品目的是研究古今的联系,探索的是人心和人生,是一个爱智慧的活动,这和经济人假设的目的在于应用不同。为什么我对经济人假设既承认又有保留呢?我有一个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最珍贵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人心和人生,而理财的精髓在于认识自己的精力分配。人心和人生,大家天天都脱离不了,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珍贵,珍贵的是外边的东西。其实这里边内涵的丰富,根本不是外边的东西所能比拟的。那么是不是把外边的东西都扔掉,只照顾里边的东西,那又不对了,又好像变成一个空的理论了。里边和外边的东西有所结合,而且结合有一个度,这才是明心见性或者认识你自己。我想应该把经济人假设看成人类思想成就的一部分,也是探索整体人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真正想得到的还是幸福,经济活动不过是途径和手段。那么经济是不是到达幸福唯一的路,到达幸福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经济人假设的提出者亚当·斯密是一位伦理学教授,研究经济学如果达到极致,必须关注伦理学的领域。对于人生的整体来说,经济、政治、哲学,彼此之间是不能割断的。《独立宣言》宣示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人只是相应了基础部分的生命权,还有政治人相应自由权,还有道德人或者伦理人相应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道德人或者伦理人还不够,甚至还可能有哲学人或者宗教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典作品比较深厚,它涉及人性的多方面内容,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人性除了这个部分没有其他,对人生会造成伤害的。当然经济人假设还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人的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纳入自利的范围来看。虽然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跟原来经济人假设的物质性自利行为,已经两样了。
再回到《货殖列传》。讲到了第三次,我觉得基本上精华已尽,最好的东西讲完了。前面都是上古传下来的经验,而后来就是汉代的事实。以下的内容虽然不太重要,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思想。一刀切完以后,再捡回来讲一点。
猗顿用盬盐起。
猗顿是陶朱公范蠡的弟子。当时有两种盐,一种是内陆的盐,一种是海盐。盬盐是内陆盐池里的盐,现在青海、甘肃一带还出产此类的盐。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一个是做盐成功了,一个做铁成功了,于是富甲王侯。盐铁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在汉武帝以前主要由民营,汉武帝时改由官营。后来桓宽写了一本《盐铁论》,记录了汉昭帝时的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站在地方一边,主张不要扰民,反对垄断。桑弘羊站在中央一边,无论如何坚持国家专营。官营比起民营来,一般效率会低一些,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财力支持,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央的收入。这在后来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隋唐演义》中程咬金是贩私盐出身,因为盐的成本非常便宜,国家卖很高的价钱,于是走私就可以发大财。贩私盐要用武力保护的,国家不允许,当然有暴利。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乌氏是县名,倮是人名。这个人把马啊牛啊养得多了以后,全部卖掉。然后搜求了一些珍贵的丝织品和其他宝物,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送给了少数民族的首领。“间”就是候着机会,悄悄地,没人知道地,在他可以接受的时候。“遗”读wèi,赠送。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他得到了十倍的回报。给他的马啊牛啊不是一头一头的,是满山满谷的。好比真有钱的人不数钱,马牛多的人也不数马牛,满山满谷地送给你。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秦始皇把他和封君并列,允许他和其他的臣子去觐见。封君指领受封邑的贵族,乌氏倮因为富裕,可以跟有地位的人并列。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还有一个巴寡妇,她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穴。专营这个矿点好几代,家里的钱多得没法数。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寡妇应该是很穷困的人,因为没有丈夫的经济支持。但是她能守住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用金钱来保护自己,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也没人敢冒犯她。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因为巴寡妇有钱,秦皇帝以待客之礼对她,为她筑了一个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一个是乡下管牛羊的人,还有一个是穷乡僻壤的寡妇,但是他们受到皇帝的尊重,靠的是有钱。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和前面的范蠡、子贡不能比,相差了好几个档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子贡在当时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来到一般国家和国君“分庭抗礼”,也没有觉得低一等。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再了不起,也只能居于臣列之中。这就是一统天下以后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气概没有了。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由秦到汉,重新统一了。关是关隘,梁是桥梁,开关梁,互通有无。山泽是虞的领地,过去禁止进入。现在政策宽松了,允许普通人自由开采。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过去打仗的时候,道路不通,现在又通了。大家做生意,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到。你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
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汉初因为中央的控制力还不够强,恐怕六国的豪杰诸侯强族在地方上成为不稳定因素,于是迁徙到京师看管起来。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把齐国的田氏一族搬到京师来,造成了从汉代开始《易经》的流传。先秦时代《易经》的流传,大都是朦朦胧胧的传说,不完全靠得住,也没有确切的证明。而齐国这个懂《易经》的田何到了京师以后,后边的流传清清楚楚。由谁传给谁,以及这些人的大致生卒年,都可以考得清楚。其中有一支传于太史公,也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谓“受《易》于杨何”,杨何传于司马谈,司马谈传于司马迁。所以说,《史记》有着明明白白的易学传承。在中国古代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跟《易经》没有一点接触,是不可能的。司马迁也懂一点易学,否则《史记》这本书写不出来。
正文的连续讲解到此为止。以后就是有选择地跳着讲了。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
这是《史记》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贤人在朝廷里殚精竭虑,讨论军国大事,这是朝。还有一部分人隐居于山林,把自己的名声炒高,这是野。两件事的统一在哪儿,都有其经济目的。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做官的时间长了,各项收入积累起来还怕少吗?如果做贪官就做不长,算下来还是不合算。但是一般人尝到甜头以后会上瘾,于是就控制不住了。“廉贾归富”,好比薄利多销,虽然贪得少一点,但是一旦有了品牌效应,那么就会更富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企图得到更多的财富,是人的天生本能。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前面举了好多例子,这里是一句总结,有千钧之力。在商场上竞争,如果他输给了你,那肯定是智慧和能力用完了,索就是尽。如果他还有一点点多余的力量,绝对不可能退让半步。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因为运输成本太高。把粮食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去,自己在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年,要种粮食,停留十年要种树木,百岁要“来之以德”。对于德他有自己的解释,人物是人再加上物,不是空的一个道德。人,包括人所附着的经济条件,也就是前面的“富贵之门而仁义存焉”。贤人的“贤”字从贝,有经济条件的意思。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如果你没有做官而可以和做官的人平等,叫“素封”。张守节《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素封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相对于素王是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素封就是做臣子,因为经济抬不过政治。而素王是思想,而政治其实脱离不了思想。所以说哲人有危险性,跟王有竞争,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所谓封指的是吃租税,比方说千户侯,千户的租税就归于他。每一户出二百,那么千户侯的收入就是二十万。朝觐就是朝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聘是诸侯之间互相的礼节,享是祭祀和宴请。“朝觐聘享出其中”,千户侯的开销都是从这里来。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
一般老百姓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收入。“率亦岁万息二千”,一般来说,一万每一年有二千的利息。古代的利息比较好算,一般就是百分之二十。下边还会讲,如果利息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这场生意就不做了。如果资产达到一百万,也有二十万的利息。“而更徭租赋出其中”,上边要来收赋税之类,这些开销可以用来买断社会义务。比方说要服兵役,如果不出人,可以出钱代替。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人有广泛的享受选择,几乎可以不受限制。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千户侯也只不过是这点出产,你有财富也可以有这点出产。既有丰富的物资供给,又有处士的名声,他不想做官了。这就是《史记》为“素封”所描画的美好前景,也就是所谓地主阶级的生活环境。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下,而且也许有空想的成分吧。政治和经济真有可能各安其位,彼此之间没有冲突吗?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家中贫困,双亲老了,妻和子尚待抚养,过年祭祀时没有钱上供品和饮酒,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不感到羞愧,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没有钱的人卖力气,稍微有些钱的人斗智力,更有钱的人抢时间。“既饶争时”,呼应前文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这是一个大体的框架。现在列出了两条治生的道路,一条不待危身也就是经济的道路,一条危身取给也就是政治的道路。危身指这条道路上存在的风险,给就是经济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官员没有退下来的路,不仅仅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还有经济基础的问题。当年华盛顿不愿意继续做总统,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品德高尚,也因为有一群读书人盯着他,不允许出现独裁。此外还因为他在经济上有着退路,从政有多么累,而回去有老婆孩子和庄园。如果退下来已经没有了田地,那么就是一个无拳无勇的糟老头,所以怎么肯放弃权位呢?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农业,末富是商业。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崇本息末,就是崇尚农业,抑制商业。本富是生产领域,末富是流通领域,奸富是欺骗领域,比如说卖假货。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没有岩处奇士的行为,喜欢空谈仁义道德,不感到难为情吗。“长贫贱”不是长时间的贫贱,而是以贫贱为长,觉得贫贱是优点。但是司马迁这里留下了一个余地,有岩处奇士之行就可以。比如说,伯夷、叔齐就可以,这是流传千古的人。又比如说,颜回、原宪也可以,原宪对学问的理解足以和子贡抗衡(参考《韩诗外传》卷一之十),更不用说颜回了。“户说以眇论”,眇论其实还是有作用的,但那是对少数人,“户说”当然行不通。没有伯夷、叔齐的品行,你要模仿或伪装,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司马迁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丝悲愤情绪没有消除。《史记》的文章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弦外之音,如果推广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问题。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编户之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和我彼此不用话多,大家亮亮财力就好了,谁财力大谁占上风。你比我大十倍,我就觉得比你低了。百倍,我看到你就害怕了。千倍,你就可以差遣我了。万倍,你对我的侮辱也可以接受。如果还是在小人的阶段,那肯定不会错,就是这个道理。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贫困怎样比较快地达到富裕,“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绣文”做针织品,不如卖笑“倚市门”。“倚市门”,也就是上文的“今夫赵女郑姬,目挑心招”之类。做这些行业,当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贫者只能靠此来谋生。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有一种解释,是做一场生意,贪贾取三分之一的利,廉贾取五分之一的利。还有一种解释,贪贾能取得十分之三的利,廉贾能取得十分之五的利。贪贾对利润的要求太高,容易错过机会,而廉贾因为薄利多销,反而赚得更多。
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如果其他杂业的利润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这场生意我就不做了,因为成本核算下来赚不了。当时利息的水平是百分之二十,那么从事其他杂业的利润应该大于百分之二十。
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对于社会阶层的风气转移来说,往往是上层的生活习惯向下层传递。贫人也想模仿富人致富,但是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于是只能互相比较谁做生意的时间长。家里要是看不见这个人,长期在外跑单帮,说明他有出息。“数过邑不入门”,就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一句诗:“商人重利轻别离。”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没有政治的支持,也没有触犯法律,这些都是合法致富。“尽椎埋”可能是写错了,一般认为应该是“尽推理”。“推理”不是指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看情势而动,测算、思考、判断。“去就”就是买进卖出。“与时俯仰”,随着时间波动而低买高卖。“获其赢利”,由“货”而 “殖”,取得利润。“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通过商业而快速致富,然后从流通领域投资于生产领域,做规矩生意,把钱洗白。“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前者不管不顾一刀切,看准机会,先做了再说。后者很细心地一点点清理,不能马虎大意。这一经济观点,似乎取象于汉代的政治。《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投机得来的钱,如果一天到晚再去投机,时间长了必然会输。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风气,赚了钱就往往买地,现在还有一个房地产问题。“变化有概”,货殖活动没有死道理,但有活道理,虽然有变化,还是有大致的规律。“故足术也”,可以作为技艺来效仿。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农(畜)、工、虞、商(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民。“为权利”,权和利是两个字,权是政治利益,利是经济利益。现代的“权利”一词和古代同形,但意义不同,古代是两个意思,现代是一个意思。同时还应该分清两个意义近似的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前者是用于征服他人,后者是用于维护自己,此消彼长。各种各样发财的人,有其档次和级别,大的可以在一个地区称富,小的只能在一个乡里称富了。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一切物品的最终价值都来自劳动,而致富的人剑走偏锋,另外走一条独特的路。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田农看上去不起眼,但也能做到富甲一方。掘业是拙业,不是掘矿的意思。盗墓虽然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挖得到财宝,也有人靠它发了财。赌博是不良产业,也有人靠它致了富。做生意跑单帮,算不上男子汉的建功立业,但是也有人获得成功。贩脂大概是卖油,算不上光彩的行业,但是有人赚到了千金。卖汤水豆浆之类,不过是小生意,可是有人也许经营了连锁店,成了千万富翁。磨刀打剑,这是平常的技艺,有人从事它过上了好日子。胃脯可能是牛肉干、猪肉脯之类,很不起眼,有人开上了当时的豪华轿车。兽医并不需要很高的医术,但是有人因此获取了富贵的生活。
此皆诚壹之所致。
那些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做一件事需要非常专心致志,才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出状元”就是打破均衡,在本行业做到领先。《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人发财,非常吸引人,我想提出的质疑是“而今安在哉”。天下的财富在根本上就是聚散不定的,每一代都有人往上走,但同时也有人往下走,这些都是变化的象。不可能有一个行业保持长期领先,也不可能有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富裕,读书人还应该看到更高的程度。
由是观之。
总结陈辞。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你说从事哪一个行业就能致富,没有一个确定的行业。货者,活也,本来是变来变去的。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能人就来这个场合显身手,而不肖者在这里遭遇崩盘。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你的家里如果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么和这个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相通。你的财富真的达到了一个数量级,那就差不多和一个国王一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最后再一次强调素封,这是本传的一个关键词汇。素封就是用经济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素王就是用哲学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这三个系统之间是互通的。
《史记.货殖列传》?有这一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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