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你坐什么舱跟你的经济状况和职业特性有关。如果你在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都能如鱼得水，那么你多半是安利公司的。如果你恰巧是火葬场老板，那更是普天之下莫非吾客—曾有烤肉界大佬在宴席上大派名片，各路权贵如见蛇蝎，不敢接过，烧烤佬撇嘴曰，你们现在厌憎，却终有一天会求到我。场长大人在飞机上可以游走于任何舱位，包括驾驶舱，连机长都不敢得罪他，前方风急雨骤，电闪雷鸣，没准下一秒就要央求他预约插队热身事宜。

人脉这玩意，听起来是庸俗主义的产物，其实它贯穿了人类发展史。仅以同窗为例，国共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可见校友有多么重要，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其实就是预备役政客们的欢场。20年前，美国一个智库就在研究清华的校友关系网，并且精确预测出他们的晋升。当我在这一年的隆冬看到相关分析文章时，终于为自己毕业后多年混迹底层的境遇找到了理论根据：俺的母校把所有外省学生都充军到了水电站和煤矿，所以老衲行走中国时孤立无援，校友们惟一能给予的襄助，是中国各地发生矿难时，我都能找到一些死里逃生的，戴着矿工帽小脸煞白的校友，采访起来特别掏心窝。

我对人脉始终意兴阑珊，老乡会之流是断然不参加的，旅途中往往沉默得像哑巴，若是坐头等舱真是浪费，年轻时泡夜店亦总是独自坐在角落，不与邻桌美女搭讪，这固然损失了跟她们交战的机会，但倒也不必担忧被哪个黑道老大追杀，也不必提防仙人跳。人脉通达，是需要有一副好身板的，有个哥们，身畔从来不乏各色美女，我估计他电话簿里至少有上千个美女的电话，某夜我们酗酒到午夜，他哀求说要跟我们一起继续消夜，我们见他挽着的美女目光已经迷离不堪，遂将他一脚踢下车，成人之美。隔天再见，他忧伤地嚼着一根肉苁蓉，说那晚本欲借吃夜宵逃脱魔爪的，孰料我们见死不救，害得他最后一尾蝌蚪都殉国了。我愧疚地说，我们当时不知道你家娘子是求精中学毕业的。

在这世上，有人专往公仆堆里钻，有人专往富豪窝里钻，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磁场。我亦有朋友，但都是君子之交，都是靠手艺吃饭的江湖中人，无一个是满脸宦官相的那款，我们可以三五年不联系，但依然心气相通，像几个稻草人在孤寂的大地上远远相望。每次我遇到命运的弯道时，那些天涯海角的稻草人就会默默地把手伸过来。

我们跟什么人混，大致便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人脉有时是资源，有时却是劫数。我有个亲戚终日在赌桌上混，终于成了粉仔。20多年前的安徽青年海子，热爱西藏，顺带爱上了一位同样热爱西藏的女诗人，他写下的“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即是写给这位女诗人，但姐姐很鄙夷他的求爱，怒骂他，还找人修理他的脑壳，落魄的农村娃海子终于绝望地趴在了山海关的铁轨上，死在了80年代最后一个暮春。

刘原：清风只想乱翻书

苏联解体20周年那天，我奉命去坐台，地点在定王台的图书城。我本以为是让我去瞎聊一下戈尔巴乔夫脑袋上的胎记究竟是海棠叶还是世界版图，赫鲁晓夫在联大会议上敲桌子用的皮鞋到底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结果东道主跟我说：聊读书。我当场珠泪潸然，说：老身蜗居长沙两年，连定王台书市都是第一次来，刚才连续问了10个清洁工才找到这地儿的，您觉得我像一读书人么？他们奸笑着说：要的就是汝辈反面典型。

吾友小古在主持时念叨了一句：女性应该多读书，读书可以让你的灵魂更丰满。我在一边想：以后柴禾妞们去相亲时，可以自称肉身是32A，但灵魂却是36D，“奴家亦有汹涌波涛，只是波涛在别处。”

旧时的读书大抵算是一件比较神圣的事，书读到一品可以做帝王师，二品可以继往圣之绝学，三品可以光膀子在竹林里喝酒吟诗还有许多少女熟妇前来围观，即便是只读到九品电大生，闻达于市井也已足够，买个烧饼逛个窑子都能赊个账。如今读书只是术，不是道，甚至简化成了考试混文凭。学生忙着研习淘金术，教授忙着找女学生研习房中术，醉心学问的一个都没有。

梁漱溟启蒙读书时还不会穿裤子，只有中学文凭，但却到北大当了印度哲学教授，可见读书跟人的生涯并无绝对瓜葛。书能改变的，只是人的内心，1942年，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中逃亡，边跑边絮絮叨叨地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话让熊十力很是讥笑。但熊十力拽起来也是不输老梁的，他幼年时就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天生的读书人，大约都是狂放自雄的，往往刚直到不能自拔。所以当黄冈老乡林彪摇着小红书四处晃荡时，熊十力在腰间扎一麻绳，整天跑到大街上号啕“中国文化亡了”，没几天，死了。

关于读书的药效，以前的警察叔叔对此有不少诟病。我幼年时看大街上的判决书，通常写某强奸犯系因看《少女之心》之类黄色书籍而犯罪，后来进入录像厅时代，这个犯罪动机又成了看李丽珍翁虹陈雅伦。最近我看到一个国外研究结果，才知道书籍如此无辜，李丽珍如此无辜：一个男人是否容易出轨，是否有性侵犯行为，与文化产业无关，只跟睾丸有关，蛋蛋越大越容易成为D301。

我识字时读的是《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小学读《三国》和金庸，中学读“文革”和《新婚指南》，大学读荒诞派意识流现代派，工作之后读王小波和各种禁书。及至中年，忙碌于稻粱，再难有安宁的心境去读毕一本书，虽然每天仍大量阅读，但多被主业和副业驱动，满脑子在想哪些创意可以借鉴到工作里，哪些典故可以偷窃进专栏中，功利得很。真正的读书人是赤足走过空旷山梁的，安详等爱的山地女子；而我之于书，只是一个穿着黑色皮草，在寒冬里逼视着每个夜行男子的老娼。

据说世间最适宜读书，也最能出大学问的场所，一是研究室，一是监狱。这话是陈独秀说的。他坐牢时，计划在两年内写出6本书。李敖自称坐国民党的牢坐出一身浩然之气，他的学问亦有不少是在绿岛上琢磨出来的，只可惜他出狱之后，愈来愈猥琐，教人时常怀念铁丝网下的那个不屈膝不犬伏的李敖。高晓松蹲号子时闲极无聊，翻译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部分章节，我以为堪称极品，可惜他蹲得不够久，搞得我看不到足本，我觉得像他这种醉驾典型，应蹲个三两年才足以谢罪天下。

其实阅读无处不在。纸质书籍固然是一种，报刊和网络也是一本好厚的书。纵然目不识丁，在尘世里与你交错而过的每个人，也都是一本书。所谓阅人无数，未必只是醉里挑灯看寿桃，亦包含赏析不同的悲喜沉浮。我如今最喜读的一本书，便是我家流氓兔的每声啼笑，以及他那花花绿绿的尿布。

刘原：我在你的瞳孔里如此渺小

有个舶来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个赤裸的白人女性，和一个赤裸的黑人女性，有什么区别？前者出现在《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而后者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毫无疑问，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但这更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以我为例，我的裸照永远不可能登在《花花公子》或《国家地理》的封面，哪怕我暴饮暴食把自己吃成了C罩杯。我退求其次，想上《TIME》，亦此生无望。总之我这辈子已经没希望登上任何杂志的封面了，每念及此，我那不再幼小的心灵里骤然风雨苍黄。

人生充满着各种歧视。我幼时因脑壳大被歧视，因肥胖被歧视，因近视被歧视，青年时因贫寒被歧视，因出身小城被歧视，因地位低贱被歧视。待到中年鬓白，皮也厚了，终于漠视了一切歧视。

歧视与嫉妒，是人类的两大恶习，分别代表了俯瞰和仰视时的两种心情。两种心态甚至可以纠缠混杂，譬如我们看到一头驴在蒙眼拉磨时，会歧视它，但当我们把视线移向它的胯下，瞬间妒火中烧。

昨夜与朋友吃饭，他的故乡小城“文革”时曾爆发过大规模杀戮，甚至有吃人事件。他的一位乡亲有次坐火车，与邻座搭讪闲聊，邻座问君自何方来，乡亲答是某县，邻座登时面露惊惧，嗫嚅半晌，没话找话又问：吃过饭没？乡亲咧开雪白门牙曰没呢。邻座当即身如筛糠，换了个遥远的座位。

所谓世界大同，只怕到太阳系毁灭那天都实现不了。只要有差异，便会有歧视。歧视亦分许多种，一种是蔑视贫穷、相貌、出身、户籍，这种歧视很蒙昧，另一种是对暴戾、苛政、无良、缺德的歧视，这种歧视仿佛也没什么不好。就像卡扎菲，在世人眼里无非一疯子，这正体现了人类的常识，若是人人争颂卡扎菲，我只好考虑移民火星了。

有个印度裔的加拿大人罗素，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嘲讽了无数个国家的人，若按政治正确的标准衡量，他的节目充斥着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譬如他说地球人里最抠门的前三位是犹太人、印度人、中国人，又譬如他自称鸡鸡没优势，上帝把本应给予印度人的一截腊肠转赠非洲人，还对非洲人说，“知道你们将来会饱受欺凌和压榨，本帝为示公平，且让你们的春笋高人一头。”被讥讽的台下观众前俯后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包括罗素的老娘，看着儿子在台上大喷黄腔，还笑得像一朵被骤雨摧残的老喇叭花。

但罗素的脱口秀若搬到中国来，爱国青年只怕就要拎着一桶粪扑上去了。我们这个民族不懂自嘲，更不能忍受他嘲。其实我们只要不自轻自贱，能醒目观世，便不会动辄受伤。我们的空气，我们的食品，我们的潜规则，我们的冷漠与凉薄，确实是活该被鄙视的劣根。几年前，我陪旅行团伙伴在吉隆坡街头买电池，那马来西亚哥们多找了钱，我们往回走时讥笑那哥们吃海龟蛋多了所以脑壳进水，如今回想起来常感羞惭，生性淳朴的他，怕是更有资格讥讽和鄙夷我们的无良。

冰释歧视，是一桩巨大的本事。曾在湖湘杀人如麻的汤芗铭，在巴黎留学时曾出卖过孙中山，被孙鄙视过人品，但后来却获得孙的重任；他还出任过汪伪职务，日军崩败前赶紧念佛，竟未被清算，活到90高龄。所以说，只要跟对了人，跟对了佛，即可在从娘胎到鬼胎的漫长生涯里，只逢青眼不见白眼，一路过去未遇任何翻起的鼻孔和扭转的屁股，只有弥勒般肥胖的笑颜。

刘原：攥紧一把林肯钥匙，对峙母狼

网上有张趣图，是山寨的保时捷车钥匙，这钥匙有什么功能呢？你可以在北京请姑娘吃海底捞时，漫不经心地把钥匙往桌上一扔，看她那目光先是傲若寒冰，然后飞速柔软，最后燃起弥天大火，噙着筷子不停绞动大腿。这时你若无其事地埋单，说：走吧，今晚限行，我们打车去如家。

据说有个领导的司机扮公仆，泡妞时把桑塔纳2000的钥匙往桌面一扔，一个师范女生就为他堕了三次胎。我看这段子即知年代久远，你现在丢这钥匙出来只能说明你是的哥。如今的老男人喜欢女佣装，小女生也喜欢公仆装，佣仆地位之显赫，说明大家都向劳动人民回归。

诱惑男人只需半只乳球，诱惑女人只需一把钥匙。80年代的北京女性最爱嫁的哥，因为他们有车钥匙。现在车钥匙不管用了，要房门钥匙，还要看是哪儿的房，通州的不行，能收到河北移动信号的更不行。女人之欲壑，日渐深远，她们倘若哪天要的是白宫办公室的钥匙，天底下的男人都可以去死了—当然中国男人例外，因为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建小白宫、小天安门。就算哪个刁钻的岳母娘想要克里姆林宫罗浮宫甚至阿房宫，我们照样定期交房。

中国人之虚荣势利，已经到了高山仰止的地步。美国副总统和驻华大使在中国下馆子，花钱之吝啬让人侧目，有人看到了美德，有人看到了寒酸，而某些高擎爱国主义大旗的媒体人士没准还能推断出美国国库的窘迫。我时常想，或是中国人饥饿贫寒得太久了，物欲一旦出笼，便如虬龙入海，足可插裂地壳。正如我某位朋友，妻回娘家索居大半年，忽一日回来，没两天怀上了，算上怀孕期恢复期，他基本上等于三年不知肉味。不难想见，这大旱三年的哥们一朝炼狱完毕，他家的床板谅必无法承受。

我幼时家贫，平日只吃自耕垄上的菜蔬，犹如寺庙食堂，但逢客来，母亲便上街买鱼肉，还将我辛苦饲养的老母鸡割喉。我每次啃着鸡腿内侧，忆及从前恩爱，和它展开双翼扑来啄食的那一抹娇羞，备感情殇。但来客不这么想，他们说我们家永远都是大鱼大肉，于是不停上门借债，但我们家实在没有余粮，父母打肿脸之后，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归入了胖子行列。前不久伦敦骚乱，英国媒体怂恿说下届奥运会不如还是让北京继续办吧，CCTV两名女主播不约而同在微博上发出哀号：不要啊。

官员好面子，于是大肆操办堂会，丈母娘好面子，于是说要买房买车。官员和丈母娘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钱，自然要摆阔绰场面，但他们都偏偏主导着价值观走向，所以我们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已是被尿布牢牢绑住的中年男，早已不在意古惑妹是否用青光眼看我。但若晚生10年，我还是要打肿脸换青眼的，我会弄一把山寨林肯钥匙，和辣妹喝酒时漫然甩出，微醺后带她到单位车库，叹气曰：我这林肯房车又脏了，我们自己洗吧。待辣妹欢天喜地把车擦得香汗淋漓时，我一拍脑壳：今晚喝酒了，担心交警，娘子，今夜月华如水，不如我们执手漫步数星星，慢慢踱到如家去吧。隔天，我便找单位开林肯的师傅要10块钱洗车费去。