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2.0低音:“乌坎转型”对中国民族关系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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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转型”对中国民族关系创新的启示

 

张海洋

2012年01月29日08:57   来源:《中国民族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发展者”。我们据此申论:今后中国学界媒体为老百姓说话就是为党说话,为少数民族说话就是为中国说话。在国内扩大少数民族话语权就能在国际扩大中国话语权。

  历史上,中国文化可持续性极强,但辛亥革命后,精英国人虽享受着《清帝逊位诏书》“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好处,却始终暗恋西方舶来的“民族国家主义”,把只适用于现代土耳其或古代南宋,却断然不适用于现代整体中国的“民族国家”当成构建目标。他们因而不肯信守共和宪政契约,对少数民族心存偏见,期待他们消亡同化,还做出过很多鲁莽灭裂招灾贾祸之举。

  “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今日中国既要农民进城上楼又要城乡维稳,既要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又要文化繁荣发展,焉能不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示以诚信?又焉能不把创新边疆治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作为党和国家百年大计和当务之急?

  熟谙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人毕竟高瞻远瞩,因而始终能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高看一眼厚待三分,不仅赋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而且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认它“不容置疑、不容动摇、不容削弱”,还创办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今天看,这才是中国的软实力,才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本钱,也才是中国实现创新转型的根基。

  2012年的世界波谲云诡,既有玛雅预言、多国首脑换届,还有全球经济失速。明年的今日,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此时此际,我们且讲广东陆丰的乌坎转型对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意义:

  第一,今日国人仍然笃信礼义兴取决于衣食足,仍愿把国运民生绑定给必定“成、住、坏、空”的物质规律。但生物进化论和过往教训都已明示:生态灾难、经济失速和社会危机只会把改革逼上日程。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乌坎看得明白:我们的政府还是比任何敌对势力都更能动员老百姓。

  第二,“维权即维稳”也是硬道理。《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评论《乌坎转型提示我们什么?》,阐明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亲赴乌坎渔村跟村民谈判,化解官民对抗的意义。乌坎转型的亮点是村民与省委相互承认权益达成了双赢结局。它说明对国家长治久安而言,“真枪维稳”的效果远不如“真情维权”和创新治理。

  第三,主流媒体把乌坎转型的意义比做当年安徽小岗,说它是高层承认基层权益,明确改革思路的新标志。但这还是没有完全表达出在这一事件中农民对自主自治、权益公平、决策参与和分享发展成果的尊严渴望,因而与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还有距离。何谓真?曰政府对百姓笃信不疑和诚信不欺。何谓善?曰政府放权、公司让利,平民百姓参与决策、分享成果。何谓美?曰各民族文化“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小德川流、大德敦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样来看,乌坎转型就比小岗多出三层新意:一是它避免了一场令人心寒齿冷的悲剧;二是它说明政府真要解决权益纠纷,还是“可以有”比“围堵上访者”和“解决当事人”更好的办法;三是它表明出身海南黎族的朱明国驾驭复杂形势的胆识和能力很强,从而给边疆民族地区创新治理提供了重大启示:充分信任和放手启用少数民族干部始终是善政善治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不二法门,反之则会事倍功半,自毁根基。品品“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在你的眼里我是谁”这句话的意思,政府再把百姓喊“群众”,再让少数民族“感恩”,就跟执政为民、尊严主体、时代精神、国际潮流疏离太远。

  第四,学界和媒体要有文化自觉。郑永年批评中国“利益知识分子”太多。他们不会解释中国和世界,却又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太大野心,结果跟权力形成恶性互动。他希望中国知识人解脱殖民、权力和利益“三种状态”。易中天总结了文人和官员的“四有四无”:有欲望无理想、有腔调无学养、有姿态无立场、有风向无信仰。孙立平诊断中国病根是利益集团迷恋“转型陷阱”,不想推进规范利益博弈的制度建设,使博弈结局总往一边倒。

  第五,边疆民族发展是后现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沿领域。中国主流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它跟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还不搭界,且待下回分解;二是认为它只会解构不会建构,对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没有意义。推荐大家去读大卫·格斯芬的《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专著和崔之元的《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西柏坡后现代”,联合国人权宣言和普遍历史的黎明》等文章就会明白:后现代主义乃是人类针对现代化弊端,用人性和前现代文化勾兑出来的解毒剂。当今中国遭遇的转型陷阱、道德滑坡、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病根全是现代城市集权。其解药也只须一服:即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中国民族政策法规是西柏坡后现代的成果。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处境是检验中国政治文明的试金石。乌坎转型是中国破解现代迷思转向后现代,把发展观“从社会发展史转向文化生态学”的里程碑。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包容差异兼容多样、多元主体公平博弈,用制度规范保障共和双赢,确保社会和谐。后现代的国家有核心利益即领土主权;国民有核心利益即民德民权;农民有核心利益即地权;少数民族也有核心利益,即包括语言宗教习俗在内的文化权。文化权的核心是保祖坟、保家园和保孩子。保祖坟就是尊重文化价值和习俗(含着装戴头巾);保家园就是少搬迁少移民;保孩子就是少撤点并校,让各民族孩子离乡土家园父母亲人近些再近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发展者”。我们据此申论:今后中国学界媒体为老百姓说话就是为党说话,为少数民族说话就是为中国说话。在国内扩大少数民族话语权就能在国际扩大中国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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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坎事件

  2011年9月21日及11月中旬,因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广东汕尾陆丰市乌坎村发生了几次村民集体上访事件。而基层政府没有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村民的利益诉求,以致一度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事件。12月21日,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广东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由于广东省委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乌坎事件出现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