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利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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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昌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　要: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同利益问题交织在一起，从利益维度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形成了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重要视域。从利益维度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就要考察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活动的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联系，尤其要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处理、与统治阶级利益追求的需要所存在的历史联系。从这一历史联系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唯物主义阐释，对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根基或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起源 利益维度

分类号:

[D64]

> 政治、法律

> 中国政治

> 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摘要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同利益问题交织在一起,从利益维度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形成了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重要视域。从利益维度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就要考察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活动的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联系,尤其要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处理、与统治阶级利益追求的需要所存在的历史联系。从这一历史联系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唯物主义阐释,对于务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根基或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起源;利益维度
　　作者简介　李维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云南　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9)07-0049-06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理论范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问题是其基本的问题之一,尤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中,总是要先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问题,然后才能讨论其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为何必要”、“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是研究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大厦赖以建立的历史根基。因此,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拨开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历史迷雾
　　
　　目前,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问题的理论共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之后,是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因此,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思想政治教育就已经存在;二是从空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形态中。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在其历史呈现中,有着自身的源头。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起源的?其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何在?什么因素在促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上发挥了根本性作用?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深入探究。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从理论形态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问题的探讨,无疑采取的是逻辑追问的方式,要追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从无到有的因果关系、从萌芽到型塑的先后关系;从实践活动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问题的探讨显然也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探讨,即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在历史中呈现的,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无到有产生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哲学家罗素说过:“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撇开罗素哲学的唯心主义前提,可以看出罗素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切活动的产生都有其思想动机。而思想动机不是无缘无故就会产生的,是由需要决定的。因此,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那么同样可以说,作为人类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适应阶级和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
　　阶级和国家的什么需要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的产生呢?阶级和国家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首创的或独有的观点。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都同利益密切相关,没有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就不会产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没有协调阶级利益冲突的需要或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就不会有国家的产生。因此,在阶级分殊的社会必定是存在利益差别的社会。尽管统治阶级总是以社会利益代表者而自居,但这并不能消除不同社会阶层或阶级事实上存在的利益差别。从国家的起源来看,无论是通过考察国家和阶级的关系、还是通过考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说明国家的起源,都不能否认国家要么产生于维护阶级利益的需要,要么产生于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而无论是阶级利益维护的需要,还是社会利益维护的需要,都必然最终要体现在平衡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所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也成为马克思思考国家起源问题的历史前提。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是适应阶级利益、社会利益,最终是个人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至此,我们可以说,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所具有的共同联系是:以不同类型表现出来的利益主体的不同需要。阶级和国家当然不是单个人的事情,因而与阶级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需要总是表现了社会性的特点。这些社会化的需要,即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就是利益。人的现实利益,同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选择、政治观点、核心价值紧密相关。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涉及对人们之间思想关系的处理。正是从这个立场看,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显然离不开利益的参与和作用。从二者的历史联系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基本路径。
　　
　　二、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处理利益冲突的需要
　　
　　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有的学者基于教育向政治教育转化、思想教育向思想政治教育转化的历史过程,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伴随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历史判断,在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在阶级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统治阶级实行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与社会维系和发展的需要的关系后指出:“在阶级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共同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得以产生。”从而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是利益互动的伴生物的结论。这是立足于阶级形成和国家出现后,对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与利益主体需要之关系的一般论证。那么,在阶级产生和国家出现之前,也存在各种利益主体,但这些利益主体的需要为何没有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呢?众所周知,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人的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必然性”的东西,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没有任何需要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那么在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以前,各利益主体为何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呢?因此,只有在全面考察阶级和国家产生前后两种不同历史状态中的利益主体关系,才能完整认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利益主体性原因。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极低的,个人生存依赖于氏族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不大。正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锡克所指出的那样:“当所有的人都还从事劳动并且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取维持自己生活的手段的时候,没有消费的重大差别,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同各种自然现象一起构成了它的利益内容,人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利益的分化,人们之间因共同劳动的需要而存在的分工差异尽管也产生了利益差别,但这并未引起他们之间进一步的利益争夺,私欲和贪欲并没有现实存在的土壤。一句话,在那里还不存在利益冲突。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原始社会“几乎完全遇不到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
　　但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在 社会成员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关系历经氏族到胞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演变过程中,原先在氏族组织内部不具有对抗性的利益差别逐渐具有了对抗性的特点。由于分工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氏族社会中的一些人(如首领和军事首长)有可能通过日益被固定化的分工占有剩余财富,从而使氏族、胞族和部落之间一般而言以非对抗性形式存在的利益差别,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着对抗性的利益关系。进而导致了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和部落之间的战争。血亲复仇和部落战争产生了胜利者与俘虏。随着诸如首领和军事首长等人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获取剩余财富和俘虏的现象大量化和经常化的出现,同一氏族内部或不同氏族之间的财产占有出现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对抗性差异。“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至此,私有制开始萌芽了,在战俘和穷人变为财富占有者的奴隶之时,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也由此出现,人类社会的利益第一次体现为阶级利益对抗的主要内容。
　　在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从非对抗性的利益差别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以对抗性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过程中,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前者主要通过氏族组织内部带有道德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或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暴力强制性的手段来处理,而后者仅仅通过道德强制性手段和偶然的暴力手段已不能再起作用了,客观上需要一种除了道德强制性手段和暴力之外的其他手段。这当然不是说,道德强制性和暴力不需要了,而是说还需要其他手段。由于以利益对抗为主要内容的阶级利益的产生、国家的出现,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公共权力以政治权力的形式发展,社会思想也表现出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特点。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利益对抗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利益主体,进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优势,进而处理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利益冲突,除了使用暴力和道德强制性手段之外,还需要把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阶级思想、阶级观念、阶级意识,以及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意识通过一定的方式传播、散布、灌输,以使弱势群体或被统治阶级接受,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压迫其他成员接受。这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思想道德教育不仅加进了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政治教育还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成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那么,一种以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取代了原先的“纯粹思想道德教育”,一种新的教育实践活动被发明了,它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其称谓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语境和不同的文化中不尽相同,但以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已经客观地在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中产生了,而且被统治阶级视为处理冲突的重要手段开始发挥作用。并在以后的社会利益冲突处理中扮演了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
　　
　　三、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需要
　　
　　所谓利益客体,就是利益的载体或承担者,是人们的需要所指的对象。王伟光认为,如果说利益主体是指有利益需要的人,那么“利益客体就是利益主体认识、追求、需要、创造的对象,即利益主体指向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对象,利益客体是被纳入了利益主体需要体系的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内容,它可以是物质性的内容,即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性的内容,即精神利益。尽管利益客体与利益本身是有差别的,但人们谈论的利益追求,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对利益客体的追求和索取,这种追求和索取的最大化实现就是利益的最大化。人们日益认识到,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无论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利益,都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共有的基本动机。
　　在利益无差别或利益差别非对抗性为主的氏族中,由于氏族的利益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类的贪欲和私欲还没有产生的现实土壤。随着新的分工的出现,“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当“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为富人和穷人”之时,整个氏族制度就开始转化为自己的独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的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除了适应生产力提高的要求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氏族开始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氏族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开始变为排他性的利益集团。曼库·奥尔森的发现似乎用理性逻辑进一步证明了氏族到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演变的客观必然性。“当个人在团体活动中收益大于成本时或个人被迫卷入活动中时,一个小集团就会产生;当成员能得到排他性的个人收益而外人却不能获得时,大的集团就会出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极大地助长了贪欲和私欲的膨胀。于是,每一次(因分工、部落战争、贫富差距、贸易扩大等因素而导致的)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一些新的需要和利益在贪欲和私欲的推动下产生了,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它。当氏族生活不能适应社会成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而氏族制度也不再能带来排他性的利益时,它们就会如奥尔森所说的那样趋于不稳定和解体。就这样,一个已经产生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国家代替了”。
　　至此,我们认为,有组织的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被国家所代替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成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欲和私欲不断膨胀的过程。当因私欲和贪欲所引发的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在低层次的组织中不能被容纳和消化时,更高形式的组织、直至国家就产生了。恩格斯从黑格尔“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那里进一步看到:“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作为—种新的进步表现,国家的产生是在更大程度上适直^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那么,在这个适应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历史性进步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必要性何在呢?在利益从非对抗性的差别发展为对抗性的差别后,伴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出现,人们的利益观念和利益意识在贪欲和权势欲不断膨胀的作用下也膨胀起来,这个过程助长了对私利获取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动机,也推动了阶级利益的形成和追求。此时,氏族组织生活和氏族制度已经不适应这种要求了,维系氏族生活的一般道德原则和道德强制性手段便失去了昔日的有效性作为。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更权威的组织来施加更有力的影响,以“管理”人们的利益意识和利益观念,使社会形成有利于特定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文化氛围。伴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在关于思想文化的管理权争夺中,统治阶级也同样如同在管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中一样胜出了,获得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权。“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 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统治阶级会施加怎样的思想文化影响力呢?
　　首先,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总是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进而在夺取政权后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并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那么,统治阶级就很方便地把自身利益的追求说成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代表和追求。其次,他们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毫无疑问,无论是思想的生产还是分配必然都要有利于统治阶级,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追求的最大化需要。最后,当各个人所追求的特殊利益与他们所认为的虚幻的共同利益进行实际的斗争时,为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还是通过生产和分配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和观念,乃至把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利益干预行动正当化,无不需要向全体社会成员表达这些做法的合理性,而这一切做法无疑是立足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要求、确保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需要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恩格斯据此深刻地指出,为了确保这种矛盾能够得到化解,就应当在全社会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那么如何确立呢,显然不是一般地采取暴力手段,而是“不得不给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甚至也要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所进行的剥削进行辩护,而辩护采取的立场应当是:剥削阶级之所以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文明时代的做法表明,统治阶级正是通过一种为其统治进行辩护的活动来确保自身利益获取优势地位的稳固,最终在社会范围内确立自身统治的合理性的政治社会氛围。这种活动就是阶级社会中普遍采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四、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开展利益活动的需要
　　
　　从利益维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问题。还需要考察利益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关系。所谓利益活动,这里指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也就是把利益主体和利益客体联系起来,并且把需要纳入利益关系的实践过程和实践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利益活动,只能发生于社会历史领域。历史领域的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在人们的活动中形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而人的活动本身是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经典指出的那样:“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这个意义来说,追求利益的活动是人的活动的最基本方面,几乎找不到离开利益追求的人类活动。这种追求利益的人类活动怎样才能开展起来呢?
　　毋庸讳言,利益活动要“动起来”,必须有思想动机的作用。所谓思想动机,就是那些引导人的活动去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念头、想法、意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和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有意识、有目的是人的活动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亦曾明确指出:“就个别人而言,他们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化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们行动起来。”唯物主义关于思想动机的正确认识已经被现代行为科学所证实。就宏观层面来说,人类社会行为取决于直接的思想动机,没有意识就不可能有人的行为。在这里,我们直观出这样一个认识,精神因素在人的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毫无疑问,精神动力对于人类活动的不可或缺和巨大作用得到了所有实践活动的验证。从这个意义来说,利益活动从一开始就有精神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因此,我们可以说:“受物质纠缠的精神力量”与“精神力量参与和作用的利益活动”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或政治文化,总是来自于人的现实利益,反映着人们的利益内容和利益要求,并服务于特定的现实利益。因此,改变人的利益活动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是不可分离的;同样,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与改变人的利益活动也是分不开的。那么,一种对人的思想、观念、意识、思维等精神因素具有影响或改变作用的实践活动就被历史地选择了。起初,这是以思想品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后来产生了阶级和国家,这种教育就主要地演变为服务统治阶级和政治国家利益要求的政治教育了。
　　但是,思想动机毕竟不是人的利益活动的最终原因。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利益活动本身是从属于生产实践活动的,而人是有意识、主动的、积极的高级社会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其思想动机的支配。同时,我们也应充分注意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即首先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了生存”就成了人的活动的第一个思想动机,“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则成为人的第一个利益活动。人的意识活动离不开与其利益相关的物质生产活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所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的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们能否进行满足其需要和利益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并不取决于思想动机的状况,而是取决于人们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状况。因此,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生产力。但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又是人的因素,当生产力水平一定时,人的因素对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就具有决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促进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同人的思想观念、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力量,等等,一句话,同人的精神素质紧密相关。在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后,统治阶级和政 治国家总是要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因素、通过激发人的阶级意识、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手段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关于这一点,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通过对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分析也得到了验证。他指出:“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而且,诺斯认为,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稳定,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发挥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以克服“搭便车”问题,“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因此,无论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还是促进生产活动的稳定运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将被作为必要选择纳入社会历史的议事日程。
　　
　　五、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利益关系协调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不是以孤立的个体形式存在,人们的任何生产活动只能发生或者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因此,一定社会关系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源只能是利益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是一定利益关系的体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在阶级形成、国家产生后,“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由于具体的利益总是同利益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地位和追求密切相关,因阶级利益的不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关系,如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般利益与根本利益等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除了考察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关系外,还应该从总体上说明利益关系的处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关系。
　　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稳定进步,对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成为一定社会经常性的政治实践活动。从历史的经验看,除了使用暴力、法律、制度等手段来进行利益关系的协调外,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活动,通过教育来进行利益关系的协调,也是任何社会都没有放弃的途径。到了有阶级的奴隶社会,阶级利益的出现,更多利益的呈现,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发展成了带有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因而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阶级社会对人本身的型塑作用,不同阶级、集团、群体或个人及其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基点和需要,利益关系形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关系结构。在此种情况下,不同阶级之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协调,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凭借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要求任何利益的协调都要有利于其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任何统治阶级总是通过教育或者政治影响来使人们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意识,这是一般的思想道德教育或文化熏陶所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
　　为了把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保持在有利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秩序范围内,统治阶级利用统治地位及其所掌握的国家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系统、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使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利益要求,并缓和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就需要通过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的后果,就是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利益观念和利益动机,有利于统治阶级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政治社会条件,构建利益关系处理的软环境。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成了协调利益关系的软权力而为任何统治阶级和政治国家所选择。
　　总之,从处理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冲突的需要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需要,从利益争取与实现、维护与发展的实践活动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处理,无不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利益范畴相互交织,密切相关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利益解读,笔者认为,利益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具有根本性作用。因此,深入探究利益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体系性地位,全面揭示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关系,具有重要的学科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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